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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跪惯了,站起来,总要有一段不习惯,不时有跪下的趋势。一个民族也如此。
我第一次看见老子的道德经是在大英博物馆,玻璃罩下的“道可道,非常道”令我震撼。中国有这种书,为什么我没读过?是文革扫荡了它们,使它们转入了地下。我不是地下工作者,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它们。
从此粗读所谓国学,感到孔子离哲学太远,老子使哲学太玄,墨子让哲学法天,韩非令哲学法王。但它们都是从自定的宏观和目标出发考察微观,奠定了东方的基本思维方式,先整体,再个体。他们同一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从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思考现实,奠定了西方基本思维,先个体,后整体。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古希腊哲学汲取了许多。中国的复兴可能无法从所谓国学获取太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为三维,所谓国学只是其中一维,即皇权文化。
先整体,后个体的目的和整体为“天”和“帝”的假设,决定了它们的理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所以我常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哲学家,有几个思想家,也不深刻。所谓国学的思想,被皇帝使用了,因为他们本意就是给皇帝出谋划策,想敲开大门的。所以大部分皇帝都以儒家御民,以道家御身,以法家御权,以墨家御众。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现在流行的“钱学森之问”。如果钱学森看透所谓国学本质上是要求培养奴才的和反思当年为何论证亩产超十万斤,就自然得到答案了。其实先整体,后个体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但拿它为统治的借口,将自己和皇家视为整体就不科学了。好的方法放上一个坏的假设,就离题了。人,跪惯了,站起来,总要有一段不习惯,不时有跪下的趋势。一个民族也如此。皇权让一个民族跪了两千多年,百年的站立仍为短。
中国有两个时期人才辈出,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民国初中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奴隶制在转向封建皇帝制(不是简单的封建制),社会缺乏统一的集权,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人们向往放弃旧的集权、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第二个时期是人民开始放弃封建皇帝制,军阀忙于混战,人们相对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发表,自由地行动,产生了不少人才。但中国放弃封建皇帝制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的复辟和称帝都在毁灭人才产生的环境。幸亏蒋介石先生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想没在大陆实现,因为其实质仍是封建皇帝思想,否则钱先生就应该问蒋先生了。封建皇帝思想在中国并未被否定,看看现在的各路“霸”横行,就知道它仍猖獗。这些霸在当更大霸的奴才的同时强制自己管辖的一亩地上的人做奴才。你想做人才,自己找地去。但这些霸育才无术,育奴却有术,吹牛更有术。他们总是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一,满口都是业绩和辉煌,仿佛世界是他们的。
我一直认为:人之初,无善恶。人们成长的环境和自身的努力及机遇决定了人们是否成才和成功。造就奴才的环境,你想成人才,你要先有胆,还要准备粉身碎骨。当我们责问一个人:为何你没成才?我们要考虑是否给了他一个成才的环境。
做奴才,还是做人才,个人可以选择。但是选择了也不一定成。原因是其中有道,“道可道,非常恒道”。我认为奴才们为讳汉代刘恒皇帝而删掉了“恒”字,极大地改变了老子道德经的原意。后来的解释都基于“道可道,非常道”。离开了“恒”字,老子本来靠近哲学思想的观点被搞得不靠谱了。这都是奴才惹的祸!多点人才就好了。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影响人才产生的“格”,无论是什么,都不要坚持,人才就有了。
(作者系北京密安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1992—2000年相继在德、英、法等知名大学任教授;系国际知名的密码学专家和信息安全专家;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IT新领袖”;著有《与秋雨侃时分》等文艺专著)
我第一次看见老子的道德经是在大英博物馆,玻璃罩下的“道可道,非常道”令我震撼。中国有这种书,为什么我没读过?是文革扫荡了它们,使它们转入了地下。我不是地下工作者,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它们。
从此粗读所谓国学,感到孔子离哲学太远,老子使哲学太玄,墨子让哲学法天,韩非令哲学法王。但它们都是从自定的宏观和目标出发考察微观,奠定了东方的基本思维方式,先整体,再个体。他们同一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从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思考现实,奠定了西方基本思维,先个体,后整体。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古希腊哲学汲取了许多。中国的复兴可能无法从所谓国学获取太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为三维,所谓国学只是其中一维,即皇权文化。
先整体,后个体的目的和整体为“天”和“帝”的假设,决定了它们的理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所以我常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哲学家,有几个思想家,也不深刻。所谓国学的思想,被皇帝使用了,因为他们本意就是给皇帝出谋划策,想敲开大门的。所以大部分皇帝都以儒家御民,以道家御身,以法家御权,以墨家御众。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现在流行的“钱学森之问”。如果钱学森看透所谓国学本质上是要求培养奴才的和反思当年为何论证亩产超十万斤,就自然得到答案了。其实先整体,后个体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但拿它为统治的借口,将自己和皇家视为整体就不科学了。好的方法放上一个坏的假设,就离题了。人,跪惯了,站起来,总要有一段不习惯,不时有跪下的趋势。一个民族也如此。皇权让一个民族跪了两千多年,百年的站立仍为短。
中国有两个时期人才辈出,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民国初中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奴隶制在转向封建皇帝制(不是简单的封建制),社会缺乏统一的集权,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人们向往放弃旧的集权、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第二个时期是人民开始放弃封建皇帝制,军阀忙于混战,人们相对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发表,自由地行动,产生了不少人才。但中国放弃封建皇帝制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的复辟和称帝都在毁灭人才产生的环境。幸亏蒋介石先生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想没在大陆实现,因为其实质仍是封建皇帝思想,否则钱先生就应该问蒋先生了。封建皇帝思想在中国并未被否定,看看现在的各路“霸”横行,就知道它仍猖獗。这些霸在当更大霸的奴才的同时强制自己管辖的一亩地上的人做奴才。你想做人才,自己找地去。但这些霸育才无术,育奴却有术,吹牛更有术。他们总是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一,满口都是业绩和辉煌,仿佛世界是他们的。
我一直认为:人之初,无善恶。人们成长的环境和自身的努力及机遇决定了人们是否成才和成功。造就奴才的环境,你想成人才,你要先有胆,还要准备粉身碎骨。当我们责问一个人:为何你没成才?我们要考虑是否给了他一个成才的环境。
做奴才,还是做人才,个人可以选择。但是选择了也不一定成。原因是其中有道,“道可道,非常恒道”。我认为奴才们为讳汉代刘恒皇帝而删掉了“恒”字,极大地改变了老子道德经的原意。后来的解释都基于“道可道,非常道”。离开了“恒”字,老子本来靠近哲学思想的观点被搞得不靠谱了。这都是奴才惹的祸!多点人才就好了。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影响人才产生的“格”,无论是什么,都不要坚持,人才就有了。
(作者系北京密安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1992—2000年相继在德、英、法等知名大学任教授;系国际知名的密码学专家和信息安全专家;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IT新领袖”;著有《与秋雨侃时分》等文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