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是明代的立国之都，明末清初之际，朝代的更迭使金陵成为政治上极为敏感微妙的地区，—下子涌入了许多明代遗民。这些移民中有不少文人书画家，他们在这里游历、客居、鬻画、课徒，金陵的文化氛围因此浓厚，绘事也因此活跃。这些云集于此的书画家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艺术群体。他们有共同的遗民意识，常沉浸在对故国的感怀之中;他们流连于金陵的山水草木问，并将这种感怀寄托在各自的画作与题识里。他们个性不同，艺术风格也因此各异，展示出多元化的追求;他们让当时的金陵画坛呈现出了复杂而丰富的生动景象。
　　明朝末年，主导金陵文化界的文士身份多样，有身居高位的在朝官员，也有隐居市井的在野逸士，还有刻苦进取的文艺青年。他们大多能够坦然面对明末的社会政治状态，寄情山水名胜之问，以作书作画为娱。松江董其昌曾短暂为官南京，其半官半隐的形态，成为17世纪初文人逸士的典型，为彼时许多文人所效仿，他所画的山水也在文人画家群体中影响极大。从16世纪末开始，各地的职业画家为南京繁荣的商业文化所吸引，纷纷流寓金陵。而金陵本地本籍的半文人半职业画家更是悠游翰墨，沉浸于明末的吴门派、松江派、浙派（武林派）、新安派的画风之中，艺术上保持着典雅的痕迹。在董其昌、蓝瑛、查士标，以及深受吴门派、松江派、武林派和新安派画风影响下，如姚允在、魏之璜、胡宗信等人的作品可见其时的典雅之风。
　　提起金陵画派，最著名的莫过于“金陵八家”。据说“八家”之名初见于康熙初年周亮工之《读画录》，这从清人王弘所撰《西归日札》之《善画八大家记》和其后张庚的《国朝画征录》、乾隆十六年的《上元县志》等的转述中可以证实，虽然说法略有出入，但揭示出的17世纪中后期金陵绘画的主流审美趣味是一致的。所谓“金陵八家”，其实是对当时金陵画坛主要人物的总称，因画风相近，将之归纳一起，代表者有张修、谢成、叶欣、樊沂、樊圻、吴宏、高岑、胡慥、谢荪、邹喆、陈卓、盛丹、蔡泽等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八家”均取法两宋院体，以金陵的某些实景为基础，着意于诗化处理，笔墨精致细腻，趣味冷逸，此风当为明末清初金陵地区的一种时尚。
　　17世纪的中国，历经着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曾为明代南都的金陵在复杂剧变的时代中，感受尤其深刻。七处、程正揆、程邃、胡玉昆、张风、髡残、龚贤、吕潜、石涛等人，构成了遗民画家序列。他们与当时专司画画的画家们不同，水墨，是他们在朝代更替背景下感怀伤世、抒发思想的手段，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感伤情怀。他们大多追求一种特殊的复古倾向，表达了一种沉痛的文化失落感。正因为他们，金陵开始出现了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复古主义的“别样”绘画风格。
　　除此之外，当时的金陵画坛还有一道另类而靓丽的风景。明末清初，市民生活发达，声色犬马，文人名士狎妓之风盛行，十里秦淮成为旧院别馆林立之地，由此催生了诗文、书画、曲艺相结合的青楼文化，涌现了一批能诗善画的名妓，最著名的当属顾眉、董小宛、卞赛、李香君、寇湄、马守真、柳如是、陈圆圆等“秦淮八艳”。她们才貌双绝，交游于名士之问，能书善画，技藝精进，并与文人相唱和，成为明末清初繁荣的消费文化的象征。对她们来说，绘画既是用以谋生、相互竞争的手段，又是借以消除内心幽怨的工具。在“金陵妍丽”部分，您可以看到马湘兰、薛素素等能诗擅画、才貌双全的女性的画作，也能看到周序、顾大昌等清代画家笔下的董小宛、柳如是像，殊可玩味。
　　到了17世纪末，金陵画坛颓势已现。明末清初金陵画家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虽然秉承家法，但大多亦步亦趋，画学枯萎，画路贫窄，画风纤靡。画面气格也日渐卑弱，笔墨更日渐疲软，结构缺乏变化，可渭乏善可陈。高荫（高岑子）、高遇（高岑侄）、何亢宗（高岑徒）、邹坤（邹喆子）、樊云（樊圻子）、郑淮（樊圻徒）、胡濂（胡慥子）、陆逵（胡慥徒）、龚柱（龚贤子）、宗言（龚贤徒）等人的作品，传移摹写，一切都在规矩之中。但金陵八家弟子之外，柳堉、周碍等人独辟蹊径，跃出八家之囿。
　　前不久，由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策划主办的“金陵盛迹——十七世纪的金陵画坛”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品涉及40多位金陵画坛名家的81件（套）书画精品，均为两馆收藏的珍品，其中不乏宗师巨匠的赫赫名迹。让这些儿百年前的巨匠、名迹如此齐刷刷地聚在一起，委实难得。这些作品都有一种清新静谧的气质，不染世尘，画面中表现出落寞孤寂、清冷高雅，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