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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旧成都的民间艺术,人们自然会想到“倒糖饼”(今称“糖画”)、“捏面娃娃”、“吹糖哨子”等等,却忽略了“车甘蔗”一行。
旧时市面上饮料还不普及,一般中、下层市民行路口渴了,除了喝一碗便宜的红白茶外,最方便实惠的就是买一段红甘蔗解渴。那时卖甘蔗在市区较普遍,尤以每年初春赶“花会”时蔗摊最多,生意也最好。常见人们三三两两人手一段,一边嚼汁、一边吐渣、一边摆龙门阵。形象虽然不雅,但行之者众,相从成俗,习以为常。岁末初春正是农闲,农村以嚼甘蔗为耍“财神鞭”(农历新年“装财神”要钱,手中要拿一节红甘蔗,又称“霸王鞭”)。记得有一首写一对青年男女赶“花会”的《竹枝词》:
摸过“青羊”拜“二仙”,
小哥忙把幺妹牵。
吃完凉粉转糖饼,
一人一根“霸王鞭”。
这里的“霸王鞭”即是指手拿的红甘蔗,只是这些红甘蔗是经过蔗贩精细加工美化了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经过“包装”后的“精品”甘蔗。
旧时成都卖甘蔗很讲究,一段甘蔗既要让顾客咬嚼方便,又要使甘蔗的外观好看,这样才有“卖相”。因此,就要花一番功夫给甘蔗“打扮”。一捆甘蔗在河边用稻草仔细洗刷干净后,削去根须及两端粗皮,然后用蔗刀车去每一蔗节的硬皮(用蔗刀顺手、反手各车一次),每间隔一节再车除红皮,一根红白相间的甘蔗便十分醒目好看了。再在红皮上车出各种图案、花卉、文字……最后才锯成长短不等的段,按质出售。罗列在摊上的这些一节节的甘蔗,洒上清水,确实鲜灵得招人喜爱。一根不起眼的红皮甘蔗,经蔗贩的一把“魔术”刀削、车、刻、锯加工后,便成了既可嚼汁又可欣赏的手工艺品了。
摆摊卖甘蔗的黄金口岸是影院、剧场、公园、“花会”、集市、寺庙等地,且各有基地,不容侵犯。蔗贩中刻花、车字不乏高手,创新出奇不断变化,有趣的是就地取材。在戏院外的蔗摊,甘蔗上车刻的是《情探》、《刁窗》、《迎贤店》、《放奎》、《八阵图》等剧目以及周慕莲、筱桐凤、贾培之、康芷林等名演员的名字。在电影院外的蔗摊更是先进,能把当日上映的影片片名、演员名车刻在甘蔗上。那时的汉字是繁体字,能通用的简化字很少。在面积不大的甘蔗皮上车字刻画是熟和巧的功夫。
旧成都的新明电影院(今青年宫影院)是专映首轮美国片的影院,也是成都各大专院校学生们常常光顾之地。电影上一场未完,学生们常麇集在此等候,日久与蔗贩也混得很熟,很欣赏他们的工艺,常告诉他们一些字如何写。蔗贩对这些学子也很尊敬,学生买甘蔗常是质优的“中段”而价特廉。女学生讲究形象,不在大庭广众之间嚼甘蔗,男同学则不以为然。所以,一些男生在嚼甘蔗时常被女生嘲笑在吃“wife Head”(妻头,谐方言“魃头”,指价格优惠的物品,来得便宜的东西)。某次,一群华西大学的学生候场于门外,喁喁闲谈时,一位女生忽然捂嘴吃吃而笑。众人不解何故。女生手指甘蔗摊笑弯了腰,大家一看也笑不可止。原来甘蔗上车的是这场上映的美国影片《My SON!My SON!》,海报上直译为《吾儿!吾儿!》,蔗贩不加考虑地也在甘蔗上车着“吾儿吾儿”。好几个顾客看了,都不愿买便走了。经学生们指点:谁买你的甘蔗岂不成了你的儿子了?蔗贩才恍然大悟,赶忙用刀车掉,变成了一段段全白的甘蔗。其实这个蔗贩是一时糊涂,他本是聪明人。某次上映《魂断蓝桥》,男主角是大名鼎鼎的“罗勃·泰勒”。由于这四个字笔划太多,为了简化他居然车成“罗卜太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车呢,他笑笑说:“美国的‘萝卜’太劣,中国的甘蔗蜜甜嘛!”可谓妙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京剧名演员王艳如在春熙大舞台演出全本《空城计》。入夜,剧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四五个甘蔗摊摆在剧场外,摊上甘蔗的刻花车字争奇斗艳。一个外号冷二狗的摊子上,罗列着一段段水灵灵的甘蔗,在灯光下特别鲜美,引人注目。这时来了几个“黄皮”(滥兵),他们左挑右选,每根甘蔗捏得脏不可言,酒臭夹脏话搅得冷二狗又气又恨。最后,他们选了根又粗又长,还没有打皮的甘蔗,吩咐冷二狗把今晚的戏目、演员姓名全车在甘蔗上,说看完戏来取,便甩出一把作废的“军用票”扬长而去。冷二狗可犯难了,难就难在王艳如的“艷”字,别说用刀在蔗皮上车字,就笔写也太繁。明知这些滥丘八惹不起是有意刁难,弄不好掀了摊子还要挨一顿打,但躲吧,天天在这里摆摊又躲不脱。急得冷二狗哭不出声,忽然想起了师傅是有名的“花刀”,冷二狗拿起甘蔗就跑。冷二狗的师傅就是有名的“花刀祖师爷”,摊子在智育电影院大门外,幸好还没有收摊子。二狗拄着甘蔗,苦皱着脸站在师傅面前。一看二狗这副哭丧相,师傅乐了:“遇到‘王祥卧’了哇(歇后语:王祥卧——冰,谐‘兵’。)?才在我的摊子上闹腾够了才走。我看你拿起甘蔗来就知道也遇到了!快说嘛,车啥子?”听二狗一说,“祖师爷”也犯了难,这“艷”字有十三个“口”,怎样下刀?“祖师爷”沉思片刻后,在箩筐里取出一个布口袋;打开布口袋,是一个红木匣子;红木匣内放了大小、长短、形状各异的五把刀子在刀架上,除一把砍刀是用红木做刀把外,其余四把刀是象牙配把。“祖师爷”把这五把“花刀”视为传家宝,今日若非徒弟有“难”,否则决不轻易“慈航普渡”。于是,只见他左手握住蔗梢,右腋夹稳甘蔗,轻巧细致地又车、又削、又刻、又剔,终于完成“王艳如”三个字,然后又车出空城计、诸葛亮、司马懿……这时周围已围上十多人,人人赞叹,果然名不虚传好一把“花刀”。
解放后,成都“车甘蔗”这一行业已湮没,车甘蔗的绝技也已失传。尽管民俗史中没有记载,但是在历史的里程中,毕竟存在过这些能工巧手的足迹。
旧时市面上饮料还不普及,一般中、下层市民行路口渴了,除了喝一碗便宜的红白茶外,最方便实惠的就是买一段红甘蔗解渴。那时卖甘蔗在市区较普遍,尤以每年初春赶“花会”时蔗摊最多,生意也最好。常见人们三三两两人手一段,一边嚼汁、一边吐渣、一边摆龙门阵。形象虽然不雅,但行之者众,相从成俗,习以为常。岁末初春正是农闲,农村以嚼甘蔗为耍“财神鞭”(农历新年“装财神”要钱,手中要拿一节红甘蔗,又称“霸王鞭”)。记得有一首写一对青年男女赶“花会”的《竹枝词》:
摸过“青羊”拜“二仙”,
小哥忙把幺妹牵。
吃完凉粉转糖饼,
一人一根“霸王鞭”。
这里的“霸王鞭”即是指手拿的红甘蔗,只是这些红甘蔗是经过蔗贩精细加工美化了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经过“包装”后的“精品”甘蔗。
旧时成都卖甘蔗很讲究,一段甘蔗既要让顾客咬嚼方便,又要使甘蔗的外观好看,这样才有“卖相”。因此,就要花一番功夫给甘蔗“打扮”。一捆甘蔗在河边用稻草仔细洗刷干净后,削去根须及两端粗皮,然后用蔗刀车去每一蔗节的硬皮(用蔗刀顺手、反手各车一次),每间隔一节再车除红皮,一根红白相间的甘蔗便十分醒目好看了。再在红皮上车出各种图案、花卉、文字……最后才锯成长短不等的段,按质出售。罗列在摊上的这些一节节的甘蔗,洒上清水,确实鲜灵得招人喜爱。一根不起眼的红皮甘蔗,经蔗贩的一把“魔术”刀削、车、刻、锯加工后,便成了既可嚼汁又可欣赏的手工艺品了。
摆摊卖甘蔗的黄金口岸是影院、剧场、公园、“花会”、集市、寺庙等地,且各有基地,不容侵犯。蔗贩中刻花、车字不乏高手,创新出奇不断变化,有趣的是就地取材。在戏院外的蔗摊,甘蔗上车刻的是《情探》、《刁窗》、《迎贤店》、《放奎》、《八阵图》等剧目以及周慕莲、筱桐凤、贾培之、康芷林等名演员的名字。在电影院外的蔗摊更是先进,能把当日上映的影片片名、演员名车刻在甘蔗上。那时的汉字是繁体字,能通用的简化字很少。在面积不大的甘蔗皮上车字刻画是熟和巧的功夫。
旧成都的新明电影院(今青年宫影院)是专映首轮美国片的影院,也是成都各大专院校学生们常常光顾之地。电影上一场未完,学生们常麇集在此等候,日久与蔗贩也混得很熟,很欣赏他们的工艺,常告诉他们一些字如何写。蔗贩对这些学子也很尊敬,学生买甘蔗常是质优的“中段”而价特廉。女学生讲究形象,不在大庭广众之间嚼甘蔗,男同学则不以为然。所以,一些男生在嚼甘蔗时常被女生嘲笑在吃“wife Head”(妻头,谐方言“魃头”,指价格优惠的物品,来得便宜的东西)。某次,一群华西大学的学生候场于门外,喁喁闲谈时,一位女生忽然捂嘴吃吃而笑。众人不解何故。女生手指甘蔗摊笑弯了腰,大家一看也笑不可止。原来甘蔗上车的是这场上映的美国影片《My SON!My SON!》,海报上直译为《吾儿!吾儿!》,蔗贩不加考虑地也在甘蔗上车着“吾儿吾儿”。好几个顾客看了,都不愿买便走了。经学生们指点:谁买你的甘蔗岂不成了你的儿子了?蔗贩才恍然大悟,赶忙用刀车掉,变成了一段段全白的甘蔗。其实这个蔗贩是一时糊涂,他本是聪明人。某次上映《魂断蓝桥》,男主角是大名鼎鼎的“罗勃·泰勒”。由于这四个字笔划太多,为了简化他居然车成“罗卜太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车呢,他笑笑说:“美国的‘萝卜’太劣,中国的甘蔗蜜甜嘛!”可谓妙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京剧名演员王艳如在春熙大舞台演出全本《空城计》。入夜,剧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四五个甘蔗摊摆在剧场外,摊上甘蔗的刻花车字争奇斗艳。一个外号冷二狗的摊子上,罗列着一段段水灵灵的甘蔗,在灯光下特别鲜美,引人注目。这时来了几个“黄皮”(滥兵),他们左挑右选,每根甘蔗捏得脏不可言,酒臭夹脏话搅得冷二狗又气又恨。最后,他们选了根又粗又长,还没有打皮的甘蔗,吩咐冷二狗把今晚的戏目、演员姓名全车在甘蔗上,说看完戏来取,便甩出一把作废的“军用票”扬长而去。冷二狗可犯难了,难就难在王艳如的“艷”字,别说用刀在蔗皮上车字,就笔写也太繁。明知这些滥丘八惹不起是有意刁难,弄不好掀了摊子还要挨一顿打,但躲吧,天天在这里摆摊又躲不脱。急得冷二狗哭不出声,忽然想起了师傅是有名的“花刀”,冷二狗拿起甘蔗就跑。冷二狗的师傅就是有名的“花刀祖师爷”,摊子在智育电影院大门外,幸好还没有收摊子。二狗拄着甘蔗,苦皱着脸站在师傅面前。一看二狗这副哭丧相,师傅乐了:“遇到‘王祥卧’了哇(歇后语:王祥卧——冰,谐‘兵’。)?才在我的摊子上闹腾够了才走。我看你拿起甘蔗来就知道也遇到了!快说嘛,车啥子?”听二狗一说,“祖师爷”也犯了难,这“艷”字有十三个“口”,怎样下刀?“祖师爷”沉思片刻后,在箩筐里取出一个布口袋;打开布口袋,是一个红木匣子;红木匣内放了大小、长短、形状各异的五把刀子在刀架上,除一把砍刀是用红木做刀把外,其余四把刀是象牙配把。“祖师爷”把这五把“花刀”视为传家宝,今日若非徒弟有“难”,否则决不轻易“慈航普渡”。于是,只见他左手握住蔗梢,右腋夹稳甘蔗,轻巧细致地又车、又削、又刻、又剔,终于完成“王艳如”三个字,然后又车出空城计、诸葛亮、司马懿……这时周围已围上十多人,人人赞叹,果然名不虚传好一把“花刀”。
解放后,成都“车甘蔗”这一行业已湮没,车甘蔗的绝技也已失传。尽管民俗史中没有记载,但是在历史的里程中,毕竟存在过这些能工巧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