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象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节选自《俞平伯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