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有一句名言:“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为了使中央决策有科学依据和符合全国农村实际，1955年至1961年，他曾4次回家乡调研，了解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了解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状况。
　　
　　第一次回家乡调研
　　
　　1953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一政策涉及城乡每个人的生活，因此，中央对此慎之又慎。为了了解统购统销的贯彻执行情况，1955年1月中旬，时任副总理的陈云挤出时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江苏省青浦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在短暂的几天里，他拜访了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农会会员、烈士家属以及亲朋好友，与他们亲切交谈，问寒问暖。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陈云请来两位农民，一个叫曹象波，另一个叫曹兴达。两人都敢于说实话，陈云和蔼可亲的态度，更使他们觉得陈云是自家人，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
　　陈云先让他们说说土改前后农村的变化。他们说，土改后，地主被打倒了，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分到了土地，有了积极性，农村生产开始恢复。
　　陈云又问：“农村土改后，农民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
　　两人回答说，满意的有5条：一是每人分了2亩4分地，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稳定，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收成好的年份，每人可收1200 斤稻谷和蚕豆；四是肥田粉(一种进口的化肥) 供应增加了；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在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不用被打耳光子了。几点不满意的地方：一是外来干部说话听不懂，有时乱下令行事；二是镇上商店关门的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谣，人心不安，地主趁机挑拨离间。
　　听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话，陈云特别高兴，于是，约定曹象波、曹兴达二人为自己研究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
　　陈云还抽出时间仔细地察看了当地的米店、粮仓，并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师、居民和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座谈会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只赞成统销，主张限制城市消费量，不赞成统购；有的则尖锐地批评基层干部购了“过头粮”（即超计划收购粮食），也有不少农户反映留粮过少，口粮短缺。听了这些不同的意见，陈云表示，有意见敢于反映，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任。
　　为了弄清农村究竟缺不缺粮，缺多少粮，为什么缺粮？陈云亲自到挺秀村作实地调查。他了解到，这个村庄共87户，不缺粮的有43户 ，缺粮的有44户，有的缺1个月，有的缺2个月，也有缺3个月的。一半左右的农户缺粮，难免有不满情绪。陈云认真地听取意见，然后解释说：去年内地遭灾，好多地区缺粮，国家如果不征购，城市居民就要饿饭，有些灾区甚至可能断炊、死人。陈云还说，你们现在少吃一点，等两三年后粮食增产，你们再多留一点、多吃一点。陈云的态度和蔼可亲，讲话入情入理，很多农民听后都谅解国家的暂时困难，认为征购是必需的。
　　针对“过头粮”问题，陈云表示，在来年统销时，一定要补上。农村的缺粮户，也要纳入统销范围。听了陈云这些话，农民不住点头，表示赞成。
　　事后，有关部门经核实批准, 在青浦县把购过头的那些粮食退回给农民，返销粮食495万公斤, 解决了农民缺粮的大问题，并消除了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疑虑, 稳定了人心, 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陈云还就在农村究竟统销多少，留粮多少的问题，听取了农民的意见。
　　通过调查，陈云搞清楚了问题所在，同时也有了解决办法。返回北京后，他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即实行定产、定购、定销，征购粮食总数3年不变，由各地政府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同时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中扣除。
　　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规定》，明确提出实行“三定”政策。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比较好地解决了统购统销后农村出现的问题，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第二次回家乡调研
　　
　　1955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迅速走向高潮。在这高潮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考更为深远，开始研究合作化完成以后，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他提出若干专题，如水、肥、土、种、管等，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领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各地经验，形成正确决策，从而较快地提高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根据中央部署，陈云于1955年春又进行了调研活动。这次调查，历时2个月，走了很多地方，重点还是在他的家乡青浦县。
　　5月 17日 ，陈云由松江地委和青浦县委负责人陪同，由练塘来到小蒸乡。
　　在家乡，陈云多次与农民座谈，讨论如何使粮食单产翻一番的问题。与会干部与农民很有信心地说，在苏州和松江地区，用上10年，粮食翻一番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采取措施，如要多种红花草籽（紫云英，一种绿肥），增加化肥施用量，解决排灌工具等。
　　陈云也讲述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一季变两季，形式有“套种”和“连种”。套种就是间作。连种，即第一季收割，接着就种第二茬，种双季稻，甚至种三季稻。陈云还指出，提高复种指数是要有条件的。要有3个气候条件：“15、250、1300”，即，全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5度以上，全年无霜期在250天以上，全年降雨量要在1300毫米以上。还有就是要有水，有肥，有劳动力。但关键还是人，如果水、肥不足，劳动力不足，组织又不好，粮食大幅度增产就难以实现。
　　在这次农村调查中，陈云还对农村乡镇中相当数量的独立经营的家庭坐商和流动商贩予以关注。县委书记潘烈汇报说：过去青浦的理发一直是上门服务和包理发费（一月或全年）的，方便群众，方便老幼，方便病人。现在全都合营，再没人上门理发了，群众很不满意。陈云说，这样不好，便民形式要恢复。他认为，这些细小分散的经营，遍布城乡，在满足人民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方式，不搞一刀切。特别对那些拾遗补缺的小手工业者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一定要保留，不要全部合营。
　　陪同的同志十分感慨，认为陈云想得很周到，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一年之后，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精辟观点，并为大会所采纳。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重要尝试。
　　
　　第三次回家乡调研
　　
　　血吸虫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祸害。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地区仍是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而青浦县更是上海附近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一个郊县。青浦境内河渠纵横，水网密集，由于水流缓慢，河流湖荡岸边，杂草丛生，污染严重，成为钉螺孳生的温床；加上城乡居民经常接触河水，因此血吸虫病人很多，问题十分严重。
　　陈云在繁忙、紧张的国务活动之余，也时刻惦记着家乡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7年3月28日，麦苗绿，菜花黄，江南一派大好春光。陈云第三次回到青浦，做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题调查。
　　陈云一到青浦就深入农户, 看望里洪村血吸虫病病人, 嘱咐他们要好好治疗；到血防站了解对血吸虫病患者的治疗情况；还步行到城北乡仓元农业生产合作社, 观看水煤气灭螺的效果, 视察群众埋钉螺的现场, 询问两种灭螺方法的效果及成本, 还察看了粪便管理情况。
　　


　　陈云仔细听取了县委书记潘烈等对血防工作的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关心群众疾苦, 消灭血吸虫病是为子孙后代做好事。如果让血吸虫病蔓延下去, 会影响民族的繁盛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合作化也不能巩固, 这是政治问题。”
　　时隔1个月，1957年4月, 根据陈云等在江南及青浦调查的材料,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一个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南方疫区迅速兴起。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诗词《送瘟神》,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掀起了新高潮。
　　1958年，青浦县血防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县委写信向陈云汇报。陈云立即复信，并指示青浦各级党组织，把血防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把生产搞得更好一些。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非常高兴看到来信所说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和你们决心实现亩产2000斤的情况。祝你们成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既然钉螺密度已由原来的每平方米15.51只降低到每平方米只有千分之14只 ，那么，农民下田回家时在河里洗脚，回来洗衣时，接触河水时，被尾蚴传染的可能是否可以说大大减少了呢？如果这样，那是很大的成功。不知钉螺生长的速度快不快，是否还能再降低钉螺的密度？”这封信反映了陈云对家乡人民乃至疫区人民的殷殷关爱之情，读之令人动容。
　　
　　第四次回家乡调研
　　
　　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1959 年部分农村开始出现饥荒,1960 年工业生产随之大幅度下滑。为了全面了解真实情况, 以便科学调整政策,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 年6 月,陈云决定再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并派出一个工作组先行到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摸底调查。
　　这次为什么还选择家乡作为实地调查的典型呢? 陈云说, 这次来南方,主要是要摸清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底。小蒸公社的情况在太湖流域有较大的代表性, 同时, 又是我比较熟悉的。“这里是我1927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 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据曾担任小蒸乡领导的吴福林老人回忆：“记得1961年陈云同志到小蒸乡搞调查研究时，只带了3个人，也不住饭店，住在当年和他一同开展农民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战友陆铨生的普通农舍里。吃的是粗茶淡饭，每顿饭只有两小碟菜，喝的是农家大麦茶。”
　　由于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粮食、肉蛋供应缺乏，日用品也很稀罕，商店的货架上常常空空如也，偶有几件也是样品，只看不卖。当陈云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专门向身边人员打招呼，不要在当地买东西，否则这里的老百姓可买的就更加有限了。
　　看到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陈云心中沉甸甸的。在几次座谈会上，他诚恳地对乡亲们讲：“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
　　因为事先派人摸了底，陈云知道，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有3个：生猪公养还是私养、种双季稻和自留地问题。因此调研的重点也就是这三个问题，在调查中，他亲自听取了公社党委的两次汇报，召开了十多次调查会，多次访问农民家庭，还亲自找他认识的几个老农民来谈话。
　　陈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找当事人、参与者交谈，亲自问，亲自记，群众也乐于向他讲实情。他问农民对农村政策有什么不满，农民说了4点：一、对吃稀饭不满意，粮食征购多了，只留粮400 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三、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改种茨菇、养鱼而未能多收有意见；四、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
　　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哪能听到如此真诚、尖锐的意见？
　　“大跃进”以来，全国生猪存栏数下降的幅度很大，已由1957 年的14589 万头下降到1960 年的8226 万头。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中央确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上海实行的办法仍是“公私并举，公养为主”，上海市属县私养的猪、鸡曾两次被没收归公（一次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一次是庐山会议以后），两次发还。
　　在座谈会上，陈云问农民：“猪、鸡没收对，还是发还对？”
　　农民答：“上面说没收也对，发还也对。”
　　陈云问：“你们敢不敢养猪？”
　　农民答：“还是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给没收了。”
　　陈云说：“发还是对的，没收是错的。以后不没收了。”
　　农民听了皆大欢喜，喜讯当天就传遍全公社。次日（7月1日），公社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仔猪，并把自己的小船划出去抢捞水浮莲作猪饲料。陈云深有感慨地说：“政府犯了错误，必须向人民认错，否则人民就不会相信国家的新政策。”
　　对于母猪，是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全国还没有统一的规定，青浦县按上海市规定，母猪只能由大队或生产队公养，不准农民私养。但实际上，农民私养母猪，由于精心照顾，产仔猪多，死亡少，所以发展快。而公养母猪，由于饲养者责任心差，致使母猪产仔少。
　　经过调查，工作组得出结论，要改变生猪存栏量连年下降的局面，必须多产仔猪，而要多产仔猪，必须把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为此，陈云亲自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建议准许农民私养母猪。
　　在“大跃进”的年代，许多地方把种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从表面上看，种双季稻是可以增产，但若把劳力、水肥、资金的投入全都算进去，种双季稻往往不及种单季稻。陈云经过详细计算，认为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要因地制宜，建议上海市属县少种一点双季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才逐步改种一稻一麦，劳动减轻，成本降低，亩产量并没有减少，实际收入却显著增加了。
　　自留地问题也是陈云调研的重点。由于政策摇摆不定，农民一边种地一边提心吊胆。陈云的一番话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陈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由于农民吃不饱饭，无力插秧，导致插秧无法进行。为此，公社只好决定，将插秧任务分解到各户，谁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虽然把秧插下去了。但紧接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任务看似完成，但社员敷衍了事，插秧质量并不高。陈云就此向一位老乡询问，看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老乡直言不讳地讲，只有联系产量，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大家才会专心农活，否则就是糊弄。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到最后大家一起饿饭。
　　群众的反映引起了陈云的思考，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向党中央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
　　还有一个上海市向青浦县派购鲜鱼的问题。青浦县靠近黄浦江，原来，许多农民晚间到黄浦江打鱼，黎明到上海市场出售。后来上海市有关部门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市供应若干担鲜鱼。青浦县就不准农民把打到的鱼运到上海市区出售，要先运回青浦，卖给青浦的水产公司，再运到上海去完成青浦县的供应任务。这不但增加来回两次运输，而且把活鱼运成死鱼。陈云认为这个规定太不合理，便亲自找青浦县委谈话，要他们取消这种不合理的做法。
　　这次青浦调查用了一共15天时间。陈云回京以后，于1961年8 月8 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转送三个调查报告给党中央。这三个调查报告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如果当时能够切实实行了这三个报告所提出的主张，将对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产生积极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题图为1953年9月，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报告。右为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