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所具有的直观的再现力量，自其问世之初就被具社会意识的摄影家所注意。他们开发、运用其于呼吁改革社会的诉求中。约翰·汤姆逊拍摄伦敦街头贫民、雅可布·里斯拍摄来美移民的蜗居、路易斯·海因拍摄雇佣童工等实践，成为运用摄影来暴露、对抗邪恶的滥觞。
　　贫困的定义因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有变化。显然，我们关注贫困，如果能够以锐利的思考与有力的影像去丰富有关贫困的概念与思考，而不是固化、窄化贫困的定义，那就不仅于摄影、而且也于社会进步有帮助了。比如，今天的中国，解海龙、于全兴们处理的贫困，无论表象是什么，落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的贫困。再比如，南非摄影家居伊·梯尔林的《卢蒙巴大街》呈现的非洲贫困是基于这么一种悖论现实：非洲人民追求独立并赢得独立，但独立后西方殖民者就此撒手，结果独立没有改变贫困状况。但是，达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一定摆脱了贫困？精神的贫困是不是贫困？现在纽约MoMA个展的鲍里斯·米哈伊洛夫的摄影《病历》，展现的是苏联解体前后人民心灵荒芜与物质贫困状态的双重贫困。
　　关注贫困既是提起对于贫困的关注，也要考虑如何提示制造贫困的原因所在。当然，结构性的制度原因往往无法被视觉化，但文字的可能性、文字与影像结合的可能性等等，都有可能为图绘贫困（picturing poverty）的实践带来一定的可能性。
　　关注贫困，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这个与人类发展相抵触的状态。因此，在摄影了贫困之后、摄影了贫困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这也许是更峻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