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村”里的“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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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所以要这么提,恰恰是因为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过于注重物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伪城市化就是其典型写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大约高估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超过一亿人是伪城市人口。其中,就包括因为征地或者城改居,户籍成为非农户口但长期未变成真正市民的非农非城群体。他们是被动地成为城里人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安排,很难融入城市。事实证明,用土地换补偿的农民,多数未能顺利地成为真正的市民。
  佛山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的部分居民就是如此。20多年前,面对突如其来的城镇化洪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能地抗拒所谓的城市化,一部分人在挣扎一番后回归农业,他们仍然怀念作为农民的日子,并希望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但是,究其根本,他们怀念的是曾经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
  “虽然是非农业户口,我一点也不开心,现在一分地都没有了,基本的生活也困难。”69岁的陈树兰(化名)站在地里,满脸愁容地看着自己赖以为生的一片菜地。常年务农的她皮肤黝黑粗糙,正挥锄松地,裤脚满是泥土,累了就靠着锄头歇会儿。
  陈树兰是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人。1992年,布心村小组的4000余亩土地被全部征收,布心村小组也被撤销建制并改称居民小组,600余名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布心村民一度非常期待成为城里人。然而,20多年过去了,变身城镇居民的他们却只是住在“村”里的“城市人”,除了身份,其他似乎都没变。从农民变为居民后,突然而至的身份转换,并没有给布心村民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有人本能地抗拒这一变化,有人在努力适应城镇生活后失败而归,一番挣扎后,这些在城市中生活艰难的居民,回归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习惯。住在闹市“村里”的布心居民,各自寻找着生存之道。看到临近不少村经营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开始怀疑这种被动做城里人的意义。
  村改居,农民变城里人
  清晨4点多,窗外一片漆黑,10月的天气带着寒意,陈树兰和70岁的老伴像往常一样,匆匆起床。稍作准备,二人便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拿着手电筒,到距家几百米处的菜地摘菜。一个多小时后,二人各自摘得满满一筐青菜。提回家,打开自来水管,清洗,去掉杂叶,一颗一颗摆放整齐。完毕后,陈树兰下了两碗面条。吃过早饭,已是7点多了,老伴提着菜篮子到村口巷子旁卖菜,陈树兰则扛着锄头下菜地。
  种菜,摘菜,卖菜,这是陈树兰和老伴的日常生活,也是典型的菜农生活。然而,户口簿上职业那一栏,她和老伴都写的是非农业。20多年来,陈树兰就这么背着城里人的身份,干着农民的活,过着农民的日子。
  “城市户口有什么用?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是当农民好呀,至少有自己的地种。”依靠种菜卖菜的微薄收入,陈家生活拮据,时不时地,她会怀念曾经有田种有收成的日子。
  陈树兰从农民到城里人的“名义上”的改变,要追溯到20年前布心村小组的“村改居”。
  村民们回忆,1992年3月,当时的布心村民被通知开会,一位县领导在会上表示,因发展需要,经布心管理区同意,布心村民不用再耕地了,由政府安排工作,洗脚上田去当工人,端“铁饭碗”,土地收归国有,还会留出部分土地作为居民建房用地和集体发展留用地,当时的口号是“想得通要散,想不通也要散”。
  上世纪90年代,“农转非”政策放宽。当时,三水属县级市建制,有着“东方魔水”之称的健力宝在此孕育,由于城区面积并不大,那时的“城里人”身份相当金贵。拥有城镇居民户口在那时看上去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再加上多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务农的艰辛,又有“铁饭碗”的吸引,当时村里不少村民愿意转成城镇户口。
  不过,陈树兰却不太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她的担心是:“空有一个户口,没有了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然而,在彼时强大的进城潮流面前,和她有相似想法村民的声音十分弱小,完全被忽视掉了。后来,全村600多名村民都变成城镇户口,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在补偿给村民竹木果等安置费600多万元后,布心所属土地被原三水县对外经济开发总公司、西南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划去开发。就这样,布心村4000余亩集体土地(水田1200亩,鱼塘820亩,菜地400亩,旱地360亩,林地1300亩,开荒地、自留地、荒坡地350亩)全部变成了国有土地,布心村小组的名号成为历史,布心居民小组取而代之,布心村民由农业户口变为了非农业户口,村民也由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
  公开资料显示,同时期的三水,除布心村外,西步、沙头等十几个自然村也被政府要求“散队”,共有8000亩以上的农地因此被转为国有。
  从卖粮到买粮
  20多年来生活的艰辛,让陈树兰当时的担忧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被“散队”(撤销村小组建制)后,村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1990年代中期,进厂的居民纷纷下岗,他们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再加上没有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布心居民生活艰难。居民们还发现,企业在原属他们的土地上搞开发,获利丰厚,这更让他们后悔。
  1992年之前,村里600多人,耕种着4000多亩地,交完公粮后,每家每户还有不少余粮,留足口粮,光卖粮食都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然而,1992年,村里土地全部被征收,成为布心村发展的转折点。
  回忆20多年前种田的生活,李树兰眉头顿时舒展,盘腿坐在菜地里,向记者讲述当农民的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种田辛苦,但是有粮食吃呀,有菜吃,什么都不用买。”1980年分田到户时,李树兰家里分得十几亩农田,再加上几亩旱地,共有20多亩土地。十多年来,她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大半时间都在农田里度过。一年下来,万余斤的收成,交完公粮后留足一家六口人的口粮,光卖粮食就有好几千元的收入。
  1992年,土地被全部征收了,李树兰一家也不再种田了,曾经粮食富足的他们,不得不花钱买粮。“有田时根本没想过以后会买米吃饭。”她感叹道。20多年了,家里的口粮全靠买,“1990年代一家六口人吃饭,一个月要买100多斤大米,一个月接近100元。现在家里三个人吃饭,一个月买米要200多元。”   土地全部征收了,原本的农田旱地荒弃。布心居民看到部分荒弃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再利用,不少居民便在荒地上开辟菜园。李树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开辟了一亩多菜园。这片菜地现在成为她家的经济来源。
  李树兰说,菜价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得几十元钱,菜价不好时可能只有几元十几元,这样的话基本的生活开支都不够。无奈之下,在种菜同时,李树兰不得不寻找其他路子。
  布心居民小组靠近三水森林公园。森林公园修建期间,年近50的李树兰和村里的很多妇女在这里打零工,如挑砖、和泥浆,每天工资是5元。村外的芦西公路修建,李树兰去种绿化树,从早忙到晚只有10多元。相比种田时卖粮食的数千元收入,单靠做零工难以满足家里的生活费。
  在政府的安排下,1994年,李树兰的老伴到钢铁厂打工,每个月挣500多元。十年前,老伴退休了,便帮李树兰在村口卖菜。李树兰家的房子还是80年代末修建的,至今未翻修过。
  在三水汽车站附近,56岁的黎建成几年前花了6000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干起了摩托车拉客的行当,“一天几十元的收入也只能够生活”。拉客是不少布心居民讨生活的方式。
  城不如城,村不如村
  布心居民小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原本应该造就出一片繁华之地。然而,如今的布心居民小组和20年前相比,改变的痕迹不明显,这个三水曾经最富裕的村庄如今变成了三水城市中的一处暗角。尽管“村改居”已有20多年,当地人仍习惯叫这里“布心村”。
  进入10月,空气变差,雾霾天里空气有些呛鼻。从佛山市三水区汽车站往森林公园前行500米处,一条小巷人来人往,这就是通往布心居民小组的路口。
  走进巷子,只见蔬菜水果摊档布满道路两旁,不到50米,陈旧的红砖房便展现在眼前。道路崎岖不平,摩托车路过,掀起一阵灰尘。垃圾四处堆放,污水四溢,臭味弥漫,流经村里的一条小河水已变黑。两处祠堂也是断垣残壁,随处可见小块菜地。名义上是城市社区的布心居民小组,破败的现状与三水市区的热闹显得格格不入。
  “说这里是农村吧,但是又是在城里;说这里是城里吧,觉得连农村都不如。”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20多年了,布心村一点变化都没有,停滞不前。
  距离布心村不远的一些村庄,近年来靠种地、卖地、搞工商业逐渐富裕起来,布心人的心理更是难以平衡:“那些村现在发展得都比我们好,村办企业,还有分红,我们村一分钱都没有。其他村每年都在拆旧楼盖新楼,我们村20多年了就没见过一栋新楼。”
  后悔的村民开始发起维护土地权益的行动,他们的理由是:当地政府在未发放任何土地补偿、未履行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就宣称将土地“收归国有”,是对其土地权益的剥夺。为解决征地补偿问题,2001年,布心居民小组选举产生了“布心村处理遗留问题临时领导小组”。
  2002年,三水市国土局对布心村民反映的问题向佛山市国土局作了汇报,承诺解决村民的养老和社保规费,完善村内外的市政建设,并解决原安置人员下岗出路问题。不过,1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承诺并未兑现。
  2004年,在西南街道办事处协调下,布心居民小组的84亩留用地被以4500万元的价格卖掉。随后,布心小组与三水区土地储备中心、西南街道办事处签订《关于落实西南街道原布心村“散队”遗留问题的协议书》,每户居民获得16万元补偿金。协议书称:“以此作为‘散队’遗留问题的最终处理方案,双方不得反悔。”
  “我家没有领到补偿金。”歇息了一会儿,李树兰站了起来,双手拍拍裤子上的泥土,然后抓起了放在一旁的锄头,失望地说道。
  “还是当农民好,有地种,有粮食收,有菜吃,比现在的生活要好多了。”她双手拄着锄头,感叹了下,望了望靠近村里的几十层的高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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