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
【机 构】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上海20023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的反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劳动体制。
其他文献
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民法典》的出台可为其供给私法方案。通过向社会生活领域持续注入私法自治因子,我国国家治理软实力将不断增强;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版块加以完善,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水平将极大提升;通过对本土重大关键问题予以化解,我国国家治理改革中诸多现实障碍将被清理;通过对民生持续改善以及对人民福祉不断增进,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人权观在我国国家治理改革中将切实落地;通过民法公平原则对我国发展实践中公平内涵的拓展,主体平等与意思自由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下公平理念新的独特意蕴。
全球正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理论框架,融贯而统一地涵盖规范性基础和各种经验维度,以指导全球正义经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正义的理论框架整合了三种主要理论路径,即权利路径、公共益品路径与德性路径。其中,德性路径吸取了中国哲学思想资源,对传统西方视角下的正义观构成了重要补充,从而为全球正义经验研究和正义指数提供了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RC)和"世界主义但勤勉义务原则"(CDDR),可以用于确定和证成对于全球正义指标的选择。这两个原则,从议
分离运动的兴起以其国际化的态势前所未有地挑战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分离运动的治理不仅在民族国家与地区区域内展开,而且全球范围也在探索建立治理机制。已有的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基本结构包括:民族国家的分散治理、地区区域的协同治理、全球范围的共同治理、非政府组织的辅助治理。推动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本土化、防止族群分离走向合作抗争、避免族群政治组织化、阻止族群借助国际法上的自决权、用呼吁替代退出、防止分离运动走向暴力恐怖活动是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的核心议题和主要经验。不过,由于族群分离运动本身具有的特性,族群分离运动的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部《民法典》不仅是时代的民法典,更彻底开启了一个中国的"民法典时代"。从整个社会文明的维度进行考量,《民法典》的颁布一方面会直接对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治理结构,中国的法治进程乃至世界的法治进程必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与形塑。
通过对"古典释义学"和"现代阐释学"的解读以及对作家与文本"误读"效应的分析,比照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尤其是近40年来的文学批评,可以发现,对阐释的有限和无限机制的忽略及批评价值观的游移,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方法单一化。重视批评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问题,探讨如何正确对待阐释学中的"误读"这一历史性难题,有助于推进重建文学批评方法论,并在文学批评史重估的过程中谋求阐释的多样性。
城市间的互动往来不仅体现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文化、思想、情感、精神等层面,且它们错综交织而难分。城市际性问题归根结底是边界问题。去边界化、去中心化、去同质化是未来城市际性研究和实践要考虑的三个关键问题。随着城市和区域流动日趋增多,虽然城市空间和活动交互频繁,但还是城市中人的交互作用。城市际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仍是核心。打破学科和地域界限,使思想、知识像其他要素一样自由流动,才能从实质上推进城市际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城市际性概念为我们理解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让我们更加重视关系性城市、城市际空间生产和城市的地方性。但是,这也可能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城市际性的使用范围可能不够明确,不一定能解决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发展中的问题,实际效果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城市际性概念也给我们启发:其实问题应该是现代性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更好地进行,我们需要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有机城市的研究。我们必须解决中西城市话语的裂隙,中西城市有区别,但是也有共性。走向有机城市,就是要重视城际、人际、城人之际的有机的联系,重视空间正义,重视城市的诸多因素之间
中国的区域一体化面临体制与条块分割、诸侯经济导致的地方性集体自私与公用地悲剧的挑战。不仅城市之间有制度隔离,而且城市内部也有体制隔离,仅从交通一体化与城市内部同质恶性竞争角度考察,城市际性视野下的都市圈一体化需付出极高的经济与制度成本,甚至时间与健康成本。同城化效应被严重夸大,中短期内一体化实践依然只是一种美好设想。城市际性中隔离远大于融合,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有大量的制度藩篱需要拆除。政府应在促进制度与文化融合上多下功夫,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调下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
情势变更作为合同履行的例外规则虽被我国实定法确认,但学术研究一直将其视作原则,司法实践亦鲜少支持适用的事实,导致作为具体规则的合同情势变更从构成要件到适用效果一直未被充分讨论。在域外,国际法、区际法、国别法三个维度的典型规则虽不尽相同,但足以揭示情势变更在当今世界较为公认的构成要件与适用效果,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同时,法国2016年债法改革引入情势变更制度时移植与继受并重的构建路径,也可为未来中国《民法典》完善相关规则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