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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纪录片是科普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介绍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并对比分析国内外科学纪录片选题机制的差异，总结了我国科学纪录片在选题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而试图提出一些创新的选题策略。
关键词 科学纪录片 选题机制 选题策略
0 引言
科學纪录片以电影的艺术手段来传递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其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如自然、科技等相关电视纪录片或院线纪录片，在广义上都属于这一范畴。
纪录片的选题是指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和表达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在影视作品的制作流程中，选题处于最前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选题的确定往往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即选题机制。它包括两个方面：（1）“找选题”，即导演、制片人或者创意团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以及审美取向，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领域产生创作灵感和激情，进而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等手段对创意构思进行细化，解决“拍什么”、“为什么拍”和“怎么拍”的问题。（2）“定选题”，这是决定某个选题能否正式进入制作阶段的关键，包括对选题的评估、细化和反馈等。概括来说，选题机制包括选题来源、选题遴选、选题落实和选题反馈。
1 我国科学纪录片选题的发展历史
纪录片选题的产生与其背后的选题机制密切相关，完善而合理的选题机制能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优秀选题。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选题机制会随着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模式和创作理念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以此为标准，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可分为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
我国科学纪录片由新文化运动催生，诞生于1918年，被当时的学者定义为“教育影片”，具有灌输知识和帮助讲演的社会功能、普及科学文化的表现力以及与众不同的趣味性。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乱之中，大量影片所选取的主题思想是“科学救国”，旨在展示较为实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迫切希望解决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农人之春》（金陵大学理学院，1935年）介绍了机械化插秧和脱粒技术；《驱灭蚊蝇》（商务印书馆，1920年）则介绍了一种消灭蚊子、苍蝇的新方法。可见，旧中国30年的“教育影片”发展史以民间力量为主导，选题机制自由但不系统，影片在题材上具有一定的单一性。
新中国的科学教育片从宏观角度来看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即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急需实用技术的指导，而教育系统又相对滞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科学教育片便在此时蓬勃发展。作为一种辅助工农业生产的直接而快速的手段，其目的明确，题材结合现实，知识性较强。其后，在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下，大量专业拍摄科学教育片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成立，尤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三家最为知名。于是，专业化的团队和制作手法，使得科学教育片逐步走向成熟，题材日益多元化，内容覆盖了方方面面。比如，关于医疗健康的《胆结石的奥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81年）；关于纺织工艺的《细纱工作法》（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83年）；关于农业生产的《稻田养鱼》（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88年）等等。而由于各个行业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使得选题在科学性上更加规范。我国科学教育片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初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创作手法也各具特色，但是这一时期的影片生产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连，题材选择的标准政治偏向性较强，而缺乏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科学教育片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改变主要表现在创作理念从宣教转向审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纪录片”。同时，电影受到电视的冲击，市场意识逐渐觉醒，三大电影厂都将一部分生产制作的职能机构并入电视台，从而诞生了第一批电视科学纪录片。
进入21世纪之后，各大电视台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电视节目，西方的科学纪录片走进了国人的视野，拓宽了我国科学纪录片工作者的眼界，使其制作模式更加专业化，选题机制逐步形成。例如横空出世的《宇宙与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2000年），就打破了传统的科学教育片模式，更为注重人文内涵的阐释和艺术形式的探索。然而由于商业理念的差异，我国科学纪录片的整体制作水平不高，尤其是选题机制目前尚未完善，无论选题视野还是选题标准仍有局限。
2 中外科学纪录片选题机制的对比
在纪录片市场中，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创意、制作、播出、销售、再开发等一系列环节。其中，创意环节是一部纪录片的根基。然而，就我国科学纪录片的现状来说，前期的创意环节远不及中期的制作环节受重视，缺乏科学严谨的选题机制以及评估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制作机构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等大型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五洲传播中心等国有企业，以及大陆桥、三多堂等民营公司组成。在相对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更多考虑的是选题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话题性、时代性，而没有兼顾当下的市场需求和观众品味。第二，我国的科学纪录片天生带有“科普教化”的使命，这种从问世以来就肩负的责任感，使得创作者很少去思考“如何赢得观众的喜爱”，而是致力于传达知识或表达观念。
美国的科学纪录片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其独特的制作模式有关，而与市场充分接轨的选题机制正是其中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是由美国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于1985年创立的纪实娱乐品牌，它的电视网覆盖了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亿累计订户数。其制作模式主要分为委托制作、联合制作、购买成片和独立制作四种。题材的来源取决于不同节目的制作模式。一般来说，在选题阶段，制作人会考虑到节目的不同定位，针对特定市场进行前期调查，确定最终选题。同时，也会从各地分部选取具备当地文化和地理特色的题材，进行创意构思。此外，探索频道还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选题审查制度，每个分部都按照计划分阶段报送选题，由总部组织专家开展论证，根据“用心说好故事，实现视觉上的震撼、内容上的启发”的原则，从中挑选最优秀的题材。在论证过程中，每个节目的制作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题做一个提案陈述，涉及故事结构、拍摄风格等，前期策划选题时所做的准备将在此时接受考验。在评估反馈方面，探索频道建立了强大的研究队伍，负责分析观众的喜好、传播的效果等，调查结果将为日后的选题工作提供借鉴。 3 我国科学纪录片在选题上的不足之处
与国外成熟的商业化制作模式相比，我国纪录片产业在选题方面仍然处于“本土化”和“类型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创作者经常会陷入难以确定拍摄主题的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创作者科学思想的缺失，因而无法从纷繁复杂的周遭事物中发现适合的主题。当前，我国纪录片的选题多是模仿国外，显得十分平庸，缺乏中国特色，导致越来越多同质化作品出现。因此，我们要培养更多富有个性的“作者导演”，拍摄更多风格鲜明的科学纪录片。
我国科学纪录片的题材大多集中在历史、地理等方面，而鲜少涉及尖端科学、野外考察。由上海电视节便可见一斑，“白玉兰奖”自2007年起设立纪录片单元以来，入围的国产人文类纪录片数量始终高于自然类纪录片。简而言之，我国科学纪录片长期处于“偏科”的状态。这或许是由于制作水平的局限，在选题标准的评判上，规避了一些难度大、周期长的作品。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对科学纪录片的内涵理解不足。“科学”的内涵不仅是指已知的科学发现，也包括在探究事物过程中所用的科学方法，以及探究者本身所展现的科学态度。除了对科学结论的描述之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求证和推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探讨等等，都可以成为科学纪录片的选题。
西方的科学纪录片坚持对“科学”一词作深入而精准的解读，从科学知识的传授到科学理念的尝试，再到科学精神的反映，伴随着新颖的影像艺术形式，不断丰富了人类关于科学的感悟。例如，早期的科学纪录片题材以介绍科学理论为主，采取画面加解说词的传统专题片模式，比如探索频道的《大爆炸宇宙论》（The Big Bang Theory）、《人类基因解码》（Revealed： DNA-The Next Wave）等。而随着审美品位的提高，传统的专题片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以自然探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纪录片出现了。这类题材的科学纪录片增加了娱乐元素，更具新鲜感和刺激性，能引发观众探索科学的欲望和想象力。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地球脉动》（Planet Earth），带领观众领略地球上各种不可思议的自然风光以及物种多样性，其中不乏洞穴探秘、动物争斗等紧张刺激的场面，可谓是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
同時，人文历史类题材也备受关注。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艺术创世纪》（How Art Made the World），就是一部追溯艺术起源的系列纪录片，剖析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西方的科学纪录片还在一些较为“形而上”的领域取得了突破。例如，以诗意著称的法国纪录片就诞生了不少杰出的佳作，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监制出品的“天地人三部曲”：《微观世界》（Microcosmos）、《喜马拉雅》（Himalaya）、《迁徙的鸟》（Winged Migration）。
4 关于选题策略的探索
4.1 扩充题材的范围
（1）贴近生活。我们要善于捕捉细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身边的事物入手，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微观世界》的导演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即来自于女儿不经意间的一个疑惑“蜗牛也会接吻吗”，由此他想到通过一部纪录片来展现这些微小生物的生存世界，揭示奇妙的生命之谜。
（2）理性反思。2015年有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令环境保护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它由记者柴静的切身体验出发，讲述了雾霾是什么，雾霾从哪儿来，以及我们又该怎么办。帮助观众了解雾霾对中国的影响，进而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善待自然就等于善待人类自己。
4.2 扩大选题的来源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创作人才和团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从外部渠道获得优秀的题材。其中，外部渠道是开拓选题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与独立制作机构或民营制作公司建立合作，共同开发选题；二是积极参与各大纪录片选题征集活动，使得制片人有机会与创作者进行直接交流，激励创作者完善选题。
4.3 建立市场化的选题机制
西方的纪录片大多采用预售的制作模式，从策划阶段开始就把市场需求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样，纪录片与观众之间便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播与接受，而是以其精彩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在互动中引起观众的共鸣，激发他们的思考。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市场营销的理念，注重观众的口味，找到具有现实意义且能够被市场接受的选题。
参考文献
[1]王玉全.科普电影的发展与回归[J].剧作家，2015（6）：157.
[2]何洪池，张建平.中国科教片创作研究述评[J].影视制作，2012（6）：82-87.
[3]谢九如.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J].科普研究，2008（4）：31-33.
[4]吴英姿.中国科学纪录片创作理念变迁探析[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5]黄雯.中美科普影视比较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
[6]袁振宁，董成双.浅议科教片选题策略[J].新闻传播，2015（18）：56-57.
[7]张社宁.对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反思——《解密Discovery》读后[J].今传媒，2010（9）：114-115.
关键词 科学纪录片 选题机制 选题策略
0 引言
科學纪录片以电影的艺术手段来传递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其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如自然、科技等相关电视纪录片或院线纪录片，在广义上都属于这一范畴。
纪录片的选题是指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和表达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在影视作品的制作流程中，选题处于最前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选题的确定往往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即选题机制。它包括两个方面：（1）“找选题”，即导演、制片人或者创意团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以及审美取向，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领域产生创作灵感和激情，进而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等手段对创意构思进行细化，解决“拍什么”、“为什么拍”和“怎么拍”的问题。（2）“定选题”，这是决定某个选题能否正式进入制作阶段的关键，包括对选题的评估、细化和反馈等。概括来说，选题机制包括选题来源、选题遴选、选题落实和选题反馈。
1 我国科学纪录片选题的发展历史
纪录片选题的产生与其背后的选题机制密切相关，完善而合理的选题机制能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优秀选题。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选题机制会随着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模式和创作理念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以此为标准，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可分为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
我国科学纪录片由新文化运动催生，诞生于1918年，被当时的学者定义为“教育影片”，具有灌输知识和帮助讲演的社会功能、普及科学文化的表现力以及与众不同的趣味性。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乱之中，大量影片所选取的主题思想是“科学救国”，旨在展示较为实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迫切希望解决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农人之春》（金陵大学理学院，1935年）介绍了机械化插秧和脱粒技术；《驱灭蚊蝇》（商务印书馆，1920年）则介绍了一种消灭蚊子、苍蝇的新方法。可见，旧中国30年的“教育影片”发展史以民间力量为主导，选题机制自由但不系统，影片在题材上具有一定的单一性。
新中国的科学教育片从宏观角度来看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即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急需实用技术的指导，而教育系统又相对滞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科学教育片便在此时蓬勃发展。作为一种辅助工农业生产的直接而快速的手段，其目的明确，题材结合现实，知识性较强。其后，在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下，大量专业拍摄科学教育片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成立，尤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三家最为知名。于是，专业化的团队和制作手法，使得科学教育片逐步走向成熟，题材日益多元化，内容覆盖了方方面面。比如，关于医疗健康的《胆结石的奥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81年）；关于纺织工艺的《细纱工作法》（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83年）；关于农业生产的《稻田养鱼》（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88年）等等。而由于各个行业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使得选题在科学性上更加规范。我国科学教育片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初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创作手法也各具特色，但是这一时期的影片生产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连，题材选择的标准政治偏向性较强，而缺乏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科学教育片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改变主要表现在创作理念从宣教转向审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纪录片”。同时，电影受到电视的冲击，市场意识逐渐觉醒，三大电影厂都将一部分生产制作的职能机构并入电视台，从而诞生了第一批电视科学纪录片。
进入21世纪之后，各大电视台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电视节目，西方的科学纪录片走进了国人的视野，拓宽了我国科学纪录片工作者的眼界，使其制作模式更加专业化，选题机制逐步形成。例如横空出世的《宇宙与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2000年），就打破了传统的科学教育片模式，更为注重人文内涵的阐释和艺术形式的探索。然而由于商业理念的差异，我国科学纪录片的整体制作水平不高，尤其是选题机制目前尚未完善，无论选题视野还是选题标准仍有局限。
2 中外科学纪录片选题机制的对比
在纪录片市场中，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创意、制作、播出、销售、再开发等一系列环节。其中，创意环节是一部纪录片的根基。然而，就我国科学纪录片的现状来说，前期的创意环节远不及中期的制作环节受重视，缺乏科学严谨的选题机制以及评估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制作机构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等大型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五洲传播中心等国有企业，以及大陆桥、三多堂等民营公司组成。在相对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更多考虑的是选题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话题性、时代性，而没有兼顾当下的市场需求和观众品味。第二，我国的科学纪录片天生带有“科普教化”的使命，这种从问世以来就肩负的责任感，使得创作者很少去思考“如何赢得观众的喜爱”，而是致力于传达知识或表达观念。
美国的科学纪录片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其独特的制作模式有关，而与市场充分接轨的选题机制正是其中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是由美国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于1985年创立的纪实娱乐品牌，它的电视网覆盖了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亿累计订户数。其制作模式主要分为委托制作、联合制作、购买成片和独立制作四种。题材的来源取决于不同节目的制作模式。一般来说，在选题阶段，制作人会考虑到节目的不同定位，针对特定市场进行前期调查，确定最终选题。同时，也会从各地分部选取具备当地文化和地理特色的题材，进行创意构思。此外，探索频道还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选题审查制度，每个分部都按照计划分阶段报送选题，由总部组织专家开展论证，根据“用心说好故事，实现视觉上的震撼、内容上的启发”的原则，从中挑选最优秀的题材。在论证过程中，每个节目的制作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题做一个提案陈述，涉及故事结构、拍摄风格等，前期策划选题时所做的准备将在此时接受考验。在评估反馈方面，探索频道建立了强大的研究队伍，负责分析观众的喜好、传播的效果等，调查结果将为日后的选题工作提供借鉴。 3 我国科学纪录片在选题上的不足之处
与国外成熟的商业化制作模式相比，我国纪录片产业在选题方面仍然处于“本土化”和“类型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创作者经常会陷入难以确定拍摄主题的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创作者科学思想的缺失，因而无法从纷繁复杂的周遭事物中发现适合的主题。当前，我国纪录片的选题多是模仿国外，显得十分平庸，缺乏中国特色，导致越来越多同质化作品出现。因此，我们要培养更多富有个性的“作者导演”，拍摄更多风格鲜明的科学纪录片。
我国科学纪录片的题材大多集中在历史、地理等方面，而鲜少涉及尖端科学、野外考察。由上海电视节便可见一斑，“白玉兰奖”自2007年起设立纪录片单元以来，入围的国产人文类纪录片数量始终高于自然类纪录片。简而言之，我国科学纪录片长期处于“偏科”的状态。这或许是由于制作水平的局限，在选题标准的评判上，规避了一些难度大、周期长的作品。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对科学纪录片的内涵理解不足。“科学”的内涵不仅是指已知的科学发现，也包括在探究事物过程中所用的科学方法，以及探究者本身所展现的科学态度。除了对科学结论的描述之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求证和推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探讨等等，都可以成为科学纪录片的选题。
西方的科学纪录片坚持对“科学”一词作深入而精准的解读，从科学知识的传授到科学理念的尝试，再到科学精神的反映，伴随着新颖的影像艺术形式，不断丰富了人类关于科学的感悟。例如，早期的科学纪录片题材以介绍科学理论为主，采取画面加解说词的传统专题片模式，比如探索频道的《大爆炸宇宙论》（The Big Bang Theory）、《人类基因解码》（Revealed： DNA-The Next Wave）等。而随着审美品位的提高，传统的专题片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以自然探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纪录片出现了。这类题材的科学纪录片增加了娱乐元素，更具新鲜感和刺激性，能引发观众探索科学的欲望和想象力。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地球脉动》（Planet Earth），带领观众领略地球上各种不可思议的自然风光以及物种多样性，其中不乏洞穴探秘、动物争斗等紧张刺激的场面，可谓是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
同時，人文历史类题材也备受关注。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艺术创世纪》（How Art Made the World），就是一部追溯艺术起源的系列纪录片，剖析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西方的科学纪录片还在一些较为“形而上”的领域取得了突破。例如，以诗意著称的法国纪录片就诞生了不少杰出的佳作，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监制出品的“天地人三部曲”：《微观世界》（Microcosmos）、《喜马拉雅》（Himalaya）、《迁徙的鸟》（Winged Migration）。
4 关于选题策略的探索
4.1 扩充题材的范围
（1）贴近生活。我们要善于捕捉细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身边的事物入手，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微观世界》的导演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即来自于女儿不经意间的一个疑惑“蜗牛也会接吻吗”，由此他想到通过一部纪录片来展现这些微小生物的生存世界，揭示奇妙的生命之谜。
（2）理性反思。2015年有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令环境保护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它由记者柴静的切身体验出发，讲述了雾霾是什么，雾霾从哪儿来，以及我们又该怎么办。帮助观众了解雾霾对中国的影响，进而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善待自然就等于善待人类自己。
4.2 扩大选题的来源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创作人才和团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从外部渠道获得优秀的题材。其中，外部渠道是开拓选题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与独立制作机构或民营制作公司建立合作，共同开发选题；二是积极参与各大纪录片选题征集活动，使得制片人有机会与创作者进行直接交流，激励创作者完善选题。
4.3 建立市场化的选题机制
西方的纪录片大多采用预售的制作模式，从策划阶段开始就把市场需求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样，纪录片与观众之间便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播与接受，而是以其精彩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在互动中引起观众的共鸣，激发他们的思考。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市场营销的理念，注重观众的口味，找到具有现实意义且能够被市场接受的选题。
参考文献
[1]王玉全.科普电影的发展与回归[J].剧作家，2015（6）：157.
[2]何洪池，张建平.中国科教片创作研究述评[J].影视制作，2012（6）：82-87.
[3]谢九如.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J].科普研究，2008（4）：31-33.
[4]吴英姿.中国科学纪录片创作理念变迁探析[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5]黄雯.中美科普影视比较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
[6]袁振宁，董成双.浅议科教片选题策略[J].新闻传播，2015（18）：56-57.
[7]张社宁.对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反思——《解密Discovery》读后[J].今传媒，2010（9）：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