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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一所名校的铸就，总是与那些名师、名家、名人相结缘，校因人显，人以校名，相得益彰。作为一所跨越百年的巍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在历史长河的奔流前行中，曾与无数中外近现代历史名人相遇、相识、相交，并通过一封封有细节、有温度、有韵味的笔墨书札记录下了他们与交大的故事。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2000余卷历史档案里，完整地保存着数千封名人手札。鉴于名人手札的文獻史料、文博收藏、书法艺术等多重价值，6月28日至 9月28日，“笺之语——上海交通大学收藏名人手札撷英展”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举行。26通1949年以前的名人手札真迹首次公开亮相，涉及名人均为民国时期各领域先驱人物、大师学者、社会名流。主要有“状元实业家”张謇、“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海上闻人”杜月笙、“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民主将军”冯玉祥、“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等。
细细品读这些妙文雅信，走进有历史温度的笔墨世界，可以发现它们述说的是各界名人对交大或精心呵护、或激励督勉、或求助解困的故事，也折射出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以下，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名人手札若干通，考释史事，钩沉史实，解读背后所蕴藏的前贤办学治校的资源、理想、情感与智慧。1934年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收到“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一封信笺。内容是杜月笙有一位友人之子，名叫高天麟，就读于交大土木工程科二年级，由于生病旷课，当年学期成绩59.54分，微末之差，未能及格，按照学校规定需要留级。杜月笙此信，语气诚恳，恭敬有礼，希望黎校长看在他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开个“后门”，予以通融升级。黎照寰收悉后，专门请人查阅了高天麟在校的成绩，发现他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次的因病不及格，而是在一、二年级尚有多门科目不及格。为严守校章风纪，黎校长复信杜月笙，遗憾地表示“未便通融办理”，婉拒了这位“海上闻人”的请托，并请学校文书处将该生不及格科目附便条一起邮寄给了杜月笙。
黎照寰的这封回信，可说是老交大“门槛高、要求严”办学传统的完美注脚。民国时期的交大，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曾任铁道部部长兼任交大校长的孙科，他的儿子孙治平报考交大时，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合格，未能录取，这种公平正义之风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蔚然于心。
1936年4月8日，时逢交大40周年校庆，校长黎照寰特邀请一批学界名流来校演讲，以助盛典，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钱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都在受邀之列。当时的茅以升已辞去北洋大学舒适的教授工作，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中，此时的他工作极为繁忙，但在收到黎照寰校长的信后，他欣然应允来校演讲，题目为他擅长的“桥梁工程”。另一位身在杭州的著名学者竺可桢，这一年刚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他还兼任南京北极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回复黎照寰说，愿依时至校演讲，拟讲的题目为“民族复兴与历史”，时间约半小时。
这两场演讲，由交大科学、工程、管理三个学会联席组织，安排甚为顺利。黎照寰后来复信称，师生久慕茅、竺二人之名，出席者众多，“敬聆名言伟论，启迪良深”。
1943年5月7日，尚在重庆九龙坡办学的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致信中国民主同盟领袖、著名律师沈钧儒。内容是交大机械系一位三年级学生陈以德在赴重庆大学访友期间，被校方诬为进入学生宿舍偷窃物品，被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四分局拘捕候审。吴保丰称陈以德在校品行素来端正，此次受累，应是蒙受不白之冤，请沈钧儒仗义援手，担任这名学生的辩护律师。
沈钧儒在著名的“七君子”之狱后，以坚持民主斗争、保障人民权利而声名大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沈钧儒也到重庆继续从事民权保障运动。1942年，他在重庆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人组织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经常为被迫害的人民和抗日军属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而且接案不以营利为目的，对贫苦人或受难者经常免费辩护，还给予资助，人称“政治律师”。
5月31日，沈钧儒回信吴保丰，慨然应允辩护。他说已经与本所同事林亨元律师起草诉状，将于当日午前向法院递交，尽力为陈以德洗脱犯罪嫌疑。不久，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由学校出面先将该生予以保释，在厘清案情原委后，沈钧儒认为陈以德确系无端受诬，但考虑到交大与重庆大学历来关系敦睦，如为这件偶然冤案公然诉诸法庭，必损两校友谊与形象，他建议暂缓诉讼，另觅其他妥善途径解决为宜，吴保丰深以为是，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航空学领域内，风洞是非常重要的实验设施，没有风洞实验的依托，航空工程教育就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建造风洞实非易事。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成立航空系之初，国内只有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航空系，并建有风洞。抗战期间，位于重庆九龙坡的交大航空系，师生做风洞实验需要到20余里之外的沙坪坝中央大学进行，非常不方便。
1947年复员上海后，交大申请到一笔14000多美元的经费用以向美国订购风洞。时任航空系主任的曹鹤荪立刻给老同学钱学森写信，请他代为母校考察风洞。钱学森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教授，主要从事航空和火箭技术的理论研究，非常熟悉风洞设计、方案论证与实施流程。他收到曹鹤荪的信后，精神为之一振：母校终于有机会建设高水平的航空实验室了。
1947年8月14日，钱学森给曹鹤荪写了一封信，他将美国各大风洞公司的说明单及相关资料收集齐备，寄给曹鹤荪。当时，他正在国内，应邀赴清华大学讲学，所以信中称从北平回上海时，会亲自拜访曹鹤荪，为母校航空实验室建设助一臂之力。毕业后的交大学子，即便未来天各一方，也像是仅仅向学校“请了个长假”。每当母校有需要，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定会鼎力相助。这封钱学森助力母校风洞建设的手札，就是交大校友“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生动写照。
这些上海交通大学馆藏的名人手札精华部分，对于深化历史名人研究，探究民国大学办学理念、校务治理与师生管理，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以为除了文献史料价值外，书法艺术价值亦不言而喻。细赏每一件手札书法，或汪洋闳肆，或简远平和，或圆转流畅，或率真朴拙，钩沉出那个时代人物的风骨和气质，是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在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键盘打字、触摸屏写字的时代，名人手函墨迹更显珍罕。通过本次展览，缅怀前辈先贤，致敬传统文化，赓续大学文脉，传播大学精神是主要意义之所在。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2000余卷历史档案里，完整地保存着数千封名人手札。鉴于名人手札的文獻史料、文博收藏、书法艺术等多重价值，6月28日至 9月28日，“笺之语——上海交通大学收藏名人手札撷英展”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举行。26通1949年以前的名人手札真迹首次公开亮相，涉及名人均为民国时期各领域先驱人物、大师学者、社会名流。主要有“状元实业家”张謇、“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海上闻人”杜月笙、“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民主将军”冯玉祥、“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等。
细细品读这些妙文雅信，走进有历史温度的笔墨世界，可以发现它们述说的是各界名人对交大或精心呵护、或激励督勉、或求助解困的故事，也折射出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以下，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名人手札若干通，考释史事，钩沉史实，解读背后所蕴藏的前贤办学治校的资源、理想、情感与智慧。1934年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收到“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一封信笺。内容是杜月笙有一位友人之子，名叫高天麟，就读于交大土木工程科二年级，由于生病旷课，当年学期成绩59.54分，微末之差，未能及格，按照学校规定需要留级。杜月笙此信，语气诚恳，恭敬有礼，希望黎校长看在他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开个“后门”，予以通融升级。黎照寰收悉后，专门请人查阅了高天麟在校的成绩，发现他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次的因病不及格，而是在一、二年级尚有多门科目不及格。为严守校章风纪，黎校长复信杜月笙，遗憾地表示“未便通融办理”，婉拒了这位“海上闻人”的请托，并请学校文书处将该生不及格科目附便条一起邮寄给了杜月笙。
黎照寰的这封回信，可说是老交大“门槛高、要求严”办学传统的完美注脚。民国时期的交大，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曾任铁道部部长兼任交大校长的孙科，他的儿子孙治平报考交大时，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合格，未能录取，这种公平正义之风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蔚然于心。
1936年4月8日，时逢交大40周年校庆，校长黎照寰特邀请一批学界名流来校演讲，以助盛典，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钱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都在受邀之列。当时的茅以升已辞去北洋大学舒适的教授工作，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中，此时的他工作极为繁忙，但在收到黎照寰校长的信后，他欣然应允来校演讲，题目为他擅长的“桥梁工程”。另一位身在杭州的著名学者竺可桢，这一年刚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他还兼任南京北极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回复黎照寰说，愿依时至校演讲，拟讲的题目为“民族复兴与历史”，时间约半小时。
这两场演讲，由交大科学、工程、管理三个学会联席组织，安排甚为顺利。黎照寰后来复信称，师生久慕茅、竺二人之名，出席者众多，“敬聆名言伟论，启迪良深”。
1943年5月7日，尚在重庆九龙坡办学的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致信中国民主同盟领袖、著名律师沈钧儒。内容是交大机械系一位三年级学生陈以德在赴重庆大学访友期间，被校方诬为进入学生宿舍偷窃物品，被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四分局拘捕候审。吴保丰称陈以德在校品行素来端正，此次受累，应是蒙受不白之冤，请沈钧儒仗义援手，担任这名学生的辩护律师。
沈钧儒在著名的“七君子”之狱后，以坚持民主斗争、保障人民权利而声名大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沈钧儒也到重庆继续从事民权保障运动。1942年，他在重庆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人组织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经常为被迫害的人民和抗日军属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而且接案不以营利为目的，对贫苦人或受难者经常免费辩护，还给予资助，人称“政治律师”。
5月31日，沈钧儒回信吴保丰，慨然应允辩护。他说已经与本所同事林亨元律师起草诉状，将于当日午前向法院递交，尽力为陈以德洗脱犯罪嫌疑。不久，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由学校出面先将该生予以保释，在厘清案情原委后，沈钧儒认为陈以德确系无端受诬，但考虑到交大与重庆大学历来关系敦睦，如为这件偶然冤案公然诉诸法庭，必损两校友谊与形象，他建议暂缓诉讼，另觅其他妥善途径解决为宜，吴保丰深以为是，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航空学领域内，风洞是非常重要的实验设施，没有风洞实验的依托，航空工程教育就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建造风洞实非易事。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成立航空系之初，国内只有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航空系，并建有风洞。抗战期间，位于重庆九龙坡的交大航空系，师生做风洞实验需要到20余里之外的沙坪坝中央大学进行，非常不方便。
1947年复员上海后，交大申请到一笔14000多美元的经费用以向美国订购风洞。时任航空系主任的曹鹤荪立刻给老同学钱学森写信，请他代为母校考察风洞。钱学森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教授，主要从事航空和火箭技术的理论研究，非常熟悉风洞设计、方案论证与实施流程。他收到曹鹤荪的信后，精神为之一振：母校终于有机会建设高水平的航空实验室了。
1947年8月14日，钱学森给曹鹤荪写了一封信，他将美国各大风洞公司的说明单及相关资料收集齐备，寄给曹鹤荪。当时，他正在国内，应邀赴清华大学讲学，所以信中称从北平回上海时，会亲自拜访曹鹤荪，为母校航空实验室建设助一臂之力。毕业后的交大学子，即便未来天各一方，也像是仅仅向学校“请了个长假”。每当母校有需要，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定会鼎力相助。这封钱学森助力母校风洞建设的手札，就是交大校友“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生动写照。
这些上海交通大学馆藏的名人手札精华部分，对于深化历史名人研究，探究民国大学办学理念、校务治理与师生管理，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以为除了文献史料价值外，书法艺术价值亦不言而喻。细赏每一件手札书法，或汪洋闳肆，或简远平和，或圆转流畅，或率真朴拙，钩沉出那个时代人物的风骨和气质，是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在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键盘打字、触摸屏写字的时代，名人手函墨迹更显珍罕。通过本次展览，缅怀前辈先贤，致敬传统文化，赓续大学文脉，传播大学精神是主要意义之所在。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