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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友兰思想的变化,经过了从单数哲学观到复数哲学观的历程。在早年,他认同单数哲学观,主张“道理”说;而在晚年,则认同复数哲学观,接受金岳霖的“游戏”说。他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西方哲学历来讲论的自然现象学。在复数哲学观视野中,哲学论域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人事。至于哲学的作用,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冯友兰;单数哲学观;复数哲学观;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161—05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现代新儒家,尤其是新理学体系的创立者。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准确地说,他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新儒家或新理学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是一位长于求索、勇于创新的哲学家。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种狭小的学术圈子里。事实上,他在晚年不再坚持理在事先的原则,早已超出新理学的范围。同任何一位真诚的哲学家一样,冯先生一生中都在思考“何谓哲学”的问题,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给出的答案。我认为,冯先生思想的变化,经过了从单数哲学观到复数哲学观的历程。在早年,他认同单数哲学观;而在晚年,则认同复数哲学观。何谓哲学?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哲学家当中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今后仍需进一步地探索,借用冯先生的话说,叫做“哲学纷无定论”。我们不必完全认同冯先生的某些具体的说法,但不能不对他那种真正的哲学家品格,表示由衷的敬佩。我们回顾一下冯先生哲学观念的演化历程,对于我们排除谬见的干扰、更新哲学观念,对于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西方哲学家当中,单数哲学观比较流行。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哲学。他甚至主张修改“西方哲学”这个词,理由是不必用“西方”两字来限定“哲学”,因为只有西方才有哲学,别的民族都没有哲学。在怀特海眼中,哲学也是单数而不是复数。他认为,整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注脚而已。冯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后不久,便赴美国留学。对于冯先生来说,刚刚建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只是把他领入哲学之门,而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训练,则是在西方完成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有这样的治学经历,不可能不受到单数哲学观的影响。
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哲学的说法是:“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①他认为,讲哲学不能诉诸直觉,必须诉诸理性,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必须对实际世界何以可能,从本体论的高度做出哲学解释。在他看来,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二是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三是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他的这些说法表明,他基本上认同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单数哲学观。在他看来,哲学只有一个,只有一套约定成俗的讲法:讲哲学就是用道理解释世界何以成其为世界。不过,他不接受西方哲学家那种认为哲学只在西方才有的偏见,认为在中国同样有哲学。他花大气力编写《中国哲学史》,有一个理论动机,就是以事实证明在中国确有哲学,驳斥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谬见。他编写《中国哲学史》,也是以单数哲学观为指导的。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②从单数哲学观来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③。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可以直言他留下的遗憾。由于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他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过分强调共性,难以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个性,尚没有充分呈现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冯友兰撰写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哲学史家,开始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1939年开始他陆续出版“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依旧以单数哲学观为指导。他在《新理学》的《绪论》中指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此说出或写出即是辩,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则由于思。有人谓:哲学所讲者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点我们亦承认之。”④这种说法同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所谓哲学,就是找到解释世界何以成其为世界的道理。这个道理显然是“一”,至于对此“一”的表述,可以是“多”,可以有关于此道理的多种表达方式,并且后来人的表述,可能会越来越清晰。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哲学史可言,才有后人超越前人的可能。换句话说,后人应当认同前人阐述的“道理”,但不必沿袭前人的讲法。用冯先生的话说,哲学需要“接着讲”,而不能“照着讲”。他自己的讲法就是新理学。他自信,新理学所讲的哲学,乃是“新形上学”,乃是“最哲学的哲学”,乃是“哲学的最新进展”,因为这是现代中国学者的讲法,有别于西方哲学中任何一种讲法。他不否认,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认为一般先于个别,都认为共相单独存在。从这一点来看,把新理学视为柏拉图学说在中国的注脚,把冯先生说成在中国的新实在论者,亦不为过。
对于冯先生的哲学观,金岳霖先生曾表示异议。他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我很赞成冯先生的话,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的道理。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的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者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他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这不是哲学的特殊情形,无论甚么学问,无论甚么思想都有,其所以如此者就是论理学不让我们丢圈子。”⑤哲学结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论断,难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找到充分的理由,难以形成所有人的共识,这种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假设或信仰的色彩,所以金岳霖称之为“成见”。他所说的“成见”并没有贬义,就是“一家之言”的意思。既然是“成见”,不可避免出现“所见不同”的情形。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只有一种讲法,而可以有多种讲法。金先生所表达的哲学观,显然是复数哲学观,有别于冯先生的单数哲学观。对于金先生的复数哲学观,冯先生当时并未做出回应。由此可见,那时他还不想放弃单数哲学观。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掌握着主流话语。讲哲学必须遵循哲学教科书的统一口径来讲,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在这种语境中,冯先生表示放弃他苦思冥想出来的新理学体系,然而却没有放弃单数哲学观。他没有必要放弃,因为哲学教科书的讲法,也建立在单数哲学观基础之上。按照教科书哲学的说法,真正的哲学只有一个,那就是唯物论,除此之外,都是错误的,都该受到批判。不过,这个单一哲学,到底应该讲什么,应该怎么讲,冯先生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由于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出现,故而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威信,当时的中国学者难以公开拒斥,自然在情理之中。现在看起来,这种教科书哲学,是否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划等号,还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教科书哲学的讲法,未超越“解释世界”的模式,恐怕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新哲学形态。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解释世界”的哲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实践哲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可是,教科书哲学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水平上,没有转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主题,以实践为主题,关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关注属于人的世界,而不再关注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物理世界。可是,教科书哲学仍旧以物为主题,仍旧在追问解释世界的终极理由。
在只允许用一种方式讲一种哲学的语境中,冯先生无法展现哲学家应有的品格,只得随波逐流,做一名“哲学理论工作者”。他试图按照“口径”的要求,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以示同旧著有区别。几年过去了,只写出连自己都不能满意的一册书,便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三
信奉单数哲学观的冯先生,想不到自己竟成了这种观念的受害者。他经过多年痛苦折磨之后,到晚年终于大彻大悟。他毅然摒弃单数哲学观,表示认同复数哲学观,再次以哲学家的身份出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召开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多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逐渐被清除,中国哲学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年届八旬的冯先生,终于有机会再次展现其哲学家的品格了。他坦言,自己虽然曾经上过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理论骗子的当,但决不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定二度重写中国哲学史。“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⑦
冯先生二度重写中国哲学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新哲学观念。他不再坚持自己以往信奉的“道理”说,对于“何谓哲学”的问题,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表达一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独到见解。
第一,他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西方哲学历来讲论的自然现象学。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⑧按照这种说法,不应该再把哲学视为解释世界的“物学”,而应当视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人学”。如果把哲学视为“物学”,尚可归结为“一”,因为人类住在同一个地球之上;而把哲学视为“人学”,由于反思的主体各不相同,就只能归结为“多”了。按照冯先生的这种新哲学观,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这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看法是一致的。冯先生把人看成哲学的主题,也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从来就不是西方那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中国哲学家把世界存在当成不证自明的事实,并不做刻意的探究。冯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⑨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他拓宽了哲学的论域。基于精神现象学的考量,他认为哲学的论域,并不像单数哲学观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自然界。在复数哲学观视野中,哲学论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人类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间互相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⑩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承接着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的传统。
第三,根据以上两点,他认为哲学的作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而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关于第一点作用,恩格斯已经谈到,冯先生表示完全同意。至于第二点作用,则是中国哲学家才会有的独到见解。冯先生认同中国哲学的传统,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由此来看,冯先生的新哲学观葆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四,他对金岳霖提出的复数哲学观做出回应,明确表示认同。冯先生早年赞成“道理”说,认同单数哲学观;金先生主张“成见”说,认同复数哲学观。直到晚年,冯先生才对金先生做出回应。据冯先生讲,金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时曾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在金先生那里,“成见”说和“游戏”说是一致的,意思都是说,很难对哲学结论做出能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理论论证。接受某种哲学,有如认同一种游戏规则,只有如此,参与此项游戏的人才能玩到一起;而拒斥游戏规则的人是无法参与此项游戏活动的。金先生指出,一个哲学家创立的哲学体系,有如创立一套游戏规则;既然是讲规则,一定用概念,一定要讲理性,并且要自圆其说。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表示认同金岳霖的“游戏”说,他写道:“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为‘新统’者,也是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冯先生在编写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未能始终以复数哲学观为指导,有时还流露出单数哲学观的痕迹。也许他考虑到公众话语的容忍程度,有时不得不用“唯心”、“唯物”、“阶级”等字眼,把自己包装起来,以免惹上麻烦。他二度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几卷写得比较拘谨,后几卷才放开了一些手脚,敢于提出一些“可怪之论”,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感觉。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对《新编》,未必会十分满意。无奈天不假以时日,他不可能三度重写中国哲学史了。
四
受到晚年冯先生新哲学观的启发,我不再相信“哲学只有一种讲法”的狂言。哲学原本就有多种讲法,原本就有百家争鸣。我认为,那种单数哲学观,只会把哲学引向坟墓。如果不排除这种思想障碍,我们便无法树立起学术自信心,无法把中国哲学讲到位。我认同复数哲学观,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从原初义看,哲学的讲法应当是“多”,而不是“一”。在希腊语中,哲学(Philosophy)的意思就是“爱智慧”。在这里,“爱”是动词,“智慧”是宾词。哲学不断地追求真理、探索世界总体的奥秘,关注着常学、常讲、常新的话题,关注着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所以哲学要永远讲下去,并且不断地花样翻新。中国古人所说的“弘道”、“穷理”、“通几”、“求是”等等,与“爱智慧”的意思相近,至少有“家族的相似性”。由此来看,绝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公产,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哲学是“爱智慧”,还不等于就是智慧。“爱智慧”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
哲学注定处在“爱智慧”的过程,哲学家的结论只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正如蔡元培所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
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当然不能只有一种爱法。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爱智慧的方式。西方人可以用弹吉他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也可以用唱山歌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爱智慧的独到方式就是中国哲学。
第二,从学科性质看,哲学的讲法应当是“多”,而不是“一”。哲学原本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竟被误解为关于世界的学问。世界当然是“一”,而世界的观者却是“多”。舞台上一个哈姆雷特,而观众心目中,则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哲学所说的“世界”,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物理世界,而是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世界观所说的“观”,并不是对象性观察意义上的“观”,因为世界作为总体,不可能成为人观察的对象。“世界观”不能等同于“观世界”。人就生存在世界之中,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总体,正如理发师不能给所有的人理发一样。理发师也是人,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理发。人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没有办法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这里所说的“观”,其实是“观念”之“观”,即以一种哲学观念来把握世界的总体。哲学实则是一门以哲学观念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学问。这种哲学观念来自于人,是作为人的哲学家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准确地说,哲学应当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
依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的说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当然有自己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有自己的哲学,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从学科定位看,哲学的讲法是“多”,而不是“一”。罗素没有给哲学下定义,但他找到了哲学的学科定位。他指出,哲学应当定位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人之域。科学以外在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追求客观的知识。宗教以精神世界为把握对象,建立终极信仰。哲学介乎二者之间。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具有典型的科学形态,也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称其为“哲学”似乎更为合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以宗教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以哲学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中国的伦理是哲学的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伦理。中国哲学是一门关于怎样做人的学问,既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也为中国人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价值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一套独特的讲法,大可不必舍己从人。
五
冯先生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哲学观念的更新,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哲学理论工作者”仍旧抱着单数哲学观不放。近年来发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议论,其实就是单数哲学观在作祟。只有迷信单数哲学观的人,才会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从复数哲学观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十足的假问题。
21世纪初,德里达访问上海,王元化教授请他谈谈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他信口答道:“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在中国引发出质疑中国哲学的轩然大波。其实,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否认中国哲学的意思,只是他不喜欢用“哲学”这个词而已。他所说“中国思想”,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是一个意思。他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反对“宏大叙事”,不喜欢西方哲学那种言说方式,不喜欢“哲学”这个字眼。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居然借题发挥,从他的说法中演绎出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合法性”原是个政治法律用语,硬套在哲学上,实在荒唐。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遑言“哲学的合法性”?哲学原本是无法无天的学问,与“合法性”不相干,以“合法性”评判哲学,岂非咄咄怪事!“合法性”一词,可以用于政治,可以用于法律,但不能用于哲学。有如我们可以讨论鸟的飞翔性,但不能讨论狗的飞翔性。“哲学理论工作者”们之所以硬把“合法性”与“哲学”扯在一起,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用单数哲学观的有色眼镜看待哲学,以为只有一种哲学讲法是“合法”的,而其他讲法一概被他们打入“非法”之列。
通过考察冯先生由单数哲学观转到复数哲学观的心路历程,我的感触是:前者是一种刻薄的哲学观,是一套扼杀原创力的霸权话语;后者才是一种宽容的哲学观,鼓励创造性思维,有如新哲学的助产士。倘若冯先生地下有知,他老人家会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忠告:孩子们,醒来吧,不要再沉溺在单数哲学观的迷梦中了!不必顾忌什么“哲学的合法性”,新的中国哲学,等待你们去创造!
注释
①②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4—6、1、8页。④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⑦⑧⑩《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自序1—2、9、16、27、27页。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239页。《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责任编辑:涵含
关键词:冯友兰;单数哲学观;复数哲学观;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161—05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现代新儒家,尤其是新理学体系的创立者。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准确地说,他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新儒家或新理学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是一位长于求索、勇于创新的哲学家。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种狭小的学术圈子里。事实上,他在晚年不再坚持理在事先的原则,早已超出新理学的范围。同任何一位真诚的哲学家一样,冯先生一生中都在思考“何谓哲学”的问题,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给出的答案。我认为,冯先生思想的变化,经过了从单数哲学观到复数哲学观的历程。在早年,他认同单数哲学观;而在晚年,则认同复数哲学观。何谓哲学?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哲学家当中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今后仍需进一步地探索,借用冯先生的话说,叫做“哲学纷无定论”。我们不必完全认同冯先生的某些具体的说法,但不能不对他那种真正的哲学家品格,表示由衷的敬佩。我们回顾一下冯先生哲学观念的演化历程,对于我们排除谬见的干扰、更新哲学观念,对于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西方哲学家当中,单数哲学观比较流行。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哲学。他甚至主张修改“西方哲学”这个词,理由是不必用“西方”两字来限定“哲学”,因为只有西方才有哲学,别的民族都没有哲学。在怀特海眼中,哲学也是单数而不是复数。他认为,整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注脚而已。冯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后不久,便赴美国留学。对于冯先生来说,刚刚建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只是把他领入哲学之门,而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训练,则是在西方完成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有这样的治学经历,不可能不受到单数哲学观的影响。
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哲学的说法是:“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①他认为,讲哲学不能诉诸直觉,必须诉诸理性,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必须对实际世界何以可能,从本体论的高度做出哲学解释。在他看来,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二是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三是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他的这些说法表明,他基本上认同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单数哲学观。在他看来,哲学只有一个,只有一套约定成俗的讲法:讲哲学就是用道理解释世界何以成其为世界。不过,他不接受西方哲学家那种认为哲学只在西方才有的偏见,认为在中国同样有哲学。他花大气力编写《中国哲学史》,有一个理论动机,就是以事实证明在中国确有哲学,驳斥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谬见。他编写《中国哲学史》,也是以单数哲学观为指导的。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②从单数哲学观来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③。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可以直言他留下的遗憾。由于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他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过分强调共性,难以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个性,尚没有充分呈现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
冯友兰撰写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哲学史家,开始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1939年开始他陆续出版“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依旧以单数哲学观为指导。他在《新理学》的《绪论》中指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此说出或写出即是辩,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则由于思。有人谓:哲学所讲者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点我们亦承认之。”④这种说法同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所谓哲学,就是找到解释世界何以成其为世界的道理。这个道理显然是“一”,至于对此“一”的表述,可以是“多”,可以有关于此道理的多种表达方式,并且后来人的表述,可能会越来越清晰。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哲学史可言,才有后人超越前人的可能。换句话说,后人应当认同前人阐述的“道理”,但不必沿袭前人的讲法。用冯先生的话说,哲学需要“接着讲”,而不能“照着讲”。他自己的讲法就是新理学。他自信,新理学所讲的哲学,乃是“新形上学”,乃是“最哲学的哲学”,乃是“哲学的最新进展”,因为这是现代中国学者的讲法,有别于西方哲学中任何一种讲法。他不否认,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认为一般先于个别,都认为共相单独存在。从这一点来看,把新理学视为柏拉图学说在中国的注脚,把冯先生说成在中国的新实在论者,亦不为过。
对于冯先生的哲学观,金岳霖先生曾表示异议。他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我很赞成冯先生的话,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的道理。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的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者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他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这不是哲学的特殊情形,无论甚么学问,无论甚么思想都有,其所以如此者就是论理学不让我们丢圈子。”⑤哲学结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论断,难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找到充分的理由,难以形成所有人的共识,这种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假设或信仰的色彩,所以金岳霖称之为“成见”。他所说的“成见”并没有贬义,就是“一家之言”的意思。既然是“成见”,不可避免出现“所见不同”的情形。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只有一种讲法,而可以有多种讲法。金先生所表达的哲学观,显然是复数哲学观,有别于冯先生的单数哲学观。对于金先生的复数哲学观,冯先生当时并未做出回应。由此可见,那时他还不想放弃单数哲学观。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掌握着主流话语。讲哲学必须遵循哲学教科书的统一口径来讲,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在这种语境中,冯先生表示放弃他苦思冥想出来的新理学体系,然而却没有放弃单数哲学观。他没有必要放弃,因为哲学教科书的讲法,也建立在单数哲学观基础之上。按照教科书哲学的说法,真正的哲学只有一个,那就是唯物论,除此之外,都是错误的,都该受到批判。不过,这个单一哲学,到底应该讲什么,应该怎么讲,冯先生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由于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出现,故而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威信,当时的中国学者难以公开拒斥,自然在情理之中。现在看起来,这种教科书哲学,是否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划等号,还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教科书哲学的讲法,未超越“解释世界”的模式,恐怕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新哲学形态。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解释世界”的哲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实践哲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可是,教科书哲学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水平上,没有转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主题,以实践为主题,关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关注属于人的世界,而不再关注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物理世界。可是,教科书哲学仍旧以物为主题,仍旧在追问解释世界的终极理由。
在只允许用一种方式讲一种哲学的语境中,冯先生无法展现哲学家应有的品格,只得随波逐流,做一名“哲学理论工作者”。他试图按照“口径”的要求,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以示同旧著有区别。几年过去了,只写出连自己都不能满意的一册书,便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三
信奉单数哲学观的冯先生,想不到自己竟成了这种观念的受害者。他经过多年痛苦折磨之后,到晚年终于大彻大悟。他毅然摒弃单数哲学观,表示认同复数哲学观,再次以哲学家的身份出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召开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多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逐渐被清除,中国哲学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年届八旬的冯先生,终于有机会再次展现其哲学家的品格了。他坦言,自己虽然曾经上过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理论骗子的当,但决不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定二度重写中国哲学史。“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⑦
冯先生二度重写中国哲学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新哲学观念。他不再坚持自己以往信奉的“道理”说,对于“何谓哲学”的问题,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表达一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独到见解。
第一,他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西方哲学历来讲论的自然现象学。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⑧按照这种说法,不应该再把哲学视为解释世界的“物学”,而应当视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人学”。如果把哲学视为“物学”,尚可归结为“一”,因为人类住在同一个地球之上;而把哲学视为“人学”,由于反思的主体各不相同,就只能归结为“多”了。按照冯先生的这种新哲学观,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这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看法是一致的。冯先生把人看成哲学的主题,也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从来就不是西方那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中国哲学家把世界存在当成不证自明的事实,并不做刻意的探究。冯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⑨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他拓宽了哲学的论域。基于精神现象学的考量,他认为哲学的论域,并不像单数哲学观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自然界。在复数哲学观视野中,哲学论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人类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间互相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⑩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承接着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的传统。
第三,根据以上两点,他认为哲学的作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而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关于第一点作用,恩格斯已经谈到,冯先生表示完全同意。至于第二点作用,则是中国哲学家才会有的独到见解。冯先生认同中国哲学的传统,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由此来看,冯先生的新哲学观葆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四,他对金岳霖提出的复数哲学观做出回应,明确表示认同。冯先生早年赞成“道理”说,认同单数哲学观;金先生主张“成见”说,认同复数哲学观。直到晚年,冯先生才对金先生做出回应。据冯先生讲,金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时曾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在金先生那里,“成见”说和“游戏”说是一致的,意思都是说,很难对哲学结论做出能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理论论证。接受某种哲学,有如认同一种游戏规则,只有如此,参与此项游戏的人才能玩到一起;而拒斥游戏规则的人是无法参与此项游戏活动的。金先生指出,一个哲学家创立的哲学体系,有如创立一套游戏规则;既然是讲规则,一定用概念,一定要讲理性,并且要自圆其说。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表示认同金岳霖的“游戏”说,他写道:“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试看金岳霖的《论道》,不就是把许多概念摆来摆去吗?岂但《论道》如此,我的哲学体系,当时自称为‘新统’者,也是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冯先生在编写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未能始终以复数哲学观为指导,有时还流露出单数哲学观的痕迹。也许他考虑到公众话语的容忍程度,有时不得不用“唯心”、“唯物”、“阶级”等字眼,把自己包装起来,以免惹上麻烦。他二度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几卷写得比较拘谨,后几卷才放开了一些手脚,敢于提出一些“可怪之论”,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感觉。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对《新编》,未必会十分满意。无奈天不假以时日,他不可能三度重写中国哲学史了。
四
受到晚年冯先生新哲学观的启发,我不再相信“哲学只有一种讲法”的狂言。哲学原本就有多种讲法,原本就有百家争鸣。我认为,那种单数哲学观,只会把哲学引向坟墓。如果不排除这种思想障碍,我们便无法树立起学术自信心,无法把中国哲学讲到位。我认同复数哲学观,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从原初义看,哲学的讲法应当是“多”,而不是“一”。在希腊语中,哲学(Philosophy)的意思就是“爱智慧”。在这里,“爱”是动词,“智慧”是宾词。哲学不断地追求真理、探索世界总体的奥秘,关注着常学、常讲、常新的话题,关注着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所以哲学要永远讲下去,并且不断地花样翻新。中国古人所说的“弘道”、“穷理”、“通几”、“求是”等等,与“爱智慧”的意思相近,至少有“家族的相似性”。由此来看,绝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公产,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哲学是“爱智慧”,还不等于就是智慧。“爱智慧”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
哲学注定处在“爱智慧”的过程,哲学家的结论只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正如蔡元培所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
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当然不能只有一种爱法。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爱智慧的方式。西方人可以用弹吉他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也可以用唱山歌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爱智慧的独到方式就是中国哲学。
第二,从学科性质看,哲学的讲法应当是“多”,而不是“一”。哲学原本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竟被误解为关于世界的学问。世界当然是“一”,而世界的观者却是“多”。舞台上一个哈姆雷特,而观众心目中,则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哲学所说的“世界”,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物理世界,而是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世界观所说的“观”,并不是对象性观察意义上的“观”,因为世界作为总体,不可能成为人观察的对象。“世界观”不能等同于“观世界”。人就生存在世界之中,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总体,正如理发师不能给所有的人理发一样。理发师也是人,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理发。人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没有办法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这里所说的“观”,其实是“观念”之“观”,即以一种哲学观念来把握世界的总体。哲学实则是一门以哲学观念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学问。这种哲学观念来自于人,是作为人的哲学家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准确地说,哲学应当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
依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的说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当然有自己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有自己的哲学,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从学科定位看,哲学的讲法是“多”,而不是“一”。罗素没有给哲学下定义,但他找到了哲学的学科定位。他指出,哲学应当定位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人之域。科学以外在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追求客观的知识。宗教以精神世界为把握对象,建立终极信仰。哲学介乎二者之间。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具有典型的科学形态,也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称其为“哲学”似乎更为合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以宗教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以哲学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中国的伦理是哲学的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伦理。中国哲学是一门关于怎样做人的学问,既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也为中国人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价值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一套独特的讲法,大可不必舍己从人。
五
冯先生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哲学观念的更新,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哲学理论工作者”仍旧抱着单数哲学观不放。近年来发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议论,其实就是单数哲学观在作祟。只有迷信单数哲学观的人,才会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从复数哲学观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十足的假问题。
21世纪初,德里达访问上海,王元化教授请他谈谈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他信口答道:“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在中国引发出质疑中国哲学的轩然大波。其实,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否认中国哲学的意思,只是他不喜欢用“哲学”这个词而已。他所说“中国思想”,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是一个意思。他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反对“宏大叙事”,不喜欢西方哲学那种言说方式,不喜欢“哲学”这个字眼。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居然借题发挥,从他的说法中演绎出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合法性”原是个政治法律用语,硬套在哲学上,实在荒唐。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遑言“哲学的合法性”?哲学原本是无法无天的学问,与“合法性”不相干,以“合法性”评判哲学,岂非咄咄怪事!“合法性”一词,可以用于政治,可以用于法律,但不能用于哲学。有如我们可以讨论鸟的飞翔性,但不能讨论狗的飞翔性。“哲学理论工作者”们之所以硬把“合法性”与“哲学”扯在一起,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用单数哲学观的有色眼镜看待哲学,以为只有一种哲学讲法是“合法”的,而其他讲法一概被他们打入“非法”之列。
通过考察冯先生由单数哲学观转到复数哲学观的心路历程,我的感触是:前者是一种刻薄的哲学观,是一套扼杀原创力的霸权话语;后者才是一种宽容的哲学观,鼓励创造性思维,有如新哲学的助产士。倘若冯先生地下有知,他老人家会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忠告:孩子们,醒来吧,不要再沉溺在单数哲学观的迷梦中了!不必顾忌什么“哲学的合法性”,新的中国哲学,等待你们去创造!
注释
①②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4—6、1、8页。④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⑦⑧⑩《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自序1—2、9、16、27、27页。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239页。《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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