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中绝”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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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质疑墨学"中绝"论,以引起学界注意文化转移现象特别是应该从墨学与大众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认真加以审视。
  关键词:墨学;中绝论;质疑;精英文化;大众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3)01-0047-04
  
  一、墨学"中绝"论的由来
  
  中国历史上学术的黄金时代首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史称"诸子百家"。各家在长期的争鸣中不断完善理论、壮大队伍,最终形成以儒墨两家为最具号召力、聚徒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明确记载了当时这一盛况:"世之显学,儒墨也。"《盐铁论·晁错·大夫语》中也说:"日者淮南子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自汉武帝后墨家学派不仅失去了"显学"地位,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一代良史司马迁写《史记》时,虽旁搜远绍墨家材料也仅得墨家开山祖师墨子一点点磨棱两可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24字姑且不论能否准确概括一世显学墨学的大略,却又附着于《孟子荀卿列传》后,其徒属、名籍更莫能记载,况短短24字竟连用三个模糊之词"盖"、"或",实在令后人悲叹!也难怪由古至今许多学者都试图挖空心思探寻墨家学派衰亡的原因,进而认为墨学已经"中绝"。
  墨学"中绝"的始作俑者当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后世诸人探讨墨学"中绝"的资料,清人孙诒让的《墨学通论》和《诸子墨论述评》都作过比较完备的搜辑工作;近代以后,胡适、梁启超、李季、钱穆、郭沫若、方授楚等学者也都有专论探讨该问题;近几年来,杨俊光、孙中原、周才珠、白奚、荆忠岭、魏洪峰、张科、李季等学者更是纷纷撰文阐释。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墨学"中绝"论几成学界定论。笔者认为他们的探讨虽能击中墨家学派的一些弱点,但尚不能证明墨学"中绝",至多能说明墨家作为一个派别从历史上"中绝",因为这些看法都把"中绝"与否集中在三个方面的表象上:一是墨翟生平(包括姓名、生地、年代、事迹)不可考;二是墨家后学诸子和传授系统不可考;三是《墨子》的流传、编辑与保存不完整。其实这些情况在成为后世"显学"的儒家、道家也存在,但我们也没有轻易断定其为"绝学"。盖因为其思想精髓经后人吸收、接纳(文化学上称为文化移入、潜移)进而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在文化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纯粹的文化"中绝"几乎不存在。中国文化历来以它兼容并包的宽容胸襟著称于世,外来的佛教尚能被中国文化吸纳、转化并创新,何况同一文化根源的墨学呢?(韩愈的《读墨子》一文认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墨家学派虽然由于它代表的阶级利益与统治者相悖,故不为官方所提倡,因而无法直接成为儒法那样的官方精英文化(当然,墨学的"尚同"、"非攻"等理论因其合理性仍被精英文化吸纳、融入并间接成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但其部分理论主张(如"等贵贱"、"均贫富"的大同思想,"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仗义行为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很容易被广大平民接受,从而以大众俗文化的形式(通过说书者或游侠等)流传街头巷尾,而这种俗文化两千多年来对塑造国民性格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儒学等官方文化。特别是墨学的许多思想已成为指导民众生活的习惯、民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传播、熏陶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最终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尽管作为一个学术派别自汉代以后墨家再未重现过,但是作为墨学的合理思想并未泯灭,反而以官方文化和大众俗文化的形式不断得以巩固和升华,特别是由于墨学"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1〕在社会巨大变革之际,人们往往从墨家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更何况在后代的经学、名学、法学、道学、佛学和官方政策中我们尚能见到墨学的踪迹,所以,轻言墨学"中绝"理由不充分。本文拟通过探讨墨学如何分流与转化为官方精英文化、大众俗文化来发掘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利于后人更好地"为往圣继绝学"并光大之。
  
  二、墨学的分流与转化
  
  《韩非子·显学篇》中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尽管梁启超和钱穆等学者在如何划分墨家分裂的学派上有分歧,但我以为不能忽略墨子本人的看法。《墨子·耕柱篇》里墨子答治徒贻、县子硕"为义孰为大务"之问题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这里的"谈辩"(同于言谈、辩论)、"说书"(即解说文化知识)、"从事"(实践各种专业之技能)合起来约略相当于"道术"。我想,墨子的因材施教里已孕育了后世墨离的种子,盖"谈辩者"发展成后世的名家、纵横家;"说书者"演变为后世的文化传播者及普及者(说唱文学的产生也许与此有关);"从事者"一部分因靠近政治而与统治者合流,一部分成为后世的"任侠"、工匠、农家。学者黄建中也曾怀疑"相里子邓陵子辈,其谈辩之墨乎?禽滑嫠魏越辈其从事之墨乎?随巢子、胡非子辈,其说书之墨乎?"〔2〕据此,我以为后世墨家分裂为三:"谈辩者之墨"、"说书者之墨"、"从事者之墨"。
  
  (一)"谈辩者之墨"
  春秋战国时代,论辩方术的讲究蔚然成风,墨子是当时有名的辩论能手。他教育弟子为了实现墨者的理想"为义",要"能谈辩者谈辩",即把研究辩论技巧、培养辩论能力的工作看成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辩论,不仅丰富发展了墨家的学说,更使中国的辩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墨辩》六篇系统总结了辩论技巧,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过出极大贡献,被后人称为《辩经》。连当时反对墨子的其他思想家也不能不应用墨子的谈辩方法来从事辩论。"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3〕如"类"概念的使用、归谬式反驳法的应用等,孟子就与墨子几无二致,荀子、吕不韦等人亦然。被孟胜等人称为墨者后人的名家巨子公孙龙的著作直接袭用《墨经》者更多〔4〕。胡适也认为,如今所传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句句都合《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关系。有许多学说,如"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非参考《墨子》这四篇,便不易懂得。据此,我认为墨子后学在墨子死后当有部分善于"谈辩者"如相里子邓陵子分离出来,虽未必自创名家(家派的划分始自司马迁父子),但当与惠施、公孙龙等人关系密切,并对中国逻辑思想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同西方形式逻辑相比,墨辩对整个文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影响虽非主导,但其影响力也不可低估,它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某些特征,如强调"概念的模糊性"、"思维行程从抽象到具体","追求和乎条理"、"追求固定原始的名"。可以说,训诂学一度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重要特征,很大程度上跟墨辩重"正名"有关,因此,至少从中国逻辑发展史的角度讲,墨学并未"中绝"。
  
  (二)"从事者之墨"
  墨家成员多来自劳动生产者,故墨学思想里贯穿着一条重视生产实践的主线,墨子把经济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丰匮提高到内政、外交、军事等的成功──"王天下"的基础地位(《尚贤中》)。这种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前人未有(孔子视生产劳动为下人之事),惟后世法家、农家可与之相比,从这个角度讲,农家、法家的生产论实源于墨学。在《节用中》墨子要求直接生产者"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工匠、使各从事其能。"《耕柱》中又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墨子也很重视"从事"政治,他不仅指派弟子且亲自参与政治,并三次阻止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讲,墨派的主旨确是为"王公大人"献策和服务的(郭沫若语),墨子也承认如果能使"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要"上说王公大人"〔5〕。其"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虽一时不为统治者所纳,但其思想实质乃是自上而下的、绝对的等级统治,旨在强调君主集权,这在社会普遍混乱的当时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主张,因而后来被儒家、法家继承并加以创造性转化,遂使君主集权成了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基本走向。这种强烈的参政倾向一定程度上同于儒家、法家的入世思想,因而在政治舞台这个熔炉里很容易为儒法诸家所同化、影响,并合流,几家思想的互动使墨学中的政治思想发生创造性转化并最终促使其"丧失"墨家精神(实为间接保存了墨学的精髓,使之更能适应社会需要,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墨学中的部分理论转化成了为官方所容纳的精英文化)。郭沫若也曾指出过:"墨学的失传倒是由于自己瓦解,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6〕王新民也认为:"墨学息微由于‘墨离为三‘,内部分化,而儒家乘之,吸取其精华以为己有,儒墨合流。其积业仍不因而稍损也。"〔7〕钱穆也认为"汉代的经学""早已不是先秦的儒学",而是融入了墨家的一些"真精神"〔8〕。胡怀琛《墨子学辩》也认为:"墨学之中衰者,东汉以来,佛法重入中土,于是墨学之徒,乃遂混入佛教徒中,故墨学遂不见于世。而又有一部分混入道家,故墨学益不为所知矣。"卿希泰甚至认为《太平经》的一些思想乃是先秦墨家有关思想(如墨子主张‘强力‘、‘兼爱‘)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墨家学说乃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9〕。此儒佛墨道合流之说很有道理,实际上,由于"墨子---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10〕,"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11〕加之,"孔墨之弟子徒属-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12〕因此,孔墨学说一定程度上是相通、互补、一脉相承的,其合流也属自然。如晚于孔墨的孟子同时继承了二者的部分思想,因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综合,从逻辑的角度讲,这种综合本身又成为过渡形态的中介环节,而实现着儒墨之间的网络联系。总之,我们可以将儒墨道法四家,以及孔墨老庄韩荀八子看成是一个共时态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家、一子都不占有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和解释自身的能力,其既是一种思想的发端,一种思想的终结,又是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过渡的逻辑中介〔13〕。因此,一定程度上讲,这部分同儒法合流的墨徒与精英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墨学已间接地转化成后世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其精髓并未"中绝",特别是部分墨徒如许行等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奉行与政府不合作的"并耕主义"(梁启超《墨子学案》云:"许行学说---其并耕主义,盖受墨子经济思想之影响。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亦宗墨子之以自苦为极。")或成为"任侠"。"并耕主义"的墨学精神受到其他学派的推崇发展为农家或为统治者吸纳发展成重农的政策在历代推广,由此成为精英文化中的精髓。墨学中重义的精神则被部分墨徒推广,他们行走江湖,仗义行侠的作风在民间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性格的塑造,研究大众俗文化者不可不察。
  
  (三)"任侠"与"说书者之墨"
  侠出于墨之说,发自清人陈澧:"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14〕以后,康有为"称儒墨"又"称儒侠"。又说:"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15〕并列出自战国至东汉"墨子后学"之侠者共56人〔16〕。梁启超也认可这一说法,他说:"《淮南子》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语》谓‘墨子之门多勇士。‘然则战国末年以逮汉初,其游侠传中人物,皆谓之‘别墨‘可也。"〔17〕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中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郭沫若等人则认为,"任侠"非墨,理由是"侠者以武犯禁,轻视权威,同情弱者,下比而不上同,在精神上与墨家正相反对。"〔18〕其实,禽滑嫠、屈将子之"好勇"就曾被墨子认为是"恶勇"、"五刑之勇"〔19〕。墨子死后,墨徒中累有"以武犯禁"的例子(见《吕氏春秋·上德篇·去私篇》),范文澜称之为"恶霸"。任侠的势力自秦以后大盛,以至于汉景帝、孝文帝感受到其威胁自己的统治先后诛杀闲氏、陈周庸、郭解之父等任侠(《史记》),随后,任侠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每当社会发生大分裂即阶级对抗非常激烈的农民起义时,"由于他们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纪律、组织(如师徒、行业等)训练,使他们经常成为起义队伍的各方面的骨干或领袖"。〔20〕侯外庐先生也认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末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提出的一条公法,即《吕氏春秋》所载,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学并未中绝,而是以任侠的身份影响大众俗文化并以农民起义等方式得到重现。
  墨子"好学而博",并由手工匠上升为士(知识分子),进而创立学说成为墨家学派的领袖,且在青壮年时期就博得"北方贤圣人"美称,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即是苦读深思,由好学而博通。《墨子·贵义篇》记载其南游使卫,车箱里装了许多书,弟子玄唐子对此很迷惑,墨子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费此(指读书)?"纵览《墨子》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极其重视教育,并主动从事教育活动,他要"行说人"、"遍从人而说之"〔21〕。他教育弟子要"能说书者说书",这成了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22〕的先声。墨子死后其弟子如随巢子、胡非子、田鸠、我子、缠子等人纷纷著书立说,"从事说书"宣传墨学〔23〕。由于历史上没有墨家弟子著书的详细记载,致使我们对其著书内容无多少了解,只知后期墨家的研究重点在逻辑学,其《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与墨子的《经上下》、公孙龙的《白马论》、《指物论》等文章在中国逻辑学史乃至世界逻辑学史上都有极高的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荀子等后人的学术思想,从这点来看,墨学对后世精英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
  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汉代中国民间说唱文学的兴起,它流传广泛,有强烈的平民性和浓厚的民族色彩。它往往通过说书人用口头语言把历史知识和非历史知识,特别是一些仗义疏财的侠盗的故事(如水浒英雄)说出来,其听众多为市井文盲、半文盲、小知识者,其通俗化是相当彻底的,在说书过程中,它改变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和为人处世作风。两千多年来说唱文学这种大众俗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丝毫不亚于儒家正统学说和其他精英文化。据有关学者考证,从四川天回镇出土的"说书俑"来看,远在汉代就有萌芽状态的说唱形式,这与墨家学派消失的时间大体相同。因此,我以为说唱文学的鼻祖可能正是墨学中分裂出的"能说书者"。盖因为汉武帝时,墨家学派受到排挤,不为官方所容纳和提倡,于是墨徒遂采取了较隐蔽的活动方式,或为说书者或为游侠,他们各以不同方式阐发墨学。实际上,墨子本人对"说书"很重视。按他的主义,"上说王公大人",次及平民百姓,才可以使国治、行修而大家不愁衣食。他甚至认为"教天下以义者功多","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24〕后世说书者的内容中无不渗透着墨子运用教育手段教大家以"义",鼓动大家达到"义"的思想痕迹。因此,余以为墨学中的一些理论精髓通过"说书者"以大众俗文化的方式广为平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墨学"中绝"论的提法欠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墨学在墨子死后并未"中绝",而是通过精英文化和大众俗文化这两种方式被后世吸收消化而继承下来,墨学"中绝"论者没有看到文化史上的这种"文化潜移"现象,因而也不能对墨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公允的评价,这很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继承。
  
  三、墨学的历史地位重估
  
  综上所述,我以为墨学"中绝"论站不住脚。尽管汉代以后墨家亡绝,但亡了的只是作为政治宗教团体的墨家学派,墨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名家、法家以精英文化或大众俗文化形式吸收消化并绵延不息,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政治和国民性格之滥觞。墨学改革现实、尚贤使能、重视生产、重视教育、强调节俭、讲求实效的治国治世方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也还可以继续发生进步的作用;其维护和平、反对侵略、捍卫国土的"非攻"主义造就了一大批卫国戍边的英雄人物,其思想仍然可以作为今天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墨学的道德思想充满了劳动的气息,墨子本人的人格以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劳苦身心、强力从事、热诚救世、见义勇为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已积久而成为我国国民性格之构成要素,其损己以利他之高尚美德甚至早已移入匹夫匹妇之骨髓,至今尚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墨学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亦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教育事业之发展,其面向实际,强调实行的认识路线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从事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已融入民族的清醒的实践理性精魂之中,今天仍不减其积极的意义。所有这些,虽不足以概括墨学之全部精华,但都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品格。而所有这些绝非"墨学中绝"四字所能一笔抹杀,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就这点而言,我们仍然离不开"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来"判断历史的功绩"〔25〕这个原则,更何况墨学中的一些思想,如重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则是两千多年来我国教育中所忽略但又不能不重视的。
  实际上,墨学作为一个学派在汉武帝时代已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精神却始终对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人论述过,但总被许多墨学"中绝"论者所忽视。陈柱甚至还认为汉武帝虽接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但)又略师墨子之尚同主义"〔26〕后世历代统治者每年开春都举行的"劝农"仪式实际上在中国原始儒学如孔子那里是找不到根据的,相反,孔子虽倡"重民"却鄙视农事,他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7〕这应是墨学思想并未中绝的一大佐证。
  墨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梁启超在其《墨子学案·第二自序》中有详细论述。他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是道也,秦汉以后士大夫信奉者盖鲜,而其统乃存在于匹夫匹妇……今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复次,我国人二千年来言军旅之事,其对于开边黩武,皆轻贱而厌恶之,对于守土捍难,则最所尊崇┄┄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入人心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类似论述墨学之影响国民精神的文章甚多,实际上以墨学在春秋战国作为"显学"普为世人接受来看,其思想已在潜移默化之间深入国人之灵魂,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大环境没有彻底改变,其被国民接受的程度也当无多少变化,此亦不可不察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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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论语·子罕》[M].
  
  Querying "the Validityof Mohism Suspending"
  
  LINQing
  (Tht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Yunnan University of the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queries the Validity of Mohism Sus Pending.This author reminds that academic cirdes pay clos eattention to appearance of cultural shift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dynamic relations of Mohism,hightrows culture and lowbrows culture.
  Keywords:Mohism;thevalidityofsuspending;querying;highbrowsculture;Lowbrowsculture
  〔责任编辑:彭书贵〕05
  收稿日期:2002-10-15
  作者简介:林 庆(1972- ),女,云南民族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学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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