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企业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不断追求企业健康发展，或许是“中国梦”最好的诠释之一。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和股份制三个阶段。每次国企改革都是公平和效率相互博弈的结果。
　　股份制改革从1992年至今已满20年，随着国企股份制的改造方法从模糊到清晰，制度偏差也逐渐显露。融资机会、投资限制以及政府对国企的偏爱等问题都引发了诸多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看似是针对国企改革，实际上是对制度公平和经济效益的关切。
　　然而，在《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中，我们依旧发现，国企的创新力大大落后于民企，政府主导的商业环境更加偏爱国企，民企在公共政策和资源方面处于弱势，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别？
　　呼唤社会理性
　　我们知道，国企和民企其实都不缺乏具有远大理想、国际视野、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企业家，但不同之处是受制于体制和动力的束缚。
　　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抱怨情绪，甚至产生“阶层仇视”等偏激情绪，制度、政策、运营环境等引领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偏激的视角、视野和观点，社会理性匮乏已经造成目前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迫切需要研究者、教育者们提供理性、客观、建设性的分析和建议。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阶段的发展当中，如何理性地看到彼此生存和发展的建设性意义，如何在共生共长的特殊阶段中良性互动，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需要用社会理性的精神去引领。
　　以浙江为例，民营企业发展多年，龙头企业正在形成，例如娃哈哈、阿里巴巴，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隐形冠军，虽然他们中有的只是生产比如齿轮、领带、小型变速箱这样的产品，但是却能够做到世界数一数二，究其原因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起到的重大作用。
　　何谓企业家？就是通常能够超出自身现有能力去做事情的人。但如果他超出得过多，就会存在极大的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如果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转嫁风险，甚至不惜牺牲社会和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完成一己私利。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对其进行制约，就会带来不良后果。
　　浙江企业出现的所谓互保问题，一部分人明知其中存在极大的风险，但依然不惜冒险，结果给企业造成了诸多问题，面对这些出现问题的企业，政府救还是不救？这里我认为政府更需要好好想一想，如何帮助企业更快、更及时地解决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政府的作用
　　政府、社会、企业三者如何形成良性互动？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同一个梦想”，但其实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机制去规范市场，但坦白讲，中国现在缺乏一个合理完善的社会机制模型，企业正常倒闭不可怕，小企业生命周期短也正常，这是一个自然选择和淘汰的过程。但如果人为干涉市场规律，造成有“关系”的企业活，没“关系”的企业死的局面，那么对于经济发展整体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这直接导致另一个问题，即企业对“合规”的不尊重。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阶段，用高标准来对比衡量，问题確实很多，所以它们需要良性成长环境对其进行引导，如果这个环境缺乏公平的引导机制，企业的行为就会发生扭曲。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企业行为被扭曲，所以需要政府承担起作为市场环境主要塑造者和规制者而应当肩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当下中国，坚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尤其重要。
　　我不同意政府要“无为而治”的流行观点，而主张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中“法制先行”。我希望政府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强势在什么地方？必须强在法制上。当前法制环境中，法制和规则经常能够很随意地变通，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变通制度可能救活了某个企业，却害死了其他更多更优秀的企业。
　　市场化程度是进步还是倒退？关键是看企业生存的环境是否真正尊重市场经济，并向市场经济方向推进改革。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但这几年的情况令人堪忧。
　　当今国际和国内学者，都非常关注包容性增长这个话题，包容性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起点比较低，发展又快，环境动向性很强，如中国、印度这类国家，具有非常特殊的实际意义。因为上述国家所处环境，容易导致阶层分化，机会不均等情况，若这类情况进一步加剧，则会给社会和谐带来一系列问题。
　　虽然同属金砖五国，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等原因，使中国具有许多自身特色，包括优势、问题和矛盾。如何让国家在前进的过程中发展得更好，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改革开放30年，尽管在众多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现象，但是民营企业总体上还是顽强地实现了较为健康的发展。
　　未来，良好的法治环境应该是，既要让那些优秀的企业能够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又要让那些缺乏竞争力的，甚至破坏市场规则的企业及时被市场淘汰，让资源和要素及时地向优质企业流动。这应该是当前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的理性方向，我们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
　　（作者吴晓波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占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