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甲申，时值仲春，对外友协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华诞。我在友协工作30余年，深爱友协和其所从事之事业。近日漫步友协院中，见春光烂漫，分外怡人；不觉缅怀往事，浮想联翩。遂摭拾旧忆，捉笔为文，以免其随岁月淹忽而亡佚；也权做是对友协50庆典的菲薄的献礼。
　　友协是一个才杰并茂、人文荟萃之地。友协历届领导人，有不少是杰出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化知名人士。在这些友协领导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王炳南会长。
　　 王会长是在1975年8月开始担任友协会长的。当时正是“文革”后期，“四人帮”还在台上，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反复无定。但大家得知王炳南要来友协当会长，都甚为振奋。我对他也久仰其名，记得他来友协上任，初次与全会同志见面时，我早早地就坐在友协礼堂里，等着一睹其风采，聆听其声音。
　　 王会长的“就职演说”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其中有一段话我记忆尤深。他说，他在“文革”开始后，就受到迫害，住进了“牛棚”，长时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现在能重新恢复工作，倍感工作的可贵和美丽。他虽然60多岁了，但身体尚好，“小车不倒只管推”。他愿和友协全体同志一起，为做好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而竭尽全力。王会长这些真诚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
　　 但在王会长到友协工作后不久，在1975年年底，国内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友协也奉命举行“批邓”大会。王会长在会上传达了有关“批邓”的中央文件，做了动员讲话。但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动员“批邓”，还不如说是给邓评功摆好。他说，因为邓工作做得多，所以头上的辫子也多，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头发一样，很容易被人揪辫子。还说，现在报纸上批判“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希望他再回来嘛！对王会长语意双关的话大家心领神会；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在当时形势下顶风逆浪说这样的话，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通过这次“批邓”会，我愈加敬重王会长，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后来我在工作中与王会长接触渐多，我常给他当翻译，起草文件，陪他接见外宾，也曾多次与他一起出国访问。王会长出国访问，对方多把他看作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使者，给予很高的礼遇；并称他为长者和前辈，分外尊重。但有时双方也会出现龃龉和交锋。无论是在什么场合，我看到王会长都能从容应对，言笑自若，显示出一个老外交家的睿智和风范。
　　


　　 我至今记得1978年随同王会长访问印度的情景。这次访问突破了中印十六年中断交往的局面，由王会长带去了中国外长邀请印度外长访华的口信，因而受到印度舆论界的广泛重视。印度总理德塞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王会长。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巴苏大夫。我们事先听说，德塞是印度的一位老政客，倚老卖老，脾气急躁，常出言不逊。果然会见一开始，他便提出中印边界纠纷，并借此指责中方。会见气氛顿时显得紧张起来。但王会长却轻轻一笑说，我这次来印度访问，不是来吵架的，也没有受命来谈判中印边界问题，而是为重修旧好，带来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谊。他用手指了指巴苏大夫说，他是贵国的一位英雄，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正在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而共同努力；我想这也是总理先生和贵国政府的愿望吧？德塞听此话后便也露出笑容，说“请别介意我刚才说的话。”会见气氛随之变得轻松了，谈话也融洽起来。会见结束时，德塞握着王会长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外。
　　 我在王会长的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也深有体会。他不但自己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部下也总是严格要求，从不放松。有一次，王会长率团访问南亚数国，我也随其同行。按照出访计划，代表团对访问的每一个国家，都要给《人民日报》写一篇访问记。这写稿的任务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巴基斯坦，主人安排的节目多日程紧，我既当翻译又当秘书，实在累得够呛。最后一天访问卡拉奇，下午是参观游览节目，我想这回可以放松一下了。不料王会长问我以前是否来过卡拉奇，我说来过。他便说“那么下午的参观游览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来给《人民日报》写文章，晚上我回来看过后，就把稿子发回国内去。”我说“回国后再写不是也不迟吗？”他说“不，在工作上不能拖拉。访问完一个国家就写一个国家。回国后还有回国后的工作。”从此，我把王会长关于“工作不能拖拉”的教诲铭记在心，以此律己，受益匪浅。
　　 王会长一方面对干部严格要求，同时又对他们关怀备至。他知道翻译在宴会上吃不好饭，便亲自给我夹菜，还小声嘱咐我“抽空多吃一点。”每次出国访问，虽然我当时只是一名年轻翻译，还什么“长”也不是，他却特别关照，总安排我住单间。他说翻译工作很累，也很重要，一定要让翻译睡好觉。他也关心我家里的住房情况，曾亲自来我家里察看。(后来我听说他也曾到友协其他许多同志家里了解过住房情况。) 我那时住在友协前三门宿舍，王会长到我家里后看得很仔细，他不但注意到我住得比较挤，没有屋子作书房，还发现这个房子没有地漏。他为我发愁说：“没有地漏，洗衣机怎么用，怎么排水啊？”几年以后，我搬了新家，住房条件有了改善。但此时王会长已病倒了，在家休养，起居也需人扶持。我去看望他，谈话中顺便提起了我搬家的事。他立即问我：“新房子有没有地漏啊？”我说：“有地漏。也有书房了。”他说：“那很好。你多多用功，好好工作吧。”
　　 1988年王会长在北京不幸病逝，我深为悲痛。转眼之间，他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眼前，常给我以鞭策和力量。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后人心中，在我国的外交史册上闪烁着光芒。
　　 我也深切怀念楚图南会长。他是对外友协的第一任会长，友协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78-1986年间，他又担任友协副会长，协助王炳南会长工作，因年高德劭，大家都尊称他为楚老。
　　 我对楚老亦景慕久矣。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翻译的《希腊和罗马神话传说》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知道他是我国文化界一位备受尊崇的前辈，因而当我在友协院中第一次看到他时，便如谒尊师，肃然起敬。后来他兼任中印友协会长，而我当时正主管友协对印度的工作，因而有机会直接与他接触，沐泽于他的嘉言懿行。
　　 198 3年，楚老应印中协会邀请率团访问印度，我是代表团秘书长，在访问期间，与楚老朝夕相处，伴随左右，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楚老以耄耋之年出国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秘书长，理当尽心照料，担有重大的责任。印方也鉴于楚老年高和他的重要身分，在为他安排活动时，再三向我征求意见。但楚老总是强调“客随主便”，嘱我不要提出特殊要求。每次从旅馆出发去参加活动，他总是准时、甚至提前到旅馆大厅里集合；看到了印方接待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他都要亲切地打个招呼。常来陪同楚老一起活动的是印中协会会长潘特。他也近80高龄了，是印度国大党元老，在印度政界享有盛名。他陪楚老活动时，两人相互礼让，常挽手而行。楚老借用印度人民的一句口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对潘特说：“我们两个也是巴依巴依。” 潘特说：“是的；你是长兄，我是弟弟。”
　　 关于中印关系，楚老在印度讲过许多话。他常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向印度人民学习，感谢他们曾经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援。他说，中国文化有三个来源：儒，道，释。释就是佛；而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进中国来的。我们从印度文化中汲取了滋养。在近代历史上，中印两国曾同遭殖民主义奴役的命运。而当中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印度人民派遣了由柯棣华、巴苏大夫等组成的医疗队，来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柯棣华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真诚感谢印度人民。他还表示深信，中印两国之间的分歧是总归可以解决的；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下去的。楚老情词恳切、语重心长的话语，在印度各界人士中博得了普遍的好评。
　　 在我的印象中，楚老对人总是笑容可掬，蔼然可亲。但在这次访问中，有一次我却见楚老当真生气了。那天清早，我们接到印中协会通知，潘特会长的一位亲属于昨晚去世了，因需忙于料理丧事，代表团这天上午的活动将推迟一个小时，希我鉴谅。楚老闻讯后，即让我以他的名义向潘特表示慰问。我们在旅馆餐厅里用过早餐，楚老回房休息等候，我在大厅里翻阅英文报纸，有的团员逗留在旅馆花园里。当楚老再次下楼准备出发时，他透过大厅的落地窗，看到有两名团员正在花园里荡秋千，逗孔雀。楚老猝然动容，生气地对我说：“快去把他们叫回来！怎么这样不懂事？友人家有丧事，不但不予分忧，反而喜形于色，真是不懂事！”我立即跑进花园，把这两位同志叫了回来，并让他们向楚老做了检讨。楚老这次生气，深印在我脑海中，使我懂得了何谓长者之风，仁者之心。
　　 在这次访问中，尤其是走长途坐在汽车上时，楚老也常与我聊天，古今中外，话题十分广泛。一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谈起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楚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命运多舛，是因为他们多忧，他们敏感，有时宣泄于外，难免激于言词，遂授人以柄，遭致网罗，这是知识的悲剧，历史的悲剧。现在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更加懂得知识分子，这样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一次谈起西方的哲学思想，谈起尼采，楚老说，尼采是西方近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不能对他一概否定。纳粹利用了尼采哲学，不等于尼采就是纳粹。鲁迅先生的作品里也有尼采的影响，《野草》最明显。我说我没有读过尼采，因为在国内尼采是完全被否定的，找不到他的书。楚老说，他早年翻译过尼采，翻译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是国内出版的最早的译本；现在这书还在，等回国后你可以拿去看一看。
　　 一次楚老又与我谈起鲁迅，他说鲁迅是“民族魂”，是中国新文化的脊梁；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化。有许多人谈论鲁迅，其实并不懂得鲁迅。我忽发奇想说，不知鲁迅若活到建国以后，活到“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楚老像没有听见我的话，未做回答，只是喃喃自语地背诵起《野草》里的诗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
　　 后来回到了国内，一天楚老打电话来，说他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带来了，让我到他办公室去拿书。
　　 后来楚老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离开友协了。但我一直怀念着他，怀念那次陪同他在印度的访问；似仍在听他娓娓而谈，谈着尼采，谈着鲁迅，喃喃自语地背诵着《野草》里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