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在天上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的总和，还在天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无数中国人在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里，有一个人默默地凝望天空。他的名字，在几十年后才为我们所知晓。
他叫孙家栋，“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等中国自制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中国第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主持和参与主持了通讯广播卫星、静止气象卫星以及地球资源卫星三大航天工程。
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卫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生于辽宁省复县。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1958年毕业，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
1960年，他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1967年参加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任总体设计师的“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任总体设计师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1982年，他任航天部总工程师。1984年，作为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1985年任航天部副部长。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总设计师。
1989年，他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
1988年，他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来小餐厅，
说谁想参加解放军空军，马上报名
1948年，经过哈工大严格的招生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在锦州尚未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不得不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被编入预科班学习俄语。
1951年，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为了中国的空军建设，从部队挑选年轻优秀的军人到苏联学习最新的飞机技术。刚刚参军的孙家栋赶上了命运的眷顾，马上就被选送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在那里，他的才华和品格赢得了飞机设计大师伊留申的高度赏识。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口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优异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孙家栋在学院第一年，4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他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也从4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学生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
1950年的元宵节，为了改善生活，我们预科班在食堂会餐。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每人一碗的红烧肉。当然，也有一些人自动放弃这顿红烧肉回家的。不过我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想先吃完再回家跟姐姐团圆。结果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消息，说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马上报名，然后去赶晚上8时30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立刻就决定报名参军。来不及跟家里人打招呼，也来不及吃红烧肉，我们就上了火车。
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我们去苏联学航空的时候，那里确实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学校的课程也比较新颖。这个学校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在苏联军界确实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深造，我感到是莫大的荣誉。
学校的课程对我们完全公开。他们学生学什么，好比说他们的武器、飞机有什么最先进的东西，也同样给我们来讲。但是我们感觉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个学校开办的时候就有区别，就是我们跟他自己的学生不混班。学校有4个专业，一个是飞机发动机，一个是武器，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通讯设备，那是为东欧学生设的。我们亚洲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单独成立一个五系。五系里再设相同的4个专业。所以就等于变成了分校，外国学生的一个分校。
在苏联所有的高等院校里，也有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吧。就像咱们的企业，有一个光荣榜。大概为了区别一年年的不同，照片越往后越大。假设你拿到全五分，毕业的时候，学校专门给你举行仪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开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开始就是发奖。由苏联国防部长亲自发毕业证书。还有个纪念章，有点像咱们现在一毛钱硬币似的，大小也差不多。但是纯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这是苏联统一的规定，高教系统全五分毕业的学生都有这样一枚斯大林纪念章。
当时我们白天晚上钻在资料堆里，为了抢
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孙家栋学成归国不久，1958年4月，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导弹研制工作。这是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对外的称呼是0038部队，入伍的人不能对父母妻儿透露任何有关单位性质和驻地的情况。
就在仿制苏联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1960年下半年，苏联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
我们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就跟刘亚楼司令说，要把回来的23人全部调走。据说刘司令跟聂帅讨价还价，说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我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被聂帅调去搞导弹了。
我们搞导弹，如果家属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一般来讲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打电话的习惯，像我们年轻人基本不可能接触到电话。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肯定都要问问你，你哪儿去了？就给他们瞎编，说我哪儿哪儿去了。有时候第一次编完了以后，第二次再见面，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人家感觉你这人很奇怪。那也没办法，这种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写信中不加小心，说出去了，就受处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谈女朋友，一谈起在做什么，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吹了。
我们一开始就在部队里养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20世纪50年代，在空军部队里保密是很严的。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也算是学的保密专业，要求也很严。回来以后，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都有个保密包，单位专门做的一个大口袋，帆布，绿色的。再给你发个保密本，你领的时候都要签字。保密包顶上的封口有两个绳搁在表面上，有块橡皮泥把两个绳按上。按上以后盖个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看你这个有戳，给你收起来。晚上下班只要你离开这个楼，你这个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装到这里边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要加班设计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办个手续，签字，才能领出来。你领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盖的那个戳子有没有人动过，证明没人动了，你再领出来。就是这样一整套保密手续。
我们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那些资料堆积如山，而且很复杂很冷僻。我们白天晚上地钻在这些技术资料堆里，当时有个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但当时为了抢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应该说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渗透在其中了。回来以后，又碰上了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的这个过程。这么大的工作，你给搞到半截，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叫人特别不可理解，对我们的工作那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辛辛苦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我是干什么呢？所以他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气，自己把它干起来。
作为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
他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1957年11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1967年夏天，经钱学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孙家栋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他的见识和才干，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那个时候，形成一支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两个单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来，这里人事关系啊什么关系啊都是复杂的。根据技术上的需要，好比搞卫星的，这里应该是有几个实验室。这个卫星里都有什么东西，应当怎么组织，还要考虑到要搞总体的特点。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究单位，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18个人，那时群众闹革命，分派别，这18个人正好是两派，一边9名。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确实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容易。
张爱萍将军经常说，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你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时也是接近40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
那让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气球，
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卫星了
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亚洲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这种局面促使中国第一颗卫星首先是一颗政治卫星。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他后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在新的目标中，卫星必须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东方红一号”终于升空。卫星总重量为173公斤。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公斤。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在当时混乱的状态下，孙家栋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就在东方红卫星最后发射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够到发射场指挥发射。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
能有机会上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见到中央领导，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坦率来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我没能去靶场，没有上天安门，也不是像大家想得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事情是卫星在天上了。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就看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是第一颗卫星，不像现在发卫星大家都很习惯了，那时就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人民日报》，整篇登的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是看不见的，晚上快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就能看见了。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是1米直径，做大了，咱们火箭不行。找搞天文的人问，他说这1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不见，要想办法把它抛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们就抛光。搞天文的人再来看，算一算，说不行，还看不见。最后呢把它做成72面多面体，一转的时候就散光。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看，说好一点了，不过也不见得能看见。后来就又想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虽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套子，是个球形的气套，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不能叫它鼓起来，那就等于一个塑料套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一充气变成个大气球，这个大气球直径4米，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算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你说叫人家看这玩艺不等于骗人吗？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那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后面气球，你就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前面的卫星了。
除了看得见，还要听得见。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的听不见。大家后来想个什么办法呢，就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即使这样的话，听什么呢？你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你一句我一句，结果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最后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时候，说好就按这个方案向领导来报。最后给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个事情，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情绪非常昂扬。但中央批了以后，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就得办好了。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升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就大了。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乐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同志满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确实是出于真挚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仪器，最后都自己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个时候，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但这种东西一加上去以后就会给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比原来沉了很多，验收的时候就不好办。好比说这件仪器搞出来应当2公斤。他给你拿来以后，2.5公斤，超了半公斤，还不敢说，你说怎么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仪器就是2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不对？但是多了以后加在一块儿，箭就打不动了。另外，这个仪器有个散热条件，什么颜色，这个结构多厚，里头热量能不能散出来等等。加上毛主席像章以后，里面可能温度就高了，就等于说这个仪器外壳太厚，里面热就散不出去。从技术来讲你也不敢说。你说加个毛主席像章把仪器弄坏了，要说了这句话，将来可能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这样的话整个卫星的质量就根本保障不了。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搞技术的人心里都明白，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敢吱声。
最后卫星快出厂以前，周总理非常关心，要我们去汇报。钱学森带我们去了。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没睡觉，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因为总理非常关心啊！一进去的时候精神非常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见总理，但总理几句话就让我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了。我想这个事情再不说不行了，所以把这个事情汇报了。我还是先说点政治上的，大家对主席热爱，装了毛主席像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产品要上天的话质量是保证不了的，恐怕要有一定的影响。没说几句话，总理马上就非常清楚了。总理水平非常高。他并没正面说这件事情是对是不对，他说对毛主席热爱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挂了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非常认真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说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并没有挂。说你们回去要好好考虑考虑。我就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也把总理的原话给大家传达一下。大家马上按总理的意见安排，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重要。
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在南苑搞火箭，也参加过第一次发射，那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颗卫星同样是这样情况。这个火箭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我搞第一颗火箭的时候它的进程7分钟。上天以后大家非常紧张，等7分钟就过去了，卫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时间长得多得多，大概要20多分钟，才最后证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在天上要工作，当时第一颗卫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24天。每一圈都要接收《东方红》乐曲，要听它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个同志胡世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管按一个电钮。口令下来，他说他的手都是哆嗦的，觉得电钮按都按不动，真正按到底了，感觉还没按到底，全身劲都使上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压力！
在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头号啕大哭
1974年，作为总体部负责人的孙家栋已经领导设计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和第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下一个目标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上级把完善卫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重任再次交给了孙家栋。
但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
1975年11月26日，由“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名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到1978年，中国已经连续三次试验成功了返回式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74年底那次发射，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的原因。但是最后把原因查出来，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一根导线里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但是外面胶皮套没断。断开了以后，你要不抻它的话，它还连着，因为外面有一个胶皮套。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
发射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下室里。地下室有几十米深，上面都是水泥防固的设备，有防爆门把它关上。指挥员装一个潜艇的潜望镜，把它推上去，看见外面。我们在里面，发射前的几秒钟就不能出去了。等过十几秒了，拿潜望镜看，火箭确实转弯了，才能把防爆门打开。我在地下室里都已经听见了这个东西掉下来，因为掉得离发射台很近，像个重磅炸弹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觉到震动特厉害。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面的景观，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
那一瞬间，脑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渐渐渐渐地就反应过来了。所有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号啕大哭。那阵子腿都走不动了，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个问题找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里，大家甚至把那个沙地都翻1尺多深拿筛子筛，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完了以后大家来认，这一块小铜片是我这个仪器上的，那个螺丝钉是我这个仪器上的。大家分门别类把它都找出来。然后一块一块来看，正好就找着这么一根导线。也特别有意思，这根导线中间断的部分没崩断，两头都断了。拿起来用X光一照，里面导线断了。但是光找着这个还不算充分的证据。还要弄明白这根导线是干什么的，在哪个系统上，在这个时间上这根导线要断了，应当出现什么现象。先理论分析，再上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验。实验得出的结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飞的时候运动摇摆情况完全一样，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它。
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
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家栋就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出国考察，开始和西方航天科技人员进行交往。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通信卫星成功，时机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此时的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肩负着领导中国设计和研制第二代卫星的重任。在中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艰苦谈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帅。
1990年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标志着中国航天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中国提出对国际市场有发射服务，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太了解。但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他们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水平，怕你夺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当时中国火箭一进入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怎么样才能推销出去，这是大事，两眼一抹黑。过去在西方学习过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人跟西方从来没有接触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航天学术活动。欧洲航天局局长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说中国火箭要想进入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当年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从提出来，到真正拿到第一份商业合同，用了8年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最后，我们是1985年提出来进国际市场的，真正出去活动是1987年，第一份合同是1990年拿到的。从提出来到发射成功用了5年时间，真正活动大概3年多一点时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人家觉得中国的火箭确实是质量比较好，报价也比较低，但是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太厉害，所以又千方百计来限制我们。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咱们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咱们的火箭来发射。美国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我的卫星是特殊产品，出口得需要国家批准。因为这不是中国买的，所以我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不然我的技术安全保证不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话给驳倒了。我就说你这个卫星到中国来发射，不是出口到中国的。中国没买你卫星，这个卫星到中国是过境，从这儿路过一下，进来以后到我的靶场，从靶场就上天了。那过境和进口有什么区别呢？你过境的东西我可以不检查，但是由于你过境，我可以采取特殊办法。你把自己的卫星好好包起来，你不是怕人看吗？老怕技术泄密，你就派专人，自己看着，到了靶场以后要测试，我租给你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包括大门钥匙都交给你，这个厂房里电在什么地方，水龙头在什么地方，我都告诉你。卫星拉进来了，你关上大门，你在里头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但你给我保证一条，不能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事情。这个要叫我抓着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后你搞好了，再把它用塑料包起来，装在我的火箭上，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时候给你发射就完了，我也没看见你卫星什么样，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进入国际市场，最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双重矛盾。在谈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别人本身并没有瞧得起你，认为中国火箭并不是说说就能拿走合同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确实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局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他在条文上写得非常苛刻。比如说从技术保密角度来讲，你一定得保证我怎么地怎么地，那个口气都是财大气粗的。同时你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能拿走多少个合同，就是限额。这类条款定得特别多。但他条款写的这个口气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先没跟他纠缠，就谈这个文件本身咱俩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这个文件得是商量着办。你应当办什么事情，我应该办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轮。跟他谈了一通，他也感觉跟中国人打交道起码这口气上得是平等的。但是第二轮就变成了实质性东西，好比他规定说你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市场上多少。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我才能拿着合同，因为咱们名声没打出去，假设跟他一样报价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合同都拿不上。那我就强调中国本身报价就便宜。他说你这是政府补贴。实际上作为商业活动来讲，确确实实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你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国家再赔钱，确实是不行的。我们确实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当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而且它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家后，孙家栋给妻子带上了奖章，表达他对妻子多年来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的衷心感激。
2003年，孙家栋又一次挑起重担，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但他说，这只是个过渡性的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有了一支年轻的队伍，未来的工作主要都靠他们去做。
（责任编辑陈原）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里，有一个人默默地凝望天空。他的名字，在几十年后才为我们所知晓。
他叫孙家栋，“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等中国自制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中国第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主持和参与主持了通讯广播卫星、静止气象卫星以及地球资源卫星三大航天工程。
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卫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生于辽宁省复县。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1958年毕业，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
1960年，他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1967年参加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任总体设计师的“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任总体设计师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1982年，他任航天部总工程师。1984年，作为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1985年任航天部副部长。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总设计师。
1989年，他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
1988年，他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来小餐厅，
说谁想参加解放军空军，马上报名
1948年，经过哈工大严格的招生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在锦州尚未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不得不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被编入预科班学习俄语。
1951年，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为了中国的空军建设，从部队挑选年轻优秀的军人到苏联学习最新的飞机技术。刚刚参军的孙家栋赶上了命运的眷顾，马上就被选送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在那里，他的才华和品格赢得了飞机设计大师伊留申的高度赏识。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口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优异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孙家栋在学院第一年，4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他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也从4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学生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
1950年的元宵节，为了改善生活，我们预科班在食堂会餐。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每人一碗的红烧肉。当然，也有一些人自动放弃这顿红烧肉回家的。不过我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想先吃完再回家跟姐姐团圆。结果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消息，说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马上报名，然后去赶晚上8时30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立刻就决定报名参军。来不及跟家里人打招呼，也来不及吃红烧肉，我们就上了火车。
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我们去苏联学航空的时候，那里确实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学校的课程也比较新颖。这个学校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在苏联军界确实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深造，我感到是莫大的荣誉。
学校的课程对我们完全公开。他们学生学什么，好比说他们的武器、飞机有什么最先进的东西，也同样给我们来讲。但是我们感觉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个学校开办的时候就有区别，就是我们跟他自己的学生不混班。学校有4个专业，一个是飞机发动机，一个是武器，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通讯设备，那是为东欧学生设的。我们亚洲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单独成立一个五系。五系里再设相同的4个专业。所以就等于变成了分校，外国学生的一个分校。
在苏联所有的高等院校里，也有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吧。就像咱们的企业，有一个光荣榜。大概为了区别一年年的不同，照片越往后越大。假设你拿到全五分，毕业的时候，学校专门给你举行仪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开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开始就是发奖。由苏联国防部长亲自发毕业证书。还有个纪念章，有点像咱们现在一毛钱硬币似的，大小也差不多。但是纯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这是苏联统一的规定，高教系统全五分毕业的学生都有这样一枚斯大林纪念章。
当时我们白天晚上钻在资料堆里，为了抢
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孙家栋学成归国不久，1958年4月，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导弹研制工作。这是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对外的称呼是0038部队，入伍的人不能对父母妻儿透露任何有关单位性质和驻地的情况。
就在仿制苏联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1960年下半年，苏联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
我们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就跟刘亚楼司令说，要把回来的23人全部调走。据说刘司令跟聂帅讨价还价，说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我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被聂帅调去搞导弹了。
我们搞导弹，如果家属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一般来讲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打电话的习惯，像我们年轻人基本不可能接触到电话。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肯定都要问问你，你哪儿去了？就给他们瞎编，说我哪儿哪儿去了。有时候第一次编完了以后，第二次再见面，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人家感觉你这人很奇怪。那也没办法，这种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写信中不加小心，说出去了，就受处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谈女朋友，一谈起在做什么，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吹了。
我们一开始就在部队里养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20世纪50年代，在空军部队里保密是很严的。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也算是学的保密专业，要求也很严。回来以后，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都有个保密包，单位专门做的一个大口袋，帆布，绿色的。再给你发个保密本，你领的时候都要签字。保密包顶上的封口有两个绳搁在表面上，有块橡皮泥把两个绳按上。按上以后盖个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看你这个有戳，给你收起来。晚上下班只要你离开这个楼，你这个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装到这里边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要加班设计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办个手续，签字，才能领出来。你领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盖的那个戳子有没有人动过，证明没人动了，你再领出来。就是这样一整套保密手续。
我们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那些资料堆积如山，而且很复杂很冷僻。我们白天晚上地钻在这些技术资料堆里，当时有个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但当时为了抢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应该说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渗透在其中了。回来以后，又碰上了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的这个过程。这么大的工作，你给搞到半截，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叫人特别不可理解，对我们的工作那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辛辛苦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我是干什么呢？所以他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气，自己把它干起来。
作为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
他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1957年11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1967年夏天，经钱学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孙家栋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他的见识和才干，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那个时候，形成一支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两个单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来，这里人事关系啊什么关系啊都是复杂的。根据技术上的需要，好比搞卫星的，这里应该是有几个实验室。这个卫星里都有什么东西，应当怎么组织，还要考虑到要搞总体的特点。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究单位，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18个人，那时群众闹革命，分派别，这18个人正好是两派，一边9名。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确实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容易。
张爱萍将军经常说，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你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时也是接近40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
那让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气球，
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卫星了
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亚洲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这种局面促使中国第一颗卫星首先是一颗政治卫星。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他后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在新的目标中，卫星必须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东方红一号”终于升空。卫星总重量为173公斤。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公斤。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在当时混乱的状态下，孙家栋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就在东方红卫星最后发射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够到发射场指挥发射。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
能有机会上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见到中央领导，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坦率来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我没能去靶场，没有上天安门，也不是像大家想得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事情是卫星在天上了。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就看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是第一颗卫星，不像现在发卫星大家都很习惯了，那时就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人民日报》，整篇登的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是看不见的，晚上快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就能看见了。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是1米直径，做大了，咱们火箭不行。找搞天文的人问，他说这1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不见，要想办法把它抛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们就抛光。搞天文的人再来看，算一算，说不行，还看不见。最后呢把它做成72面多面体，一转的时候就散光。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看，说好一点了，不过也不见得能看见。后来就又想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虽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套子，是个球形的气套，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不能叫它鼓起来，那就等于一个塑料套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一充气变成个大气球，这个大气球直径4米，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的同志再来算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你说叫人家看这玩艺不等于骗人吗？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那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后面气球，你就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前面的卫星了。
除了看得见，还要听得见。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的听不见。大家后来想个什么办法呢，就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即使这样的话，听什么呢？你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你一句我一句，结果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最后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时候，说好就按这个方案向领导来报。最后给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个事情，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情绪非常昂扬。但中央批了以后，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就得办好了。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升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就大了。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乐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同志满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确实是出于真挚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仪器，最后都自己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个时候，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但这种东西一加上去以后就会给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比原来沉了很多，验收的时候就不好办。好比说这件仪器搞出来应当2公斤。他给你拿来以后，2.5公斤，超了半公斤，还不敢说，你说怎么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仪器就是2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不对？但是多了以后加在一块儿，箭就打不动了。另外，这个仪器有个散热条件，什么颜色，这个结构多厚，里头热量能不能散出来等等。加上毛主席像章以后，里面可能温度就高了，就等于说这个仪器外壳太厚，里面热就散不出去。从技术来讲你也不敢说。你说加个毛主席像章把仪器弄坏了，要说了这句话，将来可能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这样的话整个卫星的质量就根本保障不了。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搞技术的人心里都明白，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敢吱声。
最后卫星快出厂以前，周总理非常关心，要我们去汇报。钱学森带我们去了。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没睡觉，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因为总理非常关心啊！一进去的时候精神非常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见总理，但总理几句话就让我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了。我想这个事情再不说不行了，所以把这个事情汇报了。我还是先说点政治上的，大家对主席热爱，装了毛主席像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产品要上天的话质量是保证不了的，恐怕要有一定的影响。没说几句话，总理马上就非常清楚了。总理水平非常高。他并没正面说这件事情是对是不对，他说对毛主席热爱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挂了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非常认真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说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并没有挂。说你们回去要好好考虑考虑。我就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也把总理的原话给大家传达一下。大家马上按总理的意见安排，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重要。
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在南苑搞火箭，也参加过第一次发射，那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颗卫星同样是这样情况。这个火箭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我搞第一颗火箭的时候它的进程7分钟。上天以后大家非常紧张，等7分钟就过去了，卫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时间长得多得多，大概要20多分钟，才最后证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在天上要工作，当时第一颗卫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24天。每一圈都要接收《东方红》乐曲，要听它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个同志胡世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管按一个电钮。口令下来，他说他的手都是哆嗦的，觉得电钮按都按不动，真正按到底了，感觉还没按到底，全身劲都使上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压力！
在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头号啕大哭
1974年，作为总体部负责人的孙家栋已经领导设计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星和第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下一个目标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上级把完善卫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重任再次交给了孙家栋。
但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
1975年11月26日，由“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名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到1978年，中国已经连续三次试验成功了返回式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74年底那次发射，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的原因。但是最后把原因查出来，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一根导线里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但是外面胶皮套没断。断开了以后，你要不抻它的话，它还连着，因为外面有一个胶皮套。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
发射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下室里。地下室有几十米深，上面都是水泥防固的设备，有防爆门把它关上。指挥员装一个潜艇的潜望镜，把它推上去，看见外面。我们在里面，发射前的几秒钟就不能出去了。等过十几秒了，拿潜望镜看，火箭确实转弯了，才能把防爆门打开。我在地下室里都已经听见了这个东西掉下来，因为掉得离发射台很近，像个重磅炸弹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觉到震动特厉害。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面的景观，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
那一瞬间，脑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渐渐渐渐地就反应过来了。所有现场的人都蒙了，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我跑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号啕大哭。那阵子腿都走不动了，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个问题找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里，大家甚至把那个沙地都翻1尺多深拿筛子筛，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完了以后大家来认，这一块小铜片是我这个仪器上的，那个螺丝钉是我这个仪器上的。大家分门别类把它都找出来。然后一块一块来看，正好就找着这么一根导线。也特别有意思，这根导线中间断的部分没崩断，两头都断了。拿起来用X光一照，里面导线断了。但是光找着这个还不算充分的证据。还要弄明白这根导线是干什么的，在哪个系统上，在这个时间上这根导线要断了，应当出现什么现象。先理论分析，再上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验。实验得出的结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飞的时候运动摇摆情况完全一样，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它。
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
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家栋就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出国考察，开始和西方航天科技人员进行交往。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通信卫星成功，时机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此时的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肩负着领导中国设计和研制第二代卫星的重任。在中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艰苦谈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帅。
1990年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标志着中国航天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中国提出对国际市场有发射服务，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太了解。但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他们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水平，怕你夺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当时中国火箭一进入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怎么样才能推销出去，这是大事，两眼一抹黑。过去在西方学习过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人跟西方从来没有接触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航天学术活动。欧洲航天局局长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说中国火箭要想进入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当年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从提出来，到真正拿到第一份商业合同，用了8年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最后，我们是1985年提出来进国际市场的，真正出去活动是1987年，第一份合同是1990年拿到的。从提出来到发射成功用了5年时间，真正活动大概3年多一点时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人家觉得中国的火箭确实是质量比较好，报价也比较低，但是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太厉害，所以又千方百计来限制我们。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咱们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咱们的火箭来发射。美国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我的卫星是特殊产品，出口得需要国家批准。因为这不是中国买的，所以我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不然我的技术安全保证不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话给驳倒了。我就说你这个卫星到中国来发射，不是出口到中国的。中国没买你卫星，这个卫星到中国是过境，从这儿路过一下，进来以后到我的靶场，从靶场就上天了。那过境和进口有什么区别呢？你过境的东西我可以不检查，但是由于你过境，我可以采取特殊办法。你把自己的卫星好好包起来，你不是怕人看吗？老怕技术泄密，你就派专人，自己看着，到了靶场以后要测试，我租给你一个厂房。这个厂房包括大门钥匙都交给你，这个厂房里电在什么地方，水龙头在什么地方，我都告诉你。卫星拉进来了，你关上大门，你在里头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但你给我保证一条，不能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事情。这个要叫我抓着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后你搞好了，再把它用塑料包起来，装在我的火箭上，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时候给你发射就完了，我也没看见你卫星什么样，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进入国际市场，最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双重矛盾。在谈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别人本身并没有瞧得起你，认为中国火箭并不是说说就能拿走合同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确实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局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他在条文上写得非常苛刻。比如说从技术保密角度来讲，你一定得保证我怎么地怎么地，那个口气都是财大气粗的。同时你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能拿走多少个合同，就是限额。这类条款定得特别多。但他条款写的这个口气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先没跟他纠缠，就谈这个文件本身咱俩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这个文件得是商量着办。你应当办什么事情，我应该办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轮。跟他谈了一通，他也感觉跟中国人打交道起码这口气上得是平等的。但是第二轮就变成了实质性东西，好比他规定说你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市场上多少。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我才能拿着合同，因为咱们名声没打出去，假设跟他一样报价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合同都拿不上。那我就强调中国本身报价就便宜。他说你这是政府补贴。实际上作为商业活动来讲，确确实实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你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国家再赔钱，确实是不行的。我们确实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当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而且它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家后，孙家栋给妻子带上了奖章，表达他对妻子多年来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的衷心感激。
2003年，孙家栋又一次挑起重担，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但他说，这只是个过渡性的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有了一支年轻的队伍，未来的工作主要都靠他们去做。
（责任编辑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