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婚姻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情，同时也与两个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传统婚嫁中，嫁妆是男女双方家族很关注的事宜，那么在古代，嫁女儿到底需要多少嫁妆呢？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古代各项制度的典籍《周礼》有明确规定：“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里说的“五两”是指“五匹”，意思是婚嫁中的男方女方送聘礼或嫁妆，总数不要超过五匹黑色丝帛的价值。可见，在2000多年前，国家为避免百姓婚嫁过度攀比是有预见和指导标准的。
　　毋庸讳言，以财富论婚姻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陋习。在汉代，为避免出嫁的女儿在夫婿家受歧视、怠慢，女方要花大量金钱办嫁妆，久而久之形成风气，使一些小户人家吃不消。当时有个说法叫“盗不过五女之门”，意思是如果哪户人家养了五個女儿，要办嫁妆的话，非得倾家荡产，强盗也不屑去“光顾”了，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连强盗也不忍心去拿她们家的东西了。
　　从来都是富贵人家的嫁妆丰厚。皇家嫁女在古装影视剧中，很吸人眼球。作为天潢贵胄的公主的嫁妆自然非同一般，重要“嫁妆”之一就是立即给她“老公”来个响当当的“驸马”称谓，其后自然是官居显位，这或可称为“官位嫁妆”。同时，公主的财货嫁妆也让人眼花缭乱。《资治通鉴》卷251记载，公元869年，唐懿宗朝的同昌公主出嫁，因为她是皇帝最喜爱的女儿，不但立即提拔她的未婚夫为起居郎、驸马都尉，还给她准备了极其丰厚的嫁妆——一是将皇宫中所有宝贝随她挑选，“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二是送给她和新郎一座位于京城黄金地段广化里的豪宅，装潢极尽豪华，连窗户上都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家里的一应用品器具也非金即银；三是给她“压箱钱”，“赐钱五百万缗”，也就是50亿文钱；四是还有一大批皇家用品，应有尽有。这样的嫁妆，非同凡响，正史上留下了记载。
　　同样在唐懿宗朝，还有一件关于嫁妆的事情，发人深省。时任大唐尚书省右丞的裴坦的儿子迎娶地方官员杨收的女儿，当时盛行“陪门财”，杨收觉得自己攀了门高亲，奉送了巨额嫁妆，陪嫁的器物用品也都非常奢华，“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按理说，女方嫁妆丰厚，男方应该“笑纳”才是，但作为唐朝名臣的裴坦不是这样，他说：“这不是为我们家好，这是要害我们家啊！”命人当场将奢华的家具全部砸坏。虽然史书上没有写明，但由后来裴坦家没受牵连来看，杨家所送巨额嫁妆，裴家是没有完全收受的。因为，后来杨收在端州司马任上因受贿罪被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领表者十余人”，作为杨收亲家的裴坦却并没有受到牵连，后来还晋升宰相。
　　北宋熙宁朝以后有规定，除了皇帝的女儿出嫁由国库支取嫁妆钱，赵宋皇族有女子出嫁，国库也支付相应嫁妆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皇室支取嫁妆的例子：宋徽宗的女儿福国长公主得到的嫁妆是“奁具凡二十万缗”，这二十万缗是个巨额数字，相当于2亿文钱，因为当时宰相、枢密使每月的俸禄才不过三百缗。据说，这嫁妆钱同北宋强盛时期相比，已经是减少了很多；还有一个是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出嫁的安康郡主，她的嫁妆是京城一座府邸，“又诏南库给金五百两、银三千两为奁具”。
　　对赵宋宗室女子，宋代也有嫁妆标准：“祖宗（宋太祖）元孙女五百千，五世三百五十千，六世三百千，七世二百五十千，八世百五十千。”谱系越远，皇室给的嫁妆钱越少，八世以后，就没有记载了。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战事多开销大，国库紧张，皇帝下诏书将疏远的宗女的嫁妆又减了不少，而且还不能保证正常支付。因为没有像样嫁妆，致使这些宗女嫁不出去，“有司不时给，宗女贫不能行，多自称不愿出适者”由于没钱作嫁妆，这些与君主同宗的女子被迫成了“剩女”。由此来看，宋代婚姻是很讲究嫁妆的。北宋名臣司马光曾尖锐指出宋代婚姻注重钱财货物的情形：“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
　　《水东日记》记录了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郑氏家族的一份嫁妆标准：“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钱），十七界。”因婚嫁双方都是官宦之家，所以女方的嫁妆也颇丰厚，属于中产阶层吧。
　　再看景定三年（1262年）的一份嫁妆实物单子，很详细：礼书三缄，双金鱼袋，销金缬一疋（同“匹”），利市彩一疋，官绿公服罗一疋，画眉褐织一疋，转官毬须掠一副，叠金箧帕女红五事……
　　明代中期以后，婚配门当户对的观念荡然无存，婚配不问门第，专论聘财了，“今女家许聘，辄索财礼，男家既醮，乃论资妆，稍不如意，非过期不归，则妇归见斥矣”，如果没有令男方满意的嫁妆，即便订了亲，也不娶进门，或者娶进了门，也还会将妻子送回娘家，不讲夫妻情份。
　　婚姻重财的陋习在清代达到顶峰。《切问斋文钞》中叙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社会婚姻情况，“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以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德，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
　　《巢林笔谈》说了雍正年间一件涉及嫁妆的事，作者同一个朋友喝酒聊天，朋友跟他说，要给作者儿子介绍个对象，女方家是个富商，女孩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女方家承诺如能找个合适的夫家，愿意出嫁妆几千两银子，“奁资可得数千金”。可见，当时婚配是先将钱财货物讲论在前的，形同谈生意。但是，作者是个文人雅士，洁身自好，“予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所以，酒醒后，赶紧回绝了朋友的好意。
　　清代人卲长衡在《财婚》一文中对当时婚配有精准概括：“古人重嘉耦，今人重财婚。”
　　当然，也有开明的父母，《不下带编》中记载了一个善画的开明秀才，认为夫妻情趣投合感情好才是婚姻最重要的内核，他给女儿的嫁妆是他亲手画的一幅画，上面题诗：“婚姻几见斗奢华，金屋银屏众漫夸。转眼十年人事变，妆奁卖与别人家。”老秀才几句诗道出了婚姻中的势利现象，同时也揭示了婚姻论财的荒唐可笑与悲剧。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常常出现的婚配重财、嫁女论嫁妆，甚至以能否满足财货要求作为缔结婚姻首要条件的现象，给个人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首先是使很多婚龄男女因家族经济原因，成了“剩男剩女”，造成了很多不幸。
　　更悲惨的是，我国宋代以至明清时期，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省份，贫苦家庭生下女婴后常常会狠心又无奈地将其溺杀，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家庭不堪嫁妆重负。
　　《清稗类钞》对清代溺女现象有深刻揭示：“溺女恶习，所在有之，盖以女子方及笄许嫁时，父母必为办嫁妆。富家固不论，即贫至佣力于人者，亦必罄其数年所入佣资，否则夫婿翁姑必皆憎恶。”我们都知道《孔雀东南飞》中汉代男子焦仲卿的老婆刘兰芝，是个勤劳会做家务的才女加美女，夫妻之间和好相悦，而且，媳妇对老婆婆也恭顺，为什么老婆婆一定要儿子休掉这么好的儿媳妇？会不会也与嫁妆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