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殖民之外

　　一九四九年，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此书的出版本身也可看作大航海时代的后果之一。比如就知识的形成而言，雅斯贝尔斯即非常得益于他一九三九年在海德堡认识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爾，后者为他提供了大量中国和印度的经典文献资料。十年后，雅斯贝尔斯提出，希腊、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六00至前三00年突然同时出现人类意识的大爆炸，他将此命名为人类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说颠覆了黑格尔主导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开始以全人类为思考基底。但是很显然，如果没有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思考会从此一层面来突破。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究竟有多少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的偶遇、挪移、拼贴和滑动所构成的？历史上有多少无名氏对这个世界的定型做出过重要贡献？即使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在多少领域得益于全世界各民族、各肤色人群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恐怕都难以一一确证。
　　曾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的《黑色雅典娜》，即是对既定世界认知模式（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冲击。刘禾说得对，这本书的挑战性在于，指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刘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载《读书》一九九二年十期）。
　　实际上，十九世纪之后，西方的知识生产，造成了我们对大航海以来历史进程的误读。后殖民学者努力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帮助我们廓清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界对世界历史的构造方式。他们发现，“‘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义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同上）。正是因此，我们作为亚非拉广大被压迫地域中的一员，才必须对后殖民理论保持敬意。
　　不过刘禾没有进一步讨论，《黑色雅典娜》一书冲击了希腊文明构成因素单一的说法，但它并没有否定希腊文明作为轴心时代文明之一的地位。这在整个后殖民理论中，也同样如此。后殖民理论擅长讨论某一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但却没有对这种文化自身丰富的其他面向展开足够有力的认识和批判。更有甚者，后殖民理论虽然打开了被欧洲中心主义限定了的他者，但由于过于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致使这个他者又沦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至多不过是具有成为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认知最终被封闭在了一个殖民—去殖民的结构中，去殖民变为殖民逻辑中的反题，所谓的“他者”，也必然会无形中被封死在这个反题中，受到殖民逻辑的宰制，真可谓“一山放出一山拦”，这是“他者”之幸，还是不幸？
　　还有一种思路，比较典型的是瓦尔特·米尼奥罗所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中谈到的“解殖民”，他认为解殖民是既想摆脱政治经济角度的西方化/ 再西方化，但又不同于去西方化。可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不通过“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经济的社会化”，这个解殖民的方案如何实现？他其实凸显了后殖民既想避开以国家政治来叙述历史，又想从社会视野来回应现代国家政治的必要性，这与其说是突围，不如说是躲闪，其现实可能性非常值得怀疑。的确，殖民政权纷纷瓦解，可那些深埋在文化、制度、知识、心理等软性层面之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却远没有随着殖民政权的终结而终结，而附着在此类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权力关系，更隐秘而深入地控制、形塑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破除这一知识形态对我们认知的控制，非常必要。可是破除之后，如何回应我们面对的当下现实世界，即这个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然天翻地覆的世界？今日世界，已具备了完全不同于被“轴心时代”所奠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全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入“现代”全球经贸网络之中，此一为欧洲目光所打造，而且充满西方霸权的崭新世界格局，如果希冀获得更加公平的重组，路在何方？相信这仍然是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面临的难题。
　　我们能否重新返回定型这一“现代”世界的起点，来观察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历史现场，以此开出新的历史构想？这是我希望在后殖民之外，重返大航海时代的原因。为这个世界找到重新绘制的思想资源，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知识界需要重新面对和承担的任务。

二、大航海的暗处

　　欧洲中心主义和后殖民其实都简化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史。
　　在后殖民视野之外，回溯十五世纪末以来世界史的丰富面向，对我们重新认知当下现实有一便利之处。正如韩国学者朱京哲所言：“迄今为止，我们所关注的历史主要是以定居的农耕文化圈为中心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内部的生产与消费、贵族与农民间的阶级矛盾、国家的形成以及战争和革命等。在历史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耕地区，以此为中心来研究历史并无可厚非。但是，历史的潮流并不仅仅存在于农田中，还有那在广阔的草原、沙漠或者森林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的世界，以及从小渔村中的贫苦渔民到在全世界穿梭的大商人、冒险家和海盗猖獗的海洋世界，历史的舞台实际上是无比广阔的。”（《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对于理解中国自身而言，上述视野同样重要。毕竟中国不只拥有中原腹地，同样拥有山地、草原、绿洲、海岸线，我们不能直接用“中国人”就回收了这些因地理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当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时，就需要将这些差异充分考虑在内，而不能简单地用某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压制、统摄其他社会形态。缺乏了大航海所带来的世界新格局的视野，我们甚至会理所当然地将巴黎圣母院失火看作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而不会对非洲某一游牧部落遭资本侵蚀抱有同等程度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怎么能够信任这样的世界认知所构想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充分理解并尊重世界不同生活方式的现代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