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发展关系密切。当前学科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碎片化有余而整体性欠佳，研究生教育有日益分化之势，跨学科交流难以开展。因此，要通过自主设立研究生院、培育交叉学科成长、推进联合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系统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通过以制度规范研究生教育、各学科之间开放协调、保持学术尊严和独立性、鼓励知识交叉融合，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总之，研究生教育要在学科分化与学科整合之间形成平衡，在博弈中探寻优化抉择，回归跨学科协同的本原，推进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学科分化；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102-06
研究生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子系统，要与国家战略、经济目标和科技导向相契合。中国研究生教育主体众多，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分化现象突出，各自为战现象严重，研究生教育有碎片化之忧；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学科知识的积累增长固然能够促进科技进步，但学科壁垒导致的鸿沟显然阻滞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此时则应重提整体性，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促成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流，在博弈中实现碎片化与整体性的平衡。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的路径在于：在国家层面，建立打破学科束缚和促进文理交叉的实体机构；在学校层面，增强学术自主性，促进跨学科、跨区域乃至国际交流，鼓励和吸纳新生力量融入；在学科规划上沿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思路，打破学科界限，以问题意识进行探索，推动研究生教育向跨学科协同方向发展。
一、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之忧
研究生教育当前已取得长足进步，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学科体系，学术型、专业型等多元发展，硕、博士生规模增长迅速，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但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是争取质量上的飞跃，问题在于“目前我们的学科体制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模式，学科划分过细、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被强行割断”[1]。应当注意到，有的学科固守本位，学科之间分化多而合作少，甚至形成难以逾越的专业壁垒；过于分散的学科设置容易形成内耗，甚至校内学科之间相互打架，校际纠纷不断发生，这显然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本文所谓的研究生教育是指国家统招的学历教育，与学科发展关系密切。
（一）教育主体多元化和单一化并存
研究生教育的主体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18条规定：“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科学研究机构可以承担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据此一些政府部门乃至企业下设的研究院有研究生招生资格。教育主体多元化是正常现象，不同行业都可发挥出自身实力，对研究生来讲，这样更贴近企业和社会需求，如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研究生会参与到开发生产、市场调研的流程，相形之下更适应未来的就业。研究生教育主体多元化利于社会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后续人才，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稳固了学科地位，但同时，教育主体多元化也容易造成管理不规范，政府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也培养研究生，其学科建设和学生管理的参照标准与高校不一样，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学科分化愈来愈难以避免。
研究生教育办学方式较为单一。民初研究生教育呈现百花齐放之势，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设立研究院招收研究生，是国立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之外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力量。当前研究生招生单位主要是公立大学和国营科研院所，私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生教育十分孱弱。直到2011年，北京城市学院等5所民办高校才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打破了公立机构的招生垄断。研究生教育过于集中于国有机构的现象，导致研究生教育缺乏民资和外资的支撑。再则，中外合作办学仅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初具规模，昆山杜克大学等影响较小。过于集中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不利于整合学科设置，难以满足民众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这就需要探寻合作办学或民办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路径。
（二）受学科分化和行业观念影响较深
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学科发展密不可分，目的在于培养出高于本科层次的研究型或实践型人才。当前学科发展陷入分化之中，专业划分如“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动作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作，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2]，这导致研究方法的迥异和越来越多的分化。有些学校摊子铺得太大，学科整合乏力，学院越设越多，研究生教育质量没有显著提升；有的高校合并成巨无霸，却连校内资源都难以整合，校际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坦诚地讲，学科分支一般会壮大实力，但同校数个学院招收同一专业研究生显然会增加内耗，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业设置雷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有金融系；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该校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的关系错综复杂。总而言之，研究生教育建立学科容易，但合并重组较难。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月
第31卷第2期蔡英辉，等：论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基于跨学科协同的研究
研究生教育涉及不同行业，受行业隔阂影响甚大。有些行业隔行如隔山，从业者长期在业内浸染，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甚至故意设置障碍使水泼不进，这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也有所体现。由此引发的忧虑是，不同行业之间水平不一样，容易形成行业壁垒，而每个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专业，有排挤他者进入的现象，加之以往存在行业办学的现象，龙头地位有政府部门保障，甚至囿于本行业视野而固步自封，这显然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另外，中国人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传统、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思维，因此，人们的工业化时代的合作分工观念较差；而在后工业化时代，平等和信任成为跨学科交流的基本要件，但显然行业间缺乏足够的契约精神，多元化合作更难以谈起，这会阻滞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流。因此，要警惕行业纷争和学科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打破学科边界的思维藩篱，鼓励研究生教育跨学科交流，力求以开放的思维方法开拓创新。 （三）所处区位分散，存在多头管理现象
当前，研究生教育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西部省份或边疆地区的培养规模和实力不容乐观。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研究生教育两极分化严重；虽然也有科研院所分布在西安、兰州等地，但西北区域总体上研究生培养能力较弱。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研究要因地制宜，并非大城市就适合教学科研，譬如冻土研究如果从地利来讲，显然并不合适在南方区域进行。谈到研究生培养单位地域分散，中国科学院大学可谓是中国分布最广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协调好“京内4个校区、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7个研究所”①显然是该校的重要任务，否则该校将会如一盘散沙而形同虚设。有的学校异地设立研究生院，如北京大学在深圳设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在苏州设研究院，增强了东南部区域的科研实力，但也造成研究生教育布局分散，可能造成培养质量下降。因此，学科发展要基于合适的区位与平台，要有便利的交流渠道，形成研究生教育的系统平台。
研究生教育往往是“千根线一根针”，要应对多重考核压力。研究生培养单位一般有内设机构（高校或科研院所）和实体性机构（社科院研究生院）两种。研究生教育主体多是高校下设机构，要服从管理层的指令；校方要面临多方督查。具体来说，部属高校要对教育部负责，地方高校要受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各方的行政目标和政绩考量标准不一致，可能造成研究生教育工作无所适从，也与管办分离的精神不符。实际上，政府与公立高校的关系应该是尊重与合作，单纯的管理心态会导致高校行政化。高校管理不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而应完善大学章程和自生自发秩序，保证研究生教育沿着健康道路发展。
（四）人为设置隔阂，与社会需求脱节
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互动，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出于保护自身学科的目的，研究生教育被束缚在狭小的专业领域中，教育发展有闭门造车之势，自说自话的境况层出不穷。实际上，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有扎实的人文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知，如震旦大学法科研究生1914年的课程有“法国文学、国文、英文、哲学、法学通论、法制源流、民法、宪法、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笔记学、经济学史、诉讼法、海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行政法、中国经济地理、中国法律史事批评、历史、地理、翻译”②等，跨学科和多元化得以体现，开放的心态才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当今已是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云服务等在统计领域早已运用自如，但一些学科却固步自封，不仅不借鉴掌握新思路、新方法，反而排斥其他学科介入，显然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就需要消除隔膜，促进学科间的良好沟通协调。
研究生教育往往自成体系，有与社会要求脱节的现象。“大学善治实现的过程是不同目标群体理性交融的过程。”[3]高校虽有象牙塔之称，但仍然是一个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有的高校研究生教育较少听取社会意见，培养出的人才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有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单纯注重学术研究，与企业合作流于形式，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较少。研究生教育不了解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教育产出就难以契合社会需求。实际上，学科发展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共性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这就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满足社会需求。哈佛大学将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数字化，这有利于研究生顺利获取信息，也有利于社会援引高校学术成果，而中国古籍还有相当部分躺在善本库中无人问津，难以实际应用到研究生学术交流中去，社会与高校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革新思维和整合资源成为必要。
二、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系统化整合
学科的枝繁叶茂固然会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但协调成本也会相应增加。有的学校增设学部协调类似学科，但总有些专业无法囊括，何况分类方法本身就有待商榷。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如研究宇宙飞船要有多个学科的通力合作，优化学科设置则成为当务之急。实际上，跨学科协同的关键症结在于科层制管理，研究生教育往往倾向于单打独斗，即便是在校内跨院系、跨学科交流也并非易事，何况是跨校、跨区域合作。因此，要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系统化整合，形成跨学科、跨机构的创新模式。其整合模式总体如下：
（一）促成高校自主设立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的设立与否，体现着高校的教学规模和科研实力水平，对应着高校保研比例的高低。以往按照行政规定，只有部分高校可以设立研究生院，其他只能设研究生部（处或学院），但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总在变化，审批研究生院的机制则相对滞后，这不利于学校整合研究生教学资源。如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是全国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单位，其研究生的学科门类是地方高校中最全的，如放射医学、法学等学科走在全国前列，但在2012年前该校一直没有研究生院。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宣布取消“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权限，之后高校研究生院的设立由高校自主决定和报备，这是减少行政干预之举。研究生院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将系统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满足民众对研究生培养高质量的期待。
（二）培育交叉学科生长
研究生教育在交叉中涌现出更多成果。近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往往是在学科交叉中探索出的结果，研究生教育也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而要培养综合型人才，鼓励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脱颖而出。维纳指出：“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4] 如生物学与化学交叉形成生物化学，而环境科学则牵涉物理、化学、地理等各种学科。“真正的学科综合，不是仅仅指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要通过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突破学科壁垒，在关键因素上实现有机的耦合。”[5]实际上，当前的问题往往是复合拳才能解决的，此时就需要不断引导和鼓励有潜力的行业，譬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交叉学科，需要国家层面启动科技计划鼓励项目组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实践如北京大学在招生简章中专门明确交叉学科，还设立交叉学科的研究院，这对学科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探索联合培养方式
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各种风险，要在不断探索中出真知。“中国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6]这就要审慎地思考，研究生教育到底要向何方去？单一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总有不足之处，有些高校逐渐探索中外联合培养、跨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一，在中外联合培养方面，1/5多的高校办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丰富了教育培养主体，满足了多样化教育要求；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海外学术界接轨的人才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国外权威论文发表中，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联合培养背景的教师或博士生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二，跨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推动了校际沟通交流，进一步避免了学术近亲繁殖，弥补了单一学校资源配置或师资力量的不足。应当注意的是，联合培养并非仅是赴海外高校简单镀金，而要建立明确的甄别机制和评价机制，鼓励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学到真知识、真本领；引进人才时多从国际化角度考量，逐步完善国内外联合培养机制，力求培养出更多急需型人才。
（四）上下联动、与社会接轨
研究生教育关系到国家前景和社会命运，要形成系统整合的联动平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教育不能陷入自我陶醉的状态，要将本科通识性教育、研究生的素质教育和就业导向系统整合。从入口方面来讲，研究生教育要注重与本科教学联动，在入学前做好遴选工作，在保研、招考等过程中确保公平公正；博士生入学则可试行审核制等形式，扩大导师（组）的权限，力图选出最有学术前途的学生读博士。从出口方面来讲，要做好升学就业的保障工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后续发展做好铺垫。研究生教育要不断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从学术型向应用型转轨。如就环境治理而言，涉及到地理、环境、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知识，这就需要培养出复合型的研究生，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生教育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贴近社会发展脉搏，借鉴发达国家名校的经验，促成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三、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研究生教育环环相扣，没有捷径，忽视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弥补，因此要夯实基础，促成教育系统的跨学科协同。袁贵仁认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避免改革的碎片化，是包括教育系统在内都要直面的问题。因此，研究生教育要在专业分化和整合之间实现平衡，基于跨学科角度进行系统化的“先见森林”，接着再进行“后见树木”的术业专攻。要以“2011计划”为契机，在社会发展中探寻出符合自身发展的定位，以大学章程规范自身，在综合平衡中促进跨学科协同，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制度规范
大学章程能够平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限制政府管理大学内部事务”之功效[7]，是规范大学内权力行使的机制。从源起来讲，西方大学与地方政府形成的历程有些类似，初始都是通过教宗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获得授权，而后在教育体系内实现自我成长。正如普里高津所言：“生命远不是在自然秩序之外，而是所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最高表现。”[8]中国1898年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后经几次修订[9]，为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初的研究生招收并无明确规范，北京大学1917年开始设立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所，1921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34年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才统一规范核定研究生教育体系。
大学、研究机构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要有独特的章程予以规范，鼓励研究生教育沿着自组织的道路发展。横向比较之前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发现“私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并不逊于公立大学”[10]，关键在于要有程序规范和适合生存的土壤。当前北京大学等校已经公布其章程，诸多高校的章程正在制定过程中，严格规范的体系会为研究生跨学科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学章程明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在章程的保驾护航下，研究生教育不必受制于学科束缚，而要融合传统书院、欧美经验等，促成研究生教育实现新的飞跃。另有高校章程明确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这实则在确定学校发展导向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清晰的发展目标对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发展是有利的。
（二）开放兼容
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独存在，而要以兼容并蓄的姿态与周边环境融合，研究生教育亦如此。当前“科学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开始高度综合”[11]，研究生教育要适应形势，与外部社会联系畅通，回应时代发展诉求，同时要积极从社会获得资源，赢得社会和家庭的认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研究生教育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关起门办学而导致科研能力迅速下降，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即便在今天，公立高校多通过国家拨款等形式获得资助，社会筹资能力较弱，而教育基金对于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斯坦福夫妇注资成立斯坦福大学，为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研究生教育不能拒绝社会资本的捐助，而应探寻研究生科研成果向社会成果转化的契机，满足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合理要求。在开放的同时，要认识到蔡元培所说的“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因此，要规范研究生招生、培养等方面的程序，避免产生权钱交易，防止导师或企业将研究生变成廉价劳动力，避免研究生教育过度世俗化。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研究生教育系统要从封闭转向开放，促使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并非完全在单一学科内部成长，而要突破原有方法和知识边界的束缚，借鉴其他学科的思维视角，不断与其他学科联动并实现自我超越。由此而言，研究生教育要带着问题意识不断探索，鼓励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需要汇聚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打破学科壁垒，放下理论成见，勇于探索求新，善取百家之长”[12]。研究生教育要因地制宜，对学术型硕士加强要求，鼓励其深入研究；对操作实践性更强的专业硕士，要通过筹集创业基金等形式鼓励研究生走向市场。可向校友定向募集创业资金，鼓励科研团队开发高科技产品，如对太阳能、环境污染、净水系统等，可招标鼓励研究生团队积极研发，让其在敢于进行风险投入的同时获得较高收益。应当注意的是，任何事物的开放都是有限度的，否则容易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迷失自我。 （三）保持独立性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精英化教育的重任，关系到国家科技实力的发展。“跨学科是综合多个学科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学科仍然保持学科本身的差异性。”[13]要注意保持研究生教育的独立性，社会环境的宽容和学校领导的魄力就至关重要。研究生教育受校方政策影响甚大，要系统整合各方力量，重视学科发展和维护学术独立地位，尊重保护研发者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合理分工、激励机制等促进学科之间融会互通，鼓励跨一级学科报考研究生，实现多个学科的有效互动。
大学要理性地保持独立性。蔡元培说：“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教育固然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研究生教育也要满足社会需求，但社会发展有周期性、盲目性，“大学治理应在标准化和多样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因为建立在效率逻辑基础上的大学会越来越像企业或政府，从而使大学的组织特性在消失”[14]，可以说，教育不能一味盲从社会的各种诉求，而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既立足于长远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需求。从保持独立性来讲，学校领导的战略眼光对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影响重大，如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的作用毋庸置疑，其“在校内自行成立浙江大学研究院，另一方面向教育部再次提出报告，请求教育部核准”[15]，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由此获得长足发展，可见学校自主抉择发展路向的重要性。
（四）综合平衡中的交叉融合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充满坎坷，不能在学科分化的过程中忘记本原，勿忘在碎片化的同时重新汇聚力量。“跨学科研究意味着需要整合来自两个及以上学科的概念、方法、数据、视角和理论，从而避免单一学科容易出现的盲人摸象式缺陷，进而形成更具综合性色彩的理论或对某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16] 研究生教育必须敞开大门，在学科分化与学科整合中进行自我调适，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从各方诉求来讲，研究生教育要综合社会需求、家庭期望和学校目标，系统整合不同学科，消除行业间的偏见，既尊重学科分化的现实，又促成学科间的深度融合。研究生教育中的各学科竞争不可避免，但总要将合理的竞争摆在台面上公开进行，避免产生暗箱操作或量身定做，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促成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发展。
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也不会自然生成。实际上，学科越来越细化，视角越来越聚焦，可能会造成在显微镜下反倒看不清眼前的事物，这恐怕并非学科分化的初衷。“我们在系统论在各学科中的不断渗透中可以看到，几乎一切科学都在把对整体的把握作为一种时尚。”[17]但现实中常常将研究生招收数目、学校创收增长率、学科点覆盖面作为政绩，却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交叉学科情况绝口不提，这显然并非心态健康的表现。由此而言，研究生教育要促成学科整合，通过创新方法推动新领域不断产生，破除各种障碍因素和学科束缚，尽力从一手资料中探寻真知。
四、结论
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在于探寻事物的本原，避免在学科分化中信息失真。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思考问题，来揭开障目之叶，这正是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的妙处。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分工（碎片化）固然值得尊重，但整体性不容忽略，不能无限度地降低标准，避免过度开放和过度保持自身独立性，要在学科分化与专业整合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要充分授权和保障大学章程稳妥施行，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促成跨校、跨区域的研究生教育协作；对学术团体或研究团队要充分信任，以开放兼容面对社会，以学术独立保持理性；要鼓励打破学科界限剖析问题，对研究生要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组建项目小组促成跨专业沟通；要营造百家争鸣与和而不同的氛围，推动研究生教育整体协同发展。
注释：
① 见中国科学院大学官网学校简介。
② 参见《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学制沿革》（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档号 Y118121）第4页。
[参考文献]
[1] 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J].浙江社会科学，2007（2）：38.
[2]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 ].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3.
[3] 苏君阳.走向善治：大学治理权力结构的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2007（3）：105.
[4] 维纳.控制论[M].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2.
[5] 陈文勇.情报学学科边界问题探析[J].情报探索，2013（1）：23.
[6] 苏力.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29.
[7] 刘广明：国内大学章程的功用与尴尬[N].中国科学报，20120201（B3）.
[8]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曾庆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2.
[9] 钱耕森，张百熙.两次修订京师大学堂章程[N].中国教育报，20080519（5）.
[10] 陈元.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教育特征及其成因与启示[J].江苏高教，2013（5）：99.
[11] 白逸仙. 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之方法[J].高等教育研究，2010（5）：49.
[12] 黄华新.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N].光明日报，20110329（11）.
[13] Aram J D. Concepts of Interdisciplinarity：Configuration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J].Human Relations，2004，57（4）：379.
[14] 朱德米.大学治理：自主、控制与责任[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15] 张淑锵.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EB/OL].（20131112）[20141026].http：//site.team.zju.edu.cn/201310081041154508/redir.php？catalog_id=12377&object_id=14607.
[16] 芮国强.论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与协同[J].社会科学研究，2013（5）：48.
[17] 张康之.卢卡奇的总体范畴与20世纪科学思维的契合[J].山东社会科学，1995（6）：81.
[责任编辑：赵玲]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学科分化；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102-06
研究生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子系统，要与国家战略、经济目标和科技导向相契合。中国研究生教育主体众多，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分化现象突出，各自为战现象严重，研究生教育有碎片化之忧；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学科知识的积累增长固然能够促进科技进步，但学科壁垒导致的鸿沟显然阻滞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此时则应重提整体性，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促成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流，在博弈中实现碎片化与整体性的平衡。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的路径在于：在国家层面，建立打破学科束缚和促进文理交叉的实体机构；在学校层面，增强学术自主性，促进跨学科、跨区域乃至国际交流，鼓励和吸纳新生力量融入；在学科规划上沿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思路，打破学科界限，以问题意识进行探索，推动研究生教育向跨学科协同方向发展。
一、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之忧
研究生教育当前已取得长足进步，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学科体系，学术型、专业型等多元发展，硕、博士生规模增长迅速，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但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是争取质量上的飞跃，问题在于“目前我们的学科体制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模式，学科划分过细、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被强行割断”[1]。应当注意到，有的学科固守本位，学科之间分化多而合作少，甚至形成难以逾越的专业壁垒；过于分散的学科设置容易形成内耗，甚至校内学科之间相互打架，校际纠纷不断发生，这显然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本文所谓的研究生教育是指国家统招的学历教育，与学科发展关系密切。
（一）教育主体多元化和单一化并存
研究生教育的主体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18条规定：“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科学研究机构可以承担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据此一些政府部门乃至企业下设的研究院有研究生招生资格。教育主体多元化是正常现象，不同行业都可发挥出自身实力，对研究生来讲，这样更贴近企业和社会需求，如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研究生会参与到开发生产、市场调研的流程，相形之下更适应未来的就业。研究生教育主体多元化利于社会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后续人才，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稳固了学科地位，但同时，教育主体多元化也容易造成管理不规范，政府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也培养研究生，其学科建设和学生管理的参照标准与高校不一样，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学科分化愈来愈难以避免。
研究生教育办学方式较为单一。民初研究生教育呈现百花齐放之势，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设立研究院招收研究生，是国立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之外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力量。当前研究生招生单位主要是公立大学和国营科研院所，私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生教育十分孱弱。直到2011年，北京城市学院等5所民办高校才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打破了公立机构的招生垄断。研究生教育过于集中于国有机构的现象，导致研究生教育缺乏民资和外资的支撑。再则，中外合作办学仅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初具规模，昆山杜克大学等影响较小。过于集中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不利于整合学科设置，难以满足民众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这就需要探寻合作办学或民办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路径。
（二）受学科分化和行业观念影响较深
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学科发展密不可分，目的在于培养出高于本科层次的研究型或实践型人才。当前学科发展陷入分化之中，专业划分如“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动作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作，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2]，这导致研究方法的迥异和越来越多的分化。有些学校摊子铺得太大，学科整合乏力，学院越设越多，研究生教育质量没有显著提升；有的高校合并成巨无霸，却连校内资源都难以整合，校际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坦诚地讲，学科分支一般会壮大实力，但同校数个学院招收同一专业研究生显然会增加内耗，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业设置雷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有金融系；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该校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的关系错综复杂。总而言之，研究生教育建立学科容易，但合并重组较难。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月
第31卷第2期蔡英辉，等：论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基于跨学科协同的研究
研究生教育涉及不同行业，受行业隔阂影响甚大。有些行业隔行如隔山，从业者长期在业内浸染，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甚至故意设置障碍使水泼不进，这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也有所体现。由此引发的忧虑是，不同行业之间水平不一样，容易形成行业壁垒，而每个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专业，有排挤他者进入的现象，加之以往存在行业办学的现象，龙头地位有政府部门保障，甚至囿于本行业视野而固步自封，这显然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另外，中国人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传统、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思维，因此，人们的工业化时代的合作分工观念较差；而在后工业化时代，平等和信任成为跨学科交流的基本要件，但显然行业间缺乏足够的契约精神，多元化合作更难以谈起，这会阻滞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流。因此，要警惕行业纷争和学科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打破学科边界的思维藩篱，鼓励研究生教育跨学科交流，力求以开放的思维方法开拓创新。 （三）所处区位分散，存在多头管理现象
当前，研究生教育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西部省份或边疆地区的培养规模和实力不容乐观。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研究生教育两极分化严重；虽然也有科研院所分布在西安、兰州等地，但西北区域总体上研究生培养能力较弱。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研究要因地制宜，并非大城市就适合教学科研，譬如冻土研究如果从地利来讲，显然并不合适在南方区域进行。谈到研究生培养单位地域分散，中国科学院大学可谓是中国分布最广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协调好“京内4个校区、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7个研究所”①显然是该校的重要任务，否则该校将会如一盘散沙而形同虚设。有的学校异地设立研究生院，如北京大学在深圳设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在苏州设研究院，增强了东南部区域的科研实力，但也造成研究生教育布局分散，可能造成培养质量下降。因此，学科发展要基于合适的区位与平台，要有便利的交流渠道，形成研究生教育的系统平台。
研究生教育往往是“千根线一根针”，要应对多重考核压力。研究生培养单位一般有内设机构（高校或科研院所）和实体性机构（社科院研究生院）两种。研究生教育主体多是高校下设机构，要服从管理层的指令；校方要面临多方督查。具体来说，部属高校要对教育部负责，地方高校要受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各方的行政目标和政绩考量标准不一致，可能造成研究生教育工作无所适从，也与管办分离的精神不符。实际上，政府与公立高校的关系应该是尊重与合作，单纯的管理心态会导致高校行政化。高校管理不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而应完善大学章程和自生自发秩序，保证研究生教育沿着健康道路发展。
（四）人为设置隔阂，与社会需求脱节
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互动，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出于保护自身学科的目的，研究生教育被束缚在狭小的专业领域中，教育发展有闭门造车之势，自说自话的境况层出不穷。实际上，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有扎实的人文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知，如震旦大学法科研究生1914年的课程有“法国文学、国文、英文、哲学、法学通论、法制源流、民法、宪法、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笔记学、经济学史、诉讼法、海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行政法、中国经济地理、中国法律史事批评、历史、地理、翻译”②等，跨学科和多元化得以体现，开放的心态才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当今已是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云服务等在统计领域早已运用自如，但一些学科却固步自封，不仅不借鉴掌握新思路、新方法，反而排斥其他学科介入，显然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就需要消除隔膜，促进学科间的良好沟通协调。
研究生教育往往自成体系，有与社会要求脱节的现象。“大学善治实现的过程是不同目标群体理性交融的过程。”[3]高校虽有象牙塔之称，但仍然是一个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有的高校研究生教育较少听取社会意见，培养出的人才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有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单纯注重学术研究，与企业合作流于形式，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较少。研究生教育不了解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教育产出就难以契合社会需求。实际上，学科发展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共性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这就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满足社会需求。哈佛大学将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数字化，这有利于研究生顺利获取信息，也有利于社会援引高校学术成果，而中国古籍还有相当部分躺在善本库中无人问津，难以实际应用到研究生学术交流中去，社会与高校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革新思维和整合资源成为必要。
二、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系统化整合
学科的枝繁叶茂固然会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但协调成本也会相应增加。有的学校增设学部协调类似学科，但总有些专业无法囊括，何况分类方法本身就有待商榷。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如研究宇宙飞船要有多个学科的通力合作，优化学科设置则成为当务之急。实际上，跨学科协同的关键症结在于科层制管理，研究生教育往往倾向于单打独斗，即便是在校内跨院系、跨学科交流也并非易事，何况是跨校、跨区域合作。因此，要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系统化整合，形成跨学科、跨机构的创新模式。其整合模式总体如下：
（一）促成高校自主设立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的设立与否，体现着高校的教学规模和科研实力水平，对应着高校保研比例的高低。以往按照行政规定，只有部分高校可以设立研究生院，其他只能设研究生部（处或学院），但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总在变化，审批研究生院的机制则相对滞后，这不利于学校整合研究生教学资源。如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是全国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单位，其研究生的学科门类是地方高校中最全的，如放射医学、法学等学科走在全国前列，但在2012年前该校一直没有研究生院。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宣布取消“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权限，之后高校研究生院的设立由高校自主决定和报备，这是减少行政干预之举。研究生院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将系统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满足民众对研究生培养高质量的期待。
（二）培育交叉学科生长
研究生教育在交叉中涌现出更多成果。近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往往是在学科交叉中探索出的结果，研究生教育也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而要培养综合型人才，鼓励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脱颖而出。维纳指出：“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4] 如生物学与化学交叉形成生物化学，而环境科学则牵涉物理、化学、地理等各种学科。“真正的学科综合，不是仅仅指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要通过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突破学科壁垒，在关键因素上实现有机的耦合。”[5]实际上，当前的问题往往是复合拳才能解决的，此时就需要不断引导和鼓励有潜力的行业，譬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交叉学科，需要国家层面启动科技计划鼓励项目组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实践如北京大学在招生简章中专门明确交叉学科，还设立交叉学科的研究院，这对学科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探索联合培养方式
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各种风险，要在不断探索中出真知。“中国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6]这就要审慎地思考，研究生教育到底要向何方去？单一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总有不足之处，有些高校逐渐探索中外联合培养、跨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一，在中外联合培养方面，1/5多的高校办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丰富了教育培养主体，满足了多样化教育要求；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海外学术界接轨的人才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国外权威论文发表中，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联合培养背景的教师或博士生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二，跨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推动了校际沟通交流，进一步避免了学术近亲繁殖，弥补了单一学校资源配置或师资力量的不足。应当注意的是，联合培养并非仅是赴海外高校简单镀金，而要建立明确的甄别机制和评价机制，鼓励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学到真知识、真本领；引进人才时多从国际化角度考量，逐步完善国内外联合培养机制，力求培养出更多急需型人才。
（四）上下联动、与社会接轨
研究生教育关系到国家前景和社会命运，要形成系统整合的联动平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教育不能陷入自我陶醉的状态，要将本科通识性教育、研究生的素质教育和就业导向系统整合。从入口方面来讲，研究生教育要注重与本科教学联动，在入学前做好遴选工作，在保研、招考等过程中确保公平公正；博士生入学则可试行审核制等形式，扩大导师（组）的权限，力图选出最有学术前途的学生读博士。从出口方面来讲，要做好升学就业的保障工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后续发展做好铺垫。研究生教育要不断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从学术型向应用型转轨。如就环境治理而言，涉及到地理、环境、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知识，这就需要培养出复合型的研究生，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生教育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贴近社会发展脉搏，借鉴发达国家名校的经验，促成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三、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研究生教育环环相扣，没有捷径，忽视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弥补，因此要夯实基础，促成教育系统的跨学科协同。袁贵仁认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避免改革的碎片化，是包括教育系统在内都要直面的问题。因此，研究生教育要在专业分化和整合之间实现平衡，基于跨学科角度进行系统化的“先见森林”，接着再进行“后见树木”的术业专攻。要以“2011计划”为契机，在社会发展中探寻出符合自身发展的定位，以大学章程规范自身，在综合平衡中促进跨学科协同，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制度规范
大学章程能够平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限制政府管理大学内部事务”之功效[7]，是规范大学内权力行使的机制。从源起来讲，西方大学与地方政府形成的历程有些类似，初始都是通过教宗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获得授权，而后在教育体系内实现自我成长。正如普里高津所言：“生命远不是在自然秩序之外，而是所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最高表现。”[8]中国1898年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后经几次修订[9]，为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初的研究生招收并无明确规范，北京大学1917年开始设立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所，1921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34年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才统一规范核定研究生教育体系。
大学、研究机构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要有独特的章程予以规范，鼓励研究生教育沿着自组织的道路发展。横向比较之前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发现“私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并不逊于公立大学”[10]，关键在于要有程序规范和适合生存的土壤。当前北京大学等校已经公布其章程，诸多高校的章程正在制定过程中，严格规范的体系会为研究生跨学科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学章程明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在章程的保驾护航下，研究生教育不必受制于学科束缚，而要融合传统书院、欧美经验等，促成研究生教育实现新的飞跃。另有高校章程明确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这实则在确定学校发展导向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清晰的发展目标对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发展是有利的。
（二）开放兼容
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独存在，而要以兼容并蓄的姿态与周边环境融合，研究生教育亦如此。当前“科学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开始高度综合”[11]，研究生教育要适应形势，与外部社会联系畅通，回应时代发展诉求，同时要积极从社会获得资源，赢得社会和家庭的认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研究生教育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关起门办学而导致科研能力迅速下降，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即便在今天，公立高校多通过国家拨款等形式获得资助，社会筹资能力较弱，而教育基金对于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斯坦福夫妇注资成立斯坦福大学，为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研究生教育不能拒绝社会资本的捐助，而应探寻研究生科研成果向社会成果转化的契机，满足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合理要求。在开放的同时，要认识到蔡元培所说的“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因此，要规范研究生招生、培养等方面的程序，避免产生权钱交易，防止导师或企业将研究生变成廉价劳动力，避免研究生教育过度世俗化。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研究生教育系统要从封闭转向开放，促使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并非完全在单一学科内部成长，而要突破原有方法和知识边界的束缚，借鉴其他学科的思维视角，不断与其他学科联动并实现自我超越。由此而言，研究生教育要带着问题意识不断探索，鼓励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需要汇聚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打破学科壁垒，放下理论成见，勇于探索求新，善取百家之长”[12]。研究生教育要因地制宜，对学术型硕士加强要求，鼓励其深入研究；对操作实践性更强的专业硕士，要通过筹集创业基金等形式鼓励研究生走向市场。可向校友定向募集创业资金，鼓励科研团队开发高科技产品，如对太阳能、环境污染、净水系统等，可招标鼓励研究生团队积极研发，让其在敢于进行风险投入的同时获得较高收益。应当注意的是，任何事物的开放都是有限度的，否则容易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迷失自我。 （三）保持独立性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精英化教育的重任，关系到国家科技实力的发展。“跨学科是综合多个学科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学科仍然保持学科本身的差异性。”[13]要注意保持研究生教育的独立性，社会环境的宽容和学校领导的魄力就至关重要。研究生教育受校方政策影响甚大，要系统整合各方力量，重视学科发展和维护学术独立地位，尊重保护研发者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合理分工、激励机制等促进学科之间融会互通，鼓励跨一级学科报考研究生，实现多个学科的有效互动。
大学要理性地保持独立性。蔡元培说：“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教育固然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研究生教育也要满足社会需求，但社会发展有周期性、盲目性，“大学治理应在标准化和多样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因为建立在效率逻辑基础上的大学会越来越像企业或政府，从而使大学的组织特性在消失”[14]，可以说，教育不能一味盲从社会的各种诉求，而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既立足于长远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需求。从保持独立性来讲，学校领导的战略眼光对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影响重大，如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的作用毋庸置疑，其“在校内自行成立浙江大学研究院，另一方面向教育部再次提出报告，请求教育部核准”[15]，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由此获得长足发展，可见学校自主抉择发展路向的重要性。
（四）综合平衡中的交叉融合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充满坎坷，不能在学科分化的过程中忘记本原，勿忘在碎片化的同时重新汇聚力量。“跨学科研究意味着需要整合来自两个及以上学科的概念、方法、数据、视角和理论，从而避免单一学科容易出现的盲人摸象式缺陷，进而形成更具综合性色彩的理论或对某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16] 研究生教育必须敞开大门，在学科分化与学科整合中进行自我调适，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从各方诉求来讲，研究生教育要综合社会需求、家庭期望和学校目标，系统整合不同学科，消除行业间的偏见，既尊重学科分化的现实，又促成学科间的深度融合。研究生教育中的各学科竞争不可避免，但总要将合理的竞争摆在台面上公开进行，避免产生暗箱操作或量身定做，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促成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发展。
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也不会自然生成。实际上，学科越来越细化，视角越来越聚焦，可能会造成在显微镜下反倒看不清眼前的事物，这恐怕并非学科分化的初衷。“我们在系统论在各学科中的不断渗透中可以看到，几乎一切科学都在把对整体的把握作为一种时尚。”[17]但现实中常常将研究生招收数目、学校创收增长率、学科点覆盖面作为政绩，却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交叉学科情况绝口不提，这显然并非心态健康的表现。由此而言，研究生教育要促成学科整合，通过创新方法推动新领域不断产生，破除各种障碍因素和学科束缚，尽力从一手资料中探寻真知。
四、结论
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在于探寻事物的本原，避免在学科分化中信息失真。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思考问题，来揭开障目之叶，这正是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的妙处。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分工（碎片化）固然值得尊重，但整体性不容忽略，不能无限度地降低标准，避免过度开放和过度保持自身独立性，要在学科分化与专业整合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要充分授权和保障大学章程稳妥施行，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促成跨校、跨区域的研究生教育协作；对学术团体或研究团队要充分信任，以开放兼容面对社会，以学术独立保持理性；要鼓励打破学科界限剖析问题，对研究生要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组建项目小组促成跨专业沟通；要营造百家争鸣与和而不同的氛围，推动研究生教育整体协同发展。
注释：
① 见中国科学院大学官网学校简介。
② 参见《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学制沿革》（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档号 Y118121）第4页。
[参考文献]
[1] 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J].浙江社会科学，2007（2）：38.
[2]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 ].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3.
[3] 苏君阳.走向善治：大学治理权力结构的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2007（3）：105.
[4] 维纳.控制论[M].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2.
[5] 陈文勇.情报学学科边界问题探析[J].情报探索，2013（1）：23.
[6] 苏力.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29.
[7] 刘广明：国内大学章程的功用与尴尬[N].中国科学报，20120201（B3）.
[8]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曾庆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2.
[9] 钱耕森，张百熙.两次修订京师大学堂章程[N].中国教育报，20080519（5）.
[10] 陈元.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教育特征及其成因与启示[J].江苏高教，2013（5）：99.
[11] 白逸仙. 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之方法[J].高等教育研究，2010（5）：49.
[12] 黄华新.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N].光明日报，20110329（11）.
[13] Aram J D. Concepts of Interdisciplinarity：Configuration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J].Human Relations，2004，57（4）：379.
[14] 朱德米.大学治理：自主、控制与责任[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15] 张淑锵.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EB/OL].（20131112）[20141026].http：//site.team.zju.edu.cn/201310081041154508/redir.php？catalog_id=12377&object_id=14607.
[16] 芮国强.论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与协同[J].社会科学研究，2013（5）：48.
[17] 张康之.卢卡奇的总体范畴与20世纪科学思维的契合[J].山东社会科学，1995（6）：81.
[责任编辑：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