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公众考古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考古资源的保护和获得公共支持，并为考古资源的研究、保存和发展开辟一个新途径。近些年关于公众考古的讨论愈演愈烈，其中讨论最热的是公众考古能否成为考古学的一分支学科。众所周知，一个学科的产生必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衔接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发展史显得更尤为重要。本文试从国外公众考古的发展探讨公众考古的发展史。
【关键词】：公众考古;国外;发展史;研究
公众考古产生背景与原因，上世纪60 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美国考古学界注意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源（Historical Resource）正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是被彻底摧毁的威胁。考古学家一方面游说政府，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介入历史资源保护的过程中。
公众考古学在国外发展漫长，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在公众考古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政府参与”阶段。公共考古学的概念于20 世纪70 年代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提出，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20世纪3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1933年，在史密森尼研究院的协助下，国家公园管理局展开了田纳西河谷计划，对田纳西河谷流域因修建大型水库而遭到破坏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发掘和保护工作。二战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在20 世纪4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开展了一系列考古遗迹的调查工作（CRAR 计划）。但是，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除了TVA 和CRAR 之外，美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教授及其学生完成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范围和经费预算都是非常有限的。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等原因，造成全美境内建设工程全面展开。由于缺乏联邦法律的保护，众多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在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记录的情况下被破坏，个别遗址甚至被彻底摧毁。而美国考古学界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法律援助，无法对面临破坏威胁的考古遗址进行有效的发掘和保护。考古学家雷和莫在完成密西西比河流域考古遗址调查之后指出，考古活动与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土地的规划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要求政府和相关法规介入其中。
戴维斯也指出行政部门与考古学家一样，都对考古资源负有保护的责任。 1974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和1979 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标志着“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得以实现。随着文化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不断完善，公共考古学倡导的“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委员会于1984 年和1987 年召开过两次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对于“考古遗迹的保护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思想达成一致。随后，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法律依据。
第二阶段为“民众参与”阶段。早在公共考古学概念提出之际，查尔斯·麦克基姆、戴维斯等学者曾提出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公共考古学还应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以及公共考古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共考古教育等在内都是由博物馆独立完成的。由于缺乏行政主管部门和考古学家的积极参与，上述活动的效果非常有限。根据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和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系列调查表明，民众对于文化资源方面的信息获取途径非常有限，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了解甚少。结果，考古学变得愈加神秘，民众对历史及其遗产只能隔着博物馆的玻璃才能接触到。显然，这与文化资源和考古遗址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定的初衷背离。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经过十年的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后，公共考古学的价值诉求第一次发生了转变，以民众参与为价值诉求的公共考古实践活动逐渐发展为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公共考古学的研究逐渐由建立初期的理论探讨，逐步向以公共考古实践活动为主体的研究范式，即如何有效的实现考古学家与公众的交流问题。 公共考古教育成为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90年代后期，一大批针对普通民众的考古学普及型读物的出版，以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的众多公共教育活动，都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途径，“公众参与”成为这段时期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行政主管部门、考古学专业团体、博物馆、教育学界NGO组织等多方面的密切合作，公众与考古学专业团体之间搭建起交流平台，这也为普通民众掌握考古学知识，了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为“民众导向”阶段：进入21 世纪，信息技术重构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为人类提供了新型交流平台，也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古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GIS 系统、数据库系统、3D 数字成像技术等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日益成熟。信息技术为考古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祖布舞在《数字考古学》一书中指出随着考古学研究中不断使用各种信息技术，使得专业的考古学家、其他专业的学者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 民众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可以主动获取文化资源或者考古遗址的各项信息，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分析各种历史资源。“主动获取”是公共考古学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民众导向”价值取向得以实现的基础手段。在“公众参与”阶段，公共考古的实践活动已经开始和公众建立交流平台，并向民众宣传文化资源和考古遗址的内涵。但此时的交流是单项的，由考古学家向民众输出信息。信息交流的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都是由考古学家决定的，并且信息的内容多为考古学研究成果或者考古学家感兴趣的内容。在“民众导向”的价值取向下，公共考古实践开始尝试改变这种孤立的交流模式，并将普通民众在内的非专业考古人员作为一种伙伴关系来进行信息交流和反馈。考古学家尝试融入到考古遗址周围的社区，并将该社区的成员作为公共考古实践活动的主体，以“伙伴关系”为前提进行公众参与、对话和交流。以此为理论基础，公共考古实践包含了社区考古、海洋考古等活动。
参考文献：
[1] 方辉.<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译文导读[J].南方文物，2007（3）.
[2]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M].南京社会科学，2007 （4）.
[3] Jameson.J.H.2004. Public Archaeology in The U nited States. P.22.In Merriman [J].Public Archaeology，2004（3）.
[4] 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J].南方文物，2010（3）.
[5] （美）托马斯·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6]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7（4）.
[7] Graves， Michael.Digital Archaeolog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igital Forensics [J].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Press，2013（4）.
【关键词】：公众考古;国外;发展史;研究
公众考古产生背景与原因，上世纪60 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美国考古学界注意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源（Historical Resource）正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是被彻底摧毁的威胁。考古学家一方面游说政府，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介入历史资源保护的过程中。
公众考古学在国外发展漫长，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在公众考古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政府参与”阶段。公共考古学的概念于20 世纪70 年代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提出，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20世纪3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1933年，在史密森尼研究院的协助下，国家公园管理局展开了田纳西河谷计划，对田纳西河谷流域因修建大型水库而遭到破坏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发掘和保护工作。二战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在20 世纪4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开展了一系列考古遗迹的调查工作（CRAR 计划）。但是，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除了TVA 和CRAR 之外，美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教授及其学生完成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范围和经费预算都是非常有限的。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等原因，造成全美境内建设工程全面展开。由于缺乏联邦法律的保护，众多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在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记录的情况下被破坏，个别遗址甚至被彻底摧毁。而美国考古学界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法律援助，无法对面临破坏威胁的考古遗址进行有效的发掘和保护。考古学家雷和莫在完成密西西比河流域考古遗址调查之后指出，考古活动与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土地的规划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要求政府和相关法规介入其中。
戴维斯也指出行政部门与考古学家一样，都对考古资源负有保护的责任。 1974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和1979 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标志着“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得以实现。随着文化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不断完善，公共考古学倡导的“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委员会于1984 年和1987 年召开过两次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对于“考古遗迹的保护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思想达成一致。随后，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法律依据。
第二阶段为“民众参与”阶段。早在公共考古学概念提出之际，查尔斯·麦克基姆、戴维斯等学者曾提出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公共考古学还应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以及公共考古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共考古教育等在内都是由博物馆独立完成的。由于缺乏行政主管部门和考古学家的积极参与，上述活动的效果非常有限。根据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和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系列调查表明，民众对于文化资源方面的信息获取途径非常有限，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了解甚少。结果，考古学变得愈加神秘，民众对历史及其遗产只能隔着博物馆的玻璃才能接触到。显然，这与文化资源和考古遗址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定的初衷背离。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经过十年的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后，公共考古学的价值诉求第一次发生了转变，以民众参与为价值诉求的公共考古实践活动逐渐发展为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公共考古学的研究逐渐由建立初期的理论探讨，逐步向以公共考古实践活动为主体的研究范式，即如何有效的实现考古学家与公众的交流问题。 公共考古教育成为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90年代后期，一大批针对普通民众的考古学普及型读物的出版，以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的众多公共教育活动，都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途径，“公众参与”成为这段时期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行政主管部门、考古学专业团体、博物馆、教育学界NGO组织等多方面的密切合作，公众与考古学专业团体之间搭建起交流平台，这也为普通民众掌握考古学知识，了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为“民众导向”阶段：进入21 世纪，信息技术重构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为人类提供了新型交流平台，也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古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GIS 系统、数据库系统、3D 数字成像技术等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日益成熟。信息技术为考古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祖布舞在《数字考古学》一书中指出随着考古学研究中不断使用各种信息技术，使得专业的考古学家、其他专业的学者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 民众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可以主动获取文化资源或者考古遗址的各项信息，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分析各种历史资源。“主动获取”是公共考古学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民众导向”价值取向得以实现的基础手段。在“公众参与”阶段，公共考古的实践活动已经开始和公众建立交流平台，并向民众宣传文化资源和考古遗址的内涵。但此时的交流是单项的，由考古学家向民众输出信息。信息交流的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都是由考古学家决定的，并且信息的内容多为考古学研究成果或者考古学家感兴趣的内容。在“民众导向”的价值取向下，公共考古实践开始尝试改变这种孤立的交流模式，并将普通民众在内的非专业考古人员作为一种伙伴关系来进行信息交流和反馈。考古学家尝试融入到考古遗址周围的社区，并将该社区的成员作为公共考古实践活动的主体，以“伙伴关系”为前提进行公众参与、对话和交流。以此为理论基础，公共考古实践包含了社区考古、海洋考古等活动。
参考文献：
[1] 方辉.<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译文导读[J].南方文物，2007（3）.
[2]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M].南京社会科学，2007 （4）.
[3] Jameson.J.H.2004. Public Archaeology in The U nited States. P.22.In Merriman [J].Public Archaeology，2004（3）.
[4] 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J].南方文物，2010（3）.
[5] （美）托马斯·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6]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7（4）.
[7] Graves， Michael.Digital Archaeolog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igital Forensics [J].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Press，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