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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3年，武昌团组织根据团中央安排，选派代表参加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选派代表过程中操作不细致、沟通不充分，导致代表资格风波的发生影响及于全团。团中央特派恽代英全权调查处理。恽代英在听取各方意见、查阅会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会议的方式，分清是非，化解矛盾，平息了风波。问题的发生及其解决，反映了地方党和团的组织早期建设中的局部情况，说明在组织内应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讲规矩、明是非、持公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关键词] 恽代英；许白昊；林育南；徐家棚；青年团二大；代表资格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68-08
1920年初，作为粤汉铁路端点的武昌徐家棚，集聚了一大批产业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中积极发展，引起团中央高度重视。
1922年2月，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9月，徐家棚铁路工人罢工，并迅速发展成粤汉铁路全路的统一行动。胜利后，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为基础，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成立，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相应改组为工会。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着青年工人纷纷入团。到1923年5月，徐家棚地区的青年团员达到40人。
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于1921年12月4日，由陈潭秋、包惠僧、黄负生、李书渠、刘昌群等发起。1922年12月17日，成立区委，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等5个地方组织。团徐家棚地委以刘光国为委员长。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其时，青年团主要在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发展，徐家棚团组织以工会为基础，团员都是工会会员，别具一格。团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形，非常认可向青年工人群体发展的做法，便特许徐家棚工人团员选出代表，参加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促进团的组织建设。第一届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曾在回忆中说许白昊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代表徐家棚工人团员参加青年团二大的，是林育南而非许白昊。为林育南出席南京大会事，青年团湖北区委内部，发生过一场关于代表资格的风波。
林育南，武汉地区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员，在青年团武昌地委中分任劳动运动委员、学生运动委员、社会教育委员，接替包惠僧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主任，与许白昊一同出席过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徐家棚青年团二大代表的选派，时值二七惨案以后。由于时局紧张，考虑到工人代表外出参会，有遭资方开除之虞，就改派了非工人出身的代表。这个结果，得到团中央的认可。徐家棚团地委选派团二大代表的事宜，由任职于中共武汉区委，并一度被选为团区委的许白昊具体经办。
11月16日，林育南回到武汉。他此行是根据团中央的安排，溯江而上，作南京、芜湖、安庆和武昌四地的巡察，武昌是最后一站。17日，林育南分别同团武昌地委兼区委、徐家棚有关人员谈话。18日上午，在武昌郊外洪山召开有30多人参加的大会，传达青年团二大的精神和任务，研究并决定了近期团的主要工作。
24日，李书渠在徐家棚召集团的会议，获知推举团二大代表时，只推举了刘光国、李书渠二人，并任择其中一人作代表，但并未推举他人。随后，在党的区组长会议上，李书渠便提出了林育南的代表资格问题，主张林育南应到徐家棚向工人同志道歉，由工人同志追认其代表资格。李书渠在较长的时间中，负责徐家棚的工会工作和青年工作。
12月8日，团区委负责人胡彦彬，以及李书渠、刘一华、胡云卿、叶云卿、柯先发、柯瑞山等人在徐家棚開会。胡彦彬报告青年团二大以来各方面情形，李书渠提出林育南出席团二大问题，决定请林育南到徐家棚说明情况。
9日，中共武汉区委致函团区委，称林育南作为徐家棚代表出席青年团二大问题，党的会议决定移交团区委，请速持平解决。委员长包惠僧、秘书许白昊在函件上签了名。
同日，许白昊致信李书渠，说徐家棚代表问题，曾经同徐家棚团员同志正式、非正式地多次商量，开始是要选工人代表，一次未成，两次未成，第三次才提出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后因刘光国、李书渠因事不能成行，才派了林育南。他认为，现在否认林育南为代表，要搞追认是绝无价值的，那将是对林育南的极大伤害。
他在信中邀约李书渠、胡彦彬，一同去徐家棚验证过往的事实。
11日，许白昊再给李书渠写信，告知他如约去到徐家棚，但李书渠、胡彦彬并未前往。
16日，许白昊致信胡彦彬并转团区委，信中介绍了根据团区委刘昌群的通知，到徐家棚召集会议，产生南京大会代表的经过，当时举出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3人，刘光国受湘区之约，要去湖南水口山，李书渠说有病不能赴会，只有林育南有空可去。
同日，团区委开会，胡彦彬、任开国、余世颂、刘昌群出席，许白昊、李书渠到会说明徐家棚代表问题。许白昊报告说：
此问题原系上次C.P.组长会由书渠同志提出，当时C.P.议案过多，公决交S.Y.区会讨论，故当时未[议]。
暑假接大会通告时，即赴徐招集会议，讨论此问题。叶、武、杜、李等到会。均谓徐地不能派代表。二次会议再议时，叶、胡、杜等到会，仍不能选出代表，遂提议另设补救办法。
三次会议再次召开，叶、杜、武、李华金、柯等到会，决定找与该地接近能代表者充当代表。拟推刘光国，因刘要赴水[口山]，遂决定李书渠，后书渠因病不能去，又改推林育南。若此3人均不能去，则徐地恐难找出代表。
后会期临近，刘、李均不能去，国君遂找育南赴会[1] 165，166。
国君，即许白昊。李书渠在会上发言，称在徐家棚开会，胡、叶、柯、廖、杜等出席，谈到南京大会代表问题，胡、叶等均称不知林育南赴宁始末，否认曾推举林育南为代表。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后，又同胡彦彬在徐家棚召集过会议，他本人被派为代表，但始终未接到正式通知。胡彦彬则在会上提出，这件事情，党的区组长会议是否交团区委来解决，或者交团区委按李书渠提出的办法执行。 会议决定此事留待徐家棚负责人到会时再解决。结束时，胡彦彬因事辞去委员长一职，会议推余世颂代理。
区委当即并且是首次给团中央写报告，内中大致汇报了关于林育南代表资格争议的情况。报告说，前些时，区委接到党的区委公函，称在党的区组长会议中，李书渠根据徐家棚工人的意见，提出他们只举了李书渠、刘光国两人作南京大会的代表，并未举林育南，议决由林育南到该地向工人道歉，并请追认其代表资格。此决议移交本区委会执行。
此事未及解决，李书渠、胡彦彬就联名发出致团中央暨各地方委员会的公开信，大范围公开了此项争议：
首先，否认了徐家棚团地委的存在。宣称徐家棚团员并未经过正式手续，亦未经过训练，直到现在还未成立团的地委，并无资格选派代表参加南京大会。而团中央特准选派工人代表出席，只是权宜之计，亦可由中看出任何非该地工人同志，都不能作为该地代表。
其次，公开徐家棚代表产生的经过。称工人同志只举出刘光国、李书渠为代表，并未举林育南，是许白昊让他们推举非工人的林育南作代表，林育南去得不明，来得不白，手续不合。事情发生后，党的区组长会与团区委提出林育南到徐家棚向工人同志道歉，请求工人同志追认其代表资格，许白昊先是默认，继则私向徐家棚同志辩解疏通，一错再错。团区委不能及时处理此事，竟表决将其作为悬案。
公开信認为此事不合团体纪律，有违团体章法，应当予以严厉追究。要求各地团员一致主张，请求团中央撤销林育南团中央委员职务，剥夺许白昊半年表决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二人仍不认错，则要求全团同志都向团中央提议，请其开除许、林团籍，急行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讨论一切。如果团中央不能采纳此案，则请开除李、胡二人团籍[2] 122，129。
17日，李书渠又以个人名义，给党的区委写信，再次强调林育南参加南京大会是非正式的，继续申述“道歉”“追认资格”的要求。
李书渠给团中央写公开信，这对团中央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信中提出的要求极为严厉，而列举的事实只能说是一面之词。团中央十分重视，先是要求团武昌区委彻查此案，不能作为悬案，继则特派恽代英来汉，以特派员身份全权调查处理。
那时，党和团在组织上尚未明显分开，团区委内部这一纠纷，势必牵扯到党内来。1924年1月1日，中共武汉区委开会，会中再次讨论到这个问题。当日出席会议的有包惠僧、李立三、许白昊、李书渠、胡彦彬、叶云卿等人。
包惠僧报告了区委处理这个问题的经过。李书渠在会上重述了他几封信的意思。许白昊针对李书渠的信作了一些解释。来自徐家棚的叶云卿，介绍了推举林育南的情况，大意是：
徐家棚选举赴S.Y.此次大会的代[表]，本来只李书渠与刘光国二同志。但自京汉路惨杀以后，工友们的行动极不自由，仅有云卿同志一人接洽，而派往徐家棚担任工作的人又时常变动，所以工友同志对于团体的组织极不明了。到了大会要开会的时候，才临时商量由育南同志为出席代表。但这事只有云卿同志一人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所有的工友同志。因为他们信同志如兄弟，同志中无论谁作事都是一样的[3] 157，158。
叶云卿的发言，细节与许白昊所说有所不同。包惠僧即提议依据这个事实解决问题，
李书渠重申按照他此前提出的办法加以解决，许白昊则“绝对主张依法律问题解决”。
1月14日，恽代英到达武昌。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在武汉革命群体中具有极高的威望。
15日，恽代英与刘昌群谈话。16日，与刘念祖、任开国、余世颂、廖如愿谈话。经过初步了解，恽代英大致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根据工人提供的情况，许白昊在推举代表问题上，“应认轻率擅专之过”。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关于以前只举刘光国、李书渠的发言，有无内幕无从得知，亦决不能问，即使按此办法使许白昊有屈，亦只得如此。但最好不使他因此离开团组织。
恽代英说“决不能问”，是从保护工人参加团的活动的积极性出发的。
第二，林育南若非勾通作弊，则不应有过，南京大会代表资格及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更不与此相涉。
第三，党的区委若真说是决定办法交团区委执行，那是干涉了团的内部独立，根本不能认为有效；假若没有决定实行办法，那是李书渠假名劫持。
所谓“干涉了团的内部独立”，当然是基于当时党与团的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党对团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而非具体事务的包办。
第四，说徐家棚不成地委，那地委不足5个，湖北何以成区；区委实际上未将问题列为悬案，何以成为悬案；这些问题不成立，而且李书渠、胡彦彬的公开信“根本非法，均应受罚”。同时，他也认为即使处罚，亦应从公意、从轻，总的目的是公平了结，并尽量不妨碍今后的团务发展。
恽代英预备还要与李书渠、林育南、许白昊、刘一华、包惠僧、马念一等人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为正式会议作准备。1月17日，他向团中央写信，将初步工作的情况作了汇报[4] 133，137。
1月22日，恽代英主持临时会议，处理林育南南京代表资格一案。
恽代英首先说明此行目的和办事原则，强调此来一则希望明晰此案真相，以求公允解决，二则希望解决此案以后能消弭嫌隙，利于团务进行。今天会议的方法是，先求明白是非，再定处理办法。
团区委委员长余世颂简单报告了问题的提出以及处理的经过。然后，恽代英逐一提出问题，现场质证，以事实为基础，以规则为准绳，最后逐一作出结论。
关于许白昊的责任问题：
第一，对于李书渠的被选，是否未经通知。李书渠表示确未接到通知。刘昌群说，许白昊让他通知李书渠，他作了应允，也说许白昊可与李书渠接洽，不知他何以未去。他自己曾非正式地告诉过李书渠。 许白昊说：“关于通知书渠同志一事，曾经托过昌群同志。至昌群同志应允以后，曾嘱我仍自己通知，亦系属实。但我因住汉口，来往不便，以为昌群同志总当通知了，彼时书渠同志正在病中，故亦以为不能去。”
据此，恽代英作出评判：刘昌群当时虽非委员长，但实际属负责之人，既经许白昊告知，而未正式通知李书渠，应负一部分责任。许白昊既经刘昌群嘱自去通知而未通知，亦应负责。
第二，林育南的被选，是否未经工人推举，纯系许白昊指派。叶云卿、胡云卿、柯瑞三、李华金发言，叶、柯、李声明选举过林育南，只有胡云卿说后才知道。李书渠说从陈学渭处得知被举为代表，曾表示也许去也许不去。包惠僧、马念一强调叶云卿的发言与过去不同。
许白昊说：“举育南同志作代表时胡云卿同志未到会，育南、书渠、光国三人是一次会举出。至于谁提出育南，则已忘记。但非我所提出。”
据此，恽代英作出评判：胡云卿、李书渠等发言，不知曾举林育南为代表，叶云卿、柯瑞三等发言，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三人并非同时举出。他们说举林育南系许白昊提出，许白昊所言与他们的证言不符。现照证据判断，许白昊应负责任。至于叶云卿一说经五人开会决定举林育南，一说许白昊与他一个人商量，前后矛盾，也须负一点责任。
第三，许白昊是否在徐家棚召集了不合法的会议。李书渠强调许白昊并未受党的区委或团区委指派。
许白昊说：“白昊往徐埠，是先与彦彬同志约过，临行时彦彬曾叫我通知徐埠同志。后我去徐埠，彦彬不到，我亦只向工友同志说，请他们到大会据实说明，不应认为私地疏通。”
据此，恽代英作出評判：许白昊所言，既经胡彦彬否认，又不能提出反证，是否疏通一节，固然不应无所根据加以揣度，但团的会议记录有“赴徐招会”，许白昊应负召集不合法会议之责。
关于林育南的责任问题。林育南作了申述，包惠僧认为林育南参会未带议案，不符代表之意，且他是由许白昊、刘昌群两同志所派，未建筑在徐家棚多数同志之上。马念一认为林育南个人应无责任，但其代表资格有问题。
恽代英指出：林育南作为代表，系受负责人委托，既有证书，即使发生代表资格问题，只应由发证人许白昊负责，他自身应无责任。至于代表是否须带本地议案，南京大会并无此强制办法，与林育南的责任问题亦无关系。南京大会代表资格问题，区委拟削去林育南中委之职，一则林育南本人不应无故受罚，二则中委系大会选举，即使不到会也可以被选。所以，南京大会选举林育南不存在问题，也就没有削去其中委之理。
关于李书渠、胡彦彬的责任问题：
第一，徐家棚为地方团，何以说非地方团。许白昊说他当时是徐家棚地方团的负责人。余世颂说徐家棚地方团经过了团中央的核准。李书渠坚称不是地方团，包惠僧也称事实上未成为地方团组织。
恽代英指出：徐家棚经团中央核准为地方团组织，未经取消；有负责人证明系地方团；有团员40人。故此，否认徐家棚为地方团组织，并无证据。再则，此时已有区委，徐家棚若非地方团，何以成区？在这一点上，李书渠、胡彦彬应负失言之责。
第二，南京大会已许非工人代表出席，何以现在发生疑问。恽代英指出：上届团中央只表明最好是举工人代表出席，并未禁止举非工人，且有证据证明许白昊先请工友自己举人，工友以工作关系不能去，可见许白昊并非故意违反团中央的意思。林育南到会后，其代表资格得到了大会的确认。现在仍坚执工人与非工人之别，并不妥当。对此，李书渠、胡彦彬应负责任。
第三，党的区委是否有解决方法的决议移交团区委执行的问题。恽代英根据李书渠、许白昊、包惠僧的发言，判定党的区委当时并未确定办法交由团区委处理，李书渠坚持认为党的区委提出了办法，不是事实，应负其责。
第四，关于团区委将此案列为悬案问题。恽代英听了李书渠、任开国的发言，指出团区委并未表示永不解决，不存在所谓悬案。
第五，团区委既未将此案永作悬案，李书渠、胡彦彬又未经呈诉区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擅发公开信通告全国的问题。李书渠表示因区委不肯照事实判决，许白昊又不肯认错，他本人感情激动，欲求此事早日明白，未遵法定手续，现甘愿认错。恽代英指出，李书渠、胡彦彬同志无论由于何故激动意气，但此事违反法定手续，不能不负责任。
至此，问题得到解决。恽代英对于问题的发生、性质作了客观的分析和判定，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
现在各方是非已经明了。此等各方应负责任之过误，从实际看来，或系由徐埠当时在压迫之下，故事实上不能举行合法选举或因向例关于选举通知各项手续，未经严重注意，或因一时误解，或反感，激成失言或不合法定手续之行事。各方均未认承当事之任何人，有根本不忠诚于团体或主义之罪。则此事只能在问明情况后，使大家以后均格外慎公守法，不应有何严重惩罚。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李书渠，对恽代英主持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强调他的初衷是明白是非，但其提议被恶意解释，造成愈闹事愈纠纷的局势。许白昊对李书渠、胡彦彬公开信中所言“欺诈抵赖”的说法不满，认为是“故加诋毁”。对此，李书渠承认用语过重，愿意认错，但此事多由同志态度不当而起，还望大家反省。林育南对于赴南京大会前因忙于编辑《施洋纪念册》，未与李书渠会面，表示致歉。而公开信说他冒充代表，有损名誉，也希望李书渠以后改正。
恽代英就李书渠、许白昊、林育南之间的对话，再次劝勉说：“我们团体还很幼稚，同志中性行态度不免缺点，均有常须互相劝勉之处。”[5] 138，156
过后，李书渠再发声明，承认错误，对部分情节仍然保留看法，对恽代英作为特派员处理此事的初衷表示谅解。
一场关于林育南代表资格的风波，至此平息。
这场代表风波，反映了早期组织建设的局部情况。事情最终得到解决，说明在组织内，讲规矩，明是非，持公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达到新的团结，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S.Y.区委员会记录（昌群口认由彼记录）（1923年12月1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2]李书渠、胡彦彬致团中央暨各地方委员会信（1923年12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3]C.P.鄂区谈话会记录（记录人夏之栩）
（1924年1月1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4]代英致团中央信（1924年1月17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5]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1924年1月20日-2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责任编辑：李利林]
[关键词] 恽代英；许白昊；林育南；徐家棚；青年团二大；代表资格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68-08
1920年初，作为粤汉铁路端点的武昌徐家棚，集聚了一大批产业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中积极发展，引起团中央高度重视。
1922年2月，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9月，徐家棚铁路工人罢工，并迅速发展成粤汉铁路全路的统一行动。胜利后，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为基础，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成立，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相应改组为工会。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着青年工人纷纷入团。到1923年5月，徐家棚地区的青年团员达到40人。
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于1921年12月4日，由陈潭秋、包惠僧、黄负生、李书渠、刘昌群等发起。1922年12月17日，成立区委，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等5个地方组织。团徐家棚地委以刘光国为委员长。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其时，青年团主要在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发展，徐家棚团组织以工会为基础，团员都是工会会员，别具一格。团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形，非常认可向青年工人群体发展的做法，便特许徐家棚工人团员选出代表，参加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促进团的组织建设。第一届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曾在回忆中说许白昊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代表徐家棚工人团员参加青年团二大的，是林育南而非许白昊。为林育南出席南京大会事，青年团湖北区委内部，发生过一场关于代表资格的风波。
林育南，武汉地区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员，在青年团武昌地委中分任劳动运动委员、学生运动委员、社会教育委员，接替包惠僧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主任，与许白昊一同出席过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徐家棚青年团二大代表的选派，时值二七惨案以后。由于时局紧张，考虑到工人代表外出参会，有遭资方开除之虞，就改派了非工人出身的代表。这个结果，得到团中央的认可。徐家棚团地委选派团二大代表的事宜，由任职于中共武汉区委，并一度被选为团区委的许白昊具体经办。
11月16日，林育南回到武汉。他此行是根据团中央的安排，溯江而上，作南京、芜湖、安庆和武昌四地的巡察，武昌是最后一站。17日，林育南分别同团武昌地委兼区委、徐家棚有关人员谈话。18日上午，在武昌郊外洪山召开有30多人参加的大会，传达青年团二大的精神和任务，研究并决定了近期团的主要工作。
24日，李书渠在徐家棚召集团的会议，获知推举团二大代表时，只推举了刘光国、李书渠二人，并任择其中一人作代表，但并未推举他人。随后，在党的区组长会议上，李书渠便提出了林育南的代表资格问题，主张林育南应到徐家棚向工人同志道歉，由工人同志追认其代表资格。李书渠在较长的时间中，负责徐家棚的工会工作和青年工作。
12月8日，团区委负责人胡彦彬，以及李书渠、刘一华、胡云卿、叶云卿、柯先发、柯瑞山等人在徐家棚開会。胡彦彬报告青年团二大以来各方面情形，李书渠提出林育南出席团二大问题，决定请林育南到徐家棚说明情况。
9日，中共武汉区委致函团区委，称林育南作为徐家棚代表出席青年团二大问题，党的会议决定移交团区委，请速持平解决。委员长包惠僧、秘书许白昊在函件上签了名。
同日，许白昊致信李书渠，说徐家棚代表问题，曾经同徐家棚团员同志正式、非正式地多次商量，开始是要选工人代表，一次未成，两次未成，第三次才提出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后因刘光国、李书渠因事不能成行，才派了林育南。他认为，现在否认林育南为代表，要搞追认是绝无价值的，那将是对林育南的极大伤害。
他在信中邀约李书渠、胡彦彬，一同去徐家棚验证过往的事实。
11日，许白昊再给李书渠写信，告知他如约去到徐家棚，但李书渠、胡彦彬并未前往。
16日，许白昊致信胡彦彬并转团区委，信中介绍了根据团区委刘昌群的通知，到徐家棚召集会议，产生南京大会代表的经过，当时举出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3人，刘光国受湘区之约，要去湖南水口山，李书渠说有病不能赴会，只有林育南有空可去。
同日，团区委开会，胡彦彬、任开国、余世颂、刘昌群出席，许白昊、李书渠到会说明徐家棚代表问题。许白昊报告说：
此问题原系上次C.P.组长会由书渠同志提出，当时C.P.议案过多，公决交S.Y.区会讨论，故当时未[议]。
暑假接大会通告时，即赴徐招集会议，讨论此问题。叶、武、杜、李等到会。均谓徐地不能派代表。二次会议再议时，叶、胡、杜等到会，仍不能选出代表，遂提议另设补救办法。
三次会议再次召开，叶、杜、武、李华金、柯等到会，决定找与该地接近能代表者充当代表。拟推刘光国，因刘要赴水[口山]，遂决定李书渠，后书渠因病不能去，又改推林育南。若此3人均不能去，则徐地恐难找出代表。
后会期临近，刘、李均不能去，国君遂找育南赴会[1] 165，166。
国君，即许白昊。李书渠在会上发言，称在徐家棚开会，胡、叶、柯、廖、杜等出席，谈到南京大会代表问题，胡、叶等均称不知林育南赴宁始末，否认曾推举林育南为代表。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后，又同胡彦彬在徐家棚召集过会议，他本人被派为代表，但始终未接到正式通知。胡彦彬则在会上提出，这件事情，党的区组长会议是否交团区委来解决，或者交团区委按李书渠提出的办法执行。 会议决定此事留待徐家棚负责人到会时再解决。结束时，胡彦彬因事辞去委员长一职，会议推余世颂代理。
区委当即并且是首次给团中央写报告，内中大致汇报了关于林育南代表资格争议的情况。报告说，前些时，区委接到党的区委公函，称在党的区组长会议中，李书渠根据徐家棚工人的意见，提出他们只举了李书渠、刘光国两人作南京大会的代表，并未举林育南，议决由林育南到该地向工人道歉，并请追认其代表资格。此决议移交本区委会执行。
此事未及解决，李书渠、胡彦彬就联名发出致团中央暨各地方委员会的公开信，大范围公开了此项争议：
首先，否认了徐家棚团地委的存在。宣称徐家棚团员并未经过正式手续，亦未经过训练，直到现在还未成立团的地委，并无资格选派代表参加南京大会。而团中央特准选派工人代表出席，只是权宜之计，亦可由中看出任何非该地工人同志，都不能作为该地代表。
其次，公开徐家棚代表产生的经过。称工人同志只举出刘光国、李书渠为代表，并未举林育南，是许白昊让他们推举非工人的林育南作代表，林育南去得不明，来得不白，手续不合。事情发生后，党的区组长会与团区委提出林育南到徐家棚向工人同志道歉，请求工人同志追认其代表资格，许白昊先是默认，继则私向徐家棚同志辩解疏通，一错再错。团区委不能及时处理此事，竟表决将其作为悬案。
公开信認为此事不合团体纪律，有违团体章法，应当予以严厉追究。要求各地团员一致主张，请求团中央撤销林育南团中央委员职务，剥夺许白昊半年表决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二人仍不认错，则要求全团同志都向团中央提议，请其开除许、林团籍，急行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讨论一切。如果团中央不能采纳此案，则请开除李、胡二人团籍[2] 122，129。
17日，李书渠又以个人名义，给党的区委写信，再次强调林育南参加南京大会是非正式的，继续申述“道歉”“追认资格”的要求。
李书渠给团中央写公开信，这对团中央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信中提出的要求极为严厉，而列举的事实只能说是一面之词。团中央十分重视，先是要求团武昌区委彻查此案，不能作为悬案，继则特派恽代英来汉，以特派员身份全权调查处理。
那时，党和团在组织上尚未明显分开，团区委内部这一纠纷，势必牵扯到党内来。1924年1月1日，中共武汉区委开会，会中再次讨论到这个问题。当日出席会议的有包惠僧、李立三、许白昊、李书渠、胡彦彬、叶云卿等人。
包惠僧报告了区委处理这个问题的经过。李书渠在会上重述了他几封信的意思。许白昊针对李书渠的信作了一些解释。来自徐家棚的叶云卿，介绍了推举林育南的情况，大意是：
徐家棚选举赴S.Y.此次大会的代[表]，本来只李书渠与刘光国二同志。但自京汉路惨杀以后，工友们的行动极不自由，仅有云卿同志一人接洽，而派往徐家棚担任工作的人又时常变动，所以工友同志对于团体的组织极不明了。到了大会要开会的时候，才临时商量由育南同志为出席代表。但这事只有云卿同志一人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所有的工友同志。因为他们信同志如兄弟，同志中无论谁作事都是一样的[3] 157，158。
叶云卿的发言，细节与许白昊所说有所不同。包惠僧即提议依据这个事实解决问题，
李书渠重申按照他此前提出的办法加以解决，许白昊则“绝对主张依法律问题解决”。
1月14日，恽代英到达武昌。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在武汉革命群体中具有极高的威望。
15日，恽代英与刘昌群谈话。16日，与刘念祖、任开国、余世颂、廖如愿谈话。经过初步了解，恽代英大致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根据工人提供的情况，许白昊在推举代表问题上，“应认轻率擅专之过”。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关于以前只举刘光国、李书渠的发言，有无内幕无从得知，亦决不能问，即使按此办法使许白昊有屈，亦只得如此。但最好不使他因此离开团组织。
恽代英说“决不能问”，是从保护工人参加团的活动的积极性出发的。
第二，林育南若非勾通作弊，则不应有过，南京大会代表资格及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更不与此相涉。
第三，党的区委若真说是决定办法交团区委执行，那是干涉了团的内部独立，根本不能认为有效；假若没有决定实行办法，那是李书渠假名劫持。
所谓“干涉了团的内部独立”，当然是基于当时党与团的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党对团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而非具体事务的包办。
第四，说徐家棚不成地委，那地委不足5个，湖北何以成区；区委实际上未将问题列为悬案，何以成为悬案；这些问题不成立，而且李书渠、胡彦彬的公开信“根本非法，均应受罚”。同时，他也认为即使处罚，亦应从公意、从轻，总的目的是公平了结，并尽量不妨碍今后的团务发展。
恽代英预备还要与李书渠、林育南、许白昊、刘一华、包惠僧、马念一等人谈话，作进一步的了解，为正式会议作准备。1月17日，他向团中央写信，将初步工作的情况作了汇报[4] 133，137。
1月22日，恽代英主持临时会议，处理林育南南京代表资格一案。
恽代英首先说明此行目的和办事原则，强调此来一则希望明晰此案真相，以求公允解决，二则希望解决此案以后能消弭嫌隙，利于团务进行。今天会议的方法是，先求明白是非，再定处理办法。
团区委委员长余世颂简单报告了问题的提出以及处理的经过。然后，恽代英逐一提出问题，现场质证，以事实为基础，以规则为准绳，最后逐一作出结论。
关于许白昊的责任问题：
第一，对于李书渠的被选，是否未经通知。李书渠表示确未接到通知。刘昌群说，许白昊让他通知李书渠，他作了应允，也说许白昊可与李书渠接洽，不知他何以未去。他自己曾非正式地告诉过李书渠。 许白昊说：“关于通知书渠同志一事，曾经托过昌群同志。至昌群同志应允以后，曾嘱我仍自己通知，亦系属实。但我因住汉口，来往不便，以为昌群同志总当通知了，彼时书渠同志正在病中，故亦以为不能去。”
据此，恽代英作出评判：刘昌群当时虽非委员长，但实际属负责之人，既经许白昊告知，而未正式通知李书渠，应负一部分责任。许白昊既经刘昌群嘱自去通知而未通知，亦应负责。
第二，林育南的被选，是否未经工人推举，纯系许白昊指派。叶云卿、胡云卿、柯瑞三、李华金发言，叶、柯、李声明选举过林育南，只有胡云卿说后才知道。李书渠说从陈学渭处得知被举为代表，曾表示也许去也许不去。包惠僧、马念一强调叶云卿的发言与过去不同。
许白昊说：“举育南同志作代表时胡云卿同志未到会，育南、书渠、光国三人是一次会举出。至于谁提出育南，则已忘记。但非我所提出。”
据此，恽代英作出评判：胡云卿、李书渠等发言，不知曾举林育南为代表，叶云卿、柯瑞三等发言，刘光国、李书渠、林育南三人并非同时举出。他们说举林育南系许白昊提出，许白昊所言与他们的证言不符。现照证据判断，许白昊应负责任。至于叶云卿一说经五人开会决定举林育南，一说许白昊与他一个人商量，前后矛盾，也须负一点责任。
第三，许白昊是否在徐家棚召集了不合法的会议。李书渠强调许白昊并未受党的区委或团区委指派。
许白昊说：“白昊往徐埠，是先与彦彬同志约过，临行时彦彬曾叫我通知徐埠同志。后我去徐埠，彦彬不到，我亦只向工友同志说，请他们到大会据实说明，不应认为私地疏通。”
据此，恽代英作出評判：许白昊所言，既经胡彦彬否认，又不能提出反证，是否疏通一节，固然不应无所根据加以揣度，但团的会议记录有“赴徐招会”，许白昊应负召集不合法会议之责。
关于林育南的责任问题。林育南作了申述，包惠僧认为林育南参会未带议案，不符代表之意，且他是由许白昊、刘昌群两同志所派，未建筑在徐家棚多数同志之上。马念一认为林育南个人应无责任，但其代表资格有问题。
恽代英指出：林育南作为代表，系受负责人委托，既有证书，即使发生代表资格问题，只应由发证人许白昊负责，他自身应无责任。至于代表是否须带本地议案，南京大会并无此强制办法，与林育南的责任问题亦无关系。南京大会代表资格问题，区委拟削去林育南中委之职，一则林育南本人不应无故受罚，二则中委系大会选举，即使不到会也可以被选。所以，南京大会选举林育南不存在问题，也就没有削去其中委之理。
关于李书渠、胡彦彬的责任问题：
第一，徐家棚为地方团，何以说非地方团。许白昊说他当时是徐家棚地方团的负责人。余世颂说徐家棚地方团经过了团中央的核准。李书渠坚称不是地方团，包惠僧也称事实上未成为地方团组织。
恽代英指出：徐家棚经团中央核准为地方团组织，未经取消；有负责人证明系地方团；有团员40人。故此，否认徐家棚为地方团组织，并无证据。再则，此时已有区委，徐家棚若非地方团，何以成区？在这一点上，李书渠、胡彦彬应负失言之责。
第二，南京大会已许非工人代表出席，何以现在发生疑问。恽代英指出：上届团中央只表明最好是举工人代表出席，并未禁止举非工人，且有证据证明许白昊先请工友自己举人，工友以工作关系不能去，可见许白昊并非故意违反团中央的意思。林育南到会后，其代表资格得到了大会的确认。现在仍坚执工人与非工人之别，并不妥当。对此，李书渠、胡彦彬应负责任。
第三，党的区委是否有解决方法的决议移交团区委执行的问题。恽代英根据李书渠、许白昊、包惠僧的发言，判定党的区委当时并未确定办法交由团区委处理，李书渠坚持认为党的区委提出了办法，不是事实，应负其责。
第四，关于团区委将此案列为悬案问题。恽代英听了李书渠、任开国的发言，指出团区委并未表示永不解决，不存在所谓悬案。
第五，团区委既未将此案永作悬案，李书渠、胡彦彬又未经呈诉区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擅发公开信通告全国的问题。李书渠表示因区委不肯照事实判决，许白昊又不肯认错，他本人感情激动，欲求此事早日明白，未遵法定手续，现甘愿认错。恽代英指出，李书渠、胡彦彬同志无论由于何故激动意气，但此事违反法定手续，不能不负责任。
至此，问题得到解决。恽代英对于问题的发生、性质作了客观的分析和判定，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
现在各方是非已经明了。此等各方应负责任之过误，从实际看来，或系由徐埠当时在压迫之下，故事实上不能举行合法选举或因向例关于选举通知各项手续，未经严重注意，或因一时误解，或反感，激成失言或不合法定手续之行事。各方均未认承当事之任何人，有根本不忠诚于团体或主义之罪。则此事只能在问明情况后，使大家以后均格外慎公守法，不应有何严重惩罚。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李书渠，对恽代英主持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强调他的初衷是明白是非，但其提议被恶意解释，造成愈闹事愈纠纷的局势。许白昊对李书渠、胡彦彬公开信中所言“欺诈抵赖”的说法不满，认为是“故加诋毁”。对此，李书渠承认用语过重，愿意认错，但此事多由同志态度不当而起，还望大家反省。林育南对于赴南京大会前因忙于编辑《施洋纪念册》，未与李书渠会面，表示致歉。而公开信说他冒充代表，有损名誉，也希望李书渠以后改正。
恽代英就李书渠、许白昊、林育南之间的对话，再次劝勉说：“我们团体还很幼稚，同志中性行态度不免缺点，均有常须互相劝勉之处。”[5] 138，156
过后，李书渠再发声明，承认错误，对部分情节仍然保留看法，对恽代英作为特派员处理此事的初衷表示谅解。
一场关于林育南代表资格的风波，至此平息。
这场代表风波，反映了早期组织建设的局部情况。事情最终得到解决，说明在组织内，讲规矩，明是非，持公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达到新的团结，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S.Y.区委员会记录（昌群口认由彼记录）（1923年12月1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2]李书渠、胡彦彬致团中央暨各地方委员会信（1923年12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3]C.P.鄂区谈话会记录（记录人夏之栩）
（1924年1月1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4]代英致团中央信（1924年1月17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5]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1924年1月20日-2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甲1[M].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