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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摘要：2010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巴塞尔协议III》，首次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从宏观审慎的视角构建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框架是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应对新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然要求。本文选取2001—2013年间的季度数据，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度量出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时期的基础上，采用KLR信号分析模型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预警性能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巴塞尔委员会所建议的信贷余额/GDP缺口指标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结合中国的历史数据测算证明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
一、引言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2010年12月，《巴塞尔协议III》正式发布，重点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该框架仍存在争议，研究的焦点集中于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取问题，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拉开了中国银行业率先实施巴塞尔III的序幕，明确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目标，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具体实施方法还未确定，所以本文围绕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各国实行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确定了各国监管当局实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原则，同时建议将信贷/GDP缺口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挂钩变量。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就如何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研究主要围绕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目前学术界提出的方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监管资本与一些跟踪金融周期的系统性宏观经济变量（如信贷、GDP或资产价格）挂钩、另一类是将缓冲与银行的个体业绩（如贷款、利润或资产增长）挂钩。
一部分学者认为信贷/GDP缺口是合适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Drehmann等（2010）在细致梳理现有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形成机理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3大类共计10余项指标，并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 1970—2009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在样本期间所爆发的不同程度危机中的表现，以选取表现最佳的指标作为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提取和释放水平以及提取和释放时机的锚，实证结果表明：“信贷余额/GDP”指标用于判断信贷扩张期和金融危机的效果最佳，因为几乎所有的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一段信贷过度扩张时期。在此基础上，提出将“信贷余额/GDP”指标值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GAP） 作为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标尺，形成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机制。也有学者认为信贷/GDP缺口并不是合适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Pepullo和Sariana（2011）研究表明，信贷/GDP缺口在预测经济周期方面并不准确，机械地运用这一指标将进一步放大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效应。胡建生等（2013）认为资产价格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能的挂钩变量，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将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应指标的线性组合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
三、 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证研究
（一）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思想是，促使银行在经济周期的繁荣时期积累足够的资本金，以缓冲衰退来临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调整指标能对资本积累和释放的时间发出正确的信号。这意味着调整指标本身须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以识别金融体系的好坏时期。第二，在“好时期”积累的资本缓冲能够吸收“坏时期”的潜在损失以避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调整指标应为缓冲资本的积累和释放提供量化指导。基于逆周期资本调整指标的上述特点，本文选取能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银行业资金成本的一些指标作为可能的挂钩变量。
Mathias等（2010），Repullo和Saurina（2011）基于银行业危机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但对于信贷/GDP缺口是否是合适的挂钩变量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由于中国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类似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并不适用。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需具备反映金融体系脆弱性状况的能力，基于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而不是极端情况下的危机时期实证分析我国相关挂钩变量的选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在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2001—2013年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进行测度的基础上，使用KLR信号分析法模型对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1.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度量
本文采用中国2001至2013年间的季度数据，选取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M2增长率、进出口总值/GDP、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上证市盈率、上证换手率、股市总价值/GDP和上证综指日股指收益波动率共12个指标构建金融脆弱性指数，用其度量中国金融脆弱时期。数据的整理和因子分析在Eviews6.0和SPSS19.0软件中完成。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证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保留前四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3.946%。本文以最大方差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第一个因子权重为0.3573（29.99/83.946），第二个因子权重为0.2681（22.506/83.946），第三个因子权重为0.2232（18.738/83.946），第四个因子权重为0.1514（12.712/83.946），各个季度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得分F可表示为：
F=0.3573F1+0.2681F2+0.2232F3+0.1514F4（1）
本文参考蒋丽丽和伍志文（2006）的做法，在样本期间内，用指数的均值加上指数的标准差作为高危临界值界定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若指数超过该临界值，则认为该季度为“极度脆弱”的。样本期内，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得分为0，标准差为0.5218，故设临界值为0.5218。超过该临界值的季度一共有9个，分别是2004年第一季度、2007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
2.KLR信号预警模型
KLR信号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剖析和研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选取与危机爆发有明显联系的经济变量作为预警危机的先行指标，并根据指标的历史数据为预警指标确定一个适当的阈值（阈值是使噪声信号比（Noise to Signal Ratio，NSR），即使错误信号与有效信号比值最小的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且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预警信号指标超出阈值发出信号，从发出信号到发生危机时间段称为信号区间，Kaminsky等（1999）认为适宜信号区间是24个月，即8个季度。设表示指标变量，S（y2）表示指标的信号值，k表示安全阈值，则
S（yt）=1，yt>k
0，yt 对于每一个待选定的预警信号指标，其表现都可归纳为表1。
摘要：2010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巴塞尔协议III》，首次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从宏观审慎的视角构建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框架是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应对新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然要求。本文选取2001—2013年间的季度数据，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度量出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时期的基础上，采用KLR信号分析模型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预警性能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巴塞尔委员会所建议的信贷余额/GDP缺口指标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结合中国的历史数据测算证明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
一、引言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2010年12月，《巴塞尔协议III》正式发布，重点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该框架仍存在争议，研究的焦点集中于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取问题，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拉开了中国银行业率先实施巴塞尔III的序幕，明确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目标，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具体实施方法还未确定，所以本文围绕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各国实行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确定了各国监管当局实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原则，同时建议将信贷/GDP缺口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挂钩变量。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就如何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研究主要围绕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目前学术界提出的方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监管资本与一些跟踪金融周期的系统性宏观经济变量（如信贷、GDP或资产价格）挂钩、另一类是将缓冲与银行的个体业绩（如贷款、利润或资产增长）挂钩。
一部分学者认为信贷/GDP缺口是合适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Drehmann等（2010）在细致梳理现有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形成机理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3大类共计10余项指标，并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 1970—2009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在样本期间所爆发的不同程度危机中的表现，以选取表现最佳的指标作为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提取和释放水平以及提取和释放时机的锚，实证结果表明：“信贷余额/GDP”指标用于判断信贷扩张期和金融危机的效果最佳，因为几乎所有的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一段信贷过度扩张时期。在此基础上，提出将“信贷余额/GDP”指标值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GAP） 作为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标尺，形成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机制。也有学者认为信贷/GDP缺口并不是合适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Pepullo和Sariana（2011）研究表明，信贷/GDP缺口在预测经济周期方面并不准确，机械地运用这一指标将进一步放大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效应。胡建生等（2013）认为资产价格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能的挂钩变量，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将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应指标的线性组合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
三、 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证研究
（一）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思想是，促使银行在经济周期的繁荣时期积累足够的资本金，以缓冲衰退来临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调整指标能对资本积累和释放的时间发出正确的信号。这意味着调整指标本身须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以识别金融体系的好坏时期。第二，在“好时期”积累的资本缓冲能够吸收“坏时期”的潜在损失以避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调整指标应为缓冲资本的积累和释放提供量化指导。基于逆周期资本调整指标的上述特点，本文选取能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银行业资金成本的一些指标作为可能的挂钩变量。
Mathias等（2010），Repullo和Saurina（2011）基于银行业危机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但对于信贷/GDP缺口是否是合适的挂钩变量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由于中国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类似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并不适用。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需具备反映金融体系脆弱性状况的能力，基于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而不是极端情况下的危机时期实证分析我国相关挂钩变量的选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在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2001—2013年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进行测度的基础上，使用KLR信号分析法模型对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1.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度量
本文采用中国2001至2013年间的季度数据，选取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M2增长率、进出口总值/GDP、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上证市盈率、上证换手率、股市总价值/GDP和上证综指日股指收益波动率共12个指标构建金融脆弱性指数，用其度量中国金融脆弱时期。数据的整理和因子分析在Eviews6.0和SPSS19.0软件中完成。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证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保留前四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3.946%。本文以最大方差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第一个因子权重为0.3573（29.99/83.946），第二个因子权重为0.2681（22.506/83.946），第三个因子权重为0.2232（18.738/83.946），第四个因子权重为0.1514（12.712/83.946），各个季度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得分F可表示为：
F=0.3573F1+0.2681F2+0.2232F3+0.1514F4（1）
本文参考蒋丽丽和伍志文（2006）的做法，在样本期间内，用指数的均值加上指数的标准差作为高危临界值界定金融体系脆弱时期。若指数超过该临界值，则认为该季度为“极度脆弱”的。样本期内，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得分为0，标准差为0.5218，故设临界值为0.5218。超过该临界值的季度一共有9个，分别是2004年第一季度、2007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
2.KLR信号预警模型
KLR信号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剖析和研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选取与危机爆发有明显联系的经济变量作为预警危机的先行指标，并根据指标的历史数据为预警指标确定一个适当的阈值（阈值是使噪声信号比（Noise to Signal Ratio，NSR），即使错误信号与有效信号比值最小的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且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预警信号指标超出阈值发出信号，从发出信号到发生危机时间段称为信号区间，Kaminsky等（1999）认为适宜信号区间是24个月，即8个季度。设表示指标变量，S（y2）表示指标的信号值，k表示安全阈值，则
S（yt）=1，yt>k
0，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