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过《西游记》一书：“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西游记》所写的，“就是他(唐僧)灾难的簿子。”
　　引人兴趣的，是书中特写的美猴王——孙悟空。当他和群猴“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不胜欢乐的时光，他说：“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点远虑，故此烦恼。”众猴听他一片话后，“俱以无常为虑”。原来孙悟空们梦想的，是一个这样的世境：“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这是一群小生产者梦想的天国。从这点出发，孙悟空逐渐生出力量。他见“东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显明”，将床铺摇响，大喊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
　　孙悟空跪在他最早的祖师榻前要求学道，他听到他祖师觉来自吟：“难！难！难！”自从他一心一意求道，也自己说过：“这个却难！却难！”但当祖师一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叩头礼拜了。
　　在玄奘西行之前，《西游记》就突出了孙悟空，而且特别点出“难”字，从而写出了这个战胜八十一难的主要主人公的机智和无畏的勇士——齐天大圣。
　　猪八戒入伙，和孙悟空不一样。特别是他认为自己在路上“身挑着重担，老大难挨”，想“养养精神”。孙悟空批评他，说，“……既是秉正沙门，须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八戒不易接受孙悟空的告诫。一过什么富贵庄院，八戒便禁不住诱惑，“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动了凡心”。孙悟空和猪八戒的矛盾，造成了八十一难中特大的悲剧。三打白骨精，由于八戒的调唆，胡说八道，使唐僧认定孙悟空只是一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是“歹人”，写了贬书，再三要他回去。这件事害了唐僧，苦了沙和尚，猪八戒自己也遭了惨败。直到后来八戒按照白马所设的计谋行事，加上自己“请将不如激将”的妙想，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行者决心去拿此时唐僧们所遇到的妖精。在走过东洋大海时，行者“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
　　显然，西游记是把这一段事故的经历当成重大的转折来写的。这段经历说明：在极端困难的路程中，在自己的一伙人中，由于内部矛盾的过度激化，就会出现致命的悲剧。
　　唐僧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如来佛，总算达到西行的目的。
　　但是，希望带来了失望。
　　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磨，自东土拜到此地，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教我们拿去，我们拿它去何用，望如来敕治！”
　　对行者这个责问，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太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阿傩、伽叶“二尊者复领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向唐僧要些人事。三藏(即玄奘)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将此收下……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都好看看，莫似前番”。
　　这事是唐僧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马克思的著名一段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又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佛教的发展也正是这样。
　　取经联系到索取行贿，这件事已点出佛教的发展同样属于富有阶级的宗教，是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服务的宗教；是奴隶主、封建主的宗教。当然，它跟赤裸裸的吃人肉的那些妖怪不同。在唐僧西行的路程中，那些妖怪总想拿唐僧们身上的肉去饱餐一顿，但幸亏齐天大圣出了大力，避免了被吃的灾难。
　　齐天大圣——这一个好赫赫的名字！他不只是“圣”，而且是“大圣”；不只是地上的圣，而且是天上的圣；不只是天上的圣，而且是和天一样大，一样高，一样并立的大圣。这是在一个孤立小天地中生活的小生产者反映出来的自高自大的面貌。在孤立的小生产者的周围，包围着很多同一模样的小生产者，因此，一个美猴王可以一下子变成千百个或千万个美猴王，就如他那根铁棒一样，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可长可短，有时可以“变做绣花针儿”。
　　一个小生产者也可能到处冲撞，也可以“大闹天宫”，因为财产不多，丢掉也不值得可惜；但又经常思念故乡，去时容易，回时也容易，例如，当唐僧在路上赶他走时，他就重新挂起“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的杂彩花旗，逍遥自在，乐业安居。小生产者平常各干各的，各顾各的，但在接触到共同利害的时候，也能成“一窝蜂”，也能在一定时候，“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旧社会农村发生不同氏族大械斗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
　　美猴王有群猴和他在一起。他代表了群猴的利益。孙悟空把花果山当做他的靠山，他的稳便的后方。但他怎样又变成一个佛教徒呢？
　　小生产者具有两重性：有时可以这样，有时可以那样。任何宗教都信神。孙悟空原来信道教的神，现在又信佛教的神，如鲁迅的解释，“释迦与老君同流”(《中国小说史略》)。这对小生产来说，并不可怪。
　　小生产者从来没有，也不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一个类似“一盘散沙”的阶级。他们盼望的，正如孙悟空给一个庄上人家祝福的：“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孙悟空自许“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但他却不能向百姓作“年年成熟，岁岁丰登”的许诺，他认为这是“天赐”的。
　　孙悟空那样相信自己上天下地的本事，却极端恐惧唐僧针对他所念的“紧箍咒”，因为唐僧一念这咒，对他的头脑引起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封建主用以约束小生产者——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智慧——的枷锁。孙悟空不能打碎这个枷锁，而只能乞求唐僧“莫念！莫念！”来暂且避免痛苦。在宣布他为“斗战胜佛”后，他才消除这个对他的经常的威胁。但这已不能算是“斗战胜佛”的胜利，而是表现他对佛教的无条件的屈服，即“斗战胜佛”变成了屈服佛。
　　唐僧、孙悟空经历的，是求佛道，求神道。求神道，所谓求神拜佛，——这是多么荒诞呵！《西游记》所写的，不过是一些骗人的神迹，一些荒诞的奇迹。《西游记》——仅仅是一堆幻景——幻想的幻景，幻景的幻想。但是，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醒，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在一起。
　　唐僧们求佛道，求神道，也有可能带来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另一种产品。
　　唐僧玄奘西行取经是实有其事的，经过很大的艰难，也实有其事的。但“孙悟空”、“猪八戒”等等，当然是虚构的，事实当然不是小说《西游记》所写的神奇古怪。中印佛教徒历代的往来，以及玄奘这次西行，对沟通中印的文化，扩大中国人的某些眼界，增加中国人的某些知识，起了它的作用。中国人有某些思想，是受到佛学的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自然辩证法》201页)
　　《西游记》写道：“一佛国在一沙中”。“一粒沙合大千界”。
　　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对立统一：无限大在无限小中。无限小含有无限大。这或许可说是原始佛教徒的“天才的直觉的”原始辩证法的萌芽。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甚至背离最初出发的目的，经过这样那样的弯路，“山穷水尽疑无路”，而爬到求知的某些彼岸。不过，这种知，又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
　　“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六百零五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六○六种药品为止，……”。求知不会只是八十一难，而是如人们习惯说的，常常经过千难万难，而且也会遭遇失败。求知，总是克服一件，又会遇到新的一件，随着历史的前进，将永无底止。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