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原因
　　
　　0 引言
　　日本实行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军队对日作战部消极,影响了全国抗日活动的开展。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了“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动内外的“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多方努力的调解下得以和平解决。关于和平解决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持,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积极斡旋。这三者之间,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是最大的。
　　1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
　　我党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17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长谈。24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2 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张、杨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次兵变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性质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12月13日,张杨二将军发表了以“八项主张”为内容的对时局通电,并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4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为了表示诚意,张杨二将军允许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与蒋会晤,使蒋相信“兵谏”之举无加害之意。24日,张杨将军、周恩来与宋氏兄妹三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人格担保不再进行剿共的军事行动。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個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会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他们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3 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西安事变当天,南京政府立即发布《褫职严办张学良令》,认为张劫持统帅,为维护纲纪须兴兵讨伐。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开始调兵谴将,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战事一触即发。得悉事变消息,宋氏兄妹、孔祥熙奔走呼号,陈说和平解决的主张和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赢得了时间。
　　20日,宋子文冲破“讨伐派”的阻扰,以私人身份先行赴西安,在蒋、张间做沟通与调解,为蒋介石态度进一步变化起了催化作用,也为日后和谈奠定了基础,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尽管各种因素的初衷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其结果却都加速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第220页.
　　[2]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J].近代史研究,199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01.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R].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