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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中印两国建交60周年，也是从未涉足我国的印度同父圣雄甘地诞辰141周年。作为一个退休9年的外交老兵，欣慰的是，我的译作——甘地嫡孙拉吉莫汉·甘地教授撰写的《我的祖父圣雄甘地》(《The GoodBoatman，A Portrait 0fGandhi》)历经了长达7年的时间，2009年终于在北京面世。这不仅完成了我个人多年来的夙愿，也为推动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尽了自己的一点微力。更令我惊喜的是，2010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国网将这本译作有关的故事制作成一个精致的光盘作为两国建交花甲之年的献礼。本文将如实地向读者介绍有关圣雄甘地，这个好船夫，是如何“驾船”来到中国鲜为人知的故事。
与圣雄甘地3位晚辈的不解之缘
我随丈夫周刚(前中国驻印度大使)于1998年4月下旬抵达新德里不久，就有幸结识了圣雄的孙子戈帕尔克里什纳·甘地。6月1日，在印度总统府为周刚举行的国书递交仪式上，我认识了他。他当时是纳拉亚南总统的首席秘书，英俊潇洒、彬彬有礼，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此后，他为协助我们同印度总统夫妇建立亲密的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后来，他成为印度外交界的一位知名外交官，任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前几年回国后，又出任西孟加拉邦邦长，成为一名重要地方大员。2009年秋季，当他收到我的这本译作后，非常兴奋地回信说，“欣接来信，愉快地回忆起在现已作古的纳拉亚南总统手下工作时有幸结识你们的时光。感谢将我兄弟拉吉莫汉·甘地著作的中文译本赠送于我。我们在北京的使馆为你的译作举行了发行式确是一大喜事。请接受我的衷心感激和良好祝愿。对于加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充满信心。”
2000年12月19日，圣雄的孙女塔娜甘地·巴塔恰尔吉——“甘地宣传纪念委员会”副主席，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特地来到中国大使馆拜访我。我们一见如故，相聚甚欢。临行前，她将圣雄的另一位孙子，她的兄弟拉吉莫汉·甘地撰写的这本书赠送给我。光阴似箭，当她在分别长达9年后收到我回赠的该书中文译作后，热情洋溢地回信说：“非常非常感谢!我无法想象好船夫竞同你一起航行到中国。你们伟大的国家始终令我神往，希望有朝一日访问贵国。”
2001年6月下旬，周刚和我从印度离任，回到北京。真正退休以来，我才有空闲时间阅读此书。在阅读过程中，心中又燃起了一个愿望：将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便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圣雄甘地和他的祖国。但我与该书作者拉吉莫汉·甘地教授素昧平生，更不知他身在何处，得不到作者的首肯，我是无权翻译此书并出版的。这个难题终于得到我丈夫周刚的朋友——印度驻华大使谢夫尚卡尔·梅农的热情帮助而顺利解决了。在他的帮助下，我于2003年初同正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拉吉莫汉·甘地取得了联系，他非常乐意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将其祖父和当时的印度介绍给中国人民，欣然同意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翻译和推动出版等具体事宜。在翻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中，我经常同他通信联络，告知有关的进展情况，他衷心感谢我为此书中文版的问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此后，他为该书的光盘写了以下的感言：“对于我们世界的未来来说，没有多少事情比中印这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更为重要的了。邓俊秉教授将我的《The Good Bowman，APortrait of Gandhi》译成中文版，为深化这一必要的理解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译书面世背后的故事
我从2003年开始笔耕(当时还不懂如何用电脑打字)，花了约3年的时间，完成了800页中文译稿。由于该书不仅仅是一本刻画圣雄甘地一生、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著作，更是一本涉及印度社会和其现代历史的巨作，我请老伴周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仔细审阅了我的中文手稿。他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南亚专业，大半辈子外交生涯都与南亚事务有关。1988年至2001年，他先后任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大使；退休后，作为资深南亚问题专家，一直从事南亚民间外交。鉴于中国书市商业化的影响，出版社迟迟未能推出其中文版，我叉花了3年时间尽力周旋，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该书中文版《我的祖父圣雄甘地》终于在2009年8月初与读者见面了。
在此书艰辛而漫长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梅农大使的两位后任更是给予了真诚而热情的帮助。苏里宁大使(2003--2006年在任)和夫人普娜不仅十分关心我的翻译进程，并且主动提出为此书中文版举行发行式，作为庆祝2006年印中友好年的献礼。然而，苏里宁大使于当年10月初调回新德里就任印度外交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回国不久，他就在10月下旬专门为此书中文版撰写了感人的前言：“……邓俊秉教授的译作将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观察现代印度历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领会、吸收并且希望他们应用圣雄推崇的和平、非暴力和社会友爱……”。拉奥琪大使于2006年10月就任以来，始终关心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她热情提出作为开启使馆文化中心的首次活动，她将亲自為该书举行发行式。然而，直到她离任前，该书也未能出版。2009年6月29日，应中国网的邀请，我、周刚和拉奥琪大使共同为此书做了一个专访。事后，该网站将此专访制成光盘特地赠送给中印双方。拉奥琪大使于7月中旬离京前，明确向其副馆长马宗达公使交待，一旦该书面世，由公使先生来主持发行式。
2009年8月4日，作为印度使馆的临时代办，马宗达公使在位于建国门外的双子座大厦的该馆文化中心隆重地主持了《我的祖父圣雄甘地》的发行式。这是一次洋溢着中印友谊难以忘怀的活动。宾主欢聚一堂：中方与会的有资深的前副外长、国务院外办前主任和外交学会前会长刘述卿，前副总理和前人大副委员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和外交部、外交学会、贸促会等部门的有关官员、媒体和学术界的朋友，还有我几十年前教的学生；印方出席的有使馆主要外交官、驻京的学术、媒体和工商界人士。临时代办发表了热情洋溢讲话后，邀请我和周刚先后发言。在讲话中，我首先代表前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转达她的热情祝愿，然后讲述了翻译此书前后，同圣雄甘地3位晚辈接下的不解之缘，以及得到3位印度驻华大使的鼎力相助，最后引用圣雄的话语表达了我的愿望，希望中印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明天。周刚一改惯有的严谨风格，满怀感情地既说英语又说印地语发表感想，赢得了阵阵掌声。没有料到仪式结束后，竞有许多中、印与会者热情邀请我俩同他们合影。最后，我不得不坐下来为排在我面前每人手中都拿着我译作的长长队伍逐个签名。临时代办一直陪着我们，直到签名结束。
令人惊喜的是，该书发行式还引起了中印两国媒体的关注。当晚，《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吴迎春在该报网站 上发表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次日又在该报上刊登了简短报道。中国网不仅在网站上发表了文章，而且将活动时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印度教徒报》驻京记者克里希纳为该报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他写道：“坐在桌后，手握钢笔，一位年过花甲的中国女士正耐心地为等候她签书留念的与会者签名……”，该篇报道还刊登在该报的网站上。《印度斯坦时报》驻京女记者帕蒂尔特地来到我家对我进行采访。甚至在千里之遥的印度《班加罗尔日报》也通过印度使馆文化中心向我表达了采访的意愿。我译此书的初衷只是希望中國渎者通过阅读圣雄甘地的一生，增进对印度的了解，从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却没想到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竞能引起中印媒体的共同关注。我期盼两国媒体今后能够多报道促进两国关系和民间交流的事件，为提升中印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添砖加瓦。
发行式一个多月后，2009年9月25日，印度驻上海总领馆邀请我和周刚参加由该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市对外友协共同举办的纪念圣雄甘地的中印两国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来自上述3个单位之外，还有印度工商界和学术界人士。会上，首先放映了有关圣雄生平，以及联合国宣布甘地生日10月2日为“非暴力国际日”决定的感人真实录像。紧接着，印度总领事达斯女士、上海友协副会长汪小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和我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为了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以更生动形象的方式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中国网决定制作一张精致的双语光盘，由我和周刚来讲述这些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制作，这张中文名叫《中国外交伉俪与印度圣雄甘地的不解之缘》、英文名叫《The Good Boatman Sails to China》的光盘终于得以面世。光盘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我俩讲述在印度工作的经历，以及我怎样产生了翻译此书的想法，同时用视频介绍了甘地；第二部分，由我来介绍翻译此书的过程；第三部分，介绍在印度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举行的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以及中印双方政要和外交界领导黄华夫妇、李肇星、刘述卿等为此书发表的感言。特别要提及的是，已作古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印度“莲花奖”中国唯一的获奖者季羡林教授病重期间曾为此书写了简短的寄语也出现在光盘中。第四部分，介绍中印媒体对此书发行的关注。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好友黄华夫人何理良和前印度驻华大使苏里宁夫人普纳为此光盘亲自录制的感言，还要感谢我的年轻朋友，CCTV 9的JamesChau的热情相助，他为这个光盘作了精彩地道的英文配音。
2010年3月30日，在我和周刚的倡议下，国务院新闻办的外文局在中印名人论坛和印度大使馆的合作下，为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举办了中印发展论坛。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共有来自中印外交、媒体、学术和工商各界的100多位代表与会。中方有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外文局局长周明伟、黄华夫人何理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等人，印方有苏杰生大使，媒体人士，驻京各大报记者、专家和留学生。值得一提的是，论坛开始前，在会场的屏幕上放映了这张双语光盘，并将此光盘作为对中印建交60周年的献礼赠送给每一位与会者。
2010年4月6日，专程来京的印度外长S.M.克里希纳参加了中国友协和印度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活动，我亲自将光盘分别赠给了他和中方领导戴秉国国务委员。5月28日，在参加中国友协和印度大使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和中方领导习近平副主席。我们将光盘送给了印度总统的首席秘书和其他官员，并托印度大使苏杰生的夫人代我们将光盘送给总统本人。此外，借周刚受外交部派遣前往印度等国作政策宣讲的机会，我又捎去许多光盘请我们的好朋友印度外秘拉奥琪代为我们转送给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以及印度外交、学术和工商界的不少朋友。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不仅能够有幸翻译了这本书，而且在译作和光盘问世之后还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
2010年10月2日，是圣雄甘地诞辰141周年的纪念日。应印度大使馆的邀请，周刚和我前往金台艺术馆参加庆祝活动。该艺术馆馆长袁熙坤教授是全国政协常委，热心于公共外交。活动由印度公使查腊祜主持，袁教授也即兴发了言，还请中印两国儿童表演了歌颂圣雄的歌曲和朗诵了他写的诗歌。作为《The Good Boatman，A Portrait ofGandhi》一书的译者，我做了专题发言，在讲话结束时，我引用了圣雄甘地的原话：“我渴望这一天终将到来，自由的印度和自由的中国为了两国的福祉，亚洲和世界的福祉，将开展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我相信，在今后的世界舞台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将携手共创和谐的龙象共舞新景象!
(作者系《我的祖父圣雄甘地》译者，中国驻印度使馆前参赞)
(责任编辑：刘娟娟)
与圣雄甘地3位晚辈的不解之缘
我随丈夫周刚(前中国驻印度大使)于1998年4月下旬抵达新德里不久，就有幸结识了圣雄的孙子戈帕尔克里什纳·甘地。6月1日，在印度总统府为周刚举行的国书递交仪式上，我认识了他。他当时是纳拉亚南总统的首席秘书，英俊潇洒、彬彬有礼，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此后，他为协助我们同印度总统夫妇建立亲密的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后来，他成为印度外交界的一位知名外交官，任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前几年回国后，又出任西孟加拉邦邦长，成为一名重要地方大员。2009年秋季，当他收到我的这本译作后，非常兴奋地回信说，“欣接来信，愉快地回忆起在现已作古的纳拉亚南总统手下工作时有幸结识你们的时光。感谢将我兄弟拉吉莫汉·甘地著作的中文译本赠送于我。我们在北京的使馆为你的译作举行了发行式确是一大喜事。请接受我的衷心感激和良好祝愿。对于加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充满信心。”
2000年12月19日，圣雄的孙女塔娜甘地·巴塔恰尔吉——“甘地宣传纪念委员会”副主席，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特地来到中国大使馆拜访我。我们一见如故，相聚甚欢。临行前，她将圣雄的另一位孙子，她的兄弟拉吉莫汉·甘地撰写的这本书赠送给我。光阴似箭，当她在分别长达9年后收到我回赠的该书中文译作后，热情洋溢地回信说：“非常非常感谢!我无法想象好船夫竞同你一起航行到中国。你们伟大的国家始终令我神往，希望有朝一日访问贵国。”
2001年6月下旬，周刚和我从印度离任，回到北京。真正退休以来，我才有空闲时间阅读此书。在阅读过程中，心中又燃起了一个愿望：将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便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圣雄甘地和他的祖国。但我与该书作者拉吉莫汉·甘地教授素昧平生，更不知他身在何处，得不到作者的首肯，我是无权翻译此书并出版的。这个难题终于得到我丈夫周刚的朋友——印度驻华大使谢夫尚卡尔·梅农的热情帮助而顺利解决了。在他的帮助下，我于2003年初同正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拉吉莫汉·甘地取得了联系，他非常乐意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将其祖父和当时的印度介绍给中国人民，欣然同意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翻译和推动出版等具体事宜。在翻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中，我经常同他通信联络，告知有关的进展情况，他衷心感谢我为此书中文版的问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此后，他为该书的光盘写了以下的感言：“对于我们世界的未来来说，没有多少事情比中印这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更为重要的了。邓俊秉教授将我的《The Good Bowman，APortrait of Gandhi》译成中文版，为深化这一必要的理解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译书面世背后的故事
我从2003年开始笔耕(当时还不懂如何用电脑打字)，花了约3年的时间，完成了800页中文译稿。由于该书不仅仅是一本刻画圣雄甘地一生、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著作，更是一本涉及印度社会和其现代历史的巨作，我请老伴周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仔细审阅了我的中文手稿。他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南亚专业，大半辈子外交生涯都与南亚事务有关。1988年至2001年，他先后任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大使；退休后，作为资深南亚问题专家，一直从事南亚民间外交。鉴于中国书市商业化的影响，出版社迟迟未能推出其中文版，我叉花了3年时间尽力周旋，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该书中文版《我的祖父圣雄甘地》终于在2009年8月初与读者见面了。
在此书艰辛而漫长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梅农大使的两位后任更是给予了真诚而热情的帮助。苏里宁大使(2003--2006年在任)和夫人普娜不仅十分关心我的翻译进程，并且主动提出为此书中文版举行发行式，作为庆祝2006年印中友好年的献礼。然而，苏里宁大使于当年10月初调回新德里就任印度外交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回国不久，他就在10月下旬专门为此书中文版撰写了感人的前言：“……邓俊秉教授的译作将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观察现代印度历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领会、吸收并且希望他们应用圣雄推崇的和平、非暴力和社会友爱……”。拉奥琪大使于2006年10月就任以来，始终关心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她热情提出作为开启使馆文化中心的首次活动，她将亲自為该书举行发行式。然而，直到她离任前，该书也未能出版。2009年6月29日，应中国网的邀请，我、周刚和拉奥琪大使共同为此书做了一个专访。事后，该网站将此专访制成光盘特地赠送给中印双方。拉奥琪大使于7月中旬离京前，明确向其副馆长马宗达公使交待，一旦该书面世，由公使先生来主持发行式。
2009年8月4日，作为印度使馆的临时代办，马宗达公使在位于建国门外的双子座大厦的该馆文化中心隆重地主持了《我的祖父圣雄甘地》的发行式。这是一次洋溢着中印友谊难以忘怀的活动。宾主欢聚一堂：中方与会的有资深的前副外长、国务院外办前主任和外交学会前会长刘述卿，前副总理和前人大副委员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和外交部、外交学会、贸促会等部门的有关官员、媒体和学术界的朋友，还有我几十年前教的学生；印方出席的有使馆主要外交官、驻京的学术、媒体和工商界人士。临时代办发表了热情洋溢讲话后，邀请我和周刚先后发言。在讲话中，我首先代表前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转达她的热情祝愿，然后讲述了翻译此书前后，同圣雄甘地3位晚辈接下的不解之缘，以及得到3位印度驻华大使的鼎力相助，最后引用圣雄的话语表达了我的愿望，希望中印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明天。周刚一改惯有的严谨风格，满怀感情地既说英语又说印地语发表感想，赢得了阵阵掌声。没有料到仪式结束后，竞有许多中、印与会者热情邀请我俩同他们合影。最后，我不得不坐下来为排在我面前每人手中都拿着我译作的长长队伍逐个签名。临时代办一直陪着我们，直到签名结束。
令人惊喜的是，该书发行式还引起了中印两国媒体的关注。当晚，《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吴迎春在该报网站 上发表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次日又在该报上刊登了简短报道。中国网不仅在网站上发表了文章，而且将活动时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印度教徒报》驻京记者克里希纳为该报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他写道：“坐在桌后，手握钢笔，一位年过花甲的中国女士正耐心地为等候她签书留念的与会者签名……”，该篇报道还刊登在该报的网站上。《印度斯坦时报》驻京女记者帕蒂尔特地来到我家对我进行采访。甚至在千里之遥的印度《班加罗尔日报》也通过印度使馆文化中心向我表达了采访的意愿。我译此书的初衷只是希望中國渎者通过阅读圣雄甘地的一生，增进对印度的了解，从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却没想到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竞能引起中印媒体的共同关注。我期盼两国媒体今后能够多报道促进两国关系和民间交流的事件，为提升中印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添砖加瓦。
发行式一个多月后，2009年9月25日，印度驻上海总领馆邀请我和周刚参加由该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市对外友协共同举办的纪念圣雄甘地的中印两国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来自上述3个单位之外，还有印度工商界和学术界人士。会上，首先放映了有关圣雄生平，以及联合国宣布甘地生日10月2日为“非暴力国际日”决定的感人真实录像。紧接着，印度总领事达斯女士、上海友协副会长汪小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和我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为了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以更生动形象的方式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中国网决定制作一张精致的双语光盘，由我和周刚来讲述这些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制作，这张中文名叫《中国外交伉俪与印度圣雄甘地的不解之缘》、英文名叫《The Good Boatman Sails to China》的光盘终于得以面世。光盘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我俩讲述在印度工作的经历，以及我怎样产生了翻译此书的想法，同时用视频介绍了甘地；第二部分，由我来介绍翻译此书的过程；第三部分，介绍在印度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举行的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以及中印双方政要和外交界领导黄华夫妇、李肇星、刘述卿等为此书发表的感言。特别要提及的是，已作古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印度“莲花奖”中国唯一的获奖者季羡林教授病重期间曾为此书写了简短的寄语也出现在光盘中。第四部分，介绍中印媒体对此书发行的关注。最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好友黄华夫人何理良和前印度驻华大使苏里宁夫人普纳为此光盘亲自录制的感言，还要感谢我的年轻朋友，CCTV 9的JamesChau的热情相助，他为这个光盘作了精彩地道的英文配音。
2010年3月30日，在我和周刚的倡议下，国务院新闻办的外文局在中印名人论坛和印度大使馆的合作下，为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举办了中印发展论坛。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共有来自中印外交、媒体、学术和工商各界的100多位代表与会。中方有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外文局局长周明伟、黄华夫人何理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等人，印方有苏杰生大使，媒体人士，驻京各大报记者、专家和留学生。值得一提的是，论坛开始前，在会场的屏幕上放映了这张双语光盘，并将此光盘作为对中印建交60周年的献礼赠送给每一位与会者。
2010年4月6日，专程来京的印度外长S.M.克里希纳参加了中国友协和印度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活动，我亲自将光盘分别赠给了他和中方领导戴秉国国务委员。5月28日，在参加中国友协和印度大使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和中方领导习近平副主席。我们将光盘送给了印度总统的首席秘书和其他官员，并托印度大使苏杰生的夫人代我们将光盘送给总统本人。此外，借周刚受外交部派遣前往印度等国作政策宣讲的机会，我又捎去许多光盘请我们的好朋友印度外秘拉奥琪代为我们转送给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以及印度外交、学术和工商界的不少朋友。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不仅能够有幸翻译了这本书，而且在译作和光盘问世之后还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
2010年10月2日，是圣雄甘地诞辰141周年的纪念日。应印度大使馆的邀请，周刚和我前往金台艺术馆参加庆祝活动。该艺术馆馆长袁熙坤教授是全国政协常委，热心于公共外交。活动由印度公使查腊祜主持，袁教授也即兴发了言，还请中印两国儿童表演了歌颂圣雄的歌曲和朗诵了他写的诗歌。作为《The Good Boatman，A Portrait ofGandhi》一书的译者，我做了专题发言，在讲话结束时，我引用了圣雄甘地的原话：“我渴望这一天终将到来，自由的印度和自由的中国为了两国的福祉，亚洲和世界的福祉，将开展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我相信，在今后的世界舞台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将携手共创和谐的龙象共舞新景象!
(作者系《我的祖父圣雄甘地》译者，中国驻印度使馆前参赞)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