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理查德·泰勒研究的是人类种种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决策。
　　虽然经济学时常强调“理性人假设”，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智而自私，但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本身，却总是心怀一些天真的梦想。
　　例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一方面发现了残酷的帕累托法则（二八定律）：80%的效益来自于20%的项目，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另一方面，他又满心期待着这样一种优化———某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却没有任何人的境况随之变糟，这样的一步操作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而当全社会再也没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也就是说再有人想“利己”，就注定会“损人”，这时就不必改进了，大家达成一种效率与公平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
　　老帕起初想得挺好：我手里全是牛奶，你手里全是派，你我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例交换部分牛奶和派，这样大家都不必将一种食物吃到吐，两全其美，这不就是帕累托改进吗？
　　可惜，社会现实远比经济模型复杂得多。牛奶不止一家有，派也不止一家有，谁和谁交换都有人不开心。而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常常影響到一些人的饭碗，做大蛋糕的同时，难免会让一些人分到的蛋糕反而少了。拔一毛而利天下，总归得有人拔一毛不是？按照老帕的标准，只要拔毛就不是帕累托改进了。

　　多年以后，另两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希克斯，认为帕累托设置的条件太过苛刻，于是提出：只要某人的受益足以补偿他人的受损，令社会总体福利提升，这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已经足够好了。
　　这种补偿未必是真实的，而是说当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虽然短期内某些人的利益受损，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会因为效率提升自然而然地得到好处。只要蛋糕越做越大，每个人分到的份额终究会越来越多，这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对帕累托改进的宽泛化处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虽然很多人抱怨贫富差距拉大，但大家的日子总归越来越好了。
　　问题是，这些社会福利改进，从何而来呢？一个最明显的答案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器械提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提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算力提升，都极大程度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除此之外呢？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工业4.0给出了一个新答案。
　　运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让“算法改进社会福利”成为可能。在难以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时候，更高效地分蛋糕，仍然可以让大家的境况变得更好———因为此前分蛋糕的方式存在很多浪费。
　　举两个大家天天接触的例子。一个是打车软件。
　　为什么过去打车难？一项经济学研究显示，路边等车所需时间和出租车空驶率（空驶里程占全部里程）负相关。简而言之，就是路上跑的空车越多，打车越容易。
　　在打车软件诞生前的2011年，上海市出租车的平均空驶率为40%———四成的人力和油耗被浪费了。但即便如此，上海市民仍然觉得打车不易。出租车在找乘客，乘客在找出租车，提升任何一方的效率，都要以另一方的更大浪费为代价。
　　直到运用算法进行调度，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租车和乘客才不必像无头苍蝇那样碰运气，同时提升了效率。
　　一个是油烟机。
　　过去，抽油烟机一家一台，同时共用排烟管道。然而烟道的通风量有上限，在做饭高峰时段，一家排出的烟气多，势必影响其他住户的油烟排放效率。排烟不畅、回烟串味，实所难免。
　　烟道难以扩建，只能在分配效率上突破。解决方案是，将一家一台的分布式抽油烟机改为由楼顶主机直接抽气排风、室内油烟机只作为“通风口”的集中式吸油烟机系统，全楼统一处理油烟。中央吸油烟机通过智能控制系统，收集用户的油烟排放数据，对做饭高峰时段各楼层室内油烟机排放进行智能分配，在烟道总体通风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各家各户的排烟效率。
　　这就实现了“蛋糕不变切法改变，算法提升用户体验”的帕累托改进。
　　不仅是优化排烟，同时由于室内油烟机里无电机，电机装在全楼共用的主机里，抽油烟机过去常见的噪音问题也会大幅缓解。而楼顶主机排气时，基本过滤了所有油烟（99.5%净化率），将洁净空气归还于大气，小区环境和社会总体福利也因此受益。
　　企业在改进自身、满足用户的同时造福社会公益，恐怕最天真的经济学家的梦想也不过如此。
　　多年以前，帕累托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改进，再改进，直到改无可改，正通过一次次具体的企业创新逐渐实现。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每一个帕累托改进得以实现，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利他。要想实现梦想，必须从利他入手。利他是我们所有事业的起点，只有成就他人，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伟大企业。
　　（鲍奎松摘自360doc个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