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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政府如何有效地弥补旅游价格的市场失灵，至今仍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政府失灵日益显现。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旅游价格政府规制过程中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以及规制结果不确定，规制成本过高，部门和地区利益争夺等具体失灵表现。
[关键词] 旅游价格 规制 政府失灵
规制是现代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但从目前来看，政府如何有效地弥补旅游价格的市场失灵，纠正市场缺陷，至今仍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地方法，由政府本身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不恰当所造成的政府失灵现象则日趋显现。
一、旅游价格规制存在“越位”、“错位”、“缺位”情况
作为转轨经济中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西方学者的总体看法是:“事实上，我们同时拥有太多的政府和太少的政府”。我国政府对旅游价格规制失灵的具体情况，不仅包括角色“缺位”的问题，还有着角色“越位”、“错位”的问题。
所谓“越位”，是指由于政府对规制的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及缺少程序性限制，导致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地深入到旅游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使得规制过程中出现了“寻租”和“出租”行为，一些旅游企业往往采取非正常程序和手段随意要求调整价格。所谓“错位”，是指对旅游经济规制权分割的不完善，使得政府作为规制主体，和政府作为行业经营主体的角色重叠，导致价格规制部门不能独立超然地行使规制职能，丧失了作为规制者的中立地位。“缺位”是指在市场失灵的旅游经济领域，政府的“有形之手”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旅游价格规制部门忙于景点门票等政府定价与指导价的听证和审批，疏于对放开后的旅游价格的监测和管理，不能将旅游经营者的行为有效控制在现行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之内，致使我国旅游市场价格一直比较混乱，大量违反旅游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旅游价格政府规制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干预旅游价格主要是通过各项法令、政策和制度进行的。当这种法令、政策和制度对一个具体的旅游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时，这个旅游企业便会从企业利益出发，寻找规制上的漏洞。以广交会期间广州旅游价格管理部门对酒店房价实行最高限价为例，规制部门保持酒店房价的相对平稳是为了促使参展商和观展客户人数稳定增长，促进广交会的稳定增长。但实际上“限价令”会引起一些不利的后果，比如价格水平低不利于刺激生产导致短缺更加严重，一旦价格放开反而上涨得更加厉害；同一星级酒店由于地段不同、装修标準不同、新旧程度不同，在存在众多客观差异的情况下，用统一的价格标准这个一刀切政策，显然是对许多酒店的不公平。一些企业作为“限价令”的受害者，往往会做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应，如“限价令”主要针对标准房，一些酒店就增加部分服务项目，把标准房提升为豪华房，或者将房价与餐饮的价格打包，以各种名目将房价抬高已规避“限价令”，如此博弈的结果必然是“限价令”名存实亡。
三、政府对旅游价格的规制形成部门和地区的利益争夺
由于旅游经济涉及多个相关产业，各个部门的级别和归口不一，造成了旅游规制执行中的职能分裂，一些部门不是从国家旅游经济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的角度考虑，这就必然导致旅游价格某一方面政策和制度上的相互冲突，从而导致规制失灵。以景区门票价格为例，随着《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这一国家标准在全国的实施，在目前景区门票价格制定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特定的质和量的标准的前提下,参照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制定景区景点的门票价格，成为各地许多旅游价格规制部门的基本做法。而事实上有很多景区虽未进入国家旅游局的评级体系，却有着其他系统的评级身份,如国家文物局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林业部门评定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评定的国家地质公园等,这些不同的评级标准的相互不协调导致规制失灵。和部门利益一同出现的还有地区利益，如果把广交会期间酒店房价交由市场进行均衡与调节，供不应求导致的房价上涨太高，市场的回应自然是客商分流到广州的周边城市，但广州市为了保证地方竞争力,为了本地不至于成为周边城市的旅游经济“飞地”,控制房价就显得理所当然。
四、政府对旅游价格规制的成本过高
政府对旅游价格进行规制会产生大量的成本。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过高的规制成本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导致规制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信息获取成本高。由于价格主管部门对旅游价格的核定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测算体系，成本构成以及利润水平，使得旅游企业在报送的定价、调价资料中，出于同行竞争、规避税费等需要，往往隐瞒其经营状况的真象，提供的信息失真，规制机构的决策难以建立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
2.制度成本高。由于《旅游法》迟迟不能出台，各种有关旅游价格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层出不穷，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这不仅提高了建立制度的成本，也使得制度不能为执法部门尤其是司法机构所采纳，产生一种新型的“有法不依”现象，提高了制度执行的成本。
3.执法成本高。近年来虽然旅游价格管理政策纷纷出台，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办法，往往多次采用“适当”、“应当”、“相应”、“其他”等词语，可操作性不强，具体执行起来难以进行。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旅游价格规制的政府失灵日益显现。未来旅游价格规制,必须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条件下,寻求“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下旅游价格规制优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张 辉:旅游经济论.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曹国新:解析中国旅游商品的政府失灵.旅游科学,2006,04
[关键词] 旅游价格 规制 政府失灵
规制是现代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但从目前来看，政府如何有效地弥补旅游价格的市场失灵，纠正市场缺陷，至今仍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地方法，由政府本身的缺陷和政府行为的不恰当所造成的政府失灵现象则日趋显现。
一、旅游价格规制存在“越位”、“错位”、“缺位”情况
作为转轨经济中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西方学者的总体看法是:“事实上，我们同时拥有太多的政府和太少的政府”。我国政府对旅游价格规制失灵的具体情况，不仅包括角色“缺位”的问题，还有着角色“越位”、“错位”的问题。
所谓“越位”，是指由于政府对规制的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及缺少程序性限制，导致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地深入到旅游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使得规制过程中出现了“寻租”和“出租”行为，一些旅游企业往往采取非正常程序和手段随意要求调整价格。所谓“错位”，是指对旅游经济规制权分割的不完善，使得政府作为规制主体，和政府作为行业经营主体的角色重叠，导致价格规制部门不能独立超然地行使规制职能，丧失了作为规制者的中立地位。“缺位”是指在市场失灵的旅游经济领域，政府的“有形之手”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旅游价格规制部门忙于景点门票等政府定价与指导价的听证和审批，疏于对放开后的旅游价格的监测和管理，不能将旅游经营者的行为有效控制在现行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之内，致使我国旅游市场价格一直比较混乱，大量违反旅游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旅游价格政府规制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干预旅游价格主要是通过各项法令、政策和制度进行的。当这种法令、政策和制度对一个具体的旅游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时，这个旅游企业便会从企业利益出发，寻找规制上的漏洞。以广交会期间广州旅游价格管理部门对酒店房价实行最高限价为例，规制部门保持酒店房价的相对平稳是为了促使参展商和观展客户人数稳定增长，促进广交会的稳定增长。但实际上“限价令”会引起一些不利的后果，比如价格水平低不利于刺激生产导致短缺更加严重，一旦价格放开反而上涨得更加厉害；同一星级酒店由于地段不同、装修标準不同、新旧程度不同，在存在众多客观差异的情况下，用统一的价格标准这个一刀切政策，显然是对许多酒店的不公平。一些企业作为“限价令”的受害者，往往会做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应，如“限价令”主要针对标准房，一些酒店就增加部分服务项目，把标准房提升为豪华房，或者将房价与餐饮的价格打包，以各种名目将房价抬高已规避“限价令”，如此博弈的结果必然是“限价令”名存实亡。
三、政府对旅游价格的规制形成部门和地区的利益争夺
由于旅游经济涉及多个相关产业，各个部门的级别和归口不一，造成了旅游规制执行中的职能分裂，一些部门不是从国家旅游经济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的角度考虑，这就必然导致旅游价格某一方面政策和制度上的相互冲突，从而导致规制失灵。以景区门票价格为例，随着《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这一国家标准在全国的实施，在目前景区门票价格制定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特定的质和量的标准的前提下,参照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制定景区景点的门票价格，成为各地许多旅游价格规制部门的基本做法。而事实上有很多景区虽未进入国家旅游局的评级体系，却有着其他系统的评级身份,如国家文物局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林业部门评定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评定的国家地质公园等,这些不同的评级标准的相互不协调导致规制失灵。和部门利益一同出现的还有地区利益，如果把广交会期间酒店房价交由市场进行均衡与调节，供不应求导致的房价上涨太高，市场的回应自然是客商分流到广州的周边城市，但广州市为了保证地方竞争力,为了本地不至于成为周边城市的旅游经济“飞地”,控制房价就显得理所当然。
四、政府对旅游价格规制的成本过高
政府对旅游价格进行规制会产生大量的成本。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过高的规制成本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导致规制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信息获取成本高。由于价格主管部门对旅游价格的核定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测算体系，成本构成以及利润水平，使得旅游企业在报送的定价、调价资料中，出于同行竞争、规避税费等需要，往往隐瞒其经营状况的真象，提供的信息失真，规制机构的决策难以建立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
2.制度成本高。由于《旅游法》迟迟不能出台，各种有关旅游价格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层出不穷，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这不仅提高了建立制度的成本，也使得制度不能为执法部门尤其是司法机构所采纳，产生一种新型的“有法不依”现象，提高了制度执行的成本。
3.执法成本高。近年来虽然旅游价格管理政策纷纷出台，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办法，往往多次采用“适当”、“应当”、“相应”、“其他”等词语，可操作性不强，具体执行起来难以进行。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旅游价格规制的政府失灵日益显现。未来旅游价格规制,必须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条件下,寻求“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下旅游价格规制优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张 辉:旅游经济论.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曹国新:解析中国旅游商品的政府失灵.旅游科学,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