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工程已走过25个春秋，很多人都亲身感受了“菜篮子”的变化和发展。本文采访了“菜篮子”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领域的见证者，听他们讲述有关“菜篮子”的故事。
　　从“老三样”到丰富多彩的“菜篮子”
　　最初“菜篮子”工程的建立是为了充足供给人们对副食的需求。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也许在家里的某个犄角旮旯或父母的存钱罐里还能看到粮票的身影。粮票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那个特定年代，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凭蔬菜票、肉票才能购买蔬菜和肉类等副食，“票证经济”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
　　冬日，晌午。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南里小区，天气寒冷，但阳光依然明媚，78岁的田大妈正在小区晒太阳。她的老家在河北保定，但从十几岁就来到了北京，之后生儿育女，一直就在北京生活，算是半个北京人。说起粮票、蔬菜票，田大妈打开了话匣子。
　　上世纪80年代，田大妈还在一家幼儿园后勤处工作。那会儿，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4块钱。像所有家庭一样，她也经历了用粮票买粮，蔬菜票买菜的岁月。当时，田大妈的丈夫在北京房山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她一个人负责养育三个子女。
　　“当时，国家分配粮票是根据个人工作情况的不同来分配的，例如从事体力劳动的和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定量会有所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每个成年人可以领到的30斤粮票，而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则只能分到25斤的粮票。”田大妈说。
　　说到自己买粮、买菜的经历，田大妈说：当时在万寿路附近，有公家（国营）的合作社，里面有包括酱油、醋、粮食、肉、蔬菜等购买专区。虽然粮票量不多，但他们一家差不多可以维持生活。说到买菜，田大妈说：“用蔬菜票买菜，我一周平均去2-3次合作社”，她说，那会买菜，基本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一家四口，最常吃的便是白菜。虽然也有芹菜、茄子等“稀罕”菜，但他们一般都不太舍得买。
　　说到当时的一日三餐，田大妈说，每天早上7点上班前，她会帮孩子们将窝头掰开放在炉子上烤着，待烤热后，三个孩子拿着窝头边走边吃，就去上学了。孩子们吃饱后，田大妈才拿着剩下的窝头吃。中午的时候，他们一家有时吃早上剩下的窝头，或者偶尔煮点挂面。晚上时间稍微充裕，则可以炒个白菜或土豆。
　　“那会儿菜可便宜啦！一毛钱就是一脸盆的西红柿，可以吃很长时间。”冬天没有新鲜的蔬菜吃，很多家都会在冬天到来之前，买很多白菜、土豆和萝卜储藏着。还有的人家会买很多西红柿，将西红柿切碎，然后装进小口的瓶子里，将装好西红柿的瓶子放进开水里煮（怕变质，算是消毒）之后，几十瓶西红柿就这样储存起来，冬天时拿出来炒菜吃。
　　1990年，田大妈退休后，她的工资是100多元。那会儿，人们买菜时，就可以直接拿钱买了，公家的合作社已经鲜有人去惠顾，人们更多地去农贸市场或早市买菜。渐渐地，粮票、菜票等各种票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从1988年到现在，“菜篮子”品种结构更趋合理，地区之间、季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极大地丰富了市场供应。以北方地区冬季蔬菜供应为例，已由过去传统的“老三样”为主增加到100多种。现在，一年四季无论北方、南方，“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琳琅满目，为消费者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
　　跟以前相比，田大妈说，现在蔬菜价格虽然贵，但人们挣得也多。现在田大妈的退休工资已经达到3000多块钱。现在的生活好了，每顿饭都有好多菜，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顿顿有肉，她还笑着告诉记者：“现在生活这么好，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多享享清福啊！。”
　　包地卖菜的李红军
　　12月2日，李红军在翠微南里小区租住的房子旁边，摆着自己的蔬菜水果摊。摊位上，最显眼的要数大葱和白菜了。“这葱多少钱呐？”李红军说，“这是山东章丘大葱，1.6元一斤”。这天凌晨4点，李红军就开着他的小面包车到新发地市场去进货，差不多运回来2000多斤大葱。李红军有自己的蔬菜生产基地，同时他还经常去外地收购一些优质的蔬菜，集生产者、收购商和零售商三重身份于一身。
　　李从军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大兴区包10余亩地，种植大葱、白菜等蔬菜。这些年，他种植的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产量也逐渐提高。作为生产者，他会选择自己销售蔬菜，而不让收购商来收购。他说，自己卖的话，价格会高一些，例如白菜，收购商田间价格只有3毛多，自己卖的话有6毛多。
　　刚开始卖菜的时候，他主要是开着车到处去卖，属于流动性的菜贩，那会，通过卖菜，一亩地可赚几百块钱。现在，他不只有了固定的销售点卖蔬菜，而且收入也提高了。大葱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大概是2000元左右，毛利7000多元，现在大约每亩地赚4000-5000元。
　　此外，他去全国各地收购优质农产品。他经常前往河北的涿州和北京门头沟等地收购蔬菜和水果。就在前一天，他还从涿州收购了4000斤白菜，中间运费100多元，除去运费，每斤白菜可挣1-2毛钱。
　　跟7年前相比，现在卖菜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李红军说，现在卖菜收入更高一些，因为自己具备了一些卖菜经验，而且现在市场信息技术发达，知道哪里的蔬菜好一些。作为与蔬菜打了六七年交道的李红军，收购蔬菜已经有自己的一套门道，他经常跟同行的人交流，哪里蔬菜“物美价廉”更能卖个好价钱。“夏天卖的小西瓜，虽然价格贵，但特好吃，很多市民都会买。”李红军说。
　　“如今，买菜、卖菜已不是自己瞎捉摸的事情，各个批发市场或者蔬菜专业网站，都会及时发布各地蔬菜生产、销售信息，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销售者，对自己都有帮助。”李红军告诉记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红军的摊位越支越大，由以前只卖个别蔬菜，到现在卖各种丰富多样的蔬菜，还有各式各样的水果。李红军说，现在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人们购买方式的改变，如今，市民买东西都是一点一点买，随吃随买，不像往常那样一到冬天买一堆的土豆、白菜和大葱。 　　“今年冬天1.6元的大葱，价格似乎比去年贵了几毛钱，白菜的价格也比去年高了几分钱，目前是6毛钱一斤，所以来问的人多，买的人少一些，但总体不会影响销量。”李红军说。从霜降开始，李红军已经卖了4万多斤的大葱。
　　做了这么多年的蔬菜买卖，李红军说出了自己多年卖菜看到的现象和遇到的困惑，他说，有些便民蔬菜并没有便到实处，只是某一样蔬菜价格在限量的情况下很便宜，而其他蔬菜的价格反而在抬高。这个小区有自己的菜市场，那些菜都是经过多重环节才进来的，从生产地到新发地再到小批发市场最后到社区市场，所以价格更贵一些。
　　李红军向记者反映，现在卖菜不好做了，因为卖菜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竞争激烈的蔬菜市场，小商贩们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李红军说：“通过提高服务和蔬菜质量是最实在的。”
　　“绿色通道”带来的实惠
　　近年来，农业部积极推动国家出台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减免运输通行费用，清除公路乱收费、乱设卡、乱罚款，为“菜篮子”产品跨区域快速流通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些对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全国“菜篮子”产品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形成，有效保障市场均衡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桑春明是山东寿光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事10余年物流工作的他，对国家实行的绿色通道政策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告诉记者，从寿光到北京、哈尔滨和海南等地的高速都享受绿色通道的优惠，即符合条件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可以享受通行费的优惠。如今，他还记得未实行“绿色通道”时的情况。
　　国家还未实行对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之前，车辆如果上高速路，必须缴纳规定的高速通行费。例如，从寿光到北京，大约一来回要缴纳一千多块钱费用。对于这些长期做物流的人来说，这些钱是笔大数目，无疑提高了从寿光运往北京的蔬菜成本。蔬菜的成本上涨，价格自然也跟着上涨。
　　实行绿色通道之后，从寿光到北京不再需要交纳高速费用，可以直接省去一千多块钱。“我们三天两头跑物流，长期下来，可以省不少钱呢！”桑春明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桑春明用大卡车载了约18吨的西芹，从寿光到温州，大概省了一来回路费一千四百多元。在寿光，西芹一斤卖0.45元左右，到温州大概是0.8元，不用缴纳运费，西芹的成本下降了很多。
　　在采访桑春明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表明“绿色通道”带给他们的实惠，另一方面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绿色通道”减免高速费用，并没有使蔬菜价格因为成本的降低而降低，例如，寿光的黄瓜在当地1.8元，运到北京，虽然高速费用已经减免，但在北京市场上价格还是高达2.6元。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农产品运到目的地后，一般是运到当地大型的批发市场，然后小型的批发商或公司再进行批发销售，卖给零售商。中间环节太多，等到了消费者手中，菜价还是很高。他说，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将合作社或农户地里的蔬菜运往终端销售市场，农社对接、农超对接，是个好办法。
　　据了解，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等经营方式，目前已经在我国很多地方开始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这种模式仍处于初期，还没有真正全覆盖，未来，仍将是蔬菜市场努力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