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赫尔塔·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瓦拉县尼茨基多夫村。中学毕业后她考入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大学毕业后,她当过翻译、幼儿园老师、私人教师。1987年,她和丈夫一起移民德国,现住在柏林。
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低地》,长篇小说《一条腿旅行》《魔鬼端坐在镜子里》《那时狐狸就是猎人》《青李之地》《护照》等,散文集《饥馑与丝》《国王鞠躬并屠杀》等,诗集《发间住着一位女士》《他不是伊昂》等。她曾获得德国阿斯贝克特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鼓励奖、劳里塞尔文学奖、柏林文学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2009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以表彰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
《全部的家当随身带》于2009年出版。通过一个青年男子在苏联古拉格群岛生活的经历,述说了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民族被驱赶到苏联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命运。
我所有的家当都随身带着。
或者说,凡是我的东西我都随身带着。
我所有的一切东西都随身带着。这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是有不同的用途,要么是别人的。那个猪皮手提箱是一台电唱机的盒子。那件风衣是我父亲给的。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是爷爷给的。那条马裤是我叔叔埃德温送的。那一对皮革绑腿则是我们的邻居卡尔普先生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是我姨妈菲妮送的。只有那一条暗紫红色的丝巾和那个洗漱用品袋是我的,还是最近几年过圣诞节别人送的礼物。
1945年1月,战争还在继续。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要被俄国人征派到一个鬼知道什么的地方去,大家都很震惊,就想送我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许,哪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也想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帮不上忙。事情是不可逆转的:我上了那些俄国人的名单,所以,每一个人都给我送了点东西——一边给我东西,一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接过那些东西,我十七岁了,得出自己的结论:时机正好,我要走开了。原本没有这份名单作为理由,我也会离家出走的;不过,假如事情最后并不那么糟糕的话,这对我来说兴许是件好事也未可知。我想离开这座到处都是顶针眼似的城镇,在这个镇子上,所有的石头块都长着眼睛。我并不怎么害怕,只是暗暗地有些急不可耐。我够没良心的,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亲戚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而对我来说,却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害怕我到了另一个国家会出事。我倒想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此前我已经出过事了。出的是被禁止做的事。那件事很奇怪,很肮脏,很无耻,但很美妙。那件事发生在那座长满赤杨树的公园里,在公园的后面,隔着那长着矮草的山丘。在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公园的中央,走进那座圆圆的亭子,每逢公共假日,有管弦乐队在亭子里演奏。我坐了片刻。光线刺透那雕刻精美的木头,透过那空空的圆形、正方形和四边形——那白色的卷须用爪子连接起来,我看到了恐惧。那是我变形的模样,在我母亲脸上的那份恐惧的模样。就在这座亭子里,我暗自发誓:我再也不到这座公园里来了。
我越是设法制止自己,就越快地回到公园里去了——两天后就回去了。回到我的约会地点,在那座公园里我们把它叫作约会地点。
我第二次去那个约会地点,还是跟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他叫“天鹅”。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叫“冷杉”。第三个男人叫“耳朵”。之后来的那个叫“细线”。然后是“黄金鹂”和“帽子”。后来是“兔子”、“猫”、“海鸥”。再后来是“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名字是谁的。我们扮作野兽,我任由自己放纵起来。公园里正是夏天,白桦树有一层白色的树皮,而那密不透风的叶子筑成了一道绿色的墙壁,在茉莉花和老一点的树丛中疯长。
恋爱是有季节的。秋天一来,公园就完了。树木变得光秃秃的。我们就把约会地点移到了海王星游泳池那儿。紧挨着游泳池的大铁门就是泳池那椭圆形的标志,标志上面有只天鹅。我每周都和那个年龄大我两倍的男人约会。他是罗马尼亚族人。他结过婚了。我不说他姓甚名谁,也不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们各自到达约会地点:收银台边上的那个女人(在她的售货摊雕花玻璃窗后面)、那亮闪闪的石头地板、中央圆柱、有睡莲图案的贴墙瓷砖,那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所有这些人和物都不能觉察到我们是安排好来约会的。我们走进游泳池,和其他所有的人一起游泳。只有游到桑拿浴室的时候,我们才最后见面。
回想那个时候,在进劳改营之前不久——我回来后直到1968年我离开这个国家,情形也大抵如此——任何约会都将意味着牢狱之灾。五年,至少,如果我给抓住了。很多人都被抓判刑了。在进行一番残暴的审讯之后,他们就直接从那个公园或者市内的浴室被带到了监狱,从监狱再被带到紧邻着运河的政治犯集中营。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一个人从运河边上生还。即使有个把生还的,也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老了,被毁掉了,再也不适合搞任何形式的恋爱了。
至于在那劳改营里——我当初在劳改营里要是给抓住了,那就死定了。
在劳改营五年之后,我每天都从乱哄哄的大街上游荡过去,脑子里盘算着,我要是给抓住了,说什么话最好。当场抓住:对于这个罪恶的判决,我准备了一千个借口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提着沉默的行李。我把自己包装在沉默里,包装得很深很深,包装的时间很长很长,我都不会用语言把自己从那包装里解脱出来了。我每次说话都给自己做一次不同的包装。
约会的最后一个夏天,为了延长我从那个长满赤杨树的公园步行回家的路途,我不经意间走进了位于主外环路上的那座圣三一教堂。这种巧合纯属命中注定。我看见了那个正在走过来的时代。紧挨着侧边的圣餐桌的一根柱子上,矗立着那尊身穿灰色斗篷的圣像,他的领子是他扛着的缠绕着他脖子的那只羊。这缠绕着他脖子的羊就是沉默本身。有些东西你无需言说。可是,当我说,缠绕着你脖子的沉默和你嘴里的沉默不一样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我去劳改营之前,在劳改营期间,以及从劳改营回来之后,有二十五年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这个国家,也恐惧我的家人。害怕双重的堕落,一是害怕国家把我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二是害怕家人认为我伤风败俗,跟我断绝关系。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橱窗的柜子,电车和房屋的窗户,喷泉和雨水坑,在我看来都变成了镜子。我看着自己的模样,不敢相信,唯恐我终究会变成一个透明体。 我父亲是个美术教师。而我呢,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天王星游泳池,所以他一用“水彩”这个词儿,我就满脸抽搐,就像是给人踢了一脚似的。这个词儿知道,我已经走了多么远。在餐桌旁,我母亲说:不要用叉刺那个土豆,那样就全散架了,用你的勺子呀,你用叉子叉肉。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我们本来在说土豆和叉子,她怎么就用起“肉”这个字眼了?她说的是哪种肉啊?我的约会已经把“肉”这个字眼的各种含义都颠倒了。我这是贼喊捉贼啊,那些话料想不到就溜出来了,我就给逮了个正着。
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跟镇上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的人一样,认为金发的辫子配上白色的长及膝盖的袜子就很美;非常相信希特勒的小胡子那一撮黑色的四方形。他们还笃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雅利安民族的一部分。我的秘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看,是最伤风败俗的事情。跟那个罗马尼亚人搅和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也跟一个非雅利安人有了关系。
我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哪怕是这将意味着要去劳改营。我只是为我母亲感到难过,因为她看不出来,她对我太不了解了:等我离开了家,她对我的思念要远远超过我对她的思念。
在教堂里,在那尊脖子上围着沉默的绵羊的圣像旁边,我看到了那个白色的壁龛,上面镌刻着这几个大字:上天使时间运转起来。当我打点行装的时候,我知道了:那个白色壁龛上的话显灵了。现在就是时间在运转。我也很高兴我不必离家上战场,到那冰天雪地的前线去。我凭着一股傻乎乎的蛮勇之气,顺从地开始打点行装。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不拒绝装进行囊。那双带花边儿的绑腿,那条马裤,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这些东西哪一件我穿着都不合身。运转着的时间就是这么个样子,而衣服不是。不管是穿这些个衣装还是别的什么衣装,你都变成了个大人。这世界并不是一场化妆舞会,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我心里想,但是,你要是在严寒的冬天不得不到俄国人那儿去,谁也不可能打扮得不伦不类。
有两个警察——一个罗马尼亚族人,一个俄罗斯族人——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人头。这就是巡查队。我不知道他们来到我们家,有没有说出“劳改营”这个词儿,他们要是没有说,那么除了“俄国”这个词儿,他们实际上说出了哪个词儿。他们要是说了,“劳改营”这个词儿可是吓不倒我。尽管是战争期间,尽管我满脑子偷偷摸摸地想的是我的约会地点,但是我还是在过着快快乐乐、懵懵懂懂的童年。我才十七岁嘛。像“水彩”和“肌肉”这样的词儿,我听着就不舒服。我的大脑对“劳改营”这个词儿倒是充耳不闻。
那一次餐桌上摆着土豆和叉子,我母亲说出“肉”这个字儿,让我很不舒服。我记得我还很小,正在院子里玩耍,我母亲从阳台上的窗口大喊:你要是不立马上楼来吃饭,要是我还得再叫你一遍,你就还在那儿给我待着吧。由于我在楼下又待了一会儿,她就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的小背包装好,到外面的世界去吧,你爱干啥干啥。她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把我拽到屋子里,抓起那个小帆布背包,把我的绒线帽和夹克衫塞进去。我问:可是,我应该去哪儿呢?不管怎么说,我是您的孩子呀。
很多人以为,打点行装没什么大不了的,练得多了就行了,就像唱歌或祷告一样,你自动就学会了。我们没有练习,也没有行李箱。当初我父亲要去上前线,参加罗马尼亚军队的时候,什么行装都不需要打点。作为一个士兵,什么东西都给你配好了,那是你军装的一部分。除了知道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顶风冒雪外,我们不知道打点行装要干什么。你没有合适的东西,那就只好拿到什么是什么了。那些不合适的东西变成了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东西呢,接着就成了唯一合适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你拿到了这东西。
我母亲从客厅里拿来一台电唱机,放到厨房的餐桌上。我用那把改锥把电唱机盒子改装成了一个行李箱。我先把旋转装置和转盘拆下来。原来装手柄的那个地方露出个窟窿眼儿,我就用软木塞给堵上了。那块天鹅绒衬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红艳艳的,跟狐狸似的。喇叭旁边那块画着狗的三角板和“他那大师的嗓音”几个字我也没有拆下来。我在箱底放了四本书:《浮士德》,是布面装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维因赫贝那一卷薄薄的诗集,还有《八个世纪诗歌选集》。没有带小说,因为小说你只看一遍,就再也不看了。我的洗漱用品袋放在书的上面,里面装着:一小瓶花露水,一小瓶塔牌须后水,一块刮脸用香皂,一把手动刮胡刀,一把刮胡刷子,一支笔形止血膏,一块洗手香皂,一把指甲剪。洗漱用品袋的旁边放着:一双毛线袜子(棕色的,已经织补过了),一双长及膝盖的袜子,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衣,两条起了条棱的内裤。最上面放着我的新丝巾,为的是防止给压皱了。那是一件自然色的——暗紫红色——但却是格子图案的,这儿亮一些,那儿暗一些。把这条丝巾放进去,箱子就装满了。
然后是我的包袱:一条从沙发床上揭下来的床单(毛纺的,一种亮蓝色和米黄色格子,很大一可是,它不会使你暖和)。卷进包袱卷儿里的有:一件风衣(黑白相间的格子,已经穿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古董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传下来的,浅橙黄色,有带子)。
接下来是我的粗帆布背包:一听火腿罐头,牌子是“斯坎迪亚”的,四块奶油面包,几块过圣诞节剩下来的饼干,一个带高脚杯的水壶。
然后,我奶奶把那台电唱机盒改装的行李箱、包袱和帆布背包放在了门边。那两个警察说过,他们半夜才会来,到那时候过来接我。我的行李箱放在门边,准备好了。
接着,我穿上:一条长衬裤、一件法兰绒衬衣(米黄色和绿色格子的)、一件短大衣,有毛织袖子、一双毛线袜子、一双军用皮靴。菲尼姨妈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放在桌子上,随时待命。我系好军用皮靴的鞋带,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在文希山度假的时候,我母亲当时穿着一件她自己做的水手衫。在乡间小路上漫步,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让自己倒在那长长的草丛中,假装死了。我那时候才八岁,害怕天塌下来,砸到草地上。我闭上眼睛,这样就不会看到天把我吞噬的情景了。我母亲跳起来,摇晃着我,说:你喜欢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现在,军用皮靴的鞋带已经系好了。我在桌边坐下,等着半夜的到来。到了半夜,那个警察巡查队却迟迟没有到。后来又过了三个钟头——那几乎是难熬的三个钟头啊。他们终于来了。我母亲把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大衣给我拎起来。我把胳膊伸进去。她在哭。我戴上绿手套。在那条木质走廊上——就在煤气表所在的地方一我奶奶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把这句话带进了劳改营。我没想到它会一直陪伴着我。然而这样的一句话是独立的。它在我内心起了作用,所起的作用比我所带的所有的书都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变成了我那把圆头铁锹的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的确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一句那样的话维系着你的生命。
那两个警察组成的巡查队来接我的时候,是1945年元月14至15日。天更冷了,到了零下十五度。我们开着一辆带帆布顶棚的卡车,穿过那空空荡荡的小镇,向展览大厅驶去。那是萨克森人过节的大厅。现在成了集合的营地。差不多有三百人挤进大厅里。地板上铺着垫子和草荐子。一辆辆汽车穿过夜色,从周围四邻的村庄里开过来,把聚拢而来的人们卸下来。到早晨的时候,差不多到了五百人。那天夜里要想数清人数简直是浪费时间,连说清大致的数目都是不可能的。展览大厅里彻夜灯火通明。人们跑来跑去,寻找认识的人。他们互相转告说,火车站在征用细木匠,他们要把新伐的木头做成的木板床,用钉子钉到火车车厢里去。他们还说,其他的匠人要在火车上装铁炉子。还有人要在车厢底板上锯便池的洞。人们悄声地说着话,七嘴八舌说个没完,两眼睁得大大的;还有人闭着眼睛在哭泣,静静地哭个没完没了。空气中弥漫着羊毛的气味、吓出的冷汗、油腻的面包、香草饼干和用土豆酿制的德国烈酒的气味。一个女人摘掉头巾。她一定是住在一个村子里:她后脑勺上绾着个双发髻,用一个半圆的梳子固定在正中间。牛角梳的梳齿埋在头发里。顺着那圆溜溜的边,露出两个角,宛如两个尖尖的耳朵。头发上有了这样的耳朵和这样的发髻,从后面看,那女人的脑袋酷似一只蹲着的猫。我就像一个看客,在那一条条直立的腿中间和一堆堆的行李中间坐着。有那么几分钟,我懵懵懂懂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我和母亲在那片坟地里,站在一座新坟旁边,坟墓的中间是一棵植物,叶子毛茸茸的,有我身材一半高,长得很是茂盛。植物的茎上挂着一个小箱子,带着一个皮革手柄,是一个小行李箱。小箱子开着,开得有一个指头宽,里面垫着狐狸红的天鹅绒衬里。我们不知道是谁死了。母亲说:从你外套的衣兜里掏出一支粉笔来。我没有粉笔啊,我说。我把手伸进衣兜里,里面有一块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这小箱子上写个短短的名字。我们就写“鲁斯”吧,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我就写了“鲁斯”两个字,就像是写在了一块墓碑上:安息吧。
我觉得,在梦里很显然是我死了,不过我还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一个上了年纪,拿着柄雨伞的男子在我身边的草荐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扒到我耳朵边上说:我小舅子也想来,可是这大厅四周都有人把守着。他们不让他进。我们还没有离开镇子,他就不能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回家。他的夹克衫上的每一颗扣子上都有一只鸟儿在飞翔,是一只野鸭子吧,更有可能是一只信天翁。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我朝前欠了欠身子,发现他胸口上挂着的那个作装饰用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锚。那把雨伞直立在我和他之间,就像是一根拐杖。我问:你要带着它吗?是呀,他说,那地方比这儿下雪可是多多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间、怎么样离开大厅,到火车站去。或者我应该说,什么时间才允许我们离开,因为我想离开——终于可以离开了——哪怕坐的是运牛的车厢,手提一个电唱机盒子,戴着个天鹅绒的脖圈儿,要去的是俄国人那地方。我已经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的火车站。载牲口的车厢很高。我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上的车,因为我们在那个车厢里坐了很多个日日夜夜,仿佛我们就一直在那车厢里坐着似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坐了多长时间的车。我觉得,坐很长时间的车,就说明离家很远了。只要我们坐着火车赶路,我们就不会出事儿。只要我们在赶路,就一切都好。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床板头上放着铺盖卷儿。有的说话,有的不说;有的吃,有的睡。烧酒瓶子传过来,递过去。不管是这儿还是那儿,一旦坐车赶路成了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儿,人们就产生了套近乎的念头。你用一只眼睛看着,而另外一只眼睛却瞅向一边。
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低地》,长篇小说《一条腿旅行》《魔鬼端坐在镜子里》《那时狐狸就是猎人》《青李之地》《护照》等,散文集《饥馑与丝》《国王鞠躬并屠杀》等,诗集《发间住着一位女士》《他不是伊昂》等。她曾获得德国阿斯贝克特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鼓励奖、劳里塞尔文学奖、柏林文学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2009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以表彰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
《全部的家当随身带》于2009年出版。通过一个青年男子在苏联古拉格群岛生活的经历,述说了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民族被驱赶到苏联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命运。
我所有的家当都随身带着。
或者说,凡是我的东西我都随身带着。
我所有的一切东西都随身带着。这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是有不同的用途,要么是别人的。那个猪皮手提箱是一台电唱机的盒子。那件风衣是我父亲给的。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是爷爷给的。那条马裤是我叔叔埃德温送的。那一对皮革绑腿则是我们的邻居卡尔普先生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是我姨妈菲妮送的。只有那一条暗紫红色的丝巾和那个洗漱用品袋是我的,还是最近几年过圣诞节别人送的礼物。
1945年1月,战争还在继续。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要被俄国人征派到一个鬼知道什么的地方去,大家都很震惊,就想送我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许,哪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也想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帮不上忙。事情是不可逆转的:我上了那些俄国人的名单,所以,每一个人都给我送了点东西——一边给我东西,一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接过那些东西,我十七岁了,得出自己的结论:时机正好,我要走开了。原本没有这份名单作为理由,我也会离家出走的;不过,假如事情最后并不那么糟糕的话,这对我来说兴许是件好事也未可知。我想离开这座到处都是顶针眼似的城镇,在这个镇子上,所有的石头块都长着眼睛。我并不怎么害怕,只是暗暗地有些急不可耐。我够没良心的,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亲戚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而对我来说,却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害怕我到了另一个国家会出事。我倒想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此前我已经出过事了。出的是被禁止做的事。那件事很奇怪,很肮脏,很无耻,但很美妙。那件事发生在那座长满赤杨树的公园里,在公园的后面,隔着那长着矮草的山丘。在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公园的中央,走进那座圆圆的亭子,每逢公共假日,有管弦乐队在亭子里演奏。我坐了片刻。光线刺透那雕刻精美的木头,透过那空空的圆形、正方形和四边形——那白色的卷须用爪子连接起来,我看到了恐惧。那是我变形的模样,在我母亲脸上的那份恐惧的模样。就在这座亭子里,我暗自发誓:我再也不到这座公园里来了。
我越是设法制止自己,就越快地回到公园里去了——两天后就回去了。回到我的约会地点,在那座公园里我们把它叫作约会地点。
我第二次去那个约会地点,还是跟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他叫“天鹅”。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叫“冷杉”。第三个男人叫“耳朵”。之后来的那个叫“细线”。然后是“黄金鹂”和“帽子”。后来是“兔子”、“猫”、“海鸥”。再后来是“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名字是谁的。我们扮作野兽,我任由自己放纵起来。公园里正是夏天,白桦树有一层白色的树皮,而那密不透风的叶子筑成了一道绿色的墙壁,在茉莉花和老一点的树丛中疯长。
恋爱是有季节的。秋天一来,公园就完了。树木变得光秃秃的。我们就把约会地点移到了海王星游泳池那儿。紧挨着游泳池的大铁门就是泳池那椭圆形的标志,标志上面有只天鹅。我每周都和那个年龄大我两倍的男人约会。他是罗马尼亚族人。他结过婚了。我不说他姓甚名谁,也不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们各自到达约会地点:收银台边上的那个女人(在她的售货摊雕花玻璃窗后面)、那亮闪闪的石头地板、中央圆柱、有睡莲图案的贴墙瓷砖,那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所有这些人和物都不能觉察到我们是安排好来约会的。我们走进游泳池,和其他所有的人一起游泳。只有游到桑拿浴室的时候,我们才最后见面。
回想那个时候,在进劳改营之前不久——我回来后直到1968年我离开这个国家,情形也大抵如此——任何约会都将意味着牢狱之灾。五年,至少,如果我给抓住了。很多人都被抓判刑了。在进行一番残暴的审讯之后,他们就直接从那个公园或者市内的浴室被带到了监狱,从监狱再被带到紧邻着运河的政治犯集中营。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一个人从运河边上生还。即使有个把生还的,也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老了,被毁掉了,再也不适合搞任何形式的恋爱了。
至于在那劳改营里——我当初在劳改营里要是给抓住了,那就死定了。
在劳改营五年之后,我每天都从乱哄哄的大街上游荡过去,脑子里盘算着,我要是给抓住了,说什么话最好。当场抓住:对于这个罪恶的判决,我准备了一千个借口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提着沉默的行李。我把自己包装在沉默里,包装得很深很深,包装的时间很长很长,我都不会用语言把自己从那包装里解脱出来了。我每次说话都给自己做一次不同的包装。
约会的最后一个夏天,为了延长我从那个长满赤杨树的公园步行回家的路途,我不经意间走进了位于主外环路上的那座圣三一教堂。这种巧合纯属命中注定。我看见了那个正在走过来的时代。紧挨着侧边的圣餐桌的一根柱子上,矗立着那尊身穿灰色斗篷的圣像,他的领子是他扛着的缠绕着他脖子的那只羊。这缠绕着他脖子的羊就是沉默本身。有些东西你无需言说。可是,当我说,缠绕着你脖子的沉默和你嘴里的沉默不一样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我去劳改营之前,在劳改营期间,以及从劳改营回来之后,有二十五年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这个国家,也恐惧我的家人。害怕双重的堕落,一是害怕国家把我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二是害怕家人认为我伤风败俗,跟我断绝关系。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橱窗的柜子,电车和房屋的窗户,喷泉和雨水坑,在我看来都变成了镜子。我看着自己的模样,不敢相信,唯恐我终究会变成一个透明体。 我父亲是个美术教师。而我呢,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天王星游泳池,所以他一用“水彩”这个词儿,我就满脸抽搐,就像是给人踢了一脚似的。这个词儿知道,我已经走了多么远。在餐桌旁,我母亲说:不要用叉刺那个土豆,那样就全散架了,用你的勺子呀,你用叉子叉肉。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我们本来在说土豆和叉子,她怎么就用起“肉”这个字眼了?她说的是哪种肉啊?我的约会已经把“肉”这个字眼的各种含义都颠倒了。我这是贼喊捉贼啊,那些话料想不到就溜出来了,我就给逮了个正着。
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跟镇上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的人一样,认为金发的辫子配上白色的长及膝盖的袜子就很美;非常相信希特勒的小胡子那一撮黑色的四方形。他们还笃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雅利安民族的一部分。我的秘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看,是最伤风败俗的事情。跟那个罗马尼亚人搅和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也跟一个非雅利安人有了关系。
我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哪怕是这将意味着要去劳改营。我只是为我母亲感到难过,因为她看不出来,她对我太不了解了:等我离开了家,她对我的思念要远远超过我对她的思念。
在教堂里,在那尊脖子上围着沉默的绵羊的圣像旁边,我看到了那个白色的壁龛,上面镌刻着这几个大字:上天使时间运转起来。当我打点行装的时候,我知道了:那个白色壁龛上的话显灵了。现在就是时间在运转。我也很高兴我不必离家上战场,到那冰天雪地的前线去。我凭着一股傻乎乎的蛮勇之气,顺从地开始打点行装。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不拒绝装进行囊。那双带花边儿的绑腿,那条马裤,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这些东西哪一件我穿着都不合身。运转着的时间就是这么个样子,而衣服不是。不管是穿这些个衣装还是别的什么衣装,你都变成了个大人。这世界并不是一场化妆舞会,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我心里想,但是,你要是在严寒的冬天不得不到俄国人那儿去,谁也不可能打扮得不伦不类。
有两个警察——一个罗马尼亚族人,一个俄罗斯族人——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人头。这就是巡查队。我不知道他们来到我们家,有没有说出“劳改营”这个词儿,他们要是没有说,那么除了“俄国”这个词儿,他们实际上说出了哪个词儿。他们要是说了,“劳改营”这个词儿可是吓不倒我。尽管是战争期间,尽管我满脑子偷偷摸摸地想的是我的约会地点,但是我还是在过着快快乐乐、懵懵懂懂的童年。我才十七岁嘛。像“水彩”和“肌肉”这样的词儿,我听着就不舒服。我的大脑对“劳改营”这个词儿倒是充耳不闻。
那一次餐桌上摆着土豆和叉子,我母亲说出“肉”这个字儿,让我很不舒服。我记得我还很小,正在院子里玩耍,我母亲从阳台上的窗口大喊:你要是不立马上楼来吃饭,要是我还得再叫你一遍,你就还在那儿给我待着吧。由于我在楼下又待了一会儿,她就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的小背包装好,到外面的世界去吧,你爱干啥干啥。她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把我拽到屋子里,抓起那个小帆布背包,把我的绒线帽和夹克衫塞进去。我问:可是,我应该去哪儿呢?不管怎么说,我是您的孩子呀。
很多人以为,打点行装没什么大不了的,练得多了就行了,就像唱歌或祷告一样,你自动就学会了。我们没有练习,也没有行李箱。当初我父亲要去上前线,参加罗马尼亚军队的时候,什么行装都不需要打点。作为一个士兵,什么东西都给你配好了,那是你军装的一部分。除了知道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顶风冒雪外,我们不知道打点行装要干什么。你没有合适的东西,那就只好拿到什么是什么了。那些不合适的东西变成了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东西呢,接着就成了唯一合适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你拿到了这东西。
我母亲从客厅里拿来一台电唱机,放到厨房的餐桌上。我用那把改锥把电唱机盒子改装成了一个行李箱。我先把旋转装置和转盘拆下来。原来装手柄的那个地方露出个窟窿眼儿,我就用软木塞给堵上了。那块天鹅绒衬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红艳艳的,跟狐狸似的。喇叭旁边那块画着狗的三角板和“他那大师的嗓音”几个字我也没有拆下来。我在箱底放了四本书:《浮士德》,是布面装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维因赫贝那一卷薄薄的诗集,还有《八个世纪诗歌选集》。没有带小说,因为小说你只看一遍,就再也不看了。我的洗漱用品袋放在书的上面,里面装着:一小瓶花露水,一小瓶塔牌须后水,一块刮脸用香皂,一把手动刮胡刀,一把刮胡刷子,一支笔形止血膏,一块洗手香皂,一把指甲剪。洗漱用品袋的旁边放着:一双毛线袜子(棕色的,已经织补过了),一双长及膝盖的袜子,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衣,两条起了条棱的内裤。最上面放着我的新丝巾,为的是防止给压皱了。那是一件自然色的——暗紫红色——但却是格子图案的,这儿亮一些,那儿暗一些。把这条丝巾放进去,箱子就装满了。
然后是我的包袱:一条从沙发床上揭下来的床单(毛纺的,一种亮蓝色和米黄色格子,很大一可是,它不会使你暖和)。卷进包袱卷儿里的有:一件风衣(黑白相间的格子,已经穿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古董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传下来的,浅橙黄色,有带子)。
接下来是我的粗帆布背包:一听火腿罐头,牌子是“斯坎迪亚”的,四块奶油面包,几块过圣诞节剩下来的饼干,一个带高脚杯的水壶。
然后,我奶奶把那台电唱机盒改装的行李箱、包袱和帆布背包放在了门边。那两个警察说过,他们半夜才会来,到那时候过来接我。我的行李箱放在门边,准备好了。
接着,我穿上:一条长衬裤、一件法兰绒衬衣(米黄色和绿色格子的)、一件短大衣,有毛织袖子、一双毛线袜子、一双军用皮靴。菲尼姨妈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放在桌子上,随时待命。我系好军用皮靴的鞋带,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在文希山度假的时候,我母亲当时穿着一件她自己做的水手衫。在乡间小路上漫步,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让自己倒在那长长的草丛中,假装死了。我那时候才八岁,害怕天塌下来,砸到草地上。我闭上眼睛,这样就不会看到天把我吞噬的情景了。我母亲跳起来,摇晃着我,说:你喜欢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现在,军用皮靴的鞋带已经系好了。我在桌边坐下,等着半夜的到来。到了半夜,那个警察巡查队却迟迟没有到。后来又过了三个钟头——那几乎是难熬的三个钟头啊。他们终于来了。我母亲把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大衣给我拎起来。我把胳膊伸进去。她在哭。我戴上绿手套。在那条木质走廊上——就在煤气表所在的地方一我奶奶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把这句话带进了劳改营。我没想到它会一直陪伴着我。然而这样的一句话是独立的。它在我内心起了作用,所起的作用比我所带的所有的书都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变成了我那把圆头铁锹的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的确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一句那样的话维系着你的生命。
那两个警察组成的巡查队来接我的时候,是1945年元月14至15日。天更冷了,到了零下十五度。我们开着一辆带帆布顶棚的卡车,穿过那空空荡荡的小镇,向展览大厅驶去。那是萨克森人过节的大厅。现在成了集合的营地。差不多有三百人挤进大厅里。地板上铺着垫子和草荐子。一辆辆汽车穿过夜色,从周围四邻的村庄里开过来,把聚拢而来的人们卸下来。到早晨的时候,差不多到了五百人。那天夜里要想数清人数简直是浪费时间,连说清大致的数目都是不可能的。展览大厅里彻夜灯火通明。人们跑来跑去,寻找认识的人。他们互相转告说,火车站在征用细木匠,他们要把新伐的木头做成的木板床,用钉子钉到火车车厢里去。他们还说,其他的匠人要在火车上装铁炉子。还有人要在车厢底板上锯便池的洞。人们悄声地说着话,七嘴八舌说个没完,两眼睁得大大的;还有人闭着眼睛在哭泣,静静地哭个没完没了。空气中弥漫着羊毛的气味、吓出的冷汗、油腻的面包、香草饼干和用土豆酿制的德国烈酒的气味。一个女人摘掉头巾。她一定是住在一个村子里:她后脑勺上绾着个双发髻,用一个半圆的梳子固定在正中间。牛角梳的梳齿埋在头发里。顺着那圆溜溜的边,露出两个角,宛如两个尖尖的耳朵。头发上有了这样的耳朵和这样的发髻,从后面看,那女人的脑袋酷似一只蹲着的猫。我就像一个看客,在那一条条直立的腿中间和一堆堆的行李中间坐着。有那么几分钟,我懵懵懂懂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我和母亲在那片坟地里,站在一座新坟旁边,坟墓的中间是一棵植物,叶子毛茸茸的,有我身材一半高,长得很是茂盛。植物的茎上挂着一个小箱子,带着一个皮革手柄,是一个小行李箱。小箱子开着,开得有一个指头宽,里面垫着狐狸红的天鹅绒衬里。我们不知道是谁死了。母亲说:从你外套的衣兜里掏出一支粉笔来。我没有粉笔啊,我说。我把手伸进衣兜里,里面有一块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这小箱子上写个短短的名字。我们就写“鲁斯”吧,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我就写了“鲁斯”两个字,就像是写在了一块墓碑上:安息吧。
我觉得,在梦里很显然是我死了,不过我还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一个上了年纪,拿着柄雨伞的男子在我身边的草荐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扒到我耳朵边上说:我小舅子也想来,可是这大厅四周都有人把守着。他们不让他进。我们还没有离开镇子,他就不能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回家。他的夹克衫上的每一颗扣子上都有一只鸟儿在飞翔,是一只野鸭子吧,更有可能是一只信天翁。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我朝前欠了欠身子,发现他胸口上挂着的那个作装饰用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锚。那把雨伞直立在我和他之间,就像是一根拐杖。我问:你要带着它吗?是呀,他说,那地方比这儿下雪可是多多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间、怎么样离开大厅,到火车站去。或者我应该说,什么时间才允许我们离开,因为我想离开——终于可以离开了——哪怕坐的是运牛的车厢,手提一个电唱机盒子,戴着个天鹅绒的脖圈儿,要去的是俄国人那地方。我已经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的火车站。载牲口的车厢很高。我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上的车,因为我们在那个车厢里坐了很多个日日夜夜,仿佛我们就一直在那车厢里坐着似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坐了多长时间的车。我觉得,坐很长时间的车,就说明离家很远了。只要我们坐着火车赶路,我们就不会出事儿。只要我们在赶路,就一切都好。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床板头上放着铺盖卷儿。有的说话,有的不说;有的吃,有的睡。烧酒瓶子传过来,递过去。不管是这儿还是那儿,一旦坐车赶路成了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儿,人们就产生了套近乎的念头。你用一只眼睛看着,而另外一只眼睛却瞅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