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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已经迷失：他们贪婪的欲望达到极致，但自然的本性、情感和人格却被压抑和扭曲。弗洛姆对现代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剖析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见到大量表征，文学研究亦可借助于这一理论，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弗洛姆；灵魂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3－０119－０6
埃里希·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穷一生之力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以此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在弗洛姆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也是病态的，特别在人性或精神层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自我迷失，灵魂异化。他们自我孤独，人格被扭曲，自我处于分裂状态，情感偏离常态，爱也是虚假和病态的，他们什么都缺失或者变态，仅仅留存的是强烈的占有欲，他们自私、贪婪无比，因别人的成功和拥有而焦虑无常、嫉妒万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他们的灵魂极度异化。
一、贪婪的欲望
人生来就有利己的念头，从这个角度讲，自私是人的本性。利己就是自私，它导致占有的行为，无止境的占有就是贪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奉行的是个人利己主义，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异化，每个人都在狂热地追求对物的占有。人们因自私而疯狂占有的行为无处不在。人们把个人或家庭占有财物的多少看作他们成功与否的标志，把公司或组织积累财富的多少看作其运作好坏的标志，把国家向外扩张、从他国掠夺资源和财富的多少看作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弗洛姆认为利己不仅是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利己意味着渴望为自己获得一切，意味着享受占有带来的乐趣，为此，人会越来越贪婪。现代人以占有为目的，占有得越多，就越了不起；人们把他人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因为每个人为了达到占有的目的，必须想尽办法去对付别人，从别人、从社会、从自然那里取得更多：顾客是敌人，因此要哄骗他们；对手是敌人，所以要消灭对手；雇用的工人是敌人，因此要剥削他们。
弗洛姆认为，占有是人类经验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另一种是存在），占有欲望的强度决定了人的性格。雇主占有雇工的劳动成果和利润，商人从顾客那里占有利润，占有的行为无处不在，占有的欲望无孔不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人占有的对象：土地、矿产、海洋、水源、空间、空气、时间等自然资源，还有知识、技术、人才、思想、权力等也都是人占有的对象，甚至还包括自我，“我就是我的占有物”①。人们为占有自然资源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发展高科技、发明各种新式武器以达到目的，土地纷争、太空之争、海洋之争时刻都在进行着；部落战争、种族冲突时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恶行时有耳闻，地区之间、各国之间的大小战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在战争中惨无人道地使用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进行大肆屠杀，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以毁灭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国家和地区之内，各个团体党派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也不惜一切手段，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经济领域的占有更是习以为常，“获取、占有和赢利，是工业社会中被圣化和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力”②。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自私欲望，在人的各个发展阶段、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能发现自私的影子，见到占有的行为。现代社会中，自私和占有被无限放大，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极度膨胀。婴儿用嘴巴占有，他们变成成年人后，除用嘴巴之外，还用尽身体的其他各部位之所能，来全力占有，他们的双手（暴力）、双眼（视觉）、大脑（计谋、花招或策略）等器官从来都没有闲着。国家则运用外交手段、科技手段、武力手段等方式来占有。
弗洛姆把人类的生存方式分为占有生存方式和存在生存方式两种，在他看来，以占有生存方式生存的人的主要动机是贪欲和占有，而在现代社会，占有是最为常见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的特征就是对物质的贪欲和无法克制的愿望满足”③。贪婪是人类纷争的祸根，由于贪婪，人浪费大量钱财，用于军备竞赛和武器的研发；由于贪婪，无数生命灰飞烟灭；由于贪婪，多少无辜平民无家可归、妻离子散；由于贪婪，世界永无宁日。所有这些都是人的贪婪欲望的表征，也是贪婪欲望的结果。
焦虑与人的生存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除了与人的孤独感相关外，还与人的贪婪欲望息息相关。弗洛姆认为，“自私的人总是对自己焦虑异常，他总是不满足，整天心神不定，害怕所得不足，怕错过什么，更怕被剥夺了什么”④。自私和贪婪使人永远处于焦虑之中，焦虑是现代西方人物化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它同自私、贪婪、嫉妒一样都会促成自我的迷失。
嫉妒是贪婪的孪生兄弟，它与贪婪的欲望不可分割。弗洛姆认为，在贪婪的欲望和占有生存方式的作用下，当看到别人占有的东西比自己多时，就会产生嫉妒，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财产的多少不仅关系到他的物质生存状况，更关系到在别人眼里他成功与否，关系到他的尊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甚至关系到他对权力的攫取。当别人占有的东西比自己多时，他会不顾一切地去让别人的占有不比自己的多。因此，嫉妒会使人失去理智，嫉妒会导致人的罪恶，嫉妒会使人失去本性，嫉妒会让人的灵魂丑恶。
二、压抑的本性
自私导致占有，永无止境的占有导致贪婪，这个因果关系可以表示为，自私——占有——贪婪。弗洛姆又从另一个侧面来考查：占有导致强权，强权引起人们的反抗，即占有——强权——反抗。弗洛姆认为，顺其自然地发展和成长是万物的天性，也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反抗一切阻碍人依天性而生长、发展的企图。要压制这种反抗，则需要体力或心理上的强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常常被迫放弃他的独立、真实的愿望和兴趣以及他们的意志，去接受并非来自他们自身，而是由社会的思想和情感模式强加于他的意志、愿望和情感，于是，人的本性被压抑了。
在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的理论基础上，弗洛姆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本性中有很多方面被看作禁忌，因此被控制、被压抑，其中对性压抑最多，最难，也最令人费解。在弗洛姆看来，性不像其他许多愿望那样容易为人所控制，性遭受的反对，比其他人类愿望遭受的反对都要激烈得多：道德上的诋毁，健康方面的宣传等，“一切为压抑性而做的努力都是令人费解的”⑤。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性禁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剥削和压迫，所以无须去挫退个人的意志。在弗洛姆看来，由于现代社会里的剥削和压迫更多，所以对个人意志、自我本性的压制也更强更广，禁忌导致性占有和性变态。弗洛姆还认为：“普通的个人并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该社会的文化模式是相冲突的，因此，他被迫压抑他自己的这些思想和感觉。”⑥ 另外，在弗洛姆眼里，什么是无意识，什么是意识，取决于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可见，在压抑人的无意识（其中包括性的欲望）的过程中，社会起着关键作用，正是由社会结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人的哪些部分属于无意识，应该被压抑下去，在此过程中，个人是被动的，他不知不觉地受到社会的控制。
作为人的本性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性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最强烈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社会剥削和压迫的结果，社会结构中的权威、意识形态、经济等都是压抑性欲的因素，个人在压抑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因素的行动者，但他还浑然不觉。这种过分的压抑一方面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使人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另一方面导致性变态等心理和精神疾病，从而影响人的本性中其他方面的自然发展。
在弗洛姆看来，我们的文化是趋同的，这是因为人们的自发感觉和本真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即在儿时的训练培养中就开始了。弗洛姆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在不压抑自发性的基础上促进儿童的内在独立和个性的发展，促进其成长和完善。但在现代教育中，其结果往往是扼杀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⑦。这种原始的心理活动生发于个人，是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个体思想的表征。但由于来自成人和社会的各种劝导、恐吓、惩罚、哄骗等方式的影响，以及儿童的势单力薄，他们常常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这种自发感觉，直到儿童完全放弃他的自发感觉为止。现代人的许多感觉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后天的、“人造的”，他们先天的、自发的感觉早已被压抑了，被“人工”改造了。
现代社会里的人的自我本性中的理性消失是因为社会对理性的压抑。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需要人们无冲突地适应一种复杂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一种俯首帖耳的人，一种没有良心或信念的人，这种人引以为自豪的是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尽管这是在一架庞大、庄重的机器上的小零件。他不能有疑问，不能批判地思考，不能有任何激情和兴趣，因为这会妨碍这一组织机构的和谐功能”⑧。
弗洛姆认为，人为了超越他的生物状态、他生存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立志要做一个“创造者”。“在创造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他的生物状态，使自己脱离了生存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从而进入一个自由和自觉的王国”，人的创造性是爱和艺术以及所有物质生产的源泉，但人的原创思想与感觉一样受到压抑，并被扭曲。在弗洛姆看来，教育并不鼓励原创性思想。在成人、教育、社会共同作用下，人的创造性被异化的趋同性所压抑，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性被抑制，人们没有了自我意识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因此，人的创造性很少能有机会“抬头”，而作为创造性的替代物，毁灭意志就有了出头之日。有些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储备武器，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渴望是如此之强烈，那是因为这些人的创造性同其他人一样被压抑，而替代他们的创造意志的毁灭意志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只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发泄，但这种发泄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武器随时都有毁灭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可能。
有了剥削和压迫，就有了对个人意志和自我本性的压抑；同时，教育、媒体、政治宣传、社会竞争、强大的生活压力、庞大的社会和国家机器等都对人的自我本性进行控制和压抑，变得不自然，没有意志，没有良心和信念，没有自我思想和激情，没有理性，没有创造性，变成了一个自我缺失、灵魂虚无的人。对人的长久压抑，还必然会导致人的本性的其他方面的畸形发展：人的情感变态，人格扭曲。
三、变态的情感
在弗洛姆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挫折或受压抑，伪情感常常取代人的真实情感，人们也丧失了区别自发情感与伪情感的能力，人变成了“没有情感的”人，相反，有着真实的自发原始情感的人被看作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人。所以，弗洛姆说：“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当然，所有创造性思想及所有其他创造活动无疑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但不带情感去思想和生活已成为理想。‘有情感’已成为不健全、不正常的同义词。”⑨ 在此种社会环境和价值判断标准的熏陶下，人们变得软弱，没有个性，思想单一而又贫乏，成了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弗洛姆认为，人的情感只能被压抑，但不能被彻底扼杀掉，其结果是，被压抑的情感完全脱离人的思想而存在，并寄生在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等廉价的、虚假的即时情感消费品上，这些现代消费品的“多愁善感”滋润着无数患情感饥渴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的许多真实、自然的情感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自然的伪情感甚至变态的情感的发泄和表露。
情感禁忌就是对自发情感的压抑，它驱走了现代人的许多真实情感，导致现代社会里的多种伪情感的喧宾夺主。弗洛姆认为，在伪情感的形成过程中，现代精神病学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精神病学的最伟大代表弗洛伊德打破了人类思想的理性、目的性特征的虚构性，开辟了一条通往人类激情的迷宫，这一成就极大丰富了精神病学，然而，精神病学又把自己变成操纵人格的普遍趋势的一种工具，因为许多精神病医生心中都有一种“正常的”、普遍的、传统的人格模式，他们“把‘正常的’人格描绘成一幅既不过分悲伤、愤怒，更不兴奋的图画”，并把所有与这一模式不一致的人都看作是“幼稚”或“有精神病症”。为此，人们的自发情感被所谓的“科学”、“权威”所压抑，伪情感名正言顺地取代了人们的本真情感，人的自我也因此变伪，并逐渐迷失。
爱是人的自然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弗洛姆对爱有过详细的论述。弗洛姆认为，爱能够在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同时保持与自身以外某个人或物的结合，“作为一种共享和参与的体验，爱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爱的体验使人消除幻想”。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现实中的爱往往是虚假的，病态的，它们已经被现实中许多虚假的爱的形式所取代，由于现代西方社会是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人变成了商品，不停地进行着交易，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大利润，同时进行高消费，因此，现代人都与自己、他人和自然疏远了，现代西方社会造就了人的性格特征，人“适合于交换和接纳，适合于以物换物和消费；所有的一切，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了交易和消费的对象”。
由于异化的原因，人们的爱情认知是以婚姻为归属的“异性相好”，这种爱情观和婚恋观本质上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庇护人，以排遣心中的孤独感，现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避风港，用来躲避无法忍受的孤独。可见，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有两种存在的基础：一种是把爱作为相互性满足的产物，一种是把爱作为双方合同式的躲避孤独的避风港。弗洛姆认为，这两种出发点都是西方社会中的爱情走向没落的“正常”形式，“其结局都要造成意识上的痛苦”。同时，还存在几种假爱的形式，它们都是爱的精神紊乱的表现：第一种是充满假爱的偶像崇拜型，由于没有找到自己应该付诸努力的对象或方向，他/她会把自己所喜欢的人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是对自身的能力没有信心的结果，于是其性格异化了，异化到把目标寄附于所喜欢的人的身上，把对方当作完美的化身去追逐和赞美。这样，崇拜的一方完全没有了自身的觉醒意识，他/她不是在被爱者身上寻找自我，而是在被爱者身上失去了自我。第二种假爱的形式是多愁善感型，其本质是爱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用所爱的对象的替代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从爱情电影、爱情小说、爱情歌曲等中寄托自己爱情的体验。第三种是投射机制式，就是为了回避自己的缺陷，不从自身发现缺点，而是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被爱”的人的缺陷上，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并不停地考虑如何指责和改造对方。如果双方都有这种毛病，那么他们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关系，有时还会把自己的缺陷投射到孩子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爱是对某一“对象”的强烈肯定欲望，其目的是对象的幸福、发展与自由。“爱是一种欣然的心理状态，原则上它可以给予所有的人和对象”。爱意味着“两个人从各自原有的生存状态里发生结合，同时他们又能够‘由彼及此’地体验自己”，但在西方社会中的爱与弗洛姆所界定的真爱相去甚远，西方社会中的爱是一种交易，是能满足双方相同的目的的一种“公平”交易，是性欲望的满足，是逃避内心孤独和恐惧的避风港。因此，它是一种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行为，是虚假的爱；是精神紊乱的表现，并呈现出多种病态；这种爱是为了找到自我的依附，其结果是在爱中异化自我，迷失自我。爱的虚假性来自于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来自于社会最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一个被压抑的领域，是“匿名的权威”使然，“个人对自己集团的人所宣布的不存在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者把大多数人所说的事情当作真理来接受，尽管他自己的眼睛告诉他，这件事情是虚假的”。马尔库塞认为，虚假的需要是社会的抑制性所造就的，是现代新型的极权主义使然。对比起来看，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提到的这两种虚假性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压抑、同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中所述，二者本身都变成了异化的活动，都是异化的表征。
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社会里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发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伪情感；他们的爱是虚假的，是一种精神紊乱，因此是病态的爱；他们缺乏博爱、母爱、性爱等真爱的形式，却拥有自恋等形式的变态情感。总之，他们的情感偏离了常态，变态情感是自我迷失的表征。
四、扭曲的人格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人诞生以后，通过努力，获得了较大自由，他们不用过分依赖自然而生存，但同时，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感到恐惧、孤独、不安全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开始有了放弃自我独立的倾向，试图为自我找到自身之外的人或物，并与之结合，以消除内心的孤独和自我的不安全和无能为力感。这就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所谓的受虐—施虐冲动。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即为了消除自己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现代社会中还存在具有破坏性倾向和迎合性倾向的人，特别是具有迎合性倾向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管是具有哪种倾向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人格扭曲，自我迷失，灵魂异化。
弗洛姆认为，有受虐冲动的人一般有自卑、无能为力或者个人的微不足道感，他们常常倾向于贬低自己，不敢主宰事物，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并呈现极度的依赖性，依赖于自身之外的人、权力、机构或者自然，臣服于事实上的或假想的外在力量，在他们看来，生活强大无比，没法主宰或控制。有受虐倾向的人主观上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恐惧感、孤独感和微不足道感，他们发现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孤单一人面对着一个被异化的强大敌对世界，他们无法忍受自我，有受虐冲动的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除掉自我，通过除掉自由这个负担，达到成为自己之外的一个更大更强的整体的一部分，融入它并分享它。有施虐冲动的人的最激进的目的是强迫受虐者受苦，并从折磨受虐者中体现权力的伟大，其施虐冲动的本质是从完全主宰另一个人（或其他生命体）中获得乐趣。弗洛姆认为，虽然受虐倾向中的依赖欲和受苦欲与施虐倾向中的统治欲和使别人受苦的欲望正好相反，但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同一需要的结果，即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立和自我软弱的需要。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具有受虐或施虐倾向的人普遍存在。一方面，那些被异化了的孤单个体通常具有受虐倾向，他们用牺牲自我的代价达到受虐的目标，他们由于感受到社会的强大而自愿成为这一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融入到这个他们认为可以依靠的整体中，变成它的一部分，分享它的强大和力量，并从中获得荣耀和兴奋感，听凭它的摆布，甘愿受其控制和剥削。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官僚化了的管理者、政客则明显具有施虐倾向，他们有很强的统治、摆布、利用和剥削他人的欲望，并美其名曰“我统治你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他们打着“解放他人”或者“以牙还牙”、“先发制人”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发动战争，以达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统治和控制别人的目的，使他人依附于自己，使他人受折磨、受盘剥。可见，不管是有受虐倾向还是施虐倾向的人，他们成为共生状态的心理基础都是相同的，他们的最终结局也是相同的，那就是成为共生体后，使自我消失在这个共生体中，都成了不完整的人。
弗洛姆认为，施虐—受虐冲动常与破坏倾向交织在一起，但二者存在差异。破坏倾向的目的不像施虐—受虐倾向是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是在于消灭其对象，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能为力和孤独。施虐狂的目的是吞并对象，而有破坏倾向的人的目的则是除掉对象；施虐狂欲借统治他人而感觉自我力量的强大，而有破坏倾向的人则希望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在弗洛姆看来，破坏欲的强弱与个人生命膨胀受阻的程度的大小成正比，在全面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市场化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人们的真实价值得不到体现，而只能在市场上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为此，人们还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抛弃自我；在情感方面，他们缺乏真正的爱，只有一些伪情感、虚假病态的爱充斥着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不断寻找廉价的情感消费品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我受到压抑，并逐渐迷失，因此，生命中的生长发展的自发性和人的感觉、情感、思维等受阻，不可避免地滋生强烈的破坏冲动，使人具有破坏倾向。好战、挑衅是他们的破坏倾向的本质体现；枪杀案不断，自杀事件频发是他们的破坏倾向的真实表现。
迎合倾向又称“机械趋同倾向”或“机械地自动适应”。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都采取这种机制来逃避现实中自我的孤独。采用这种机制的人是按照现实中的文化所提供的人格模式来塑造自己，于是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变得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这样他与世界的鸿沟消失了，同时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也没有了。有迎合倾向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按自己的愿望行动，其实他所谓“自己的”思想、感觉、愿望等只是他的幻想，这些不过是与他一样被趋同的所有人的共同思想、感觉和愿望。如有时人的真正愿望受到压抑，只得以某种方式接纳别人的愿望，但感觉是自己的愿望。所以，弗洛姆认为，有这种倾向的人，他们的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常常被伪活动所取代，因而原始自我被伪自我所取代。现代社会中，由于内在或外在压力的强迫，人们只得屈从于传统、责任和义务等压力的情形非常普遍，现实社会中人们为了不与世界保持隔阂，只好把自我塑造成别人、社会或文化所期待的人格，以与他人和世界一致，以摆脱孤独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可见，伪自我取代自我的现象存在于大多数人之中，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迷失了自我，他们的人格是伪人格，而不是本真和自然的。
受虐倾向、施虐倾向、破坏倾向和迎合倾向都是现代西方社会里的人为了克服个人的孤独感、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而放弃个人的完整性，或毁掉他人的结果，这些倾向是他们人格扭曲的体现，扭曲的人格是自我迷失的直接反映。随着与他人的共生、破坏冲动的发泄和迎合倾向的实现，人都被塑造成了西方文化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的那种人格模式，他放弃自我，成为万千没有思想意识、没有自我人格的机器人中的一个，虽然不再孤独和焦虑，但代价是巨大的：失去自我，灵魂异化。
为了得到自由，人类付出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起初，为了摆脱神秘大自然的控制和束缚，人在艰苦、黑暗中摸索，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开始了新的追求；为了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人更加不惜代价，牺牲无数生命。然而，人仍生存于全面异化的社会之中，为了延续生命，为了适应社会，为了摆脱恐惧感、孤立感和无能为力感，在自私和贪婪欲望的驱使下，人的情感逐渐丧失，并被伪情感所取代，人的自我被压抑，导致心理和精神上的病态，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失去了真爱，人的自我分离，人格扭曲，所有这些导致人不知自己是谁、不知道真我能在何方寻觅的异化状态。伪自我取代了真自我，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在现实社会中招摇撞骗，而真实的自我则已经无家可归，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现代人应该竭力去寻找真实的自我，弗洛姆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自我的找寻者。
对自我的透视就是对人性的剖析，是对人的研究，是人学。弗洛姆的人学理论正如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一样，是理论层面对人性的剖析。弗洛姆的人学思想特色就是从弗洛伊德主义视角，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灵魂的拷问。“20世纪的基本特色就是人自身的本真存在被‘连根拔起’”⑩，只剩下灵魂异化了的或者说没有灵魂的物理躯体，任凭社会这个强大机器摆布。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人性，人性是文学的核心，“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性为依据”{11}，文学经典是对人性的揭示，文学作品不去揭示人物的人性，它就很难称得上是优秀作品或者文学经典。中外文学作品中，对自我迷失、灵魂异化的刻画和揭示俯拾皆是，比较而言，现代作品中更为常见，这是现代社会的多种问题，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伦理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文学活动中可以运用弗洛姆相关人学思想理论，从社会历史或政治维度等来解读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因素，把人物置于当代社会环境下，侧重于从心理因素来探讨现代人因异化而导致贪婪的欲望、对本性的压抑、情感的变态，从人的本质、人性等维度，来探讨作品中所描述的社会病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愈加远离人性，并导致人非理性的消费活动与不健康的消费心理。通过文学作品来审视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是否有名无实，现代人生存的政治环境是否宜人，人的各种关系是否正常，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态伦理意识是否失落及如何表现等等问题，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弗洛姆的这一人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以后，引起过持久的批判和争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本性受到压抑，文学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样被歪曲。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能从哲学的高度来塑造人物，它们能“拷问”人物的灵魂，表现人物的深层意识，剖析“普遍人性”，对自我进行真诚的反省，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浅层次的漫画式素描，或者是政治、伦理上的说教。换句话说，从哲学层面探讨对人性的认识、对人的自我的剖析等人学问题，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可以相互作用，双向互动。
注释：
①②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8、60页。
③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6页。
④⑦⑨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3、172、174页。
⑤ Fromm, Erich. To Have or To Be?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1988, p79.
⑥⑧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46页。
⑩ 张一兵、夏凡：《人的解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11} 裴毅然：《文学与人性》，《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方幸福，男，1968年生，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弗洛姆；灵魂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3－０119－０6
埃里希·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穷一生之力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以此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在弗洛姆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也是病态的，特别在人性或精神层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自我迷失，灵魂异化。他们自我孤独，人格被扭曲，自我处于分裂状态，情感偏离常态，爱也是虚假和病态的，他们什么都缺失或者变态，仅仅留存的是强烈的占有欲，他们自私、贪婪无比，因别人的成功和拥有而焦虑无常、嫉妒万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他们的灵魂极度异化。
一、贪婪的欲望
人生来就有利己的念头，从这个角度讲，自私是人的本性。利己就是自私，它导致占有的行为，无止境的占有就是贪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奉行的是个人利己主义，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异化，每个人都在狂热地追求对物的占有。人们因自私而疯狂占有的行为无处不在。人们把个人或家庭占有财物的多少看作他们成功与否的标志，把公司或组织积累财富的多少看作其运作好坏的标志，把国家向外扩张、从他国掠夺资源和财富的多少看作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弗洛姆认为利己不仅是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利己意味着渴望为自己获得一切，意味着享受占有带来的乐趣，为此，人会越来越贪婪。现代人以占有为目的，占有得越多，就越了不起；人们把他人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因为每个人为了达到占有的目的，必须想尽办法去对付别人，从别人、从社会、从自然那里取得更多：顾客是敌人，因此要哄骗他们；对手是敌人，所以要消灭对手；雇用的工人是敌人，因此要剥削他们。
弗洛姆认为，占有是人类经验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另一种是存在），占有欲望的强度决定了人的性格。雇主占有雇工的劳动成果和利润，商人从顾客那里占有利润，占有的行为无处不在，占有的欲望无孔不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人占有的对象：土地、矿产、海洋、水源、空间、空气、时间等自然资源，还有知识、技术、人才、思想、权力等也都是人占有的对象，甚至还包括自我，“我就是我的占有物”①。人们为占有自然资源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发展高科技、发明各种新式武器以达到目的，土地纷争、太空之争、海洋之争时刻都在进行着；部落战争、种族冲突时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恶行时有耳闻，地区之间、各国之间的大小战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在战争中惨无人道地使用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进行大肆屠杀，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以毁灭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国家和地区之内，各个团体党派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也不惜一切手段，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经济领域的占有更是习以为常，“获取、占有和赢利，是工业社会中被圣化和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力”②。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自私欲望，在人的各个发展阶段、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能发现自私的影子，见到占有的行为。现代社会中，自私和占有被无限放大，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极度膨胀。婴儿用嘴巴占有，他们变成成年人后，除用嘴巴之外，还用尽身体的其他各部位之所能，来全力占有，他们的双手（暴力）、双眼（视觉）、大脑（计谋、花招或策略）等器官从来都没有闲着。国家则运用外交手段、科技手段、武力手段等方式来占有。
弗洛姆把人类的生存方式分为占有生存方式和存在生存方式两种，在他看来，以占有生存方式生存的人的主要动机是贪欲和占有，而在现代社会，占有是最为常见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的特征就是对物质的贪欲和无法克制的愿望满足”③。贪婪是人类纷争的祸根，由于贪婪，人浪费大量钱财，用于军备竞赛和武器的研发；由于贪婪，无数生命灰飞烟灭；由于贪婪，多少无辜平民无家可归、妻离子散；由于贪婪，世界永无宁日。所有这些都是人的贪婪欲望的表征，也是贪婪欲望的结果。
焦虑与人的生存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除了与人的孤独感相关外，还与人的贪婪欲望息息相关。弗洛姆认为，“自私的人总是对自己焦虑异常，他总是不满足，整天心神不定，害怕所得不足，怕错过什么，更怕被剥夺了什么”④。自私和贪婪使人永远处于焦虑之中，焦虑是现代西方人物化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它同自私、贪婪、嫉妒一样都会促成自我的迷失。
嫉妒是贪婪的孪生兄弟，它与贪婪的欲望不可分割。弗洛姆认为，在贪婪的欲望和占有生存方式的作用下，当看到别人占有的东西比自己多时，就会产生嫉妒，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财产的多少不仅关系到他的物质生存状况，更关系到在别人眼里他成功与否，关系到他的尊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甚至关系到他对权力的攫取。当别人占有的东西比自己多时，他会不顾一切地去让别人的占有不比自己的多。因此，嫉妒会使人失去理智，嫉妒会导致人的罪恶，嫉妒会使人失去本性，嫉妒会让人的灵魂丑恶。
二、压抑的本性
自私导致占有，永无止境的占有导致贪婪，这个因果关系可以表示为，自私——占有——贪婪。弗洛姆又从另一个侧面来考查：占有导致强权，强权引起人们的反抗，即占有——强权——反抗。弗洛姆认为，顺其自然地发展和成长是万物的天性，也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反抗一切阻碍人依天性而生长、发展的企图。要压制这种反抗，则需要体力或心理上的强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常常被迫放弃他的独立、真实的愿望和兴趣以及他们的意志，去接受并非来自他们自身，而是由社会的思想和情感模式强加于他的意志、愿望和情感，于是，人的本性被压抑了。
在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的理论基础上，弗洛姆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本性中有很多方面被看作禁忌，因此被控制、被压抑，其中对性压抑最多，最难，也最令人费解。在弗洛姆看来，性不像其他许多愿望那样容易为人所控制，性遭受的反对，比其他人类愿望遭受的反对都要激烈得多：道德上的诋毁，健康方面的宣传等，“一切为压抑性而做的努力都是令人费解的”⑤。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性禁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剥削和压迫，所以无须去挫退个人的意志。在弗洛姆看来，由于现代社会里的剥削和压迫更多，所以对个人意志、自我本性的压制也更强更广，禁忌导致性占有和性变态。弗洛姆还认为：“普通的个人并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该社会的文化模式是相冲突的，因此，他被迫压抑他自己的这些思想和感觉。”⑥ 另外，在弗洛姆眼里，什么是无意识，什么是意识，取决于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可见，在压抑人的无意识（其中包括性的欲望）的过程中，社会起着关键作用，正是由社会结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人的哪些部分属于无意识，应该被压抑下去，在此过程中，个人是被动的，他不知不觉地受到社会的控制。
作为人的本性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性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最强烈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社会剥削和压迫的结果，社会结构中的权威、意识形态、经济等都是压抑性欲的因素，个人在压抑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因素的行动者，但他还浑然不觉。这种过分的压抑一方面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使人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另一方面导致性变态等心理和精神疾病，从而影响人的本性中其他方面的自然发展。
在弗洛姆看来，我们的文化是趋同的，这是因为人们的自发感觉和本真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即在儿时的训练培养中就开始了。弗洛姆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在不压抑自发性的基础上促进儿童的内在独立和个性的发展，促进其成长和完善。但在现代教育中，其结果往往是扼杀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⑦。这种原始的心理活动生发于个人，是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个体思想的表征。但由于来自成人和社会的各种劝导、恐吓、惩罚、哄骗等方式的影响，以及儿童的势单力薄，他们常常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这种自发感觉，直到儿童完全放弃他的自发感觉为止。现代人的许多感觉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后天的、“人造的”，他们先天的、自发的感觉早已被压抑了，被“人工”改造了。
现代社会里的人的自我本性中的理性消失是因为社会对理性的压抑。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需要人们无冲突地适应一种复杂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一种俯首帖耳的人，一种没有良心或信念的人，这种人引以为自豪的是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尽管这是在一架庞大、庄重的机器上的小零件。他不能有疑问，不能批判地思考，不能有任何激情和兴趣，因为这会妨碍这一组织机构的和谐功能”⑧。
弗洛姆认为，人为了超越他的生物状态、他生存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立志要做一个“创造者”。“在创造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他的生物状态，使自己脱离了生存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从而进入一个自由和自觉的王国”，人的创造性是爱和艺术以及所有物质生产的源泉，但人的原创思想与感觉一样受到压抑，并被扭曲。在弗洛姆看来，教育并不鼓励原创性思想。在成人、教育、社会共同作用下，人的创造性被异化的趋同性所压抑，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性被抑制，人们没有了自我意识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因此，人的创造性很少能有机会“抬头”，而作为创造性的替代物，毁灭意志就有了出头之日。有些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储备武器，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渴望是如此之强烈，那是因为这些人的创造性同其他人一样被压抑，而替代他们的创造意志的毁灭意志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只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发泄，但这种发泄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武器随时都有毁灭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可能。
有了剥削和压迫，就有了对个人意志和自我本性的压抑；同时，教育、媒体、政治宣传、社会竞争、强大的生活压力、庞大的社会和国家机器等都对人的自我本性进行控制和压抑，变得不自然，没有意志，没有良心和信念，没有自我思想和激情，没有理性，没有创造性，变成了一个自我缺失、灵魂虚无的人。对人的长久压抑，还必然会导致人的本性的其他方面的畸形发展：人的情感变态，人格扭曲。
三、变态的情感
在弗洛姆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挫折或受压抑，伪情感常常取代人的真实情感，人们也丧失了区别自发情感与伪情感的能力，人变成了“没有情感的”人，相反，有着真实的自发原始情感的人被看作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人。所以，弗洛姆说：“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当然，所有创造性思想及所有其他创造活动无疑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但不带情感去思想和生活已成为理想。‘有情感’已成为不健全、不正常的同义词。”⑨ 在此种社会环境和价值判断标准的熏陶下，人们变得软弱，没有个性，思想单一而又贫乏，成了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弗洛姆认为，人的情感只能被压抑，但不能被彻底扼杀掉，其结果是，被压抑的情感完全脱离人的思想而存在，并寄生在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等廉价的、虚假的即时情感消费品上，这些现代消费品的“多愁善感”滋润着无数患情感饥渴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的许多真实、自然的情感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自然的伪情感甚至变态的情感的发泄和表露。
情感禁忌就是对自发情感的压抑，它驱走了现代人的许多真实情感，导致现代社会里的多种伪情感的喧宾夺主。弗洛姆认为，在伪情感的形成过程中，现代精神病学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精神病学的最伟大代表弗洛伊德打破了人类思想的理性、目的性特征的虚构性，开辟了一条通往人类激情的迷宫，这一成就极大丰富了精神病学，然而，精神病学又把自己变成操纵人格的普遍趋势的一种工具，因为许多精神病医生心中都有一种“正常的”、普遍的、传统的人格模式，他们“把‘正常的’人格描绘成一幅既不过分悲伤、愤怒，更不兴奋的图画”，并把所有与这一模式不一致的人都看作是“幼稚”或“有精神病症”。为此，人们的自发情感被所谓的“科学”、“权威”所压抑，伪情感名正言顺地取代了人们的本真情感，人的自我也因此变伪，并逐渐迷失。
爱是人的自然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弗洛姆对爱有过详细的论述。弗洛姆认为，爱能够在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同时保持与自身以外某个人或物的结合，“作为一种共享和参与的体验，爱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爱的体验使人消除幻想”。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现实中的爱往往是虚假的，病态的，它们已经被现实中许多虚假的爱的形式所取代，由于现代西方社会是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人变成了商品，不停地进行着交易，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大利润，同时进行高消费，因此，现代人都与自己、他人和自然疏远了，现代西方社会造就了人的性格特征，人“适合于交换和接纳，适合于以物换物和消费；所有的一切，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了交易和消费的对象”。
由于异化的原因，人们的爱情认知是以婚姻为归属的“异性相好”，这种爱情观和婚恋观本质上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庇护人，以排遣心中的孤独感，现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避风港，用来躲避无法忍受的孤独。可见，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有两种存在的基础：一种是把爱作为相互性满足的产物，一种是把爱作为双方合同式的躲避孤独的避风港。弗洛姆认为，这两种出发点都是西方社会中的爱情走向没落的“正常”形式，“其结局都要造成意识上的痛苦”。同时，还存在几种假爱的形式，它们都是爱的精神紊乱的表现：第一种是充满假爱的偶像崇拜型，由于没有找到自己应该付诸努力的对象或方向，他/她会把自己所喜欢的人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是对自身的能力没有信心的结果，于是其性格异化了，异化到把目标寄附于所喜欢的人的身上，把对方当作完美的化身去追逐和赞美。这样，崇拜的一方完全没有了自身的觉醒意识，他/她不是在被爱者身上寻找自我，而是在被爱者身上失去了自我。第二种假爱的形式是多愁善感型，其本质是爱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用所爱的对象的替代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从爱情电影、爱情小说、爱情歌曲等中寄托自己爱情的体验。第三种是投射机制式，就是为了回避自己的缺陷，不从自身发现缺点，而是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被爱”的人的缺陷上，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并不停地考虑如何指责和改造对方。如果双方都有这种毛病，那么他们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关系，有时还会把自己的缺陷投射到孩子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爱是对某一“对象”的强烈肯定欲望，其目的是对象的幸福、发展与自由。“爱是一种欣然的心理状态，原则上它可以给予所有的人和对象”。爱意味着“两个人从各自原有的生存状态里发生结合，同时他们又能够‘由彼及此’地体验自己”，但在西方社会中的爱与弗洛姆所界定的真爱相去甚远，西方社会中的爱是一种交易，是能满足双方相同的目的的一种“公平”交易，是性欲望的满足，是逃避内心孤独和恐惧的避风港。因此，它是一种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行为，是虚假的爱；是精神紊乱的表现，并呈现出多种病态；这种爱是为了找到自我的依附，其结果是在爱中异化自我，迷失自我。爱的虚假性来自于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来自于社会最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一个被压抑的领域，是“匿名的权威”使然，“个人对自己集团的人所宣布的不存在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者把大多数人所说的事情当作真理来接受，尽管他自己的眼睛告诉他，这件事情是虚假的”。马尔库塞认为，虚假的需要是社会的抑制性所造就的，是现代新型的极权主义使然。对比起来看，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提到的这两种虚假性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压抑、同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中所述，二者本身都变成了异化的活动，都是异化的表征。
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社会里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发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伪情感；他们的爱是虚假的，是一种精神紊乱，因此是病态的爱；他们缺乏博爱、母爱、性爱等真爱的形式，却拥有自恋等形式的变态情感。总之，他们的情感偏离了常态，变态情感是自我迷失的表征。
四、扭曲的人格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人诞生以后，通过努力，获得了较大自由，他们不用过分依赖自然而生存，但同时，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感到恐惧、孤独、不安全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开始有了放弃自我独立的倾向，试图为自我找到自身之外的人或物，并与之结合，以消除内心的孤独和自我的不安全和无能为力感。这就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所谓的受虐—施虐冲动。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即为了消除自己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现代社会中还存在具有破坏性倾向和迎合性倾向的人，特别是具有迎合性倾向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管是具有哪种倾向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人格扭曲，自我迷失，灵魂异化。
弗洛姆认为，有受虐冲动的人一般有自卑、无能为力或者个人的微不足道感，他们常常倾向于贬低自己，不敢主宰事物，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并呈现极度的依赖性，依赖于自身之外的人、权力、机构或者自然，臣服于事实上的或假想的外在力量，在他们看来，生活强大无比，没法主宰或控制。有受虐倾向的人主观上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恐惧感、孤独感和微不足道感，他们发现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孤单一人面对着一个被异化的强大敌对世界，他们无法忍受自我，有受虐冲动的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除掉自我，通过除掉自由这个负担，达到成为自己之外的一个更大更强的整体的一部分，融入它并分享它。有施虐冲动的人的最激进的目的是强迫受虐者受苦，并从折磨受虐者中体现权力的伟大，其施虐冲动的本质是从完全主宰另一个人（或其他生命体）中获得乐趣。弗洛姆认为，虽然受虐倾向中的依赖欲和受苦欲与施虐倾向中的统治欲和使别人受苦的欲望正好相反，但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同一需要的结果，即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立和自我软弱的需要。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具有受虐或施虐倾向的人普遍存在。一方面，那些被异化了的孤单个体通常具有受虐倾向，他们用牺牲自我的代价达到受虐的目标，他们由于感受到社会的强大而自愿成为这一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融入到这个他们认为可以依靠的整体中，变成它的一部分，分享它的强大和力量，并从中获得荣耀和兴奋感，听凭它的摆布，甘愿受其控制和剥削。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官僚化了的管理者、政客则明显具有施虐倾向，他们有很强的统治、摆布、利用和剥削他人的欲望，并美其名曰“我统治你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他们打着“解放他人”或者“以牙还牙”、“先发制人”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发动战争，以达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统治和控制别人的目的，使他人依附于自己，使他人受折磨、受盘剥。可见，不管是有受虐倾向还是施虐倾向的人，他们成为共生状态的心理基础都是相同的，他们的最终结局也是相同的，那就是成为共生体后，使自我消失在这个共生体中，都成了不完整的人。
弗洛姆认为，施虐—受虐冲动常与破坏倾向交织在一起，但二者存在差异。破坏倾向的目的不像施虐—受虐倾向是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是在于消灭其对象，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能为力和孤独。施虐狂的目的是吞并对象，而有破坏倾向的人的目的则是除掉对象；施虐狂欲借统治他人而感觉自我力量的强大，而有破坏倾向的人则希望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在弗洛姆看来，破坏欲的强弱与个人生命膨胀受阻的程度的大小成正比，在全面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市场化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人们的真实价值得不到体现，而只能在市场上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为此，人们还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抛弃自我；在情感方面，他们缺乏真正的爱，只有一些伪情感、虚假病态的爱充斥着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不断寻找廉价的情感消费品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我受到压抑，并逐渐迷失，因此，生命中的生长发展的自发性和人的感觉、情感、思维等受阻，不可避免地滋生强烈的破坏冲动，使人具有破坏倾向。好战、挑衅是他们的破坏倾向的本质体现；枪杀案不断，自杀事件频发是他们的破坏倾向的真实表现。
迎合倾向又称“机械趋同倾向”或“机械地自动适应”。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都采取这种机制来逃避现实中自我的孤独。采用这种机制的人是按照现实中的文化所提供的人格模式来塑造自己，于是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变得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这样他与世界的鸿沟消失了，同时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也没有了。有迎合倾向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按自己的愿望行动，其实他所谓“自己的”思想、感觉、愿望等只是他的幻想，这些不过是与他一样被趋同的所有人的共同思想、感觉和愿望。如有时人的真正愿望受到压抑，只得以某种方式接纳别人的愿望，但感觉是自己的愿望。所以，弗洛姆认为，有这种倾向的人，他们的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常常被伪活动所取代，因而原始自我被伪自我所取代。现代社会中，由于内在或外在压力的强迫，人们只得屈从于传统、责任和义务等压力的情形非常普遍，现实社会中人们为了不与世界保持隔阂，只好把自我塑造成别人、社会或文化所期待的人格，以与他人和世界一致，以摆脱孤独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可见，伪自我取代自我的现象存在于大多数人之中，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迷失了自我，他们的人格是伪人格，而不是本真和自然的。
受虐倾向、施虐倾向、破坏倾向和迎合倾向都是现代西方社会里的人为了克服个人的孤独感、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而放弃个人的完整性，或毁掉他人的结果，这些倾向是他们人格扭曲的体现，扭曲的人格是自我迷失的直接反映。随着与他人的共生、破坏冲动的发泄和迎合倾向的实现，人都被塑造成了西方文化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的那种人格模式，他放弃自我，成为万千没有思想意识、没有自我人格的机器人中的一个，虽然不再孤独和焦虑，但代价是巨大的：失去自我，灵魂异化。
为了得到自由，人类付出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起初，为了摆脱神秘大自然的控制和束缚，人在艰苦、黑暗中摸索，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开始了新的追求；为了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人更加不惜代价，牺牲无数生命。然而，人仍生存于全面异化的社会之中，为了延续生命，为了适应社会，为了摆脱恐惧感、孤立感和无能为力感，在自私和贪婪欲望的驱使下，人的情感逐渐丧失，并被伪情感所取代，人的自我被压抑，导致心理和精神上的病态，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失去了真爱，人的自我分离，人格扭曲，所有这些导致人不知自己是谁、不知道真我能在何方寻觅的异化状态。伪自我取代了真自我，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在现实社会中招摇撞骗，而真实的自我则已经无家可归，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现代人应该竭力去寻找真实的自我，弗洛姆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自我的找寻者。
对自我的透视就是对人性的剖析，是对人的研究，是人学。弗洛姆的人学理论正如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一样，是理论层面对人性的剖析。弗洛姆的人学思想特色就是从弗洛伊德主义视角，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灵魂的拷问。“20世纪的基本特色就是人自身的本真存在被‘连根拔起’”⑩，只剩下灵魂异化了的或者说没有灵魂的物理躯体，任凭社会这个强大机器摆布。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人性，人性是文学的核心，“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性为依据”{11}，文学经典是对人性的揭示，文学作品不去揭示人物的人性，它就很难称得上是优秀作品或者文学经典。中外文学作品中，对自我迷失、灵魂异化的刻画和揭示俯拾皆是，比较而言，现代作品中更为常见，这是现代社会的多种问题，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伦理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文学活动中可以运用弗洛姆相关人学思想理论，从社会历史或政治维度等来解读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因素，把人物置于当代社会环境下，侧重于从心理因素来探讨现代人因异化而导致贪婪的欲望、对本性的压抑、情感的变态，从人的本质、人性等维度，来探讨作品中所描述的社会病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愈加远离人性，并导致人非理性的消费活动与不健康的消费心理。通过文学作品来审视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是否有名无实，现代人生存的政治环境是否宜人，人的各种关系是否正常，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态伦理意识是否失落及如何表现等等问题，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弗洛姆的这一人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以后，引起过持久的批判和争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本性受到压抑，文学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样被歪曲。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能从哲学的高度来塑造人物，它们能“拷问”人物的灵魂，表现人物的深层意识，剖析“普遍人性”，对自我进行真诚的反省，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浅层次的漫画式素描，或者是政治、伦理上的说教。换句话说，从哲学层面探讨对人性的认识、对人的自我的剖析等人学问题，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可以相互作用，双向互动。
注释：
①②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8、60页。
③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6页。
④⑦⑨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3、172、174页。
⑤ Fromm, Erich. To Have or To Be?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1988, p79.
⑥⑧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46页。
⑩ 张一兵、夏凡：《人的解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11} 裴毅然：《文学与人性》，《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方幸福，男，1968年生，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