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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学术的生命,离开了个人的独到创造,学术就丧失了它的魅力、它的灵魂、它存在的价值。
学术乃天下公器。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辽宁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及一些研究机构频频爆出学术论文抄袭丑闻。教育部亦无奈承认学术不端已非个别现象。学术不端挑战的是科学的根本精神和学界的道德规范。
抄袭剽窃蔚然成风
2010年3月底,广东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两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给《中国青年报》写信反映,他们利用一款反抄袭软件,意外发现了一起“连环抄袭案”:广西柳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檀德馨和浙江省平阳矾矿医院潘芝芬发表在《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7年第13卷第6期的《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例分析》一文,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遭到了16个单位25人的6轮抄袭,而这些抄袭完成的论文又被多个单位的许多医生反复抄袭过,涉嫌抄袭的医生总计达70多人。此事在网络流传后,网友们称之为“史上最牛抄袭门”。
中青报记者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涉嫌抄袭者多数未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并未惊慌失措,而是虚与委蛇,唯一一位承认抄袭的医生表示,自己在投稿时会找一些边远地方的刊物,通常随便寄过去就能发。最令人惊讶的是,连被抄袭的医生也对同行的抄袭行为表示理解,说“这个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多年致力于反对学术不端,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成为民间反学术不端的重要阵地。在他看来,上述事件并不见得有多“牛”,类似这样被反复抄袭的论文应该有许许多多。“学术批评网”上列举的学术不端事件,涉及到北大、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众多国内顶尖高校,也涉及到校长、院长甚至两院院士。西南师范大学原教授陈国生,经常对学生夸口,说每天不写七八千字就不爽。北京某高校一位刑法学教授,每周都要发表一篇论文。某经济学院副院长一年申报的“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一些年龄不大的青年学者也动辄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甚至有逾千篇的。而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钟敬文教授生前曾说,他活到99岁,也就写了三五篇像样的论文。
2002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的剽窃事件,在杨玉圣看来极具象征意义。王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有整整一章一字不差地剽窃自他翻译的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事件曝光后,竟有不少国内知名学者为其找各种理由辩护,南京大学甚至有人放话,说北大如果不要王铭铭,我们南大要他。杨玉圣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有的大学已经是“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学术不端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抄袭剽窃的现象在高校已经“蔚然成风”,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说,在某高校开展专题调研时,该校政治系自己统计显示:“教授抄袭占30%,副教授抄袭占50%,博士抄袭占70%,还有老师抄学生的。”
武汉信息管理学院的沈阳副教授2009年研发的“ROST反剽窃系统”软件,目前已在全国20多所高校院系和100多家期刊社使用。沈阳曾检测一所部属高校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命题论文,783篇论文中,涉嫌抄袭者过半。全文剽窃的论文有161篇,占20.4%;段落剽窃256篇,占33.2%。他对一所重点院校的450名本科生进行了“剽窃行为的自我评估”调查。认为自己“经常”剽窃的学生占到了32.84%,还有46.15%的学生认为自己“较多”剽窃。
他的“ROST”软件去年曾在一些高校引发“地震”,有的毕业班30%的学生因为论文被查出抄袭而不能获得学位。但现在已有反检测的方法甚至软件在网上流传,“每段抄袭不超过两百字就算过关,只要改成199个字就成”。“ROST”软件目前只检测学生未检测过教师,沈阳说,如果将教师抄袭的情况全部揭露出来,“不亚于一场政治运动”。
论文黑市与学术泡沫产业链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教授陆续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批判学术不端的文章。2006年,他承担院青年社科研究中心委托的上级交办课题“根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最后完成4万字的调研报告。在这项研究中,蒋寅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形成了产业链、食物链,有关各方都从这些产业链中谋取不当利益。
一些网站瞄准国内高等教育和官本位学术的“中国特色”,通过网络经营起了“论文代理”,其中纯粹以代写、代发论文为营利手段的“枪手”网站不下1000家。如“易起论文网”“全程论文网”“中国职称论文网”“蜂朝网”……从实习报告到学位论文、职称论文、MBA课程论文一应俱全。客户只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告知对论文的要求,网站就找签约的枪手照章订制,收费5000至8000元。这些网站都买通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据说核心期刊编辑约2000元),保证论文能够发表,从而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论文黑市利益链。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需要论文呢?因为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有发表成果的业绩考核指标,而且采用“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比如北京市社科院,规定研究员每年要达到50分,副研究员30分;专著每万字算3分,权威期刊论文每篇30分,核心期刊论文每篇10分。达不到就扣工资,超过也不能攒着留到下一年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哀叹:“大学不是养鸡场。”而在这样的“养鸡场”里,“鸡”不仅要下蛋,还要数着日子下,每年绝不能少下,也不能多下,今年多下了,明年便没蛋可下了。
除了高校教师和学者,现在各行各业的人晋升职称都需要论文,包括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也包括医生、编辑、图书馆员、机关干部,甚至研究生。南京大学几年前规定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否则不能进行论文答辩,也就无法毕业。这一谬种流传,全国风行。即使全国的“核心期刊”尽数发表研究生论文,版面也根本不够,对研究生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著名学者易中天多次炮轰“研究生必须发论文”:研究生才读了几本书,就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抄袭剽窃他怎么办,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蒋寅指出,现在已经形成了学术期刊左右学术界的风向了,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评价科研成果只认“核心期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直接与工资、津贴、奖金、职称、待遇、课题挂钩。北大规定,谁要是在《自然》和《科学》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一篇论文,奖励100万元。“转载”也被许多单位作为重要评价,且有奖励。《新华文摘》本是一种综合类文摘期刊,与学术无关,但许多高校将它的转载、摘录定为最高的学术评价,被它转载的论文比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奖励还高。
高校为排名竞争,无不悬重赏以鼓励学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刊物为获得物质奖励,也无不挖空心思追求转载率。转载率不光与刊物的社会评价值挂钩,更与编辑的奖金挂钩。为提高转载摘引率,刊物一头攻作者,找院士、博导和学术名流约稿;一头又攻文摘、转载报刊,谋求本刊论文的转载。“作者——刊物——转载——评价——奖励”的“学术出版食物链”由此形成,在利益的再分配中滋生学术腐败,助长了不良学风。
在这种“全民学术”的氛围下,毫无创新的低水平重复造成学术泡沫泛滥成灾。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发现,只有寥寥三四十首词作的李清照,研究论文竟有一千几百篇;苏轼研究从1997年到2001年五年内发表575篇论文,研究王维“诗中有画”问题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八十多篇,《红楼梦》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起码按每年百篇以上的速度增长。数量如此之多,质量却乏善可陈,绝大多数是“照葫芦画瓢”。各类中国文学史已有1600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有500多种,大都是“一个鸡下的蛋”,似曾相识。
学术论文数量空前激增,质最却令人齿冷。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年增长率已达18%,2005年发表科技论文逾15万篇,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列世界第4位,但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次,居世界第124位。1993年到2003年的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20篇论文中,没有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前100篇中,中国学者的论文只有两篇;在前1000篇中,只有4篇。
如此巨大的学术泡沫,浪费了大量财力。仅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包括约50万人的“人头费”、基建办公科研费、各种基金奖金费等等),所拉动的上下游产业效益在3000亿至4000亿左右。减去产生教育效益、具有学术价值的部分,至少一半的成果产出属学术泡沫。青岛社科院王曾宪研究员指出,我国围绕着“泡沫学术”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养活着学术界、学术期刊出版界和高教系统众多的“寄生虫”。
学术乱象的制度根源
在蒋寅看来,如果将学术不端仅仅看作是个人行为而忽视其背后的体制原因,仅仅指责造假者的道德品质而回避众多造假行为背后的权力背景和利益驱动,那么,反对学术不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扬汤止沸。
目前学术评估体系僵化,对学者的要求不切实际,而且过于量化。大概只有中国高校,晋升职称以学术著作及其数量为唯一标准。上世纪90年代,学者出书还很难,常常要“自费”,而现在,系主任、院长、校长比学者本人还着急,恨不得把学者写出来的每个字都赶紧发表赶紧出书,将科研经费大量“补贴”给期刊社、出版社。因为教育主管部门不断放出各种各样的甜头让大学去竞争,除了常规的博硕士学位点,还有什么211工程、百所重点大学、重点学科、文科基地、研究中心,大学为了应付各种评估,只好不断给教师加码。量化评估本来是为了奖优罚劣,如今却造成泛滥成灾的弄虚作假。
除了量化评估,不适当的奖励方式也造成片面追求学术数量、争当学术明星的风气。除了发表论文有各种“档次”的奖励外,清华大学甚至将上“凤凰卫视”列为教师业绩奖励的一项内容,谁的上镜率高,谁就被视为优秀学者,“孔子”成了“戏子”,学术斯文扫地。
目前学术界的犯规成本,也低到了毫无威慑力的地步。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被揭露后,沈以损害名誉罪起诉揭露其剽窃行为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居然被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一审判胜诉。杨玉圣组织发起专家学者开研讨会,媒体频频予以曝光,二审最终判决沈败诉。在媒体频频曝光的大量抄袭、剽窃案中,除了很少的几个人被取消学位、职称和职务外,很少听到当事人被降职甚至革去教职或主动辞职的,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事人依然稳坐在名校的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现在一些造假者已经对舆论监督不闻不问,只要保持沉默,就可以无关痛痒,不了了之。
韩国发表干细胞论文造假的黄宇熙教授,曾是韩国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被尊称为“国宝”,一经曝光,必须辞去教职,离开大学。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教授因为一篇论文被指有假数据,尽管那篇论文他只是挂名,也不得不引咎辞去校长职务。相比而言,我国对学术不端的处罚偏轻,同时又处罚得很少,如此下去,日益泛滥的学术不端行为将如何遏止?
(本文对蒋寅、杨玉圣等学者的文章多有摘引,谨此致谢!)
学术乃天下公器。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辽宁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及一些研究机构频频爆出学术论文抄袭丑闻。教育部亦无奈承认学术不端已非个别现象。学术不端挑战的是科学的根本精神和学界的道德规范。
抄袭剽窃蔚然成风
2010年3月底,广东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两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给《中国青年报》写信反映,他们利用一款反抄袭软件,意外发现了一起“连环抄袭案”:广西柳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檀德馨和浙江省平阳矾矿医院潘芝芬发表在《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7年第13卷第6期的《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例分析》一文,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遭到了16个单位25人的6轮抄袭,而这些抄袭完成的论文又被多个单位的许多医生反复抄袭过,涉嫌抄袭的医生总计达70多人。此事在网络流传后,网友们称之为“史上最牛抄袭门”。
中青报记者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涉嫌抄袭者多数未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并未惊慌失措,而是虚与委蛇,唯一一位承认抄袭的医生表示,自己在投稿时会找一些边远地方的刊物,通常随便寄过去就能发。最令人惊讶的是,连被抄袭的医生也对同行的抄袭行为表示理解,说“这个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多年致力于反对学术不端,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成为民间反学术不端的重要阵地。在他看来,上述事件并不见得有多“牛”,类似这样被反复抄袭的论文应该有许许多多。“学术批评网”上列举的学术不端事件,涉及到北大、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众多国内顶尖高校,也涉及到校长、院长甚至两院院士。西南师范大学原教授陈国生,经常对学生夸口,说每天不写七八千字就不爽。北京某高校一位刑法学教授,每周都要发表一篇论文。某经济学院副院长一年申报的“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一些年龄不大的青年学者也动辄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甚至有逾千篇的。而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钟敬文教授生前曾说,他活到99岁,也就写了三五篇像样的论文。
2002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的剽窃事件,在杨玉圣看来极具象征意义。王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有整整一章一字不差地剽窃自他翻译的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事件曝光后,竟有不少国内知名学者为其找各种理由辩护,南京大学甚至有人放话,说北大如果不要王铭铭,我们南大要他。杨玉圣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有的大学已经是“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学术不端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抄袭剽窃的现象在高校已经“蔚然成风”,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说,在某高校开展专题调研时,该校政治系自己统计显示:“教授抄袭占30%,副教授抄袭占50%,博士抄袭占70%,还有老师抄学生的。”
武汉信息管理学院的沈阳副教授2009年研发的“ROST反剽窃系统”软件,目前已在全国20多所高校院系和100多家期刊社使用。沈阳曾检测一所部属高校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命题论文,783篇论文中,涉嫌抄袭者过半。全文剽窃的论文有161篇,占20.4%;段落剽窃256篇,占33.2%。他对一所重点院校的450名本科生进行了“剽窃行为的自我评估”调查。认为自己“经常”剽窃的学生占到了32.84%,还有46.15%的学生认为自己“较多”剽窃。
他的“ROST”软件去年曾在一些高校引发“地震”,有的毕业班30%的学生因为论文被查出抄袭而不能获得学位。但现在已有反检测的方法甚至软件在网上流传,“每段抄袭不超过两百字就算过关,只要改成199个字就成”。“ROST”软件目前只检测学生未检测过教师,沈阳说,如果将教师抄袭的情况全部揭露出来,“不亚于一场政治运动”。
论文黑市与学术泡沫产业链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教授陆续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批判学术不端的文章。2006年,他承担院青年社科研究中心委托的上级交办课题“根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最后完成4万字的调研报告。在这项研究中,蒋寅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形成了产业链、食物链,有关各方都从这些产业链中谋取不当利益。
一些网站瞄准国内高等教育和官本位学术的“中国特色”,通过网络经营起了“论文代理”,其中纯粹以代写、代发论文为营利手段的“枪手”网站不下1000家。如“易起论文网”“全程论文网”“中国职称论文网”“蜂朝网”……从实习报告到学位论文、职称论文、MBA课程论文一应俱全。客户只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告知对论文的要求,网站就找签约的枪手照章订制,收费5000至8000元。这些网站都买通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据说核心期刊编辑约2000元),保证论文能够发表,从而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论文黑市利益链。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需要论文呢?因为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有发表成果的业绩考核指标,而且采用“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比如北京市社科院,规定研究员每年要达到50分,副研究员30分;专著每万字算3分,权威期刊论文每篇30分,核心期刊论文每篇10分。达不到就扣工资,超过也不能攒着留到下一年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哀叹:“大学不是养鸡场。”而在这样的“养鸡场”里,“鸡”不仅要下蛋,还要数着日子下,每年绝不能少下,也不能多下,今年多下了,明年便没蛋可下了。
除了高校教师和学者,现在各行各业的人晋升职称都需要论文,包括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也包括医生、编辑、图书馆员、机关干部,甚至研究生。南京大学几年前规定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否则不能进行论文答辩,也就无法毕业。这一谬种流传,全国风行。即使全国的“核心期刊”尽数发表研究生论文,版面也根本不够,对研究生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著名学者易中天多次炮轰“研究生必须发论文”:研究生才读了几本书,就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抄袭剽窃他怎么办,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蒋寅指出,现在已经形成了学术期刊左右学术界的风向了,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评价科研成果只认“核心期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直接与工资、津贴、奖金、职称、待遇、课题挂钩。北大规定,谁要是在《自然》和《科学》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一篇论文,奖励100万元。“转载”也被许多单位作为重要评价,且有奖励。《新华文摘》本是一种综合类文摘期刊,与学术无关,但许多高校将它的转载、摘录定为最高的学术评价,被它转载的论文比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奖励还高。
高校为排名竞争,无不悬重赏以鼓励学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刊物为获得物质奖励,也无不挖空心思追求转载率。转载率不光与刊物的社会评价值挂钩,更与编辑的奖金挂钩。为提高转载摘引率,刊物一头攻作者,找院士、博导和学术名流约稿;一头又攻文摘、转载报刊,谋求本刊论文的转载。“作者——刊物——转载——评价——奖励”的“学术出版食物链”由此形成,在利益的再分配中滋生学术腐败,助长了不良学风。
在这种“全民学术”的氛围下,毫无创新的低水平重复造成学术泡沫泛滥成灾。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发现,只有寥寥三四十首词作的李清照,研究论文竟有一千几百篇;苏轼研究从1997年到2001年五年内发表575篇论文,研究王维“诗中有画”问题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八十多篇,《红楼梦》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起码按每年百篇以上的速度增长。数量如此之多,质量却乏善可陈,绝大多数是“照葫芦画瓢”。各类中国文学史已有1600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有500多种,大都是“一个鸡下的蛋”,似曾相识。
学术论文数量空前激增,质最却令人齿冷。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年增长率已达18%,2005年发表科技论文逾15万篇,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列世界第4位,但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次,居世界第124位。1993年到2003年的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20篇论文中,没有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前100篇中,中国学者的论文只有两篇;在前1000篇中,只有4篇。
如此巨大的学术泡沫,浪费了大量财力。仅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包括约50万人的“人头费”、基建办公科研费、各种基金奖金费等等),所拉动的上下游产业效益在3000亿至4000亿左右。减去产生教育效益、具有学术价值的部分,至少一半的成果产出属学术泡沫。青岛社科院王曾宪研究员指出,我国围绕着“泡沫学术”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养活着学术界、学术期刊出版界和高教系统众多的“寄生虫”。
学术乱象的制度根源
在蒋寅看来,如果将学术不端仅仅看作是个人行为而忽视其背后的体制原因,仅仅指责造假者的道德品质而回避众多造假行为背后的权力背景和利益驱动,那么,反对学术不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扬汤止沸。
目前学术评估体系僵化,对学者的要求不切实际,而且过于量化。大概只有中国高校,晋升职称以学术著作及其数量为唯一标准。上世纪90年代,学者出书还很难,常常要“自费”,而现在,系主任、院长、校长比学者本人还着急,恨不得把学者写出来的每个字都赶紧发表赶紧出书,将科研经费大量“补贴”给期刊社、出版社。因为教育主管部门不断放出各种各样的甜头让大学去竞争,除了常规的博硕士学位点,还有什么211工程、百所重点大学、重点学科、文科基地、研究中心,大学为了应付各种评估,只好不断给教师加码。量化评估本来是为了奖优罚劣,如今却造成泛滥成灾的弄虚作假。
除了量化评估,不适当的奖励方式也造成片面追求学术数量、争当学术明星的风气。除了发表论文有各种“档次”的奖励外,清华大学甚至将上“凤凰卫视”列为教师业绩奖励的一项内容,谁的上镜率高,谁就被视为优秀学者,“孔子”成了“戏子”,学术斯文扫地。
目前学术界的犯规成本,也低到了毫无威慑力的地步。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被揭露后,沈以损害名誉罪起诉揭露其剽窃行为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居然被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一审判胜诉。杨玉圣组织发起专家学者开研讨会,媒体频频予以曝光,二审最终判决沈败诉。在媒体频频曝光的大量抄袭、剽窃案中,除了很少的几个人被取消学位、职称和职务外,很少听到当事人被降职甚至革去教职或主动辞职的,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事人依然稳坐在名校的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现在一些造假者已经对舆论监督不闻不问,只要保持沉默,就可以无关痛痒,不了了之。
韩国发表干细胞论文造假的黄宇熙教授,曾是韩国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被尊称为“国宝”,一经曝光,必须辞去教职,离开大学。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教授因为一篇论文被指有假数据,尽管那篇论文他只是挂名,也不得不引咎辞去校长职务。相比而言,我国对学术不端的处罚偏轻,同时又处罚得很少,如此下去,日益泛滥的学术不端行为将如何遏止?
(本文对蒋寅、杨玉圣等学者的文章多有摘引,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