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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
眼前的他，曾主笔的文章成为中央报刊第一篇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理论文章，前不久由其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被认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他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惟一连续4届6次获得者黄宏。黄宏将军视自己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个兵，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冲锋陷阵。
跋涉在党的理论创新路上
2012年年初，中央军委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荣记集体一等功，为一个理论研究单位记一等功，这不仅在国防大学，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都是第一次。黄宏教授曾做出过突出贡献。
黄宏认为做好理论工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止是个别领袖人物的事情。的确，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都是领袖总结群众智慧的创造性过程。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站在全党全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
黄宏从军50载，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三次参加边疆保卫战，带领主攻团收复老山，经历过三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彰显了他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培育了他了敢于担当、敢于说真话的血性和勇气。作为理论工作者，黄宏常教导部属：敢讲真话是有信心的表现，只要是利党、利国、利军、利民的事，就要去说去做。不讲真话，就不配做共产党员，更不适合作理论工作。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敢于把理论的焦点瞄准思想建设中难点、热点和敏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就要有敢于面对的胆识和勇气，一是要敢于面向现实，二是要敢于发言。当年，在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理论界和社会上对“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等问题存在一些疑惑和争论。黄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着部队同志们思想的问题。因此，他立刻奔赴浙江温州等非公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带领调研组写出了《关于温州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情况系列调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等调研报告和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为消除理论界和社会上的疑惑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也对中央起草十六大报告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在黄宏看来，理论创新如果不面向现实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江泽民首次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后，黄宏就在《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表了第一篇阐述“三个代表”的重头理论文章，后来又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著，还出了第一套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丛书，并组织召开了全国全军第一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组织拍摄了第一部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片《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提出后，他也是如此，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理论前沿，撰写了系列重头理论文章，有力地论证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性。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的智慧与胆识。
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提出后，黄宏很快在中央主流媒体发表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必然性》、《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等系列文章，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践来源、价值目标等，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高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配合科学发展观教育，他先后到各地做了20多场报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获得了各方好评。
1990年1月黄宏被借调到中央政策理论研究室帮助工作，任政治组负责人。在此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了中央30多份文稿的起草，主持了多个研究课题，向中央提交了几十份有份量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和赞扬。这些年以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决不含糊，用手中的笔解答人们心中的疑虑，用正确的思想抨击错误的倾向，在担任马列所长和退出领导岗位后，他始终关注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除在我们党战胜三次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写出几十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外，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向上级机关呈递一份份咨询建议。其中，有关建立我军干部交流制度、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改革我军的奖励制度、加强我军民主建设、克服我军的形式主义等，10多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军委和总部机关的重视，有的已经进入军委和总部的决策，纳入军队的法律和法规。
黄宏从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是一个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的过程。如果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通过理论宣传，把研究成果变成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武器，那就达不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失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多年来，黄宏始终坚持把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积极及时地做好研究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
矢志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轨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最具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也是最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黄宏是首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是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这些年来，他在承担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等课题的同时，还承担了中央社科基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地、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要成果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 前些年，他曾主持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引起起理论界的良好反响。如今，他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系统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主题，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写作中，作者按历史顺序编排，结构清晰，主题突出，对建国后的问题，特别对“文革”的历史曲折，做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正在奋进的现实与未来。不过，作为主编黄宏遇到的难题是，对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探索应该怎么看，特别是应不应该把这一探索的成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如果把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也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他依据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分设两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他认为，这一段历史，“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李君如认为黄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严肃的科学的，考虑问题是周到的、全面的，值得赞赏。
黄宏等编著者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既看到了成功的经验，又直面失误的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刻总结了195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新探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被当前成绩所陶醉，始终用颇具前瞻性的眼光去审视当下和未来，深邃洞悉着随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
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黄宏说，理论创新，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作用是决定性，是由他们来集大成，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理论的，所以这个成果，我们有的就以领袖的名义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党。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与我们党休戚与共的民主、爱国人士，及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也都在不同层面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红色的故纸堆里淘“金”
许多人都知道黄宏是军人出身，是理论家，但是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收藏家。
黄宏的收藏涉猎颇广，从书籍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而且都颇具规模。按市场价值来说，绝大多数都价值不菲。当年在中南海上班时，黄宏每天下班后，都雷打不动先坐4路公交车到琉璃厂去转上一圈，然后才回家。在玉泉山给中央起草文稿的时候，黄宏也是雷打不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从玉泉山骑自行车到苹果园，坐地铁再换公交去潘家园，然后淘完“宝”再赶回去上班。“我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肯定是坚持得最久的，一坚持就是30多年。”
在黄宏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害怕淘到假货，只要你用心就肯定能捡到漏。“对我来说，真的是捡漏成为了常态。”
藏品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而且除了古董字画等藏品之外，还有两万多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早年，他在军队里担任宣传处长时期，就开始收藏各种书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我党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著作和各种版本的马列译著，就有几千余册。其中，不乏博古、张仲实、陈昌浩、柯柏年、吴黎平等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一大批马列著作——有30年代的《续西行漫记》，1940年在延安用马兰纸印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东北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前有 34个版本，我就有24个版本。”还有一些党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著作，可以开出一个洋洋洒洒上百人的名单。华岗是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名字，但这位原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总编辑，解放后第一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却是一个在党的理论上颇多建树的学者，却因1954年潘汉年一案受到冤屈。黄宏把他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出版的著作，基本收集全了。
黄宏的红色藏品主要有红色书报刊、红色文献，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刊物、文献、发表的文章为主。此类藏品具备文物性、文献史料性和艺术性，“三性合一”，文化含蕴高。与其他门类收藏相比，红色收藏的门槛相对而言较低、易操作。但黄宏认为，搞红色收藏不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来介入，需要深入研究党史和经济建设成就，了解什么是歷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体会红色收藏背后的历史文化。
红色收藏的升温，一方面反映了古籍收藏的逐渐饱和，另一方面是相当多的人对“红色中国”抱以纯真而热烈的感情，因为这当中有他们最为珍视的历史记忆、思想感情和人生信仰。信札具有一定程度的私人性质，往往比一般史料更能真实地记录当事人、包括写信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故而成为重要的史料载体。黄宏比较系统地收藏了一些有较高文化内涵的信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定地位的政治家和著名文化人的手迹。包括陈独秀、胡适、胡绳、顾颉刚、朱家溍、侯侯仁之等人的手稿、信札及江泽民、薄一波、宋平等签名纪念封或有关批示等上百份，十分珍贵。
拥有或目睹这些红色史料，往往能激发研究欲望，从而更能洞悉真实的历史。拥有名人、伟人的有关传记、信札，于黄宏就好像这些历史名人、伟人坐在自己身边一样，那种与名人、伟人跨越时空的心灵融汇，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在收藏中，他获得了人生的快乐和传承文化的自豪。他边收藏、边研究、边感悟，深切感受到收藏之于人生的意义，在研究的基础上撰著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或著作。
凭着心许马列的坚定信念、直面现实的创新勇气和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黄宏曾经所长期负责过的国防大学马列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黄宏在位时，连续多年其单位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始终处于全国七大研究基地前列，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批年轻同志迅速成长，马列所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坚定、年龄结构合理、业务素质精良的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所在的党支部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黄宏退下来之后，马列所再创辉煌，去年中央军委为其再记一等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批示，要在全国宣传。
退休之后，他一边潜心收藏，一边继续活跃在理论舞台上。随着收藏渐成规模，他的理论著作也层出不穷。中央六部委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他是总撰稿；纪念艾思奇诞生100周年，云南省委聘请他担任电视文献片《一代哲人艾思奇》的总撰稿；建党90周年，又推出了《宣誓》的电视专题片……
搞理论工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需要深厚的学识修养。黄宏从自他的红色收藏中汲取了养份，尝到了甜头，因此在收藏与研究上他乐此不疲，卓有成果。
责任编辑 王海珍
眼前的他，曾主笔的文章成为中央报刊第一篇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理论文章，前不久由其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被认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他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惟一连续4届6次获得者黄宏。黄宏将军视自己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个兵，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冲锋陷阵。
跋涉在党的理论创新路上
2012年年初，中央军委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荣记集体一等功，为一个理论研究单位记一等功，这不仅在国防大学，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都是第一次。黄宏教授曾做出过突出贡献。
黄宏认为做好理论工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止是个别领袖人物的事情。的确，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都是领袖总结群众智慧的创造性过程。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站在全党全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
黄宏从军50载，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三次参加边疆保卫战，带领主攻团收复老山，经历过三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彰显了他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培育了他了敢于担当、敢于说真话的血性和勇气。作为理论工作者，黄宏常教导部属：敢讲真话是有信心的表现，只要是利党、利国、利军、利民的事，就要去说去做。不讲真话，就不配做共产党员，更不适合作理论工作。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敢于把理论的焦点瞄准思想建设中难点、热点和敏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就要有敢于面对的胆识和勇气，一是要敢于面向现实，二是要敢于发言。当年，在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理论界和社会上对“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等问题存在一些疑惑和争论。黄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着部队同志们思想的问题。因此，他立刻奔赴浙江温州等非公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带领调研组写出了《关于温州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情况系列调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等调研报告和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为消除理论界和社会上的疑惑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也对中央起草十六大报告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在黄宏看来，理论创新如果不面向现实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江泽民首次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后，黄宏就在《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表了第一篇阐述“三个代表”的重头理论文章，后来又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著，还出了第一套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丛书，并组织召开了全国全军第一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组织拍摄了第一部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片《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提出后，他也是如此，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理论前沿，撰写了系列重头理论文章，有力地论证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性。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的智慧与胆识。
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提出后，黄宏很快在中央主流媒体发表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必然性》、《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等系列文章，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践来源、价值目标等，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高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配合科学发展观教育，他先后到各地做了20多场报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获得了各方好评。
1990年1月黄宏被借调到中央政策理论研究室帮助工作，任政治组负责人。在此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了中央30多份文稿的起草，主持了多个研究课题，向中央提交了几十份有份量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和赞扬。这些年以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决不含糊，用手中的笔解答人们心中的疑虑，用正确的思想抨击错误的倾向，在担任马列所长和退出领导岗位后，他始终关注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除在我们党战胜三次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写出几十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外，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向上级机关呈递一份份咨询建议。其中，有关建立我军干部交流制度、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改革我军的奖励制度、加强我军民主建设、克服我军的形式主义等，10多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军委和总部机关的重视，有的已经进入军委和总部的决策，纳入军队的法律和法规。
黄宏从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是一个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的过程。如果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通过理论宣传，把研究成果变成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武器，那就达不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失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多年来，黄宏始终坚持把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积极及时地做好研究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
矢志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轨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最具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也是最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黄宏是首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是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这些年来，他在承担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等课题的同时，还承担了中央社科基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地、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要成果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 前些年，他曾主持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引起起理论界的良好反响。如今，他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系统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主题，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写作中，作者按历史顺序编排，结构清晰，主题突出，对建国后的问题，特别对“文革”的历史曲折，做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正在奋进的现实与未来。不过，作为主编黄宏遇到的难题是，对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探索应该怎么看，特别是应不应该把这一探索的成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如果把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也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他依据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分设两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他认为，这一段历史，“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李君如认为黄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严肃的科学的，考虑问题是周到的、全面的，值得赞赏。
黄宏等编著者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既看到了成功的经验，又直面失误的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刻总结了195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新探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被当前成绩所陶醉，始终用颇具前瞻性的眼光去审视当下和未来，深邃洞悉着随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
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黄宏说，理论创新，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作用是决定性，是由他们来集大成，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理论的，所以这个成果，我们有的就以领袖的名义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党。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与我们党休戚与共的民主、爱国人士，及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也都在不同层面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红色的故纸堆里淘“金”
许多人都知道黄宏是军人出身，是理论家，但是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收藏家。
黄宏的收藏涉猎颇广，从书籍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而且都颇具规模。按市场价值来说，绝大多数都价值不菲。当年在中南海上班时，黄宏每天下班后，都雷打不动先坐4路公交车到琉璃厂去转上一圈，然后才回家。在玉泉山给中央起草文稿的时候，黄宏也是雷打不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从玉泉山骑自行车到苹果园，坐地铁再换公交去潘家园，然后淘完“宝”再赶回去上班。“我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肯定是坚持得最久的，一坚持就是30多年。”
在黄宏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害怕淘到假货，只要你用心就肯定能捡到漏。“对我来说，真的是捡漏成为了常态。”
藏品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而且除了古董字画等藏品之外，还有两万多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早年，他在军队里担任宣传处长时期，就开始收藏各种书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我党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著作和各种版本的马列译著，就有几千余册。其中，不乏博古、张仲实、陈昌浩、柯柏年、吴黎平等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一大批马列著作——有30年代的《续西行漫记》，1940年在延安用马兰纸印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东北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前有 34个版本，我就有24个版本。”还有一些党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著作，可以开出一个洋洋洒洒上百人的名单。华岗是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名字，但这位原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总编辑，解放后第一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却是一个在党的理论上颇多建树的学者，却因1954年潘汉年一案受到冤屈。黄宏把他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出版的著作，基本收集全了。
黄宏的红色藏品主要有红色书报刊、红色文献，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刊物、文献、发表的文章为主。此类藏品具备文物性、文献史料性和艺术性，“三性合一”，文化含蕴高。与其他门类收藏相比，红色收藏的门槛相对而言较低、易操作。但黄宏认为，搞红色收藏不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来介入，需要深入研究党史和经济建设成就，了解什么是歷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体会红色收藏背后的历史文化。
红色收藏的升温，一方面反映了古籍收藏的逐渐饱和，另一方面是相当多的人对“红色中国”抱以纯真而热烈的感情，因为这当中有他们最为珍视的历史记忆、思想感情和人生信仰。信札具有一定程度的私人性质，往往比一般史料更能真实地记录当事人、包括写信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故而成为重要的史料载体。黄宏比较系统地收藏了一些有较高文化内涵的信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定地位的政治家和著名文化人的手迹。包括陈独秀、胡适、胡绳、顾颉刚、朱家溍、侯侯仁之等人的手稿、信札及江泽民、薄一波、宋平等签名纪念封或有关批示等上百份，十分珍贵。
拥有或目睹这些红色史料，往往能激发研究欲望，从而更能洞悉真实的历史。拥有名人、伟人的有关传记、信札，于黄宏就好像这些历史名人、伟人坐在自己身边一样，那种与名人、伟人跨越时空的心灵融汇，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在收藏中，他获得了人生的快乐和传承文化的自豪。他边收藏、边研究、边感悟，深切感受到收藏之于人生的意义，在研究的基础上撰著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或著作。
凭着心许马列的坚定信念、直面现实的创新勇气和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黄宏曾经所长期负责过的国防大学马列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黄宏在位时，连续多年其单位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始终处于全国七大研究基地前列，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批年轻同志迅速成长，马列所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坚定、年龄结构合理、业务素质精良的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所在的党支部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黄宏退下来之后，马列所再创辉煌，去年中央军委为其再记一等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批示，要在全国宣传。
退休之后，他一边潜心收藏，一边继续活跃在理论舞台上。随着收藏渐成规模，他的理论著作也层出不穷。中央六部委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他是总撰稿；纪念艾思奇诞生100周年，云南省委聘请他担任电视文献片《一代哲人艾思奇》的总撰稿；建党90周年，又推出了《宣誓》的电视专题片……
搞理论工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需要深厚的学识修养。黄宏从自他的红色收藏中汲取了养份，尝到了甜头，因此在收藏与研究上他乐此不疲，卓有成果。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