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时代”与时尚审美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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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潮时代”是中国当下时尚潮流派生的另类偶像崇拜潮流,其基本文化要素,深深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烙印。其基本动因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而审美倾向是庸俗化的。
  关键词: 时尚 潮时代 审美
  
  时尚(fashion)就是在特定时段率先由少数人尝试、预认为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效仿的生活模版,是个建构意味十足的名词。一直以来,如巴黎的T台秀、美国的好莱坞,都被认为是引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可见,时尚是“被引领”的,而一整套社会机制完美运作,形成了陆离的主流时尚景观。
  但现在,一个网络媒体覆盖的时代业已来临。网络媒体改变了信息截取方式,话语权终端化、个人化,时尚不只“被引领”,还呈主动制造态势,另类时尚从角落走入主流,不仅仅有暂时、即时的意味,更重要的是随机性成了它最大的特征,即普罗大众不断追逐变换的潮流,制造偶然的焦点,颠覆固有时尚的精英威权。
  一
  “潮流”是时尚的先锋,是一种流行文化,包含各种具有独创性的风格和生活态度。引领潮流的人叫“潮人”,是高雅前卫的代名词。但“潮人”的意义当下却有其特指,乞丐美学是其肇因。纽约的流浪汉克里斯把从垃圾堆里捡到的品牌衣服、首饰和纸袋搭配起来混穿,居然风格独具,一批摄影师为其拍摄并发表在《原初潮人》,瓦解了“潮人”传统内涵。中国版潮人乞丐当数犀利哥。但犀利哥的意义绝不止《原初潮人》对克里斯的阐释,“犀利哥旋风”是一次大众的“狂欢”,演绎了一个新偶像崇拜的时代——“潮时代”,其基本文化要素,深深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烙印。
  (一)犀利哥崛起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不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融合。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原则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世界。“内在性”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犀利哥正是权威消解、终极价值消解之际人们不经意创造的偶像,是“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1]
  (二)网络媒体的放大效应。如网民转贴照片,“标题党”的创意《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置顶跟帖、海量的点击,以及人肉搜索,等等。布希亚德认为,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图景等同于在场的真,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当网民用网络语汇炒热犀利哥时,“传媒‘炒’文化的副效应使人们再也没有心灵对话和审美沉思的可能,而只能跟着影视的感觉走,跟着广告的诱惑去选择,跟着影视之星去潇洒”。[2]
  (三)公共舆论的推波助澜。犀利哥旋风不但在大陆网站论坛里铺天盖地,就连日本、韩国甚至英国人也都知道宁波大街上有个乞丐是“最酷的中国男人”。布希亚德指出,这种传媒介入造成私人空間公众化、世界类象家庭化、传媒世界一体化、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传媒星系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猥亵的失控状态之中。[3]
  (四)时尚解说的类象效应。杰姆逊讲,艺术成为“类象”,即没有原本东西的摹本。在网上流传的照片里,犀利哥留着日本风发型,身穿二手古着,系混色腰带,手持名店纸袋,像日本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的后生版。有人说他有“刘德华的鼻子和嘴,水岛宏的眼睛和脸型,韩寒的不羁,还有梁朝伟的潇洒”。这些描述无疑将犀利哥原型消解在时尚符号里,是时尚元素的类象,“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没有主体,没有真理,甚至没有原本”。[4]
  布希亚德指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5]犀利哥走上T台成为时尚产业链条的一环,用偶然“被”附加的身份僵硬地表演升华着商业价值,为犀利哥潮划上句号,人们则失望地散场,追逐下一波“潮”——不管是“雷”还是“门”。
  二
  从犀利哥潮我们不难看出,“潮时代”是当下中国信息文化的生态写照,娱乐性、世俗性、草根性、商业炒作是其最大特征,是一顿裹挟了艺术、商业、大众文化的快餐,因其具艺术审美属性,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生态中有众多的粉丝和广泛的示范效应。超级女声选拔,李宇春、曾轶可开创了“哥”潮,大刮“中性风”;而快乐男声却扬“伪娘”潮,颠覆着男性审美观;央视春晚小沈阳一夜爆红;凤姐选亲;芙蓉姐姐S造型……在这些时尚的狂欢中,什么是持续的动因呢?欲望——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在他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但马斯洛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他的需求理论延续的是宏大叙事的逻辑,而后现代正是以消解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在消费主义驱动中,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价值扭曲,满足他者低级需求可以实现个体的高级需要,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所以“潮时代”的价值观堕落就不可避免。
  (一)“性”这个低级生物需求转化成“潮时代”的娱乐功能。时尚潮流美女靓哥无处不在,中国“美女潮”有自然美女潮、中性潮、个性潮(晒纯真的天仙MM;晒蠢的芙蓉姐姐;晒傻的凤姐)、晒贱潮(马诺)……既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又能博人眼球,一朝爆红。
  (二)审丑心理泛滥,快感取代美感。时尚的本质属性是审美性。虽然审美是人的高级需求,但在自我实现中并非必然需求,因而审美是价值体系最为薄弱的一环。现代社会,审美一再委身于贝币的淫威,成为商业图腾下的新价值体系的光鲜包装。于是道德精神评价引退,生理机体的快感满足成为所谓现代美的审美观。
  “潮时代”的审美倾向是庸俗化的,这种庸俗化是哲学、美学、伦理学在“终极追问”准则下的大溃逃导致的。人之所以审美,除了愉悦自己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也许“潮时代”的主角是为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他们远没有理解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内涵。他们已然追求到“尊重的需要”(尽管这种尊重是价值扭曲的),但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需要和尊重的需要之间应该还有另外两种需要: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庸俗化的审美倾向对于穷奢极欲的生理的满足,永远不能上升到审美享受的境界。在灵魂失守的阴影中,也永远达不到发至心灵深处的颤栗、欣快、满足、超然的“高峰体验”。
  “潮时代”是狂热低俗的,但只要坚持用审美的心灵追寻终极价值,拒斥情色、狭隘的功利和纯粹的信息技术的冷漠,也不乏崇高的案例。《英国达人》推出的苏珊大妈,一曲《我曾有梦》点击率超过亿次,红遍全球,成为“所有追求自己梦想的人的榜样”。苏珊潮有商业炒作,有媒体的放大效应,有“类象”效应,有偶然性,但是却没有荒诞,也没有无聊,更没有彷徨。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9:381-382.
  [2][3][5]同上:389.
  [4]同上: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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