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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德(1919—2003) ，辽宁营口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冶金工作，先后担任过鞍钢炼钢厂厂长、总炼钢师、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冶金部副部长兼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对他在宝钢期间的工作，曾任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政委、党委书记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曾这样评价:“马成德代表冶金部住在现场主持工作，认真负责。他身体不好，在困难时不怨天尤人，以身作则，坚持在现场，尤其难能可贵。”
从1979年11月到1982年5月，前后有30个月，我由冶金部指派到宝钢工程建设现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正值调整时期，宝钢是调整的重点对象，问题很多，困难不少。宝钢建设经历了从抢建到停缓建再到续建的一波三折。
抢建
我去宝钢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刚结束，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唐克同志告诉我，立即赶到上海宝钢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来不及了解情况，没做准备，就匆匆忙忙赶到宝钢。
会议是叶志强、陈锦华同志主持的。会上宣布宝钢由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领导改为冶金部直属单位，同时宣布改组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任命我为常务副指挥，免去6名副指挥的职务。
国务院决定宝钢要在1982年全面投产。当时施工尚在地下，说是抢建，职工积极性并不高。当然这不是职工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吃“大锅饭”弊病没有得到纠正。我想，1982年投产，试生产就得提前半年，实际上只有1980年、1981年两年多一点时间必须全部建成，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做不到的。我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但那时不许议论这件事。由于不按实际可能，片面强调1982年全面投产，以致发生投资难以控制的现象。
宝钢于1978年底才开始破土动工进行抢建，从全国各地调集约6万人的施工队伍。施工方法是全面开花，从原料码头到初轧机，从工厂到医院，从征地安置农民到职工培训，从对外谈判到设计施工方案的决策等，生产准备工作和施工并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高科技的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做到有条不紊实非易事。
我到宝钢的任务很明确，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经过调查研究，1980年2月14日，我在总厂党委和各部（厂）、处、室负责人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生产准备的各项任务和具体工作。
首先，我认为要能够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经营管理，就必须组成一支能够掌握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队伍。我设想：1. 从老企业继续为宝钢精心选调一批专业对口、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坚持条件，宁缺勿滥；2. 从上海市待业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2000名身体健康的学生到宝钢当工人，经过培训和实际锻炼，可以成为宝钢第一代有文化的技术工人；3.从上海和外地的应届大专毕业生中，选拔4000名专业对口的来宝钢工作，先顶一两年操作岗位，以后陆续抽出来，充实到研究所、设计院，或组成老企业技术改造队伍运用宝钢引进技术，为钢铁企业技术改造服务，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接替鞍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桃李遍天下的作用。这个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来因为“停缓”干扰，未能全部实现。
第二， 就是抓了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宝钢与其他钢铁企业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全厂各生产过程和公共设施都程度不同地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工艺技术，部分单位还采用计算机进行生产管理。全厂计算机设备多，要求管理水平高，如何做好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是直接关系到投产能否成功和投产后能否稳定生产的大问题。我开始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要到一份自动化教材，自学补课，经过一两个月学习、研究、讨论，最后起草了一个报告，上报冶金部和上海市委。报告明确要在生产准备工作中，经过国内外培训和现场实践，逐步培养出300人左右的自动化技术人才，并采用“组织上拼盘、技术上渗透”的办法，逐步把他们形成一体。
第三件事是广泛搜寻科技人才。
第四件事是研究确定宝钢总厂的领导、管理及体制等问题。
总的说来，1980年这一年是按抢建要求进行施工的，生产准备工作也相应地按照1982年投产进行。
停缓建
在宝钢抢建过程中，发生了基础桩的位移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恶果日益暴露，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目标是宝钢。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宝钢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但是代表们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我认为，这次人大代表的质询是对的，是好的。从宏观上来讲国家承受不了，当时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无力承受大量引进项目所需的资金，宝钢占用投资最多。从项目本身来讲搞得过急，过于匆忙，考虑得不够周到。人大代表们从宝钢花钱是否存在无底洞现象和远、近期经济效益如何等方面提出问题，为宝钢后来实行投资包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避免的有些不是内行的意见，如担心宝钢地基移位到长江，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采纳。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研究了如何解决包括宝钢在内的20多套引进设备等问题，决定宝钢只能采取下马办法停建。
会议刚开完，宝钢当时尚未得到国务院、冶金部的“下马”通知，但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从五冶、十三冶那里传来。五冶基地在四川成都，十三冶基地在山西太原，两省省长开会回去后进行了转达，基地同志打电话来告知，省（市、区）长会议已决定宝钢下马，要他们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顿时，这在宝钢引起了一场思想大混乱。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宝钢也要调整，我是有估计的，但没想到消息会以这种方式传出来，搞得我们很被动。不久，国务院正式下达通知，很简单，主要就是“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退货”12个字，还要求下马要损失最小或不受损失。这时，外界对宝钢也是传说纷纭。有一次国务院一位同志来电话追问我，“听说宝钢汽车被抢”，还听说“附近2万农民抢了宝钢工地的器材，有没有这件事？”事实上，现场很平静，根本没有发生抢东西的事情。
这样，新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宝钢上马作决策之前，我因心脏病发作住院而没有参与冶金部党组讨论，对这一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对宝钢采取全套引进的办法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这时候要宝钢下马，全部停建，我也觉得很难，万一搞不好，100多亿付之东流，这将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当时心情极其矛盾。我本来是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的，但在当时面临的困难情况下，不能不挑起宝钢建设这副重担，否则会造成很大损失。为了稳定队伍，坚持继续施工，我甚至向指挥部领导层的老总们保证，我们力争保住宝钢，万一宝钢解散，我会负责到底，不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好，我不回部里。因为这些人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专家，而且多数是江浙人，后半生能为自己家乡建一座现代化钢厂，施展才识，做一番事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追求。
我们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经过研究，认为在没有周密准备和具体措施，没有做好干部的统一思想工作之前，这个通知不能立即向职工传达。当时在宝钢工地上参加建设的包括家属有10万人，这10万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一哄而散却并不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最头痛的是外商听说宝钢要下马，他们为了自己不受损失，抓紧抢运设备到宝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聚集大量引进设备，也使我们措手不及，更增加了工作上的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为了正确贯彻国务院通知，指挥部即刻关起门来开会讨论，认真研究通知的精神，先统一总指挥们的思想、行动。我们那时象地下工作者，关门开会、限人参加、不做记录、不许外传，以便老总们敢于敞开思想，无所顾忌，大胆地谈出各自的想法，集中智慧，从中汲取更好的办法来。
开始，我们研究通知精神。通知中提到，“一期停缓”，我们理解“停”主要是停主体工程；“缓”是指自备电厂，因为它建成快，收效大；“二期不谈”，事情好办，不谈就是了；“两板退货”，属外贸去对外谈判和赔偿的事，但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向上提出建议，“两板”不退为宜。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损失最小”的原则出发贯彻国务院的“下马”指示精神。我们在讨论中体会到国务院对“两板退货”的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如果通过我们把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稍有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这样就可能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
对宝钢一期工程停缓建问题，各界反映也是很多，大体有三种：1.彻底下马，队伍解散，厂房转交上海轻工业，设备分给各大钢铁企业。我们认为，稍加思考就可以想像到，这么高大的厂房轻工业系统怎么能利用呢？至于设备分散到各大钢铁企业也难以对号入座，无法配套使用，只好白白烂掉。对这种建议，我们认为不妥，不能同意。2. 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缓中求活。3. 施工不停不缓，1984年建成，1985年投产，损失最小。现在证明这是宝钢的正常进度，原定的1982年方案仅是主观愿望而已。第三种方案是我们指挥部研究提出的，提出这个方案除了考虑到各种因素与可能，主要认为可以保住价值昂贵的引进设备，可以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上级拨款要我们新建仓库保存设备，但新建仓库又谈何容易，因为有些器材设备需要在恒温恒湿和红外线照射条件下维护，有的有时限规定。况且新建仓库就得再花一大笔钱，要再征地、设计、定构件设备、施工等，这又得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如果把这部分时间和钱用来建厂房，以厂房代仓库，把设备安装上去，“就位维护”和必要的“动维护”，这岂不是积极的维护吗！何况当时施工已进入安装厂房阶段。
我们一致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方案，36万吨的进口设备的维护保管是头等大事。当时吴增亮、陆兆琦、胡志鸿等同志抓得很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决了大量的保管技术问题，特别是对“大脑”、“心脏”部分，今天证明维护得很好。
在设备维护方案基本落实后，我们专门向国务院写了设备维护报告，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放心，并说明我们是能够负责到底，把宝钢的几十万吨引进设备维护好。
这一时期，1981年1月20日，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冶金部党组和唐克同志写过一个报告。我强调说，废止两板合同要慎之又慎，搞不好要吃大亏，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同时，我要求将我的报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后来我又托人将附件转送中央领导同志。
从停缓建到续建的决策
1981年1月，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了论证会。在这次会上意见分歧很大，谁也不听谁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在春节前结束，没有什么结果。争论无结果，我们不能等，就按第三方案进行。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谷牧、方毅、姚依林等领导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国家计委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了话。冶金部是部长唐克和我一起去参加的，在路上唐克嘱咐我讲话慎重些。会议在听取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后，我沉不住气了，站起来发言，约有10多分钟。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有两点：1. 表明宝钢指挥部坚决拥护调整方针的态度，提出为实现此方针所采取的措施，说明第三种方案损失最小。2. 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只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问了我一句：“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花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我肯定地回答：“是这个意思。”最后，我说如果搞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这时，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志说：“老马，你可不要拍胸脯，我们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建设项目不追加投资的，宝钢不是无底洞就不错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我感到国务院领导对宝钢是否下马举棋不定，是非常慎重的。这就更使我坚信，我们的调整方案，即第三种方案是可行的，将会得到支持。
回来以后，我们又安排、部署做好设备维护工作，因为，无论下不下马，设备维护都需要贯彻始终的。但是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实际上1981年国内投资完成将近4个亿，比抢建的1980年还要多。国家计委金熙英同志支持我们的方案，在年度投资上也给了支持。
在宝钢停缓建阶段，施工进度没有受影响，可能唯一受影响的是生产准备工作中的出国培训等项目推迟了。国内设备原定不退货，但1981年夏季因施工急需而发现有一批大约40吨—50吨钢窗退了。因为此事不大，也未去追究责任者。发现后，我们立即找上海市有关单位，请他们协助，花半年多时间生产出来了。由此可见，如果当时把所有定货都退了，肯定会对宝钢建设带来严重后果。
在我们积极贯彻上级决定时，也有些流言蜚语袭来。有人说我们是口头说“下马”，实际继续施工；有人说我们和中央在政治上没有保持一致。这些都是上纲上线的，份量不轻，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思想不踏实不安定。
1981年3月谷牧同志来宝钢，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指挥部安排的工作，认为指挥部贯彻中央精神是积极的，体现了积极对待调整方针的态度。这时，我们一直不安的心情始得平静下来。
不久，薄一波同志来到宝钢，看了工地，认为干得很好。他说，不管宝钢工程决策怎么样，对你们这些宝钢建设者我是鼓掌的。
1981年4月，姚依林同志来宝钢，看了工地后讲了话。他说：宝钢在调整中做了大量工作，对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执行调整方针是积极的。在这样的一个大调整中，能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在贯彻调整方针中作出了贡献的。随后，我专程到北京向冶金部汇报了设备保管的安排部署。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来宝钢视察，我陪同视察并作了汇报。他始终特别强调设备维护，指出保管不好是对人民的犯罪。
1981年9月间，我们接到冶金部转来的国家计委、建委的通知。通知说：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宝钢工程即日起改为续建项目，并要求1985年建成。这样，宝钢就结束了停缓建阶段。
续建
在近一年的停缓建期间，指挥部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几十万吨设备的保管维护；二是停缓方案的制定；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稳定干部、职工情绪；四是工地和仓库器材的保卫；五是施工和生产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六是抓投资包干的准备工作；七是停止淀山湖引水的施工，改为从长江引水的论证方案。在国务院决定续建后，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又增加了一项工作，这就是一、二期工程项目的划分（原来宝钢工程并未分一期和二期，分期来自停缓建决策）。国家计委担心宝钢将一部分二期工程项目混入一期工程而增加投资，所以指挥部将一部分文化体育的建设项目推迟到二期，多保留一些一期工程项目，以利于投产生产。
在以上工作中，我在离开宝钢之前剩下的时间里主要抓了投资包干工作，力争实现节约2亿的诺言，为宝钢以后的工作争得发言权。同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长江引水工程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突破。
投资包干问题最初提出的背景，上面已经基本上提到，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宝钢开始建设时急于求成，导致投资无法控制，形成一系列严重浪费。人大代表为此质询，宝钢投资到底有底还是无底？有底底在哪里？无底就应该下马。二是由于长期吃“大锅饭”，导致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往往第一线施工力量只占职工总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何给施工队伍以内部动力，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是一个迫切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实行投资包干，包到施工队和班、组、个人，使之利害一致。
在宝钢实行投资包干是一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但为了宝钢建设，这件事非抓不可。为了给投资包干做准备，王扶副指挥几乎天天与有关同志算账，要包干下去，但推不动。这时，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各建设单位去，去找建设公司的领导谈话，召开党委会，在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全局利益，要他们包也得包，不包也得包。这样一个一个地啃，具体如何包的工作则都落到王扶等许多同志的身上。那时，为了尽快落实投资包干，他们日日夜夜确实很花精力，也非常辛苦。
在实行投资包干的问题上，外界议论不少。有人说实行包干会降低工程质量，但事实证明工程质量很好。还有人说宝钢搞投资包干是指挥部擅自越权，我认为，指挥部应该有这方面的职权和谋略，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如果它不能解决敞口花钱问题，就应该解散。
投资包干这件事，我离开宝钢时已包下去60％—70％。后来是寒力同志抓的，成绩显著。他抓后有两个发展，一是包干面扩大了，不仅施工包干，服务、机关也包干；二是有竞争性包干，开始用投标招标办法。宝钢这件事搞成，是同当时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宝钢一举一动影响大，在很复杂的情况下能包下来，在当时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宝钢引水工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宝钢进入停缓建阶段，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对淀山湖引水是不赞成的。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完全同意我的长江取水意见。当胡志鸿副指挥提出淀山湖工程已铺管20多公里，要不要接着干下去时，我不得不决定停止继续铺设，以免造成既成事实。张子雄同志搞过水利建设，他支持我的长江引水主张，还有一些宝钢和上海市科协的同志给我提供资料和建议，这更促使我下决心。我一方面在领导层展开讨论，一方面和技术干部一起去淀山湖察看。我发现淀山湖和苏州河等几十条受污染的河流相连，而且它自身的蓄水量并不十分丰富，距宝钢直线距离还有70多公里，将淀山湖作为宝钢长久水源，肯定不行。但长江口的水质是否可用，缺乏足够的水质数据。淀山湖引水工程停下来，长江引水还待论证，当时确实是很困难，担很大风险的。多亏有像凌逸飞、张元德等几位热心的技术干部，到处搜寻资料和数据，坚持不懈地作实地调查和试验研究。我也走访上海市科协，并请他们和市建委一道召开全市知名学者和专家组织论证。市科协给予大力支持，先后两次组织广泛的论证（其中第一次是和建委一起组织的）。1982年初，我回北京汇报工作，遇到韩光同志，他开始不知情，经我说明，他表示赞成重新研究宝钢水源。与此同时，我和陈锦华同志在北京相遇，我请他回上海后，到宝钢召开干部会议，做思想工作，争取领导层的一致。陈锦华同志回到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认真的科学论证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征询了宝钢顾问李国豪教授的意见。此后，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有大量充分的科学数据，又有韩光和上海市委的明确支持，终于实现了长江引水方案。
搞长江引水，从长远来说，比淀山湖经营管理费要少得多，可以节约大量资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看得越来越清楚。
在宝钢续建后，我们认为二期工程（即两板）还是要上的。如果一旦国务院要谈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事先的充分考虑。我们当时认为二期工程除了一定要搞投资包干外，还必须注意两点：1. 二期设备制造，要吸取一期教训，要立足于国内，合作制造。通过宝钢建设把国内设备制造水平提高一步。2. 二期要与上海钢铁工业结合起来。上海经济效益高，宝钢既然建在上海，就必须统一考虑上海市原有的钢铁工业的发展。我设想，二期可以上两座高炉，一座宝钢自己用，一座生铁直送上钢一厂、五厂。上海本来缺铁，依靠国内其他厂，依靠进口，少量是可以，大量恐怕有问题。宝钢用一座高炉为一、五厂提供生铁，只剩下浦东上钢三厂，国内能供就供，不能供就进口，这样上海市年产500万吨钢的原料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曾经多次向各方面提议、陈述过这种意见。黎明同志接手主持指挥部工作后，在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支持下，二期工程上马，克服了一期工程中的许多问题，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我在处理续建后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又开始抓生产准备工作，召开了总厂的干部会，布置了生产准备工作。1982年5月我被调回部里，从此离开了曾为之奋斗的宝钢。
（责任编辑汪文庆）
从1979年11月到1982年5月，前后有30个月，我由冶金部指派到宝钢工程建设现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正值调整时期，宝钢是调整的重点对象，问题很多，困难不少。宝钢建设经历了从抢建到停缓建再到续建的一波三折。
抢建
我去宝钢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刚结束，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唐克同志告诉我，立即赶到上海宝钢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来不及了解情况，没做准备，就匆匆忙忙赶到宝钢。
会议是叶志强、陈锦华同志主持的。会上宣布宝钢由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领导改为冶金部直属单位，同时宣布改组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任命我为常务副指挥，免去6名副指挥的职务。
国务院决定宝钢要在1982年全面投产。当时施工尚在地下，说是抢建，职工积极性并不高。当然这不是职工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吃“大锅饭”弊病没有得到纠正。我想，1982年投产，试生产就得提前半年，实际上只有1980年、1981年两年多一点时间必须全部建成，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做不到的。我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但那时不许议论这件事。由于不按实际可能，片面强调1982年全面投产，以致发生投资难以控制的现象。
宝钢于1978年底才开始破土动工进行抢建，从全国各地调集约6万人的施工队伍。施工方法是全面开花，从原料码头到初轧机，从工厂到医院，从征地安置农民到职工培训，从对外谈判到设计施工方案的决策等，生产准备工作和施工并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高科技的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做到有条不紊实非易事。
我到宝钢的任务很明确，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经过调查研究，1980年2月14日，我在总厂党委和各部（厂）、处、室负责人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生产准备的各项任务和具体工作。
首先，我认为要能够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经营管理，就必须组成一支能够掌握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队伍。我设想：1. 从老企业继续为宝钢精心选调一批专业对口、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坚持条件，宁缺勿滥；2. 从上海市待业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2000名身体健康的学生到宝钢当工人，经过培训和实际锻炼，可以成为宝钢第一代有文化的技术工人；3.从上海和外地的应届大专毕业生中，选拔4000名专业对口的来宝钢工作，先顶一两年操作岗位，以后陆续抽出来，充实到研究所、设计院，或组成老企业技术改造队伍运用宝钢引进技术，为钢铁企业技术改造服务，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接替鞍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桃李遍天下的作用。这个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来因为“停缓”干扰，未能全部实现。
第二， 就是抓了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宝钢与其他钢铁企业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全厂各生产过程和公共设施都程度不同地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工艺技术，部分单位还采用计算机进行生产管理。全厂计算机设备多，要求管理水平高，如何做好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是直接关系到投产能否成功和投产后能否稳定生产的大问题。我开始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要到一份自动化教材，自学补课，经过一两个月学习、研究、讨论，最后起草了一个报告，上报冶金部和上海市委。报告明确要在生产准备工作中，经过国内外培训和现场实践，逐步培养出300人左右的自动化技术人才，并采用“组织上拼盘、技术上渗透”的办法，逐步把他们形成一体。
第三件事是广泛搜寻科技人才。
第四件事是研究确定宝钢总厂的领导、管理及体制等问题。
总的说来，1980年这一年是按抢建要求进行施工的，生产准备工作也相应地按照1982年投产进行。
停缓建
在宝钢抢建过程中，发生了基础桩的位移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恶果日益暴露，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目标是宝钢。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宝钢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但是代表们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我认为，这次人大代表的质询是对的，是好的。从宏观上来讲国家承受不了，当时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无力承受大量引进项目所需的资金，宝钢占用投资最多。从项目本身来讲搞得过急，过于匆忙，考虑得不够周到。人大代表们从宝钢花钱是否存在无底洞现象和远、近期经济效益如何等方面提出问题，为宝钢后来实行投资包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避免的有些不是内行的意见，如担心宝钢地基移位到长江，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采纳。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研究了如何解决包括宝钢在内的20多套引进设备等问题，决定宝钢只能采取下马办法停建。
会议刚开完，宝钢当时尚未得到国务院、冶金部的“下马”通知，但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从五冶、十三冶那里传来。五冶基地在四川成都，十三冶基地在山西太原，两省省长开会回去后进行了转达，基地同志打电话来告知，省（市、区）长会议已决定宝钢下马，要他们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顿时，这在宝钢引起了一场思想大混乱。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宝钢也要调整，我是有估计的，但没想到消息会以这种方式传出来，搞得我们很被动。不久，国务院正式下达通知，很简单，主要就是“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退货”12个字，还要求下马要损失最小或不受损失。这时，外界对宝钢也是传说纷纭。有一次国务院一位同志来电话追问我，“听说宝钢汽车被抢”，还听说“附近2万农民抢了宝钢工地的器材，有没有这件事？”事实上，现场很平静，根本没有发生抢东西的事情。
这样，新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宝钢上马作决策之前，我因心脏病发作住院而没有参与冶金部党组讨论，对这一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对宝钢采取全套引进的办法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这时候要宝钢下马，全部停建，我也觉得很难，万一搞不好，100多亿付之东流，这将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当时心情极其矛盾。我本来是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的，但在当时面临的困难情况下，不能不挑起宝钢建设这副重担，否则会造成很大损失。为了稳定队伍，坚持继续施工，我甚至向指挥部领导层的老总们保证，我们力争保住宝钢，万一宝钢解散，我会负责到底，不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好，我不回部里。因为这些人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专家，而且多数是江浙人，后半生能为自己家乡建一座现代化钢厂，施展才识，做一番事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追求。
我们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经过研究，认为在没有周密准备和具体措施，没有做好干部的统一思想工作之前，这个通知不能立即向职工传达。当时在宝钢工地上参加建设的包括家属有10万人，这10万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一哄而散却并不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最头痛的是外商听说宝钢要下马，他们为了自己不受损失，抓紧抢运设备到宝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聚集大量引进设备，也使我们措手不及，更增加了工作上的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为了正确贯彻国务院通知，指挥部即刻关起门来开会讨论，认真研究通知的精神，先统一总指挥们的思想、行动。我们那时象地下工作者，关门开会、限人参加、不做记录、不许外传，以便老总们敢于敞开思想，无所顾忌，大胆地谈出各自的想法，集中智慧，从中汲取更好的办法来。
开始，我们研究通知精神。通知中提到，“一期停缓”，我们理解“停”主要是停主体工程；“缓”是指自备电厂，因为它建成快，收效大；“二期不谈”，事情好办，不谈就是了；“两板退货”，属外贸去对外谈判和赔偿的事，但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向上提出建议，“两板”不退为宜。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损失最小”的原则出发贯彻国务院的“下马”指示精神。我们在讨论中体会到国务院对“两板退货”的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如果通过我们把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稍有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这样就可能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
对宝钢一期工程停缓建问题，各界反映也是很多，大体有三种：1.彻底下马，队伍解散，厂房转交上海轻工业，设备分给各大钢铁企业。我们认为，稍加思考就可以想像到，这么高大的厂房轻工业系统怎么能利用呢？至于设备分散到各大钢铁企业也难以对号入座，无法配套使用，只好白白烂掉。对这种建议，我们认为不妥，不能同意。2. 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缓中求活。3. 施工不停不缓，1984年建成，1985年投产，损失最小。现在证明这是宝钢的正常进度，原定的1982年方案仅是主观愿望而已。第三种方案是我们指挥部研究提出的，提出这个方案除了考虑到各种因素与可能，主要认为可以保住价值昂贵的引进设备，可以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上级拨款要我们新建仓库保存设备，但新建仓库又谈何容易，因为有些器材设备需要在恒温恒湿和红外线照射条件下维护，有的有时限规定。况且新建仓库就得再花一大笔钱，要再征地、设计、定构件设备、施工等，这又得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如果把这部分时间和钱用来建厂房，以厂房代仓库，把设备安装上去，“就位维护”和必要的“动维护”，这岂不是积极的维护吗！何况当时施工已进入安装厂房阶段。
我们一致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方案，36万吨的进口设备的维护保管是头等大事。当时吴增亮、陆兆琦、胡志鸿等同志抓得很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决了大量的保管技术问题，特别是对“大脑”、“心脏”部分，今天证明维护得很好。
在设备维护方案基本落实后，我们专门向国务院写了设备维护报告，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放心，并说明我们是能够负责到底，把宝钢的几十万吨引进设备维护好。
这一时期，1981年1月20日，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冶金部党组和唐克同志写过一个报告。我强调说，废止两板合同要慎之又慎，搞不好要吃大亏，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同时，我要求将我的报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后来我又托人将附件转送中央领导同志。
从停缓建到续建的决策
1981年1月，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了论证会。在这次会上意见分歧很大，谁也不听谁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在春节前结束，没有什么结果。争论无结果，我们不能等，就按第三方案进行。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谷牧、方毅、姚依林等领导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国家计委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了话。冶金部是部长唐克和我一起去参加的，在路上唐克嘱咐我讲话慎重些。会议在听取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后，我沉不住气了，站起来发言，约有10多分钟。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有两点：1. 表明宝钢指挥部坚决拥护调整方针的态度，提出为实现此方针所采取的措施，说明第三种方案损失最小。2. 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只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问了我一句：“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花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我肯定地回答：“是这个意思。”最后，我说如果搞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这时，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志说：“老马，你可不要拍胸脯，我们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建设项目不追加投资的，宝钢不是无底洞就不错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我感到国务院领导对宝钢是否下马举棋不定，是非常慎重的。这就更使我坚信，我们的调整方案，即第三种方案是可行的，将会得到支持。
回来以后，我们又安排、部署做好设备维护工作，因为，无论下不下马，设备维护都需要贯彻始终的。但是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实际上1981年国内投资完成将近4个亿，比抢建的1980年还要多。国家计委金熙英同志支持我们的方案，在年度投资上也给了支持。
在宝钢停缓建阶段，施工进度没有受影响，可能唯一受影响的是生产准备工作中的出国培训等项目推迟了。国内设备原定不退货，但1981年夏季因施工急需而发现有一批大约40吨—50吨钢窗退了。因为此事不大，也未去追究责任者。发现后，我们立即找上海市有关单位，请他们协助，花半年多时间生产出来了。由此可见，如果当时把所有定货都退了，肯定会对宝钢建设带来严重后果。
在我们积极贯彻上级决定时，也有些流言蜚语袭来。有人说我们是口头说“下马”，实际继续施工；有人说我们和中央在政治上没有保持一致。这些都是上纲上线的，份量不轻，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思想不踏实不安定。
1981年3月谷牧同志来宝钢，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指挥部安排的工作，认为指挥部贯彻中央精神是积极的，体现了积极对待调整方针的态度。这时，我们一直不安的心情始得平静下来。
不久，薄一波同志来到宝钢，看了工地，认为干得很好。他说，不管宝钢工程决策怎么样，对你们这些宝钢建设者我是鼓掌的。
1981年4月，姚依林同志来宝钢，看了工地后讲了话。他说：宝钢在调整中做了大量工作，对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执行调整方针是积极的。在这样的一个大调整中，能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在贯彻调整方针中作出了贡献的。随后，我专程到北京向冶金部汇报了设备保管的安排部署。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来宝钢视察，我陪同视察并作了汇报。他始终特别强调设备维护，指出保管不好是对人民的犯罪。
1981年9月间，我们接到冶金部转来的国家计委、建委的通知。通知说：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宝钢工程即日起改为续建项目，并要求1985年建成。这样，宝钢就结束了停缓建阶段。
续建
在近一年的停缓建期间，指挥部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几十万吨设备的保管维护；二是停缓方案的制定；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稳定干部、职工情绪；四是工地和仓库器材的保卫；五是施工和生产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六是抓投资包干的准备工作；七是停止淀山湖引水的施工，改为从长江引水的论证方案。在国务院决定续建后，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又增加了一项工作，这就是一、二期工程项目的划分（原来宝钢工程并未分一期和二期，分期来自停缓建决策）。国家计委担心宝钢将一部分二期工程项目混入一期工程而增加投资，所以指挥部将一部分文化体育的建设项目推迟到二期，多保留一些一期工程项目，以利于投产生产。
在以上工作中，我在离开宝钢之前剩下的时间里主要抓了投资包干工作，力争实现节约2亿的诺言，为宝钢以后的工作争得发言权。同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长江引水工程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突破。
投资包干问题最初提出的背景，上面已经基本上提到，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宝钢开始建设时急于求成，导致投资无法控制，形成一系列严重浪费。人大代表为此质询，宝钢投资到底有底还是无底？有底底在哪里？无底就应该下马。二是由于长期吃“大锅饭”，导致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往往第一线施工力量只占职工总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何给施工队伍以内部动力，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是一个迫切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实行投资包干，包到施工队和班、组、个人，使之利害一致。
在宝钢实行投资包干是一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但为了宝钢建设，这件事非抓不可。为了给投资包干做准备，王扶副指挥几乎天天与有关同志算账，要包干下去，但推不动。这时，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各建设单位去，去找建设公司的领导谈话，召开党委会，在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全局利益，要他们包也得包，不包也得包。这样一个一个地啃，具体如何包的工作则都落到王扶等许多同志的身上。那时，为了尽快落实投资包干，他们日日夜夜确实很花精力，也非常辛苦。
在实行投资包干的问题上，外界议论不少。有人说实行包干会降低工程质量，但事实证明工程质量很好。还有人说宝钢搞投资包干是指挥部擅自越权，我认为，指挥部应该有这方面的职权和谋略，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如果它不能解决敞口花钱问题，就应该解散。
投资包干这件事，我离开宝钢时已包下去60％—70％。后来是寒力同志抓的，成绩显著。他抓后有两个发展，一是包干面扩大了，不仅施工包干，服务、机关也包干；二是有竞争性包干，开始用投标招标办法。宝钢这件事搞成，是同当时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宝钢一举一动影响大，在很复杂的情况下能包下来，在当时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宝钢引水工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宝钢进入停缓建阶段，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对淀山湖引水是不赞成的。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完全同意我的长江取水意见。当胡志鸿副指挥提出淀山湖工程已铺管20多公里，要不要接着干下去时，我不得不决定停止继续铺设，以免造成既成事实。张子雄同志搞过水利建设，他支持我的长江引水主张，还有一些宝钢和上海市科协的同志给我提供资料和建议，这更促使我下决心。我一方面在领导层展开讨论，一方面和技术干部一起去淀山湖察看。我发现淀山湖和苏州河等几十条受污染的河流相连，而且它自身的蓄水量并不十分丰富，距宝钢直线距离还有70多公里，将淀山湖作为宝钢长久水源，肯定不行。但长江口的水质是否可用，缺乏足够的水质数据。淀山湖引水工程停下来，长江引水还待论证，当时确实是很困难，担很大风险的。多亏有像凌逸飞、张元德等几位热心的技术干部，到处搜寻资料和数据，坚持不懈地作实地调查和试验研究。我也走访上海市科协，并请他们和市建委一道召开全市知名学者和专家组织论证。市科协给予大力支持，先后两次组织广泛的论证（其中第一次是和建委一起组织的）。1982年初，我回北京汇报工作，遇到韩光同志，他开始不知情，经我说明，他表示赞成重新研究宝钢水源。与此同时，我和陈锦华同志在北京相遇，我请他回上海后，到宝钢召开干部会议，做思想工作，争取领导层的一致。陈锦华同志回到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认真的科学论证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征询了宝钢顾问李国豪教授的意见。此后，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有大量充分的科学数据，又有韩光和上海市委的明确支持，终于实现了长江引水方案。
搞长江引水，从长远来说，比淀山湖经营管理费要少得多，可以节约大量资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看得越来越清楚。
在宝钢续建后，我们认为二期工程（即两板）还是要上的。如果一旦国务院要谈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事先的充分考虑。我们当时认为二期工程除了一定要搞投资包干外，还必须注意两点：1. 二期设备制造，要吸取一期教训，要立足于国内，合作制造。通过宝钢建设把国内设备制造水平提高一步。2. 二期要与上海钢铁工业结合起来。上海经济效益高，宝钢既然建在上海，就必须统一考虑上海市原有的钢铁工业的发展。我设想，二期可以上两座高炉，一座宝钢自己用，一座生铁直送上钢一厂、五厂。上海本来缺铁，依靠国内其他厂，依靠进口，少量是可以，大量恐怕有问题。宝钢用一座高炉为一、五厂提供生铁，只剩下浦东上钢三厂，国内能供就供，不能供就进口，这样上海市年产500万吨钢的原料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曾经多次向各方面提议、陈述过这种意见。黎明同志接手主持指挥部工作后，在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支持下，二期工程上马，克服了一期工程中的许多问题，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我在处理续建后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又开始抓生产准备工作，召开了总厂的干部会，布置了生产准备工作。1982年5月我被调回部里，从此离开了曾为之奋斗的宝钢。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