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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386-581）是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政权的总称，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山西在北朝文明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晋时拓跋鲜卑崛起，此后拓跋珪建立北魏，又迁都平城（今大同），逐鹿中原。自此，平城作为北魏都城97年，京畿地区人口盛时达百万，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都会。北魏末年，高欢选晋阳（今太原）作为根本基地，苦心经营，聚天下兵甲，建大丞相府，遥控朝政。其后，晋阳作为东魏、北齐的“霸府”与“别都”而步入黄金时代。
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荣，社会政治经历了重大变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是此时期文化艺术的显著特征。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的北朝政治至北齐发展到鼎盛，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山西作为北朝重要的政治、文化重地，其丰富的考古出土资料系统地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明演进。
6月10日至8月20日，“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由深圳博物馆联合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共同举办，共展出北朝鎏金银器、陶瓷器、石棺床、响铜器、陶俑等文物共计200余件（组）。
一、平城风华
北魏定都平城共97年，期间统一北方，南北朝隔江对峙，是其统治最辉煌时期，史称“平城时代”，经历6帝7世，形成郭城周回32里、人口上百万、商旅云集、使者络绎的大都市。北魏定都平城后，鲜卑墓葬亦渐趋同汉制。大同北魏墓葬众多，既有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冢，也有随葬简单的平民墓穴，可谓当时社会的缩影。枕山际水的永固陵园，著名的司马金龙墓和宋绍祖墓以及马铺山南的王公贵族墓，记录着北魏时代民族大融合与社会繁荣的盛况。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司马金龙墓，司马金龙家族原为东晋贵族，其父司马楚之因宫廷争斗而北渡降魏，封琅琊王，其母为北魏河内公主。父死袭爵。该墓出土的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反映了北魏王朝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任用大批汉人士族地主为官的政策取向。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图一），棺床的前立面石板呈倒“山”字形，上部饰波状缠枝四叶忍冬纹，波心内雕13名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和珍禽瑞兽。伎乐童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击细腰鼓、持横笛、打行鼓、回头吹瘤篥、双手握埙、怀抱琵琶、手持帛的舞蹈童子，以及弹曲颈琵琶、双手执排箫、吹箫、展双手打鸡娄鼓、持钹和喊话指挥的童子。3只床足以连珠纹为边框，框内高浮雕4个力士。
漆屏风（图二），漆画是墓室屏风的一部分，内容取材于《列女传》，绘画风格和技法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极为相近。毛笔所书的题记和榜题文字，上承汉隶传统，下开真书先河，是少见的北魏墨迹。
石雕柱础（图三），司马金龙墓共出土出有4件，顶部莲花形，鼓部高浮雕蟠龙和山形，方座四角各有一圆雕伎乐童子作击鼓、吹瘩篥、弹琵琶和舞蹈状。此柱础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的营养，糅合调和，推陈出新。
北魏平城时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面镇墓兽，并与兽面镇墓兽一起置于墓室入口两侧，为被葬者把守墓门、威吓入侵者，该组合基本形式延续至隋唐并普及全国，塑工细致，造型比例匀称，整体结构协调，立体感较强，组合注重等级。
釉陶人面镇墓兽（图四），人面兽身，蹲坐于长方形底座上。俯首低头，人面丰腴，粗眉弯曲，双目圆睁、鼻梁直挺，面部涂有粉彩，嘴唇红艳，双耳后抿，头上有髻状断角，从头至尾有等距离5个安插鬃毛长孔。前足为马蹄，后为犬腿。身上遍涂白色鱼鳞片纹。
司马金龙墓俑群（图五）是北魏军阵的缩影，队伍分为导骑、骑马仪仗俑、步行仪卫俑、步行戎装俑、侍从俑和甲骑具装俑等。士兵头戴兜鍪或鸡冠风帽，左手勒缰，右手平举兵器，整装待发。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中的武士俑、骑马武士俑共计210件，占陶俑总数的56%，陶马也占了相当比例，陶俑基本都穿着便于骑战的胡服，是汉文化和游牧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北魏宋绍祖墓2000年发掘于大同，墓中出土精美的仿木结构建筑石椁和大批随葬陶俑。陶俑以牛车为中心，骑兵、步兵、伎乐和侍仆等组成盛大的出行队伍，既继承中原传统，更显示鲜卑特色。
彩绘陶马（图六），曲颈伫立，马头顶部鬃毛细腻整齐，颈配条带，下系銮铃。马身正中置马鞍，鞍仿皮革制，鞍下马腹两侧配障泥以遮蔽尘土。马全身绘有紅色网状纹。
宋绍祖墓铭砖（图七），灰色，正反面均没有任何纹饰，一面阴刻三行25字，并在字上涂有红色，内容为“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太和元年（477），是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共同执政、社会逐渐走向安定的时期。
陶杂技伎乐俑一组（图八），2013年大同御昌佳园北魏墓M113出土，该组陶俑包括舞蹈女俑2件，伎乐女俑5件，胡人伎乐杂技俑7件。舞蹈女俑头戴风帽，身着长袖褶裙，舞姿曼妙。5件跽坐女俑手中所持乐器分别为鼓、琵琶、笛子等。7件站立胡人伎乐俑，中间一人应为顶幢杂技胡俑，其余胡俑手中所持乐器推测应为鼓、琵琶、排箫、笛子等。北魏雁北地区奏乐、舞蹈以及杂技等百戏项目，深受人们喜爱，北魏乐器种类繁多，舞蹈项目有中原舞蹈和胡舞，唐代文献常见的“胡旋舞”即从魏晋北朝时期传入中原地区。
二、霸府晋阳
北魏后期，晋阳逐渐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尔朱荣、高欢都曾依靠掌握并州精骑和晋阳而控制朝廷、争夺天下。高欢挟持北魏皇室迁都河北邺城建立东魏，又“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高欢坐镇晋阳，遥控邺城。“军国政务，皆归相府。”高欢之后，其子高澄、高洋相继称帝，继承父业，白公元550年高洋建立北齐，虽建都邺城，但政治中心仍在晋阳，政令由晋阳出，开创了北齐王城“邺晋阳”两都制。
晋阳城在高欢祖孙数代人的经营下，大兴土木，建设宫殿和城池，很快成为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除此之外，北齐时还修筑了大量佛寺，开凿石窟，著名的蒙山大佛、童子寺大佛、天龙山部分石窟都是此期的作品。北齐时期，太原号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豪华雄伟可知。北齐的达官贵人身后葬于太原的很多，迄今发现的有二十多处。这其中王侯级的墓葬有武安王徐显秀墓、东安王娄睿墓、武功王韩祖念墓、安定王贺拔昌墓、顺阳王厍狄迥洛墓、都督将军狄湛墓、大将军贺娄悦墓、大将军斛律彻墓，等等。这一系列情况都清楚的说明，晋阳城在北朝的显赫地位，是东魏霸府、北齐别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均超过都城邺城。 北朝时期是北方陶瓷业发展并逐渐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造型鲜明、富有时代特征的扁壶，多为圆口或椭圆口，器体扁平，器腹上模印各种图案，以胡人乐舞图案最为流行，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域胡人大量进入并于内地聚居的事实，为探讨东西方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于太原市玉门沟的青釉胡人戏狮扁壶（图九），椭圆形口，短束颈，梨形腹，腹部扁平，高圈足。正背面模印相同纹饰，呈浅浮雕状。腹壁正中站立一胡人，左手持物似骨朵，身前两侧蹲坐两只狮子，狮子扭首向前。壶壁两侧模印象首，长鼻垂于底部。连珠纹边框。口部、足壁部分模印连珠纹莲瓣。
北朝是铅釉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铅釉陶的烧造在北魏后期复兴，到东魏北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往后铅釉陶在中国陶瓷史上屹立不倒的地位，与高温釉分庭抗礼。北朝铅釉陶产品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份，器形主要包括各式壶、罐、瓶、盒、灯和莲花尊等。北齐时期，大量生产瓷土作胎的低温铅釉陶器，该类器物常被误认为北方青瓷。
青釉龙柄鸡首壶（图十），太原市北齐娄睿墓（570）出土，器身肩的前部有一个实心的鸡首，后部为并列两根细高螭颈柄，螭口衔壶口沿，螭颈顶部有鬣。肩两侧各有一对花瓣状三角形圆孔系。壶高颈，上面饰有四道弦纹。螭柄，鸡首问有莲瓣形二纽，4个系纽下垂忍冬，螭柄，鸡首下帖铺首。腹部起棱，并用划纹将瓜腹上部分为段，颇显立体感。棱下贴4只风鸟。下腹部内收，平底。通体黄绿釉，釉色较厚。
黄绿釉灯（图十一），太原市北齐娄睿墓（570年）出土，分为底座、长柄和灯盏三部分。底座装饰莲花纹和联珠纹；柄部下部饰忍冬纹、上部饰仰莲纹；灯盏外壁装饰仰莲纹、忍冬纹、联珠纹，以及宝珠和月牙组成的图案等。联珠纹来源于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宝珠和月牙圖案则是波斯拜火教（祆教）的重要标志；忍冬纹和莲花纹则含有佛教的意义。
黄釉莲花尊（图十二），寿阳县北齐厍狄迪洛墓（562年）出土，盖作僧帽形，锯齿状直边，宝珠形圆钮。盖外沿贴塑4个圆形图案，腹部一凸弦纹将纹饰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纹饰两层，一层为莲瓣与圆形图饰相问排列，一层宝相花与圆形图饰相问排列。下部饰莲瓣纹两周，瓣尖向外微卷。颈和近底部饰半圆花边纹饰。黄白胎体，胎质较细。器表为黄绿色釉，施釉均匀，釉面光亮，有细小的开片。
鎏金铜器一组（图十三），寿阳县北齐厍狄廻洛墓（562年）出土，这组以长颈瓶、莲花烛台等为中心的铜容器组合，应为礼佛用具，不仅被用于日常礼拜，亦因时人笃信佛教庇佑亡者，还得以进入随葬品行列。
三、北朝佛韵
山西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极高的历史地位，既有北魏早期的云冈石窟，又有东魏、北齐时期的天龙山石窟，两处都是享誉世界的佛教雕塑石窟群。此外，山西各地还出土了大量北朝佛教造像，这些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区与地域风格，代表了山西地区北朝造像艺术的突出成就。
北魏早期定都大同，云冈石窟造像融合了印度佛像、中国雕塑风格与鲜卑贵族的审美，以威严雄健的风格著称；而北魏中后期迁都洛阳，山西地区又深受龙门石窟造像运动的影响，呈现出典型汉化后的褒衣博带与秀骨清像之风，题材上以未来佛弥勒、观世音菩萨与释迦牟尼佛等为主。东魏时期，褒衣博带仍是各类造像的主流风格，直至北齐时期西胡化风气占据主流，吸收印度笈多艺术又融入鲜卑审美风格的造像逐渐成为佛像主流。
赵照佥造释迦佛坐像（图十四），北魏，佛像身着汉化风格的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金刚须弥座上，双肩下肖，袈裟悬裳，双手施无畏（右手残）、与愿印（左手），属典型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清瘦的风格。座上阴刻“……月己未朔九日丁卯前州南阳郡宛县口平遥令赵照佥然口心减割家珍造释迦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后为七世父母……”
菩萨头像（图十五），北齐，菩萨头戴华丽花冠，脸形呈现出北齐典型的圆润饱满风格，眼眉低垂，法相庄严，代表了北朝晚期形神兼备的造型艺术水平。
观音菩萨像（图十六），北齐，造像为砂石质贴金彩绘，主尊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身佩璎珞、钏饰等，施无畏与愿印，胁侍为二弟子与二菩萨，菩萨上身裸露，下身着贴体长裙，背光采用北齐时期流行的透雕双树造型，高浮雕飞天伎乐与双龙奉塔；基座高浮雕双狮、化生童子托香炉与两金刚力士。这类造像风格深受以邺城为中心的白石造像的影响。
四、丝路胡风
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西交通、各民族往来都极为繁盛的时期。占据北中国的各政权“疆理西域”，极力保证丝路畅通，西域诸国也积极与中国交往。天山南北，葱岭内外，各国商旅相望于道。以中亚粟特人为核心的胡人商队，日夜往来于西起地中海东岸的东罗马、波斯，东至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用西方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玻璃器等时尚珍品交换东方的丝绸。繁荣的经贸活动，同时带动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佛教、祆教等各种宗教信仰，粟特、波斯的音乐、美术、工艺都随之而来，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影响了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风貌。
萨珊波斯帝王狩猎纹银盘（图十七），大同市封和突墓出土，自北魏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繁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境内出土了许多具有外来艺术特征的金银器，来自古罗马、萨珊波斯、巴克特利亚、粟特等地的金银器皿，成为当时王室公卿、世家大族争相收藏的异域珍宝。输入中国的这些银器都是十分精美的，即使将国外出土文物和博物馆藏品包括在内，许多仍是举世无双的新发现。封和突墓中出土的萨珊波斯帝王狩猎纹银盘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也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这种银盘是萨珊艺术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器物，通常为国王骑射捕猎或搏杀野兽，用以象征国王的勇武和权力，通常由皇家控制生产。制作方法是其特有的锤揲法，即在金属器物的背面捶打，使其在正面浮现所需要的花纹，其中需要特别凸出的人像或动物则另外锤制，然后镶嵌在器物表面预先做好的凹槽上，再打磨镂刻，鎏金掩盖其结合处。 人物动物纹鎏金银高足铜杯（图十八），1970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清理两处北魏遗址，发现了一组颇具西方艺术特色的器物。包括3件高雕高足鎏金铜杯，八曲银长杯、鎏金银碗各一件，共5件。这组器物的埋葬时代大约在5世纪前后，根据其高足杯的造型特征、“阿堪突斯”植物纹饰、高浮雕式的人像装饰，以及八曲银洗底部的大夏铭文，其产地被认为在当时噘哒统治的大夏地区。大夏又称为巴克特里亚，位于中亚阿富汗一带。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将希腊文化艺术带到这里，后来又先后被大月氏的贵霜帝国、塞种人的噘哒帝国统治。
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也是当时丝绸之路在东方最重要的目的地。这件杯子外壁高浮雕人物和动物纹饰、杯口装饰相对而卧的8只鹿，杯身饰手持器物的女性形象，人物之间部分浅刻“阿堪突斯”叶纹，叶上承托一高浮雕男性头像，具有明显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大同发现的外来金银器，展现了当时北魏平城在丝路贸易上的地位，同时也对中国的金银器技艺产生了影响。
骑马吹口哨俑（图十九），太原贺拔昌墓出土，突厥是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兴起于北朝后期，即6世纪中叶，很快就建立了横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中亚里海的庞大汗国。突厥曾经控制过中亚的粟特邦国，而粟特人的商队也常常要穿越突厥部落的游牧区域，双方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受粟特人影响，突厥人信仰祆教，使用粟特文，任用粟特人为官。突厥人的形象是“披发左衽”，发型为结成多个小辫的披发，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突厥骑士俑，以及虞弘墓石椁上的披发胡人正反映了北朝时期突厥人的形象。
胡人骑驼俑高大的货囊一侧装饰的神兽形神像，类似的图案在唐代的三彩骆驼俑上也多有出现。这其实是粟特人信仰的祆神神像。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记有：“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蕺为形，盛于皮袋……四时祀之”，指的就是在货囊上刻绘祆神，便于祭祀。
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石椁，一组13件，整体为汉白玉雕琢而成，本次展出其中带有浮雕装饰的4件椁座和9件背屏式椁板。9幅椁板上的浮雕图案从右向左展开，依次描绘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俗等场景，展现了北朝时期人华粟特人的历史面貌，是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之一。
五、胡汉之间
北朝时期，以拓跋部为首的鲜卑集团结束了此前“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分裂战乱，将中国北方重新统一，并通过强力的政治手段，推动了中西交通与胡汉之间等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重新塑造了北朝乃至隋唐华夏文化的面貌。
位于北魏新旧之都平城与洛阳之间的山西腹地，成为吸引与容纳中西文明与各大民族、多元文化的大熔爐。作为统治核心的鲜卑贵胄，向慕汉风，逐渐融入并成为随后数百年里汉人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北地的鲜卑风俗也不断地浸染着中原文化。正如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评价北朝历史所说：“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近年山西各地出土的相关文物也体现出中西文明交流与多民族融合的强烈时代特征。
2014-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侯马冶炼厂新月小区建设，对其范围内祭祀坑和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发现了4座北魏墓葬，其中3座方形单室砖墓有典型的北魏洛阳时期风格，墓葬中没有发现陶俑，随葬容器延续着平城时代陶器的风格，而出土的礁斗及青瓷器（图二十）则具有南朝气象，同时编号M1006的长斜坡墓道梯形土洞墓、M1006及M1007墓内殉牲习俗又保留有典型的鲜卑风格，墓葬的砌筑方式及直边方形形制又具有自身特色，其远承魏晋，又华夷杂糅，既有民族传统，又兼收并蓄，其丰富的内涵及多样性反映出拓跋鲜卑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晋传统，以及南朝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杂相糅乱”的文化面貌。
缫斗（图二十一），器身为圆口深腹，形如小盆，边缘设有斜向上翘的流，一侧设有长柄，柄首扬起，常铸造成龙首状以作装饰；底部三足，也常被塑造成兽足的形状。主要流行于汉唐时期。其功能、名称多有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也有人认为是敲击警众的刁斗，还有人说是煮茶的用具。北朝考古发现的鲽斗多与成套的盘、碗、壶组合在一起，应该与饮食有关。
太原开化北齐赵信墓（编号M20）由长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土洞墓室组成。墓内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人夫妇合葬其中。随葬器物105件，多为各类陶俑（图二十二），如侍女俑、出行仪仗俑、镇墓武士俑、陶牛车、骆驼俑、陶猪、陶灶等。棺前为赵信墓志。墓志为灰色细砂岩，志盖阴刻篆书“齐故楚州刺史赵公铭”。志石阴刻隶书，二十三行共508字。
据墓志记载，墓主人赵信，生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祖籍今甘肃兰州一带，其先祖为氐族略阳赵氏，后归附北魏，袭封莫何弗、第一领民酋长。赵信本人因袭爵获军号，北魏末年历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开国子。东魏天平年问，追随献武帝高欢，被授予平西大将军等爵位，领骑五千，先后获封离石镇城、徐州镇城等职。北齐天宝年间，转任楚州刺史。河清三年（563）与夫人合葬于太原蒙山一带，唐坂石灰谷东北二里，追赠骠骑大将军。
从裴经墓和赵信墓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的发祥地中原，在北朝时代，因为大批胡人的到来，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胡人文化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程度不等地改变了原来的汉文化，并在新的汉文化中留下了自己原有文化的印记。赵信作为一个出身西北的氐人，受汉文化影响，起了一个汉语名字，使用了中原墓志，甚至还攀附了汉代名臣做祖先；而裴经墓中受鲜卑葬俗影响出现了殉牲习俗，反映了当时胡汉之间相互交融的历史。这些都说明中原在文化上是兼收并蓄的，绝非一个排他的和僵化的文化。纵观山西北朝考古的众多发现，可以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不变的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阮富春）
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荣，社会政治经历了重大变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是此时期文化艺术的显著特征。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的北朝政治至北齐发展到鼎盛，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山西作为北朝重要的政治、文化重地，其丰富的考古出土资料系统地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明演进。
6月10日至8月20日，“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由深圳博物馆联合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共同举办，共展出北朝鎏金银器、陶瓷器、石棺床、响铜器、陶俑等文物共计200余件（组）。
一、平城风华
北魏定都平城共97年，期间统一北方，南北朝隔江对峙，是其统治最辉煌时期，史称“平城时代”，经历6帝7世，形成郭城周回32里、人口上百万、商旅云集、使者络绎的大都市。北魏定都平城后，鲜卑墓葬亦渐趋同汉制。大同北魏墓葬众多，既有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冢，也有随葬简单的平民墓穴，可谓当时社会的缩影。枕山际水的永固陵园，著名的司马金龙墓和宋绍祖墓以及马铺山南的王公贵族墓，记录着北魏时代民族大融合与社会繁荣的盛况。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司马金龙墓，司马金龙家族原为东晋贵族，其父司马楚之因宫廷争斗而北渡降魏，封琅琊王，其母为北魏河内公主。父死袭爵。该墓出土的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反映了北魏王朝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任用大批汉人士族地主为官的政策取向。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图一），棺床的前立面石板呈倒“山”字形，上部饰波状缠枝四叶忍冬纹，波心内雕13名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和珍禽瑞兽。伎乐童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击细腰鼓、持横笛、打行鼓、回头吹瘤篥、双手握埙、怀抱琵琶、手持帛的舞蹈童子，以及弹曲颈琵琶、双手执排箫、吹箫、展双手打鸡娄鼓、持钹和喊话指挥的童子。3只床足以连珠纹为边框，框内高浮雕4个力士。
漆屏风（图二），漆画是墓室屏风的一部分，内容取材于《列女传》，绘画风格和技法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极为相近。毛笔所书的题记和榜题文字，上承汉隶传统，下开真书先河，是少见的北魏墨迹。
石雕柱础（图三），司马金龙墓共出土出有4件，顶部莲花形，鼓部高浮雕蟠龙和山形，方座四角各有一圆雕伎乐童子作击鼓、吹瘩篥、弹琵琶和舞蹈状。此柱础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的营养，糅合调和，推陈出新。
北魏平城时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面镇墓兽，并与兽面镇墓兽一起置于墓室入口两侧，为被葬者把守墓门、威吓入侵者，该组合基本形式延续至隋唐并普及全国，塑工细致，造型比例匀称，整体结构协调，立体感较强，组合注重等级。
釉陶人面镇墓兽（图四），人面兽身，蹲坐于长方形底座上。俯首低头，人面丰腴，粗眉弯曲，双目圆睁、鼻梁直挺，面部涂有粉彩，嘴唇红艳，双耳后抿，头上有髻状断角，从头至尾有等距离5个安插鬃毛长孔。前足为马蹄，后为犬腿。身上遍涂白色鱼鳞片纹。
司马金龙墓俑群（图五）是北魏军阵的缩影，队伍分为导骑、骑马仪仗俑、步行仪卫俑、步行戎装俑、侍从俑和甲骑具装俑等。士兵头戴兜鍪或鸡冠风帽，左手勒缰，右手平举兵器，整装待发。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中的武士俑、骑马武士俑共计210件，占陶俑总数的56%，陶马也占了相当比例，陶俑基本都穿着便于骑战的胡服，是汉文化和游牧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北魏宋绍祖墓2000年发掘于大同，墓中出土精美的仿木结构建筑石椁和大批随葬陶俑。陶俑以牛车为中心，骑兵、步兵、伎乐和侍仆等组成盛大的出行队伍，既继承中原传统，更显示鲜卑特色。
彩绘陶马（图六），曲颈伫立，马头顶部鬃毛细腻整齐，颈配条带，下系銮铃。马身正中置马鞍，鞍仿皮革制，鞍下马腹两侧配障泥以遮蔽尘土。马全身绘有紅色网状纹。
宋绍祖墓铭砖（图七），灰色，正反面均没有任何纹饰，一面阴刻三行25字，并在字上涂有红色，内容为“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太和元年（477），是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共同执政、社会逐渐走向安定的时期。
陶杂技伎乐俑一组（图八），2013年大同御昌佳园北魏墓M113出土，该组陶俑包括舞蹈女俑2件，伎乐女俑5件，胡人伎乐杂技俑7件。舞蹈女俑头戴风帽，身着长袖褶裙，舞姿曼妙。5件跽坐女俑手中所持乐器分别为鼓、琵琶、笛子等。7件站立胡人伎乐俑，中间一人应为顶幢杂技胡俑，其余胡俑手中所持乐器推测应为鼓、琵琶、排箫、笛子等。北魏雁北地区奏乐、舞蹈以及杂技等百戏项目，深受人们喜爱，北魏乐器种类繁多，舞蹈项目有中原舞蹈和胡舞，唐代文献常见的“胡旋舞”即从魏晋北朝时期传入中原地区。
二、霸府晋阳
北魏后期，晋阳逐渐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尔朱荣、高欢都曾依靠掌握并州精骑和晋阳而控制朝廷、争夺天下。高欢挟持北魏皇室迁都河北邺城建立东魏，又“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高欢坐镇晋阳，遥控邺城。“军国政务，皆归相府。”高欢之后，其子高澄、高洋相继称帝，继承父业，白公元550年高洋建立北齐，虽建都邺城，但政治中心仍在晋阳，政令由晋阳出，开创了北齐王城“邺晋阳”两都制。
晋阳城在高欢祖孙数代人的经营下，大兴土木，建设宫殿和城池，很快成为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除此之外，北齐时还修筑了大量佛寺，开凿石窟，著名的蒙山大佛、童子寺大佛、天龙山部分石窟都是此期的作品。北齐时期，太原号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豪华雄伟可知。北齐的达官贵人身后葬于太原的很多，迄今发现的有二十多处。这其中王侯级的墓葬有武安王徐显秀墓、东安王娄睿墓、武功王韩祖念墓、安定王贺拔昌墓、顺阳王厍狄迥洛墓、都督将军狄湛墓、大将军贺娄悦墓、大将军斛律彻墓，等等。这一系列情况都清楚的说明，晋阳城在北朝的显赫地位，是东魏霸府、北齐别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均超过都城邺城。 北朝时期是北方陶瓷业发展并逐渐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造型鲜明、富有时代特征的扁壶，多为圆口或椭圆口，器体扁平，器腹上模印各种图案，以胡人乐舞图案最为流行，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域胡人大量进入并于内地聚居的事实，为探讨东西方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于太原市玉门沟的青釉胡人戏狮扁壶（图九），椭圆形口，短束颈，梨形腹，腹部扁平，高圈足。正背面模印相同纹饰，呈浅浮雕状。腹壁正中站立一胡人，左手持物似骨朵，身前两侧蹲坐两只狮子，狮子扭首向前。壶壁两侧模印象首，长鼻垂于底部。连珠纹边框。口部、足壁部分模印连珠纹莲瓣。
北朝是铅釉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铅釉陶的烧造在北魏后期复兴，到东魏北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往后铅釉陶在中国陶瓷史上屹立不倒的地位，与高温釉分庭抗礼。北朝铅釉陶产品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份，器形主要包括各式壶、罐、瓶、盒、灯和莲花尊等。北齐时期，大量生产瓷土作胎的低温铅釉陶器，该类器物常被误认为北方青瓷。
青釉龙柄鸡首壶（图十），太原市北齐娄睿墓（570）出土，器身肩的前部有一个实心的鸡首，后部为并列两根细高螭颈柄，螭口衔壶口沿，螭颈顶部有鬣。肩两侧各有一对花瓣状三角形圆孔系。壶高颈，上面饰有四道弦纹。螭柄，鸡首问有莲瓣形二纽，4个系纽下垂忍冬，螭柄，鸡首下帖铺首。腹部起棱，并用划纹将瓜腹上部分为段，颇显立体感。棱下贴4只风鸟。下腹部内收，平底。通体黄绿釉，釉色较厚。
黄绿釉灯（图十一），太原市北齐娄睿墓（570年）出土，分为底座、长柄和灯盏三部分。底座装饰莲花纹和联珠纹；柄部下部饰忍冬纹、上部饰仰莲纹；灯盏外壁装饰仰莲纹、忍冬纹、联珠纹，以及宝珠和月牙组成的图案等。联珠纹来源于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宝珠和月牙圖案则是波斯拜火教（祆教）的重要标志；忍冬纹和莲花纹则含有佛教的意义。
黄釉莲花尊（图十二），寿阳县北齐厍狄迪洛墓（562年）出土，盖作僧帽形，锯齿状直边，宝珠形圆钮。盖外沿贴塑4个圆形图案，腹部一凸弦纹将纹饰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纹饰两层，一层为莲瓣与圆形图饰相问排列，一层宝相花与圆形图饰相问排列。下部饰莲瓣纹两周，瓣尖向外微卷。颈和近底部饰半圆花边纹饰。黄白胎体，胎质较细。器表为黄绿色釉，施釉均匀，釉面光亮，有细小的开片。
鎏金铜器一组（图十三），寿阳县北齐厍狄廻洛墓（562年）出土，这组以长颈瓶、莲花烛台等为中心的铜容器组合，应为礼佛用具，不仅被用于日常礼拜，亦因时人笃信佛教庇佑亡者，还得以进入随葬品行列。
三、北朝佛韵
山西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极高的历史地位，既有北魏早期的云冈石窟，又有东魏、北齐时期的天龙山石窟，两处都是享誉世界的佛教雕塑石窟群。此外，山西各地还出土了大量北朝佛教造像，这些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区与地域风格，代表了山西地区北朝造像艺术的突出成就。
北魏早期定都大同，云冈石窟造像融合了印度佛像、中国雕塑风格与鲜卑贵族的审美，以威严雄健的风格著称；而北魏中后期迁都洛阳，山西地区又深受龙门石窟造像运动的影响，呈现出典型汉化后的褒衣博带与秀骨清像之风，题材上以未来佛弥勒、观世音菩萨与释迦牟尼佛等为主。东魏时期，褒衣博带仍是各类造像的主流风格，直至北齐时期西胡化风气占据主流，吸收印度笈多艺术又融入鲜卑审美风格的造像逐渐成为佛像主流。
赵照佥造释迦佛坐像（图十四），北魏，佛像身着汉化风格的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金刚须弥座上，双肩下肖，袈裟悬裳，双手施无畏（右手残）、与愿印（左手），属典型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清瘦的风格。座上阴刻“……月己未朔九日丁卯前州南阳郡宛县口平遥令赵照佥然口心减割家珍造释迦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后为七世父母……”
菩萨头像（图十五），北齐，菩萨头戴华丽花冠，脸形呈现出北齐典型的圆润饱满风格，眼眉低垂，法相庄严，代表了北朝晚期形神兼备的造型艺术水平。
观音菩萨像（图十六），北齐，造像为砂石质贴金彩绘，主尊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身佩璎珞、钏饰等，施无畏与愿印，胁侍为二弟子与二菩萨，菩萨上身裸露，下身着贴体长裙，背光采用北齐时期流行的透雕双树造型，高浮雕飞天伎乐与双龙奉塔；基座高浮雕双狮、化生童子托香炉与两金刚力士。这类造像风格深受以邺城为中心的白石造像的影响。
四、丝路胡风
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西交通、各民族往来都极为繁盛的时期。占据北中国的各政权“疆理西域”，极力保证丝路畅通，西域诸国也积极与中国交往。天山南北，葱岭内外，各国商旅相望于道。以中亚粟特人为核心的胡人商队，日夜往来于西起地中海东岸的东罗马、波斯，东至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用西方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玻璃器等时尚珍品交换东方的丝绸。繁荣的经贸活动，同时带动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佛教、祆教等各种宗教信仰，粟特、波斯的音乐、美术、工艺都随之而来，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影响了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风貌。
萨珊波斯帝王狩猎纹银盘（图十七），大同市封和突墓出土，自北魏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繁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境内出土了许多具有外来艺术特征的金银器，来自古罗马、萨珊波斯、巴克特利亚、粟特等地的金银器皿，成为当时王室公卿、世家大族争相收藏的异域珍宝。输入中国的这些银器都是十分精美的，即使将国外出土文物和博物馆藏品包括在内，许多仍是举世无双的新发现。封和突墓中出土的萨珊波斯帝王狩猎纹银盘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也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这种银盘是萨珊艺术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器物，通常为国王骑射捕猎或搏杀野兽，用以象征国王的勇武和权力，通常由皇家控制生产。制作方法是其特有的锤揲法，即在金属器物的背面捶打，使其在正面浮现所需要的花纹，其中需要特别凸出的人像或动物则另外锤制，然后镶嵌在器物表面预先做好的凹槽上，再打磨镂刻，鎏金掩盖其结合处。 人物动物纹鎏金银高足铜杯（图十八），1970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清理两处北魏遗址，发现了一组颇具西方艺术特色的器物。包括3件高雕高足鎏金铜杯，八曲银长杯、鎏金银碗各一件，共5件。这组器物的埋葬时代大约在5世纪前后，根据其高足杯的造型特征、“阿堪突斯”植物纹饰、高浮雕式的人像装饰，以及八曲银洗底部的大夏铭文，其产地被认为在当时噘哒统治的大夏地区。大夏又称为巴克特里亚，位于中亚阿富汗一带。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将希腊文化艺术带到这里，后来又先后被大月氏的贵霜帝国、塞种人的噘哒帝国统治。
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也是当时丝绸之路在东方最重要的目的地。这件杯子外壁高浮雕人物和动物纹饰、杯口装饰相对而卧的8只鹿，杯身饰手持器物的女性形象，人物之间部分浅刻“阿堪突斯”叶纹，叶上承托一高浮雕男性头像，具有明显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大同发现的外来金银器，展现了当时北魏平城在丝路贸易上的地位，同时也对中国的金银器技艺产生了影响。
骑马吹口哨俑（图十九），太原贺拔昌墓出土，突厥是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兴起于北朝后期，即6世纪中叶，很快就建立了横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中亚里海的庞大汗国。突厥曾经控制过中亚的粟特邦国，而粟特人的商队也常常要穿越突厥部落的游牧区域，双方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受粟特人影响，突厥人信仰祆教，使用粟特文，任用粟特人为官。突厥人的形象是“披发左衽”，发型为结成多个小辫的披发，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突厥骑士俑，以及虞弘墓石椁上的披发胡人正反映了北朝时期突厥人的形象。
胡人骑驼俑高大的货囊一侧装饰的神兽形神像，类似的图案在唐代的三彩骆驼俑上也多有出现。这其实是粟特人信仰的祆神神像。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记有：“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蕺为形，盛于皮袋……四时祀之”，指的就是在货囊上刻绘祆神，便于祭祀。
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石椁，一组13件，整体为汉白玉雕琢而成，本次展出其中带有浮雕装饰的4件椁座和9件背屏式椁板。9幅椁板上的浮雕图案从右向左展开，依次描绘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俗等场景，展现了北朝时期人华粟特人的历史面貌，是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之一。
五、胡汉之间
北朝时期，以拓跋部为首的鲜卑集团结束了此前“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分裂战乱，将中国北方重新统一，并通过强力的政治手段，推动了中西交通与胡汉之间等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重新塑造了北朝乃至隋唐华夏文化的面貌。
位于北魏新旧之都平城与洛阳之间的山西腹地，成为吸引与容纳中西文明与各大民族、多元文化的大熔爐。作为统治核心的鲜卑贵胄，向慕汉风，逐渐融入并成为随后数百年里汉人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北地的鲜卑风俗也不断地浸染着中原文化。正如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评价北朝历史所说：“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近年山西各地出土的相关文物也体现出中西文明交流与多民族融合的强烈时代特征。
2014-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侯马冶炼厂新月小区建设，对其范围内祭祀坑和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发现了4座北魏墓葬，其中3座方形单室砖墓有典型的北魏洛阳时期风格，墓葬中没有发现陶俑，随葬容器延续着平城时代陶器的风格，而出土的礁斗及青瓷器（图二十）则具有南朝气象，同时编号M1006的长斜坡墓道梯形土洞墓、M1006及M1007墓内殉牲习俗又保留有典型的鲜卑风格，墓葬的砌筑方式及直边方形形制又具有自身特色，其远承魏晋，又华夷杂糅，既有民族传统，又兼收并蓄，其丰富的内涵及多样性反映出拓跋鲜卑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晋传统，以及南朝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杂相糅乱”的文化面貌。
缫斗（图二十一），器身为圆口深腹，形如小盆，边缘设有斜向上翘的流，一侧设有长柄，柄首扬起，常铸造成龙首状以作装饰；底部三足，也常被塑造成兽足的形状。主要流行于汉唐时期。其功能、名称多有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也有人认为是敲击警众的刁斗，还有人说是煮茶的用具。北朝考古发现的鲽斗多与成套的盘、碗、壶组合在一起，应该与饮食有关。
太原开化北齐赵信墓（编号M20）由长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土洞墓室组成。墓内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人夫妇合葬其中。随葬器物105件，多为各类陶俑（图二十二），如侍女俑、出行仪仗俑、镇墓武士俑、陶牛车、骆驼俑、陶猪、陶灶等。棺前为赵信墓志。墓志为灰色细砂岩，志盖阴刻篆书“齐故楚州刺史赵公铭”。志石阴刻隶书，二十三行共508字。
据墓志记载，墓主人赵信，生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祖籍今甘肃兰州一带，其先祖为氐族略阳赵氏，后归附北魏，袭封莫何弗、第一领民酋长。赵信本人因袭爵获军号，北魏末年历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开国子。东魏天平年问，追随献武帝高欢，被授予平西大将军等爵位，领骑五千，先后获封离石镇城、徐州镇城等职。北齐天宝年间，转任楚州刺史。河清三年（563）与夫人合葬于太原蒙山一带，唐坂石灰谷东北二里，追赠骠骑大将军。
从裴经墓和赵信墓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的发祥地中原，在北朝时代，因为大批胡人的到来，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胡人文化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程度不等地改变了原来的汉文化，并在新的汉文化中留下了自己原有文化的印记。赵信作为一个出身西北的氐人，受汉文化影响，起了一个汉语名字，使用了中原墓志，甚至还攀附了汉代名臣做祖先；而裴经墓中受鲜卑葬俗影响出现了殉牲习俗，反映了当时胡汉之间相互交融的历史。这些都说明中原在文化上是兼收并蓄的，绝非一个排他的和僵化的文化。纵观山西北朝考古的众多发现，可以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纯粹的不变的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