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人们的监督意识不断加强，“随手拍”和“艳照视频”拉下了不少官员。于是，公务员难免有“委屈”——随便什么人偷拍几张照片、一段视频，就可以让官员落马，这难道不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吗？这种“委屈”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隐私权和监督权的分界线在哪里？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刑法等多部法律，都对公民的隐私权做了规定，要依法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等等。
　　但如果把公民替换成公职人员呢？那就要注意了，此时法律赋予他们的隐私权大大缩水。不妨先看两个例子，近日举行的全国新闻从业人员考试中有两道考题。一道是“下列哪些群体不属于公众人物？A电影明星；B与家人聚餐的政府公务人员；C在教室里学习的孩子；D公交车上的抢劫犯。”答案为C。由此可见，即使与家人聚餐，对公职人员来说，也不属于“私域”范畴，而属于“公域”范畴，属于被媒体和群众监督的范畴。
　　另一道是“下列记者的哪些偷拍行为是允许的？A偷拍某影星在后台换衣服；B偷拍未经允许报道某领导的孩子生病；C偷拍某领导人家中的私生活；D偷拍某高官与情人约会。”答案为D。由此又可见，官员隐私权虽明显小于普通公民，但合法、合理的家庭生活不会受到干扰，只有在触犯法律、违背道德时才会遭到曝光。媒体或群众偷拍官员偷情，视同行使监督权，官员无法拿“隐私权”来抗辩。
　　从这两道出给全国记者的考题中可以窥见一斑：压缩公职人员的隐私权，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群众的监督权。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员的隐私就不是隐私吗？这就涉及现代法律的一条重要原则——公共利益优先。早在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麦基弗就指出：“公共利益保护是人类生活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前提，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官员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手握“公器”，直接左右公共利益，其一言一行都不能藏在“隐私”的庇护伞下，而要袒露在监督的阳光下。
　　隐私权和监督权的分界线也就在这里：保护公共利益远比保护官员隐私重要。在国外，越是级别高的官员，享有的隐私越少，必须公开的信息越多。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惯例。在我国，近一年的反腐浪潮中，也提供了许多隐私权和监督权博弈的实例。无论是“上海5法官嫖娼案”还是“沈阳卫生局长开房案”，举报者所提供的嫖娼、开房视频，都被接受为合法证据。
　　也许有的官员还是不解：就算证据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合法吗？这两个案件中，都存在公共场所服务员私自提供监控录像的细节，难道不是泄漏隐私的违法行为？对这一追问，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哪些属于个人隐私”“什么行为算泄露隐私”确实缺乏完备、清晰的细则。有统计称，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近200部规章涉及隐私保护，这些分散的规定造成了界定是否触犯隐私权的混乱。
　　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视频暴露的官员之恶乃是大恶。党纪对嫖娼、偷情有明文禁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属于严重违纪，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对“嫖娼、卖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相比之下，泄露视频实属小恶。现阶段，若严惩这种小恶，只会助长官员的大恶。人们相信，一个道德败坏的官员，会危及百倍、千倍的公共利益。若一开始就忙于严惩小恶，恐怕马上就有官员敢把见不得光的事都列为“国家机密”。可见，先惩处官员的大恶，才能保护更大的公共利益。
　　当然，尽快规范公民和官员的隐私权，尽快厘清保护隐私和反腐的边界，也须提上议事日程，为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构建“权力之笼”扫清障碍。否则，还会有官员继续把自己混同于公民，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名义下逃避应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