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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一种豪气，做女人、做男人都要有一种豪气，该拼搏就要拼搏，这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底气！”说这话的人名叫武克钢，是一位在西部边陲云南投资开发红葡萄酒的香港商人。在他眼里，中国第一支真正含义上的由法国酿酒师酿造出来的干红葡萄酒就出自西部——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他麾下的云南红高原葡萄酒业在滇南小县弥勒诞生了，酿酒师来自法国。此时的中国红酒企业正值600余家酒厂、上千个品牌群雄割据之际，多支葡萄名酒正大举挺进西南市场，一些新崛起的葡萄酒品牌也开始激烈争夺云南市场份额。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武克钢带领他的团队经过短短五年的浴血拼杀，就使得“云南红”摘取了70%的云南市场份额，国内葡萄酒企业因此惊呼：中国出了个“南霸天”！
紧接着，“云南红”迅速北出巴蜀、东进黔桂，在西南市场上连战连捷，连续攻克了四川、贵州及东南沿海一带的红酒市场，继而又趁势渡过珠江，剑指福建，以迅猛之势连续摧城拔寨，从张裕、王朝、长城等红酒劲旅手中抢夺地盘，很快成为云南市场上的“第一品牌”和四川、重庆、福建等地市场上的“前三强品牌”。武克钢靠什么赢得胜利呢？他认为靠的是自己手持短剑。“剑短一分，险增三分——就因为我在兵器上处于劣势，才会时刻想到与别人对阵时我将身处险境，于是我只有勤练剑招，以剑招之长补兵器之短。这样一来，我的剑招不断进步，劣势就转化成优势了！”
拼出来的精彩人生
被誉为“中国老绅士”的武克钢常说：“我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了！”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外孙，他的家族也是个地道的“经济世家”。身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社会经济学的客座教授、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执行董事、著名学者型企业家的武克钢，同样是一位响当当的经济学家，由他谱写的“云南红神话”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商学界必读的经典案例，不论官方还是民间，西部各地只要提及成功商人尤其是在西部投资的成功港商，都必然会点到他的名字。这样的人生当然已足够精彩，不过最精彩还是他此前的拼博历程。
武克钢的父亲是山西省五台县人，与徐向前元帅是村邻，随徐帅参加红军后便一直在军中做会计工作，解放战争时留在武汉任中南地区金融经济军管会副主任;母亲是浙江人，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做地下党工作，后出任中国金融学院教务长，亲手创建了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和招商银行。这样的经济世家出身，令1952年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武克钢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也为他后来在商界打拼提供了纯正的学术血统。
笃信“教育改变人生”的武克钢本以为埋头念书就是自己青年时代的既定轨道了，岂料当他尚未中学毕业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他很快就被迫离开校园当了一名下乡知青，不久后又到炼钢厂做了高炉工人，随后又到长江区航运局做起了水手……庆幸的是到了1973年，组织上分配给了长江区航运局保送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他几经周折拿到了其中一个名额，才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门。
1977年我国才恢复高考，但此时的武克钢已经从北方交大电信系无线通信专业学成毕业了，分配到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他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十分严谨，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多项领先全国的科研成果，因而在1980年召开的中国首届“科学大会”上被授予了“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成为交通部惟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按理说，作为交通部最有前途的工程师，接下来等待武克钢的或许就是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甚至院士等桂冠，然而令研究院领导们忧心的是，这位潜力非凡的栋梁型人才虽然出身于党员家庭，却根正未必苗红，居然从不参加政治学习，是个典型的“刺头”，说不定“运动”再来时就栽定了。
不过“运动”后来就没再来过了，倒是“改革开放”的风潮开始在东南沿海渐渐涌起，交通部下属的招商局很快将眼光锁定在了广东蛇口，打算在此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区，“不太听话”的武克钢于是被强行下派到了这个即将步入中国改革风口浪尖上的小渔村。
“置身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呆在北京会很闷，我反倒很喜欢蛇口这个地方。”武克钢是这样为自己的“走麦城”而解嘲的。他坦言说，人们后来颂扬招商局是改革先锋，那都是后来宣传形势需要而为之的，其实局里当时的目的就是挣点外汇。所以在小平同志画圈的时候，招商局位于蛇口的出口加工区围墙早就建起来了。
1982年，《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租界的来历》的文章，剑指有关部委在蛇口率先开办的产业，迫于舆论压力，交通部紧急作出了“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的决定，将下派到蛇口的300多名干部全都撤回。然而武克钢坚决不愿回去，即使面对开除公职、党籍之虞也执意留下，因为他已看准了自己能真正施展拳脚的天地就在蛇口这个“特区中的特区”。
由于深得时任招商局总裁兼蛇口工业区书记的袁庚的信任，30岁的武克钢很快就调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副厅级），与其他27名同事管理着蛇口这个已发展到数十万人的新兴工业城市。到了1984年，32岁的武克钢晋升为蛇口工业区副书记兼常务副区长（正厅级），他除手中握有3000万美元（当时约合3亿元人民币）以下项目的独立审批权外，还将蛇口财务管理公司改建成为招商银行。用他的话来说：“我在蛇口的权力，和国家经贸部一样！”
喜欢折腾的武克钢在蛇口大展拳脚了八年，中集、招行、平保、TCL、华为、三洋等如今的海内外著名企业都是在他手下办起来的。不过，他的很多治市观点却开始与袁庚相左起来，譬如他主张的蛇口立市一事就遭到了袁老的坚决反对，这令他渐渐萌生了去意。1987年，他作为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的官员，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做了一名访问学者，两年后蛇口工业区就裁撤了。
没有滚打就没有底气
热衷于孜孜以求地学习新知的武克钢，在中国经济体制首轮改革即将落潮之际，漂洋过海地再度踏上了拜师学艺的道路，目的是拿一个社会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回来，以顺应“专家治国”的国际潮流。
尽管武克钢曾经在中国特区中主管过经济工作，见过成捆、成堆的钞票并懂得金钱在资本社会中重要作用，但身为公务员的他仍属于收入不高、腰身不硬的那一类中国公民。当他携妻子抵达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看到那里的高速公路极尽奢华畅通，市政建筑极尽高大堂皇，且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超市中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囊中羞涩的他又多半买不起时，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对于财富而言，自己还远远不是成功人士，自己的祖国也还十分贫穷落后，他必须尽快学成回国，将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
武克钢的留学签证有效期截至1989年 6月18日，他本已买好机票准备按期回国，乖乖地再去做他那正厅级甚至更高级别的中国官员，但国内当时正在上演的那场政治风波却将他留在了美国。他只得到大使馆办理了延长留学期的手续，并在美国导师的帮助下转读了学位，开始了他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历程。
有着管理大型国有企业蛇口管理局的经验，擅长企业管理的武克钢在密歇根最大的中餐厅“长城餐厅”打工时，便对这个老一代华侨开办的老字号餐厅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革新，除了将餐厅装潢得明窗净几、富丽堂皇外，还对菜式也进行了中西合璧式的改革，譬如用黄油来炒菜以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餐厅拓展了较大市场。
在异国他乡的打工生涯中，武克钢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个小混混，以求“闹钱谋生存”。密歇根州政府特许其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开办赌场，却不允许中国人从事同样的营生。武克钢于是便约上几位中国留学生，到一名印第安人开设的赌场中去“做局”，令那名印第安老板叫苦不迭，不得不来央求他们高抬贵手。精明的武克钢很快就和那名印第安老板成了朋友，两人合伙经营赌场，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了赌城，为他赚了不少钱。
当然并不是武克钢每做一件事都能获得异常成功，例如海湾战争于1991年开战之际，他正在纽约期货市场赌石油看涨，结果三天后全球油价大跌，让他亏惨了。在打工、上学的同时，武克钢继续张扬着他善于折腾的个性，他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集会，与秘鲁游击队员激辩过政治信仰，甚至到美国国会发表过演讲……正是在同美国社会各界的零距离接触中，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弄懂了市场经济的真正涵义。所以当邓小平翌年发表南巡讲话后，深感国内经济环境春光重现的他很快便回国了。
1992年，回到香港的武克钢很快筹建了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他决定不再做一名“体制内”的官僚，而是凭着自己过硬的学识与过人的胆识，做一名能真正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者——敢为人先的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成功实现了多个“全国第一”，如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批研究生、第一批到蛇口的创业人员、第一批公派留学官员、第一批海归人士等，如今的他还要做第一批将自己炒出“体制”的高官，真正投身到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去。
由武克钢全面控股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其主要运作模式就是利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筹集资金投向大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该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个亿投资规模的香港恒通（国际）投资集团公司，旗下拥有15个独资或控股公司，分布在祖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仅在中国内地，武克钢就拥有十几家投资企业，涉及公交、船舶、电信、商场、地产、酿酒等诸多领域。
对于成功的秘诀，武克钢的见解是“训练好自己的性格，不要放弃任何机会，要善于抓住历史的机缘”；他的16字人生箴言为“人生难得、人生苦短、人生了得、人生难了”，意思是要把自己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融入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光热，同时要抵御各种诱惑，最终归于恬淡安闲。他坦言，他十分欣赏能折腾的人，因为没有摸爬滚打就不可能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就不可能拥有底气。为此，他要求自己的下属都要充满激情与活力，要不安于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打造红遍世界的民族品牌
1997年4月，已在内地完成多项投资的武克钢，在陪同其夫人回云南娘家探亲时，意外地发现在距离昆明不远的红河州弥勒县有着数千亩葡萄园和一座废弃已久的葡萄酒厂，这使他立即联想起了几年前红酒业抢滩沿海地区的情景。“红酒这个市场太大了！”凭借对市场的了解，触角敏锐的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多月后，他便携带巨额资金到云南南部的弥勒县投资办起了“云南红”酒业。
之所以选择在滇南小县弥勒投资兴办葡萄酒厂，武克钢坦言是相中了这里宜人的气候资源，且因为他的夫人是云南人，他觉得应当为云南做些事情。当然，他也知道弥勒县地处北纬24度的区域，并不在国际公认的北纬25度至45度优质葡萄产区范围内，但他欣喜地看到这里生长着大片200年前种植下的法国酿酒葡萄名种“玫瑰蜜”，喜欢冒险的他决定放手一搏。
1997年6月1日，武克钢麾下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兴资5000万元，与弥勒县东风农场合资组建了“云南高原葡萄酒业公司”；同年7月上旬，成套的葡萄酒生产线便从欧洲空运到弥勒；7月中旬，弥勒县东风农场葡萄园中的数千吨成熟葡萄已运进酒厂正式投产；1998年初，首批云南红干红葡萄酒出现在了云南市场上……深谙“兵贵神速”的武克钢自投下第一笔资金后，就没再将“云南红”酒业视为自己的私人酒庄，而是将其与建立中国民族品牌紧密联系起来，投资额不断追加到了1.9亿港元，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他在弥勒县的葡萄种植园已达到2万余亩，用法国名种“玫瑰蜜”生产的“云南红”具有法国葡萄酒的高贵血统，又在云南红土地上兼收并蓄了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征，该公司成为全国产能万吨以上却能基本销光的红酒企业代表。
“在开启木塞的瞬间，阿拉伯神话中那个禁锢千年的香魔便逃逸而出，在空气中弥漫渗透，诱惑着你的视觉、味觉和灵魂，让你身不由己地去闻、去品。”这就是武克钢眼中的“云南红”。尽管在通恒集团的内地投资企业中，云南红只排名第13位，但却是武克钢最看好的品牌，他有信心将其打造成红遍世界的民族品牌，因为“法国最大的酒庄都没有云南红的一个角落大”。
武克钢认为，葡萄酒与茶道、舞蹈、中国功夫一样都是有德有品的，是需要修炼的——只有把人品修好了，才有可能把酒品修好。这样的认知，再加上为官多年、游历全球等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对官僚体制的打击历来不屑一顾。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着“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的大幅标语；在2006年的一个企业家聚会上，他提出了“工商文明的崛起乃是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著名观点，矛头直指现行体制下的“官本位”作风。在云南，有关武克钢“智斗”上门摆谱官员的故事较多、流传较广，一名声称“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政府再小也是政府，关系不能颠倒”的当地官员曾被他指着鼻子痛骂过。在这样的投资环境里想铸造称雄全球的著名民族品牌，真难为了他这个精通经济学的民营企业家，但他深信，中国现有的许多丑恶现象要不了多少年，都会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
现任香港通恒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通恒巴士有限公司（武汉、天津、大连）董事长、湖北通恒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通恒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省政协常委、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副秘书长、美国中西部归国留学生协会副会长等众多职务的武克钢，在此前的55年生平中经历了众多社会角色的转换。在游历欧洲各国之际，他每当看到集约化生产的当地农村时，都会为我国西部经济的落后、西部农民的贫困愚昧而深感痛心，逐渐产生了“借一方宝地，做一个产品，创一个品牌，富一方百姓”的念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尚未吹响，他便以一位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眼光和责任感，视农民为不在编的企业职工，始终用全国平均最高价格收购葡萄以反哺农民，在云南缔造了跻身中国十大红酒之列的“云南红”奇迹，并形成集葡萄种植、栽培、酿造、销售、研究，开发鲜食葡萄及葡萄皮籽药用提炼一体化的产业集团，带动原本贫困落后的弥勒县迅速发展成为有“小香港”美誉的云南农业生态观光旅游胜地。
武克钢说：“中国只有完成西部开发，才能完成民族振兴，使中华民族傲立于发达国家之林。”他认为当东、西部企业家在西部沃土上携手同行时，必将成为民族经济繁荣振兴的伟大动力，因为西部开发要靠企业，而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作为一位率先登上“西部大开发”历史舞台的香港企业家，他曾以当仁不让的豪迈和舍我其谁的主动精神，把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坛以来规格最高、代表的企业家最广泛、代表企业家总资产最多的“弥勒峰会”引到了云南，期望这些中国企业界的精英们通过对云南、对西部的更多了解，在云南、在西部找到无限商机。
名列“十大滇商领袖”的武克钢认为，云南是西部投资环境最好的省份之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更使云南成为西部大开发中最耀眼的亮点，云南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对于所有中国企业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且“四季如春”的云南气候决定了云南人温和中带有执著的性格特征，他爱西部更爱云南这个神秘之境。为此，他十分热心云南各项社会事业，始终在斥重金参与扶贫、保护红嘴鸥及支持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云南围棋事业等。他坦言说：“企业家手中最强大的力量是资本——使资本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中国企业家应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武克钢的梦想不仅仅是赚钱，他更希望素有拼搏传统的中华民族能以足够的底气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也牢牢记住其华夏血脉，他在香港家中的女儿房间里悬挂了一面五星红旗。他说：“孩子出生在香港，所见的外国人较多，听到的也大都是英语。但要让她在红旗下成长，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长大后才会懂得爱祖国、爱人民，才会成为一名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有用之才！”
编辑：舒 迎
紧接着，“云南红”迅速北出巴蜀、东进黔桂，在西南市场上连战连捷，连续攻克了四川、贵州及东南沿海一带的红酒市场，继而又趁势渡过珠江，剑指福建，以迅猛之势连续摧城拔寨，从张裕、王朝、长城等红酒劲旅手中抢夺地盘，很快成为云南市场上的“第一品牌”和四川、重庆、福建等地市场上的“前三强品牌”。武克钢靠什么赢得胜利呢？他认为靠的是自己手持短剑。“剑短一分，险增三分——就因为我在兵器上处于劣势，才会时刻想到与别人对阵时我将身处险境，于是我只有勤练剑招，以剑招之长补兵器之短。这样一来，我的剑招不断进步，劣势就转化成优势了！”
拼出来的精彩人生
被誉为“中国老绅士”的武克钢常说：“我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了！”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外孙，他的家族也是个地道的“经济世家”。身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社会经济学的客座教授、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执行董事、著名学者型企业家的武克钢，同样是一位响当当的经济学家，由他谱写的“云南红神话”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商学界必读的经典案例，不论官方还是民间，西部各地只要提及成功商人尤其是在西部投资的成功港商，都必然会点到他的名字。这样的人生当然已足够精彩，不过最精彩还是他此前的拼博历程。
武克钢的父亲是山西省五台县人，与徐向前元帅是村邻，随徐帅参加红军后便一直在军中做会计工作，解放战争时留在武汉任中南地区金融经济军管会副主任;母亲是浙江人，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做地下党工作，后出任中国金融学院教务长，亲手创建了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和招商银行。这样的经济世家出身，令1952年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武克钢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也为他后来在商界打拼提供了纯正的学术血统。
笃信“教育改变人生”的武克钢本以为埋头念书就是自己青年时代的既定轨道了，岂料当他尚未中学毕业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他很快就被迫离开校园当了一名下乡知青，不久后又到炼钢厂做了高炉工人，随后又到长江区航运局做起了水手……庆幸的是到了1973年，组织上分配给了长江区航运局保送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他几经周折拿到了其中一个名额，才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门。
1977年我国才恢复高考，但此时的武克钢已经从北方交大电信系无线通信专业学成毕业了，分配到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他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十分严谨，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多项领先全国的科研成果，因而在1980年召开的中国首届“科学大会”上被授予了“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成为交通部惟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按理说，作为交通部最有前途的工程师，接下来等待武克钢的或许就是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甚至院士等桂冠，然而令研究院领导们忧心的是，这位潜力非凡的栋梁型人才虽然出身于党员家庭，却根正未必苗红，居然从不参加政治学习，是个典型的“刺头”，说不定“运动”再来时就栽定了。
不过“运动”后来就没再来过了，倒是“改革开放”的风潮开始在东南沿海渐渐涌起，交通部下属的招商局很快将眼光锁定在了广东蛇口，打算在此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区，“不太听话”的武克钢于是被强行下派到了这个即将步入中国改革风口浪尖上的小渔村。
“置身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呆在北京会很闷，我反倒很喜欢蛇口这个地方。”武克钢是这样为自己的“走麦城”而解嘲的。他坦言说，人们后来颂扬招商局是改革先锋，那都是后来宣传形势需要而为之的，其实局里当时的目的就是挣点外汇。所以在小平同志画圈的时候，招商局位于蛇口的出口加工区围墙早就建起来了。
1982年，《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租界的来历》的文章，剑指有关部委在蛇口率先开办的产业，迫于舆论压力，交通部紧急作出了“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的决定，将下派到蛇口的300多名干部全都撤回。然而武克钢坚决不愿回去，即使面对开除公职、党籍之虞也执意留下，因为他已看准了自己能真正施展拳脚的天地就在蛇口这个“特区中的特区”。
由于深得时任招商局总裁兼蛇口工业区书记的袁庚的信任，30岁的武克钢很快就调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副厅级），与其他27名同事管理着蛇口这个已发展到数十万人的新兴工业城市。到了1984年，32岁的武克钢晋升为蛇口工业区副书记兼常务副区长（正厅级），他除手中握有3000万美元（当时约合3亿元人民币）以下项目的独立审批权外，还将蛇口财务管理公司改建成为招商银行。用他的话来说：“我在蛇口的权力，和国家经贸部一样！”
喜欢折腾的武克钢在蛇口大展拳脚了八年，中集、招行、平保、TCL、华为、三洋等如今的海内外著名企业都是在他手下办起来的。不过，他的很多治市观点却开始与袁庚相左起来，譬如他主张的蛇口立市一事就遭到了袁老的坚决反对，这令他渐渐萌生了去意。1987年，他作为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的官员，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做了一名访问学者，两年后蛇口工业区就裁撤了。
没有滚打就没有底气
热衷于孜孜以求地学习新知的武克钢，在中国经济体制首轮改革即将落潮之际，漂洋过海地再度踏上了拜师学艺的道路，目的是拿一个社会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回来，以顺应“专家治国”的国际潮流。
尽管武克钢曾经在中国特区中主管过经济工作，见过成捆、成堆的钞票并懂得金钱在资本社会中重要作用，但身为公务员的他仍属于收入不高、腰身不硬的那一类中国公民。当他携妻子抵达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看到那里的高速公路极尽奢华畅通，市政建筑极尽高大堂皇，且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超市中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囊中羞涩的他又多半买不起时，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对于财富而言，自己还远远不是成功人士，自己的祖国也还十分贫穷落后，他必须尽快学成回国，将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
武克钢的留学签证有效期截至1989年 6月18日，他本已买好机票准备按期回国，乖乖地再去做他那正厅级甚至更高级别的中国官员，但国内当时正在上演的那场政治风波却将他留在了美国。他只得到大使馆办理了延长留学期的手续，并在美国导师的帮助下转读了学位，开始了他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历程。
有着管理大型国有企业蛇口管理局的经验，擅长企业管理的武克钢在密歇根最大的中餐厅“长城餐厅”打工时，便对这个老一代华侨开办的老字号餐厅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革新，除了将餐厅装潢得明窗净几、富丽堂皇外，还对菜式也进行了中西合璧式的改革，譬如用黄油来炒菜以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餐厅拓展了较大市场。
在异国他乡的打工生涯中，武克钢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个小混混，以求“闹钱谋生存”。密歇根州政府特许其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开办赌场，却不允许中国人从事同样的营生。武克钢于是便约上几位中国留学生，到一名印第安人开设的赌场中去“做局”，令那名印第安老板叫苦不迭，不得不来央求他们高抬贵手。精明的武克钢很快就和那名印第安老板成了朋友，两人合伙经营赌场，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了赌城，为他赚了不少钱。
当然并不是武克钢每做一件事都能获得异常成功，例如海湾战争于1991年开战之际，他正在纽约期货市场赌石油看涨，结果三天后全球油价大跌，让他亏惨了。在打工、上学的同时，武克钢继续张扬着他善于折腾的个性，他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集会，与秘鲁游击队员激辩过政治信仰，甚至到美国国会发表过演讲……正是在同美国社会各界的零距离接触中，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弄懂了市场经济的真正涵义。所以当邓小平翌年发表南巡讲话后，深感国内经济环境春光重现的他很快便回国了。
1992年，回到香港的武克钢很快筹建了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他决定不再做一名“体制内”的官僚，而是凭着自己过硬的学识与过人的胆识，做一名能真正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者——敢为人先的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成功实现了多个“全国第一”，如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批研究生、第一批到蛇口的创业人员、第一批公派留学官员、第一批海归人士等，如今的他还要做第一批将自己炒出“体制”的高官，真正投身到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去。
由武克钢全面控股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其主要运作模式就是利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筹集资金投向大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该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个亿投资规模的香港恒通（国际）投资集团公司，旗下拥有15个独资或控股公司，分布在祖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仅在中国内地，武克钢就拥有十几家投资企业，涉及公交、船舶、电信、商场、地产、酿酒等诸多领域。
对于成功的秘诀，武克钢的见解是“训练好自己的性格，不要放弃任何机会，要善于抓住历史的机缘”；他的16字人生箴言为“人生难得、人生苦短、人生了得、人生难了”，意思是要把自己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融入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光热，同时要抵御各种诱惑，最终归于恬淡安闲。他坦言，他十分欣赏能折腾的人，因为没有摸爬滚打就不可能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就不可能拥有底气。为此，他要求自己的下属都要充满激情与活力，要不安于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打造红遍世界的民族品牌
1997年4月，已在内地完成多项投资的武克钢，在陪同其夫人回云南娘家探亲时，意外地发现在距离昆明不远的红河州弥勒县有着数千亩葡萄园和一座废弃已久的葡萄酒厂，这使他立即联想起了几年前红酒业抢滩沿海地区的情景。“红酒这个市场太大了！”凭借对市场的了解，触角敏锐的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多月后，他便携带巨额资金到云南南部的弥勒县投资办起了“云南红”酒业。
之所以选择在滇南小县弥勒投资兴办葡萄酒厂，武克钢坦言是相中了这里宜人的气候资源，且因为他的夫人是云南人，他觉得应当为云南做些事情。当然，他也知道弥勒县地处北纬24度的区域，并不在国际公认的北纬25度至45度优质葡萄产区范围内，但他欣喜地看到这里生长着大片200年前种植下的法国酿酒葡萄名种“玫瑰蜜”，喜欢冒险的他决定放手一搏。
1997年6月1日，武克钢麾下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兴资5000万元，与弥勒县东风农场合资组建了“云南高原葡萄酒业公司”；同年7月上旬，成套的葡萄酒生产线便从欧洲空运到弥勒；7月中旬，弥勒县东风农场葡萄园中的数千吨成熟葡萄已运进酒厂正式投产；1998年初，首批云南红干红葡萄酒出现在了云南市场上……深谙“兵贵神速”的武克钢自投下第一笔资金后，就没再将“云南红”酒业视为自己的私人酒庄，而是将其与建立中国民族品牌紧密联系起来，投资额不断追加到了1.9亿港元，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他在弥勒县的葡萄种植园已达到2万余亩，用法国名种“玫瑰蜜”生产的“云南红”具有法国葡萄酒的高贵血统，又在云南红土地上兼收并蓄了多彩的民族文化特征，该公司成为全国产能万吨以上却能基本销光的红酒企业代表。
“在开启木塞的瞬间，阿拉伯神话中那个禁锢千年的香魔便逃逸而出，在空气中弥漫渗透，诱惑着你的视觉、味觉和灵魂，让你身不由己地去闻、去品。”这就是武克钢眼中的“云南红”。尽管在通恒集团的内地投资企业中，云南红只排名第13位，但却是武克钢最看好的品牌，他有信心将其打造成红遍世界的民族品牌，因为“法国最大的酒庄都没有云南红的一个角落大”。
武克钢认为，葡萄酒与茶道、舞蹈、中国功夫一样都是有德有品的，是需要修炼的——只有把人品修好了，才有可能把酒品修好。这样的认知，再加上为官多年、游历全球等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对官僚体制的打击历来不屑一顾。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着“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的大幅标语；在2006年的一个企业家聚会上，他提出了“工商文明的崛起乃是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著名观点，矛头直指现行体制下的“官本位”作风。在云南，有关武克钢“智斗”上门摆谱官员的故事较多、流传较广，一名声称“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政府再小也是政府，关系不能颠倒”的当地官员曾被他指着鼻子痛骂过。在这样的投资环境里想铸造称雄全球的著名民族品牌，真难为了他这个精通经济学的民营企业家，但他深信，中国现有的许多丑恶现象要不了多少年，都会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
现任香港通恒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通恒巴士有限公司（武汉、天津、大连）董事长、湖北通恒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通恒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省政协常委、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副秘书长、美国中西部归国留学生协会副会长等众多职务的武克钢，在此前的55年生平中经历了众多社会角色的转换。在游历欧洲各国之际，他每当看到集约化生产的当地农村时，都会为我国西部经济的落后、西部农民的贫困愚昧而深感痛心，逐渐产生了“借一方宝地，做一个产品，创一个品牌，富一方百姓”的念头。“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尚未吹响，他便以一位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眼光和责任感，视农民为不在编的企业职工，始终用全国平均最高价格收购葡萄以反哺农民，在云南缔造了跻身中国十大红酒之列的“云南红”奇迹，并形成集葡萄种植、栽培、酿造、销售、研究，开发鲜食葡萄及葡萄皮籽药用提炼一体化的产业集团，带动原本贫困落后的弥勒县迅速发展成为有“小香港”美誉的云南农业生态观光旅游胜地。
武克钢说：“中国只有完成西部开发，才能完成民族振兴，使中华民族傲立于发达国家之林。”他认为当东、西部企业家在西部沃土上携手同行时，必将成为民族经济繁荣振兴的伟大动力，因为西部开发要靠企业，而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作为一位率先登上“西部大开发”历史舞台的香港企业家，他曾以当仁不让的豪迈和舍我其谁的主动精神，把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坛以来规格最高、代表的企业家最广泛、代表企业家总资产最多的“弥勒峰会”引到了云南，期望这些中国企业界的精英们通过对云南、对西部的更多了解，在云南、在西部找到无限商机。
名列“十大滇商领袖”的武克钢认为，云南是西部投资环境最好的省份之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更使云南成为西部大开发中最耀眼的亮点，云南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对于所有中国企业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且“四季如春”的云南气候决定了云南人温和中带有执著的性格特征，他爱西部更爱云南这个神秘之境。为此，他十分热心云南各项社会事业，始终在斥重金参与扶贫、保护红嘴鸥及支持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云南围棋事业等。他坦言说：“企业家手中最强大的力量是资本——使资本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中国企业家应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武克钢的梦想不仅仅是赚钱，他更希望素有拼搏传统的中华民族能以足够的底气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也牢牢记住其华夏血脉，他在香港家中的女儿房间里悬挂了一面五星红旗。他说：“孩子出生在香港，所见的外国人较多，听到的也大都是英语。但要让她在红旗下成长，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长大后才会懂得爱祖国、爱人民，才会成为一名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有用之才！”
编辑：舒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