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日渐扩大,世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广泛,人类文明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在历史上,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并非都如田园牧歌般祥和与美好。由于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常发生剧烈冲突和碰撞,甚至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充满不平等和暴力冲突的野蛮文化交流方式,虽然不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历史的主流,但也深刻影响和制约了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进程。即使到今天,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陈旧、落后的文化世界观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突出表现就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实质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霸权主义。近年来世界文化演进的事实说明,以“本质主义”为旨归的西方文化普遍主义行径,并没有带来世界文化大同,相反却激起了全球范围内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泛起。这深刻说明,文明和文化发展上任何形式的“中心论”和“优越论”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都是与人类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文明发展大趋势相违背的。不同文化或者异质文明之间只有平等相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才是利己利人的坦途。
　　源远流长、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有机系统。中华文化既是以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为根源的,又是以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氤氲相长为动力的。正是基于对中华文化这一基本特性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倍增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随着注重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中国发展道路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的认同,国际舆论界对于中华文化在推进世界文化交流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上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普遍给予期待和厚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高度重视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深刻说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立足自身实际、吸取他人长处,不仅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和谐相处之道,也是实现本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古往今来,在推进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国家以及各种集团、组织充当和发挥着主体作用,但也离不开那些热心文化事业、乐于为文化交流和融合尽绵薄之力的有识之士的努力。《西藏旧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一书的作者孙炯就堪称这样一位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我了解和认识孙炯,起源于对“他将香格里拉策划在云南迪庆”这一成功创意的兴趣。孙炯从年少时在故乡昆明就师从著名学者周善甫先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他大学毕业后有7年多时间从事国际旅游工作,还曾外派到新加坡进行旅游业务拓展。不同文化环境促成了孙炯能从比较中学习的习惯,而后来被组织上选派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任职,则在实践上促成了他的这一文化创意的实施。不仅如此,孙炯作为一名曾扎根藏区近7年的汉族青年干部,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埋头学习和钻研有关藏文化的资料,前后十余次深入拉萨、日喀则等藏区,实地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些不仅为他做好本职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使他能够完成自己的一部创作——《西藏旧事》。这本书并不是系统介绍藏文化的纯学术之作,但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一个民族文化亲近者的经历,向读者揭示和展现了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文化的内涵和魅力。从这本书的里里外外,我们也清晰看到了孙炯对于探究不同民族文化源流的浓厚兴趣,以及试图进行多元文化交流和跨文化沟通的担当和情怀。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今天,如何在因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和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特质,是任何一个文化形态都必须认真回答的时代课题。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才能发展,对抗没有出路、交流乃是正途。在未来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应当更好地发挥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导作用,也应更加重视挖掘和利用包括众多个体在内的更多的文化实践主体的作用。只有当社会民众把文化交流与发展看作自己生活与事业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形成多元一体、相得益彰的文化格局,才能共同创造出理想中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境界。(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内参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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