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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硅谷，有这样一批“有钱人”，他们通常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或者某个行业中的“前辈高人”，却专门寻找一些创立不久的、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或年轻团队，以直接投资或在其中任职等方式为这些新创企业提供资金、资源、经验和建议，帮助其迅速成长。在创业者的眼中，他们就像天使，他们“雪中送炭”的投资方式也被称为“天使投资”，提供资金者就成为了“天使投资人”。
彼得·寇温（Peter Cowen）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是美国天使投资组织TCA（Tech Coast Angel）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帮助200多家新创企业募集资金超过1.5亿美元，并担任过10多家公司的董事长。2012年2月2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前来参加“第四届全球PE北京论坛”的寇温，试图揭开对国人还略显陌生的“天使投资人”的面纱。
中国“天使”刚起飞
天使投资在美国已经发展了大约30年。在美国商业文化中，为他人投资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喜欢加入一些生意，享受合作的过程并从中获利。特别是在年轻人开创一个公司的初期，总是需要借点钱的，而其周围的人通常都乐于借钱并加入他们。
以前，人们通常投资那些回报比较稳定的产业，如服装业等，这些企业一般是向银行借钱，不够的时候才会求助于个人。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软件公司的飞速成长，全球高科技产业开始迅速形成，对于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新兴软件和电子公司的兴起开始改变人们思考和介入的方式，借贷资本开始向权益资本转变，这加速了投资回报的过程，也改变了美国投资界的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天使投资人们看到，新兴企业不只需要钱，还需要很多的行业资源，比如优秀的管理者、正确的发展建议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天使机构应运而生，它们把很多天使投资人集中在一起，互相帮助，一起开创事业。
在寇温眼中，比起美国，中国的天使投资行业目前还尚未形成规模，正处于“纷纷起飞”的过程中。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在美国已经发展多年，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话题，你认为中国的天使投资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寇温：我觉得相当于美国15—20年前的水平。很多单独的天使投资人正在寻找项目，进入这个领域，但天使投资机构还没有完全形成。不过，中国与美国有一点不一样，一些被看好的技术型公司得到了政府更多的帮助，比如人人网、百度等公司。
环球人物杂志：过去几年，巨额的风险投资涌入中国，迅速为中国企业家和民众所熟悉，但作为一种规模和数额较小的风险投资形式，天使投资目前在中国投资领域的比重却微乎其微，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寇温：我想从几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的风险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来北京之前，我以为北京是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聚集点，但现在看来其规模和人数还远远不及美国。
第二，单看投资金额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因为投资者的行业经验也是天使投资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天使投资人一般有20年左右的从业经历，他们积累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是很关键的。在中国，天使投资机构的架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天使投资行业与美国的差距可能比你们想象中更大。
第三，从逻辑上说，未来几年中，天使投资的概念也可能被炒热，或者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成熟了。
中国人努力勤奋，但循规蹈矩
谈到中国人的投资理念，寇温给记者做了个比较：“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通常是努力、勤奋，但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美国人一般被认为不守规矩、特立独行，反而能跳出传统想问题。比如在技术行业中，那些在学校不好好念书的‘坏学生’，往往能发挥专长、发光发热。这样的人多了，凝聚起来的力量是很大的。”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寇温：三个。第一，愿意掏一笔钱出来，并有心理准备，这笔钱可能会完全损失掉；第二，有耐心，可能很久之后这笔钱才会有回报；第三，要与管理团队很好地合作，把自己的经验与其交流。
很多公司失败是因为资金不够，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天使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判断一个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这一步到下一步需要多少资金？这需要具备很好的预见力。天使投资人没有能力改变科技发展的速度，没有能力改变大众思维，但有些事情可以控制，比如找到合适的管理人员，在合适的职位上去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并有足够的资金去请合适的团队做这些事。天使投资人需要的是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更丰富的想法和正确的资源。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目前也有一批天使投资人，您对他们的专业性作何评价？他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还需要提高哪些素质？
寇温：我还没有接触太多的中国天使投资人，但就我认识的一些人而言，他们能够理解企业家精神，也能把这种精神带到他所投资的项目中。不过我有一个观察，在中国，由于企业跟政府的紧密关联，大多数投资者的心态是如何不失败、如何规避风险，而不是去冒险获得回报。但创业精神中很重要的是无所畏惧地往前跑，去创造最大的利益，但在今天的中国，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精神。
中国要鼓励创业，就要提供一个环境。在美国，创业家的失败对于他们并非耻辱，而是勋章，因为只有存在一个允许失败的环境，才有人勇敢地跳出去冒险，才会有创新性、颠覆性的思想，全新的营业和盈利模式才会被创造出来。
在加州，有很多小型的创新团队是由已经成功的创业者或创业组织建立的，这些团队会聘请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加入，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想出新的盈利模式。这些年轻人每天都不断地面对失败、不断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成功。这样的组织光在加州就有上千个。如果未来是一个创新和竞争的世界，中国也应该培养这样的组织，让年轻人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的介绍里，天使投资人的初衷并不仅仅出于利益驱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理想、对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一种热情。但在中国，一些企业成功之后，更愿意跟更大的企业合作，也愿意投资那些利润空间更大的领域。
寇温：你观察的很对。我身边很多天使投资人进入这个领域，除了赚钱之外，也很享受和新公司一起成长的过程，乐于在一个很好的合作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回报，他们不是主要为钱而进这个圈子的。早期的天使投资是完全的资本运作，跟政治无关、跟其他因素无关，纯粹是把我们的资金和资源拿出来帮助一个企业，让一个创新的理念能够实现，我们很享受这样一个很干净的过程。
提高富人对创新行业的关注度
据寇温介绍，在天使投资领域，要预见一个行业或组织的成功不是单看某一个人，而是要看某一个群体的带动效应。一个人成功后，是否愿意带着资金和经验再去帮助后来的人，“比如谷歌公司或脸谱网的第一百个员工，在企业成功后出来，再带领新人进入。这些公司的成功是由一个个小群体开创的”。在中国，企业家能够形成群体性的创新投资意识吗？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离不开富人群体，中国富豪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也为世界瞩目。但在投资领域，他们似乎更热衷于炒股票、房地产，该怎样提高他们对于创新行业的关注？
寇温：非常好的问题。在美国，很多天使投资人的资金都来自他们自己的企业，包括传统行业。成功后，这些人愿意再把资金和经验投入技术型企业，来帮助下一代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参考一下以色列，他们第一批成功的技术创业家大概出现在10多年前，他们把赚到的资金和经验又投入了自己的行业，有很多电子工程师在行业里流动，人均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目前一方面要从制造向创造转变，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很多，怎样才能形成群体创新动力？
寇温：这是几个阶段的事情。首先要产生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像美国硅谷，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圈；第二，政府可以有一些鼓励的机制。以美国为例，如果投资者在某一个地域进行天使投资，那么若干年后收回投资时不需要支付资产增值税，要知道美国的资产增值税是非常高的；第三，可能需要几个“英雄”出来带领趋势前进，在美国是由微软、脸谱网等公司扮演行业英雄的角色，如果中国也能出现一些这样的企业，一定会促使这个行业更快速地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中国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来自中下层企业，如鞋业、服装业等，因为一些政策壁垒很难进入金融、交通等主流投资领域，这对中国民间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天使投资和新兴技术行业能成为民间资本的一条出路吗？
寇温：我想是可以的。因为美国的发展也同中国一样，先通过纺织业、制造业赚钱，但随着其他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有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成功企业不断诞生，引导着传统资本逐渐流向技术企业。当然，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也需要有预见性的眼光和投资意识。
环球人物杂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寇温：税收上的优惠、政府组织的资金等。但从我个人观点说，如果政府不干预可能会更好一点。天使投资在美国之所以能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政府尽可能让其自由发展。美国政府曾经想建立一个叫做“小型创新型公司”的基金，想获得基金的企业要先自己筹集5000万美元，然后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1亿。但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由经验丰富的天使投资人管理、完全靠自己筹集资金的企业，比得到政府基金、受其干预的企业成功得多。
编辑：孙夏力 美编：黄浩 编审：吴迎春
彼得·寇温（Peter Cowen）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是美国天使投资组织TCA（Tech Coast Angel）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帮助200多家新创企业募集资金超过1.5亿美元，并担任过10多家公司的董事长。2012年2月2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前来参加“第四届全球PE北京论坛”的寇温，试图揭开对国人还略显陌生的“天使投资人”的面纱。
中国“天使”刚起飞
天使投资在美国已经发展了大约30年。在美国商业文化中，为他人投资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喜欢加入一些生意，享受合作的过程并从中获利。特别是在年轻人开创一个公司的初期，总是需要借点钱的，而其周围的人通常都乐于借钱并加入他们。
以前，人们通常投资那些回报比较稳定的产业，如服装业等，这些企业一般是向银行借钱，不够的时候才会求助于个人。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软件公司的飞速成长，全球高科技产业开始迅速形成，对于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新兴软件和电子公司的兴起开始改变人们思考和介入的方式，借贷资本开始向权益资本转变，这加速了投资回报的过程，也改变了美国投资界的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天使投资人们看到，新兴企业不只需要钱，还需要很多的行业资源，比如优秀的管理者、正确的发展建议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天使机构应运而生，它们把很多天使投资人集中在一起，互相帮助，一起开创事业。
在寇温眼中，比起美国，中国的天使投资行业目前还尚未形成规模，正处于“纷纷起飞”的过程中。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在美国已经发展多年，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话题，你认为中国的天使投资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寇温：我觉得相当于美国15—20年前的水平。很多单独的天使投资人正在寻找项目，进入这个领域，但天使投资机构还没有完全形成。不过，中国与美国有一点不一样，一些被看好的技术型公司得到了政府更多的帮助，比如人人网、百度等公司。
环球人物杂志：过去几年，巨额的风险投资涌入中国，迅速为中国企业家和民众所熟悉，但作为一种规模和数额较小的风险投资形式，天使投资目前在中国投资领域的比重却微乎其微，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寇温：我想从几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的风险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来北京之前，我以为北京是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聚集点，但现在看来其规模和人数还远远不及美国。
第二，单看投资金额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因为投资者的行业经验也是天使投资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天使投资人一般有20年左右的从业经历，他们积累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是很关键的。在中国，天使投资机构的架构、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天使投资行业与美国的差距可能比你们想象中更大。
第三，从逻辑上说，未来几年中，天使投资的概念也可能被炒热，或者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成熟了。
中国人努力勤奋，但循规蹈矩
谈到中国人的投资理念，寇温给记者做了个比较：“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通常是努力、勤奋，但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美国人一般被认为不守规矩、特立独行，反而能跳出传统想问题。比如在技术行业中，那些在学校不好好念书的‘坏学生’，往往能发挥专长、发光发热。这样的人多了，凝聚起来的力量是很大的。”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寇温：三个。第一，愿意掏一笔钱出来，并有心理准备，这笔钱可能会完全损失掉；第二，有耐心，可能很久之后这笔钱才会有回报；第三，要与管理团队很好地合作，把自己的经验与其交流。
很多公司失败是因为资金不够，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天使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判断一个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这一步到下一步需要多少资金？这需要具备很好的预见力。天使投资人没有能力改变科技发展的速度，没有能力改变大众思维，但有些事情可以控制，比如找到合适的管理人员，在合适的职位上去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并有足够的资金去请合适的团队做这些事。天使投资人需要的是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更丰富的想法和正确的资源。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目前也有一批天使投资人，您对他们的专业性作何评价？他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还需要提高哪些素质？
寇温：我还没有接触太多的中国天使投资人，但就我认识的一些人而言，他们能够理解企业家精神，也能把这种精神带到他所投资的项目中。不过我有一个观察，在中国，由于企业跟政府的紧密关联，大多数投资者的心态是如何不失败、如何规避风险，而不是去冒险获得回报。但创业精神中很重要的是无所畏惧地往前跑，去创造最大的利益，但在今天的中国，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精神。
中国要鼓励创业，就要提供一个环境。在美国，创业家的失败对于他们并非耻辱，而是勋章，因为只有存在一个允许失败的环境，才有人勇敢地跳出去冒险，才会有创新性、颠覆性的思想，全新的营业和盈利模式才会被创造出来。
在加州，有很多小型的创新团队是由已经成功的创业者或创业组织建立的，这些团队会聘请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加入，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想出新的盈利模式。这些年轻人每天都不断地面对失败、不断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成功。这样的组织光在加州就有上千个。如果未来是一个创新和竞争的世界，中国也应该培养这样的组织，让年轻人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的介绍里，天使投资人的初衷并不仅仅出于利益驱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理想、对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一种热情。但在中国，一些企业成功之后，更愿意跟更大的企业合作，也愿意投资那些利润空间更大的领域。
寇温：你观察的很对。我身边很多天使投资人进入这个领域，除了赚钱之外，也很享受和新公司一起成长的过程，乐于在一个很好的合作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回报，他们不是主要为钱而进这个圈子的。早期的天使投资是完全的资本运作，跟政治无关、跟其他因素无关，纯粹是把我们的资金和资源拿出来帮助一个企业，让一个创新的理念能够实现，我们很享受这样一个很干净的过程。
提高富人对创新行业的关注度
据寇温介绍，在天使投资领域，要预见一个行业或组织的成功不是单看某一个人，而是要看某一个群体的带动效应。一个人成功后，是否愿意带着资金和经验再去帮助后来的人，“比如谷歌公司或脸谱网的第一百个员工，在企业成功后出来，再带领新人进入。这些公司的成功是由一个个小群体开创的”。在中国，企业家能够形成群体性的创新投资意识吗？
环球人物杂志：天使投资离不开富人群体，中国富豪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也为世界瞩目。但在投资领域，他们似乎更热衷于炒股票、房地产，该怎样提高他们对于创新行业的关注？
寇温：非常好的问题。在美国，很多天使投资人的资金都来自他们自己的企业，包括传统行业。成功后，这些人愿意再把资金和经验投入技术型企业，来帮助下一代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参考一下以色列，他们第一批成功的技术创业家大概出现在10多年前，他们把赚到的资金和经验又投入了自己的行业，有很多电子工程师在行业里流动，人均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目前一方面要从制造向创造转变，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很多，怎样才能形成群体创新动力？
寇温：这是几个阶段的事情。首先要产生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像美国硅谷，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圈；第二，政府可以有一些鼓励的机制。以美国为例，如果投资者在某一个地域进行天使投资，那么若干年后收回投资时不需要支付资产增值税，要知道美国的资产增值税是非常高的；第三，可能需要几个“英雄”出来带领趋势前进，在美国是由微软、脸谱网等公司扮演行业英雄的角色，如果中国也能出现一些这样的企业，一定会促使这个行业更快速地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中国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来自中下层企业，如鞋业、服装业等，因为一些政策壁垒很难进入金融、交通等主流投资领域，这对中国民间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天使投资和新兴技术行业能成为民间资本的一条出路吗？
寇温：我想是可以的。因为美国的发展也同中国一样，先通过纺织业、制造业赚钱，但随着其他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有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成功企业不断诞生，引导着传统资本逐渐流向技术企业。当然，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也需要有预见性的眼光和投资意识。
环球人物杂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寇温：税收上的优惠、政府组织的资金等。但从我个人观点说，如果政府不干预可能会更好一点。天使投资在美国之所以能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政府尽可能让其自由发展。美国政府曾经想建立一个叫做“小型创新型公司”的基金，想获得基金的企业要先自己筹集5000万美元，然后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1亿。但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由经验丰富的天使投资人管理、完全靠自己筹集资金的企业，比得到政府基金、受其干预的企业成功得多。
编辑：孙夏力 美编：黄浩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