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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重温南巡谈话，改革依然是核心话题。然而，面对更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维稳为借口，拒绝改革、不敢改革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邓小平看来，稳定只是改革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目的；稳定必须依靠改革和发展来实现。维稳不应成为改革的阻碍，要有勇气正视目前存在的“维稳困局”，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宜对公众的利益诉求作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继续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不断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
关键词：南巡谈话；维稳；改革；稳定；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9；D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3－０011－０5
在20年前即1992年的那个春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十字路口：刚刚经历治理整顿的国民经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正在涌动。加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口，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驱车南下，发表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话，再一次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航程。今天，我们重温当年的南巡谈话，仍感振聋发聩，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博大胸怀和高超政治智慧与理论勇气令人无比钦佩。
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10%以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年邓小平预言的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在2010年提前40年就实现了。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成长的烦恼也始终相伴随。20年来，我国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基本稳定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在一些方面甚至还表现得越来越尖锐。突出地体现在：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凸显；腐败问题呈弥漫之势，向吏治、行政、司法、教育等社会各方面渗透；某些权力精英与资本精英相勾结，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成为社会流动的强大阻碍，等等。一方面是经济在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幸福感不强、失落感增加、不满情绪在积累。20年后我们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一个共同的核心话题依然赫然醒目，那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当代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仍然要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当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背景，既有对经济发展停滞的忧虑，又有对政治上因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担忧。当时实际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求稳”的心态：治理整顿是为了经济秩序求稳；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担心改革开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20年后的今天，面对更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维稳为借口，拒绝改革、不敢改革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不过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如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社会混乱，甚至亡党亡国，等等。目前，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突出的社会矛盾与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上的作为有限是有着关联的。片面地维稳是稳不住的，维稳更不能成为改革的阻碍和不改革的借口。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稳定与改革关系的深刻内涵。
一、稳定不是改革发展的目标而是改革发展的条件
高度重视政治、社会稳定，是邓小平一贯的认识和态度。在他看来，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基本条件。1985年，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政治局势的干扰，他指出：“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①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说：“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② 同年6月29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重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③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④
从以上论述可见，把稳定作为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不是视作发展的目的，是邓小平稳定观的重要方面。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目前被引用较多，也是被曲解较多的一句话。被引用多，主要是“稳定是个框，什么都可装”，不作为、乱作为均可以维稳为借口；被曲解，主要是把维稳作为了工作的目的，把不出乱子作为工作的追求，颠倒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因此，在重温南巡谈话之际，有必要对邓小平的这句话给以完整、准确的解读。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句话较早见诸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⑤ 同年3月4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该年6月26日，他在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又提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⑥
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句话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需要把握：一是出台的特殊背景。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六·四风波”，政治、社会的安定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既是必须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二是邓小平的这句话仍然没有改变把稳定视为改革发展的条件这一前提。他在对布什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⑦ 他在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虽然也重申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观点，但是在强调保证“经济不能滑坡”、“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的基础上谈的，其中“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坚决惩治腐败。⑧
显然，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是确保二者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维护稳定不是根本目的，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加快发展。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在南巡谈话中反复强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⑨ 如果片面地理解“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仅仅把稳定作为工作的目标追求，甚至以维稳为名而拒绝改革、牺牲发展，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邓小平关于维护稳定的本意。
二、稳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稳定是对某种平衡状态的维持，而改革、发展则是对某种平衡状态的改变。在一定情况下，稳定有利于改革、发展，但改革、发展则会导致稳定状态的破坏。这就意味着绝对的、静态的稳定是没有的，而随着改革、发展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稳定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发展与稳定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之处。发展总会带来变化，而变化对稳定则是一种威胁。稳定意味着社会处于平衡状态，而发展迟早会打破原有的平衡。”⑩ 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平衡以确保稳定，即发展的稳定观，是邓小平稳定观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1} 他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进而举例说明：“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2} 这就鲜明地阐明了只有发展起来才能维持稳定的观点。
改革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有风险，就要敢于面对，勇于担当，只要化解得当，就不会影响大局。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3} 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4} 判断改革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也可理解为追求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稳定，而不是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
邓小平还对可能出现的最大不稳定作了论述。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 在他看来，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个别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稳定的大局，真正影响稳定大局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是否长期得以坚持、党自身是否真正能够建设得坚强有力。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邓小平稳定观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6} 面对改革中的风险和出现的问题，他说：“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17} 1988年面对物价冲关失败，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情势，他指出：“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8} 这就确切地表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在改革发展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发展慢下来，经济萎缩下去，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要搞快一点的原因所在。他认为，只要发展起来了，“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9}
在发展中保持动态的稳定，而不是片面地维持绝对的、静止的稳定，不仅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光芒，而且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极具方法论意义。这些重要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依然是在实践中可以汲取的政治营养。
三、突破目前的“维稳困局”既需要智慧也需要魄力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的20年里，中国在这位改革总设计师当年规划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如今，邓公的许多愿景已经提前实现，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然而，正如他当年所预料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而且“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20}。我们回顾南巡谈话，既要从伟人那里汲取智慧的养料，更重要的是继承他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推进改革的决心与魄力。正如温家宝在2012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要“永不停顿地推进改革开放”。或许这才是对南巡谈话的最好纪念方式。
第一，有勇气正视当前存在的“维稳困局”。这些年来，各地对维稳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各种涉稳事件仍然多发、高发、频发，各种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又势必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人力用于维稳，从而陷于难以摆脱的“维稳困局”纠缠之中，既挥之不去，又摆脱不掉。
“维稳困局”之困，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引导工作中心偏离。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指挥棒下，维稳俨然成了一些地方的另一个中心工作。而一旦出现影响稳定的事情或事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指引下，一切以维稳为上，发展“第一要务”也就只好退居次席，从而使维稳成了唯一的中心工作。二是成为不改革的挡箭牌。改革总会有风险，尤其是当改革逐步向“深水区”推进时，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对社会产生的震荡会更加剧烈。担心出事、怕影响稳定，便成为某些人拒绝深化改革的充足理由。这些年来，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也是某些干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借口。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在参与调查的9234人中，有79%的人认为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21} “不作为”主要与目前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维稳的“一票否决”，致使许多干部谨小慎微，只想作“太平官”，遇事采取躲、绕、拖的办法，不愿担责。在他们看来，不改革、不发展还可以维持现状，而一旦稳定出了事，则官帽难保。“乱作为”的起因则更为复杂。有的是公共权力滥用，如借口维稳，采取强硬行政手段压制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披露；有的是公共权力与利益集团结盟，为利益集团谋利，如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协助开发商暴力拆迁。可见，“维稳困局”的实质，是维稳的“异化”。“异化”的维稳，无助于具体矛盾冲突的化解，甚至还会导致不满情绪的加速累积，从而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以此方式维稳，长此以往，无异于饮鸩止渴。
正视当前存在的“维稳困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对总体的稳定形势要有正确的判断。目前，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牢固的，没有出现影响社会全局稳定的突出因素。只要我们党自己不出大的问题，不出现重大政治失误，就不会导致社会失序。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就不要怕这怕那，应该抓住时机，加快解决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其次，解决目前存在的多种矛盾冲突，恰恰是下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完成的使命。当前我国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主要体现为：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社会阶层固化，向上流动渠道堵塞，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主要是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应该抓住社会总体稳定的大好环境，抓紧推进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再次，维稳的方法需要创新。要杜绝静止的、僵化的、生硬的维稳，采取动态的、发展的、法治的方式维稳。在社会整体稳定的大局之下，不必以绝对维稳的心态看待和处置社会矛盾冲突，否则容易因夸大矛盾冲突而导致处置失据、失当。这也是对执政党政治理性、政治素养和执政能力的考验。
第二，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将利益诉求表达推向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近些年各地出现的涉稳事件，除个别（如分裂分子、敌对势力煽动闹事）之外，基本属于利益诉求表达之类，“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22}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23} 区分涉稳事件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正确认识并理性回应的依据所在。
利益诉求表达之所以会酿成涉稳事件，一是利益多元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形成堵塞。我国社会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业已形成，相应地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纷纷呈现，而利益诉求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着利益诉求多元与诉求表达渠道狭窄的矛盾。这很容易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不能得到表达和反映，利益受到漠视和损害，进而进一步加剧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24} 表达机制不健全、表达渠道不通畅，致使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找不到平台。在理性表达缺失的情况下，必然会滋长非理性的表达。二是有关方面对利益诉求的表达判断不准、处置失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矛盾冲突的升级。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十分平常的，不一定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联。然而，在一些地方，但凡遇到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往往就会因过度的敏感而引发过头的反应，把公众的正当利益诉求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进而采取不恰当的维稳手段，从而导致对公众利益诉求的简单、粗暴回应，进而激化矛盾冲突。事实上，如果让利益主体的诉求通畅地表达，往往有助于化解可能由此产生的矛盾，有些诉求表达不仅不会成为影响稳定的消极因素，反而有可能转化成维护稳定的积极因素。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将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作政治化的解读，更不宜将其提升到政治对抗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认识和对待。这既是还原许多涉稳事件的本来形态，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的重要策略。对于利益诉求类的涉稳事件，就应该以“利益满足”的方式作为回应。这里所说的“利益满足”，并非要求百分之百满足诉求方的要求，而是以谈判的方式，双方讨价还价，达成妥协，从而息事宁人。如果动辄将利益诉求表达上升到政治化的高度解读，则既不符合实际，更是极易丧失正确处置的回旋空间。
第三，继续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不断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邓小平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只不过当年争论的重点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而现今争论的重点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前，许多重大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难以推开，与人们思想观念上仍然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束缚不无关系。正如虞崇胜在《学习时报》撰文所指出的：“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25}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需要厘清一些基本的观点和认识。一是政治体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通俗地讲，政治体制就是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是作为某种工具和手段而存在的。政治制度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而政治体制却不具有这一特征，既然是工具和手段，一种政治体制就可以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所运用。把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相混淆，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变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当前存在的重大思想误区。二是权力制衡与监督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缺乏制衡与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讳莫如深，担心权力分治、权力制衡与监督就是搞资本主义。直到现在，邓小平早就担忧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及对权力运行尤其是对一把手权力的制衡与监督问题等，一直都没能有效地解决，这与我们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偏差不无关联。从根本上讲，权力是集中还是分立、是独揽还是相互制衡，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是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办法，都可以试行和采用。权力分治、权力制衡与监督，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财富，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专用产品，不应该被冠以姓“资”姓“社”的帽子。三是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一讲到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标榜的口号。实际上，这些都是人类社会追求进步的主流文明符号，避讳这些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主流文明符号，无异于自我贬损。社会主义要取得对资本主义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优势，就必然会实行比资本主义更真实的民主、更充分的自由、更全面的平等、更完整的权利、更公正的法治。
消除思想上的禁锢，就是为了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6} 而今读来，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权力腐败、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和执政风险，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实现这一突破，需要智慧、勇气和魄力。正如邓小平南巡谈话所说的：“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7}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7}{18}{19}{26}{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210、244、286、284、313、284、312-313、375、377、370-371、267、372、380、131、118、277、377、176、372页。
⑩ 杨龙：《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
{21}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79%的受调查者认为 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维稳’怪圈，谁的烦恼”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人民论坛》2010年第27期。
{22} 彭光芒：《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人民论坛》2010年第9期。
{23}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4期。
{24} 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7日。
{25} 虞崇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学习时报》2010年5月10日。
作者简介：覃道明，男，1966年生，湖北长阳人，法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南巡谈话；维稳；改革；稳定；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9；D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3－０011－０5
在20年前即1992年的那个春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十字路口：刚刚经历治理整顿的国民经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正在涌动。加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口，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驱车南下，发表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话，再一次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航程。今天，我们重温当年的南巡谈话，仍感振聋发聩，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博大胸怀和高超政治智慧与理论勇气令人无比钦佩。
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10%以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年邓小平预言的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在2010年提前40年就实现了。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成长的烦恼也始终相伴随。20年来，我国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基本稳定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在一些方面甚至还表现得越来越尖锐。突出地体现在：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凸显；腐败问题呈弥漫之势，向吏治、行政、司法、教育等社会各方面渗透；某些权力精英与资本精英相勾结，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成为社会流动的强大阻碍，等等。一方面是经济在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幸福感不强、失落感增加、不满情绪在积累。20年后我们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一个共同的核心话题依然赫然醒目，那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当代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仍然要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当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背景，既有对经济发展停滞的忧虑，又有对政治上因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担忧。当时实际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求稳”的心态：治理整顿是为了经济秩序求稳；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担心改革开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20年后的今天，面对更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维稳为借口，拒绝改革、不敢改革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不过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如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社会混乱，甚至亡党亡国，等等。目前，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突出的社会矛盾与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上的作为有限是有着关联的。片面地维稳是稳不住的，维稳更不能成为改革的阻碍和不改革的借口。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稳定与改革关系的深刻内涵。
一、稳定不是改革发展的目标而是改革发展的条件
高度重视政治、社会稳定，是邓小平一贯的认识和态度。在他看来，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基本条件。1985年，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政治局势的干扰，他指出：“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①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说：“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② 同年6月29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重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③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④
从以上论述可见，把稳定作为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不是视作发展的目的，是邓小平稳定观的重要方面。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目前被引用较多，也是被曲解较多的一句话。被引用多，主要是“稳定是个框，什么都可装”，不作为、乱作为均可以维稳为借口；被曲解，主要是把维稳作为了工作的目的，把不出乱子作为工作的追求，颠倒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因此，在重温南巡谈话之际，有必要对邓小平的这句话给以完整、准确的解读。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句话较早见诸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⑤ 同年3月4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该年6月26日，他在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又提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⑥
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句话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需要把握：一是出台的特殊背景。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六·四风波”，政治、社会的安定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既是必须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二是邓小平的这句话仍然没有改变把稳定视为改革发展的条件这一前提。他在对布什强调“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⑦ 他在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虽然也重申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观点，但是在强调保证“经济不能滑坡”、“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的基础上谈的，其中“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坚决惩治腐败。⑧
显然，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是确保二者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维护稳定不是根本目的，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加快发展。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在南巡谈话中反复强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⑨ 如果片面地理解“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仅仅把稳定作为工作的目标追求，甚至以维稳为名而拒绝改革、牺牲发展，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邓小平关于维护稳定的本意。
二、稳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稳定是对某种平衡状态的维持，而改革、发展则是对某种平衡状态的改变。在一定情况下，稳定有利于改革、发展，但改革、发展则会导致稳定状态的破坏。这就意味着绝对的、静态的稳定是没有的，而随着改革、发展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稳定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发展与稳定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之处。发展总会带来变化，而变化对稳定则是一种威胁。稳定意味着社会处于平衡状态，而发展迟早会打破原有的平衡。”⑩ 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平衡以确保稳定，即发展的稳定观，是邓小平稳定观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1} 他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进而举例说明：“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2} 这就鲜明地阐明了只有发展起来才能维持稳定的观点。
改革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有风险，就要敢于面对，勇于担当，只要化解得当，就不会影响大局。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3} 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4} 判断改革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也可理解为追求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稳定，而不是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
邓小平还对可能出现的最大不稳定作了论述。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 在他看来，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个别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稳定的大局，真正影响稳定大局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是否长期得以坚持、党自身是否真正能够建设得坚强有力。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邓小平稳定观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6} 面对改革中的风险和出现的问题，他说：“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17} 1988年面对物价冲关失败，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情势，他指出：“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8} 这就确切地表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在改革发展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发展慢下来，经济萎缩下去，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要搞快一点的原因所在。他认为，只要发展起来了，“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9}
在发展中保持动态的稳定，而不是片面地维持绝对的、静止的稳定，不仅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光芒，而且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极具方法论意义。这些重要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依然是在实践中可以汲取的政治营养。
三、突破目前的“维稳困局”既需要智慧也需要魄力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的20年里，中国在这位改革总设计师当年规划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如今，邓公的许多愿景已经提前实现，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然而，正如他当年所预料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而且“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20}。我们回顾南巡谈话，既要从伟人那里汲取智慧的养料，更重要的是继承他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推进改革的决心与魄力。正如温家宝在2012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要“永不停顿地推进改革开放”。或许这才是对南巡谈话的最好纪念方式。
第一，有勇气正视当前存在的“维稳困局”。这些年来，各地对维稳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各种涉稳事件仍然多发、高发、频发，各种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又势必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人力用于维稳，从而陷于难以摆脱的“维稳困局”纠缠之中，既挥之不去，又摆脱不掉。
“维稳困局”之困，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引导工作中心偏离。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指挥棒下，维稳俨然成了一些地方的另一个中心工作。而一旦出现影响稳定的事情或事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指引下，一切以维稳为上，发展“第一要务”也就只好退居次席，从而使维稳成了唯一的中心工作。二是成为不改革的挡箭牌。改革总会有风险，尤其是当改革逐步向“深水区”推进时，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对社会产生的震荡会更加剧烈。担心出事、怕影响稳定，便成为某些人拒绝深化改革的充足理由。这些年来，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也是某些干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借口。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在参与调查的9234人中，有79%的人认为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21} “不作为”主要与目前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维稳的“一票否决”，致使许多干部谨小慎微，只想作“太平官”，遇事采取躲、绕、拖的办法，不愿担责。在他们看来，不改革、不发展还可以维持现状，而一旦稳定出了事，则官帽难保。“乱作为”的起因则更为复杂。有的是公共权力滥用，如借口维稳，采取强硬行政手段压制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披露；有的是公共权力与利益集团结盟，为利益集团谋利，如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协助开发商暴力拆迁。可见，“维稳困局”的实质，是维稳的“异化”。“异化”的维稳，无助于具体矛盾冲突的化解，甚至还会导致不满情绪的加速累积，从而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以此方式维稳，长此以往，无异于饮鸩止渴。
正视当前存在的“维稳困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对总体的稳定形势要有正确的判断。目前，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牢固的，没有出现影响社会全局稳定的突出因素。只要我们党自己不出大的问题，不出现重大政治失误，就不会导致社会失序。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就不要怕这怕那，应该抓住时机，加快解决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其次，解决目前存在的多种矛盾冲突，恰恰是下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完成的使命。当前我国突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主要体现为：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社会阶层固化，向上流动渠道堵塞，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主要是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应该抓住社会总体稳定的大好环境，抓紧推进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再次，维稳的方法需要创新。要杜绝静止的、僵化的、生硬的维稳，采取动态的、发展的、法治的方式维稳。在社会整体稳定的大局之下，不必以绝对维稳的心态看待和处置社会矛盾冲突，否则容易因夸大矛盾冲突而导致处置失据、失当。这也是对执政党政治理性、政治素养和执政能力的考验。
第二，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将利益诉求表达推向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近些年各地出现的涉稳事件，除个别（如分裂分子、敌对势力煽动闹事）之外，基本属于利益诉求表达之类，“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22}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23} 区分涉稳事件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正确认识并理性回应的依据所在。
利益诉求表达之所以会酿成涉稳事件，一是利益多元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形成堵塞。我国社会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业已形成，相应地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纷纷呈现，而利益诉求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着利益诉求多元与诉求表达渠道狭窄的矛盾。这很容易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不能得到表达和反映，利益受到漠视和损害，进而进一步加剧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24} 表达机制不健全、表达渠道不通畅，致使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找不到平台。在理性表达缺失的情况下，必然会滋长非理性的表达。二是有关方面对利益诉求的表达判断不准、处置失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矛盾冲突的升级。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十分平常的，不一定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联。然而，在一些地方，但凡遇到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往往就会因过度的敏感而引发过头的反应，把公众的正当利益诉求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进而采取不恰当的维稳手段，从而导致对公众利益诉求的简单、粗暴回应，进而激化矛盾冲突。事实上，如果让利益主体的诉求通畅地表达，往往有助于化解可能由此产生的矛盾，有些诉求表达不仅不会成为影响稳定的消极因素，反而有可能转化成维护稳定的积极因素。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将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作政治化的解读，更不宜将其提升到政治对抗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认识和对待。这既是还原许多涉稳事件的本来形态，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的重要策略。对于利益诉求类的涉稳事件，就应该以“利益满足”的方式作为回应。这里所说的“利益满足”，并非要求百分之百满足诉求方的要求，而是以谈判的方式，双方讨价还价，达成妥协，从而息事宁人。如果动辄将利益诉求表达上升到政治化的高度解读，则既不符合实际，更是极易丧失正确处置的回旋空间。
第三，继续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不断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邓小平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只不过当年争论的重点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而现今争论的重点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前，许多重大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难以推开，与人们思想观念上仍然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束缚不无关系。正如虞崇胜在《学习时报》撰文所指出的：“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25}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需要厘清一些基本的观点和认识。一是政治体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通俗地讲，政治体制就是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是作为某种工具和手段而存在的。政治制度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而政治体制却不具有这一特征，既然是工具和手段，一种政治体制就可以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所运用。把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相混淆，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变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当前存在的重大思想误区。二是权力制衡与监督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缺乏制衡与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讳莫如深，担心权力分治、权力制衡与监督就是搞资本主义。直到现在，邓小平早就担忧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及对权力运行尤其是对一把手权力的制衡与监督问题等，一直都没能有效地解决，这与我们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偏差不无关联。从根本上讲，权力是集中还是分立、是独揽还是相互制衡，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是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办法，都可以试行和采用。权力分治、权力制衡与监督，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财富，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专用产品，不应该被冠以姓“资”姓“社”的帽子。三是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一讲到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标榜的口号。实际上，这些都是人类社会追求进步的主流文明符号，避讳这些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主流文明符号，无异于自我贬损。社会主义要取得对资本主义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优势，就必然会实行比资本主义更真实的民主、更充分的自由、更全面的平等、更完整的权利、更公正的法治。
消除思想上的禁锢，就是为了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6} 而今读来，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权力腐败、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和执政风险，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实现这一突破，需要智慧、勇气和魄力。正如邓小平南巡谈话所说的：“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7}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7}{18}{19}{26}{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210、244、286、284、313、284、312-313、375、377、370-371、267、372、380、131、118、277、377、176、372页。
⑩ 杨龙：《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
{21}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79%的受调查者认为 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维稳’怪圈，谁的烦恼”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人民论坛》2010年第27期。
{22} 彭光芒：《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人民论坛》2010年第9期。
{23}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4期。
{24} 覃道明：《多元利益格局需要创新诉求表达机制》，《湖北日报》2006年11月17日。
{25} 虞崇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学习时报》2010年5月10日。
作者简介：覃道明，男，1966年生，湖北长阳人，法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