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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有了新形势，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治理方式也由党政主导向协同治理转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针对新的环境做出了决策的民主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决策民主化可以：增强政治的合法性；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降低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增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提高监督效益、遏制腐败的滋生。我将利用政治系统方法论这一方法对实行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路径进行分析。
【关键词】 决策民主化 必要性 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社会治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要求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相结合，要求公民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在公民文化中，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不至于高到损害政府的权威；存在着卷入和信仰，但它们是有节制的；存在着政治分歧，但它是受到制约的。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政治参与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了要求。而决策的民主化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一、实现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方法论》中指出：一个系统能在压力条件下得以维持，通过反馈而实现的信息功能不可或缺。 正是系统的反馈给决策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政治系统才能做出自动或被动的调适自身来延续其发展。从政治系统论方法来看，决策民主化是强调政治系统中的输入支持。它是在中国现在一个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出了要求。所以决策民主化作为一个环境输入，不仅仅是对政策的支持还是对这个政治系统的平衡有着关键的作用。
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分为五点。第一，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他的政策与行动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不是只要在具体环境下输入支持就足够了，实际上它再输入过多时，不符合实际情况时，这个政治系统会崩溃的，例如前苏联的解体就是由于叶利钦等领导人的输入超载，没有进行民主化的决策，后面导致国家崩溃。第二，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指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公民们能体会到对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的合理性，因此在整个输入，输出政策反馈环节都不会出现问题。决策民主化证明了是在综合考量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下做出的决定。第三，决策民主化有助于降低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人们的利益有了整个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變化，不再是由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主导，更多的个体从业者、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口出现使得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决策民主化则有助于协调大家的利益，缓和冲突。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决策民主就能保证从输入到输出乃至反馈环节的公平性，同时由于系统不会崩溃，自然也就有了有效性。第五是，决策民主化有助于提高监督效益，遏制腐败滋生。监督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反馈环节，同时由于遏制腐败就必须要健全机制，而目前我们最需要完善的就是协同机制，协同机制就是要求多元主体进行共同治理，而民主决策就是能保证个人或社会组织能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关键。
二、决策民主化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在决策民主化路径中出现的问题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改革的优先战略。二是，决策目标不够民主化，决策前没有充分的听取决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三是，决策过程不够民主化，决策中的协商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不够透明和公开。
首先，我国之前一直采取经济优先战略。自共产党十七大以来，一直强调转型政府将告别过的全能形象进行适当放权，而社会组织被引入到社会治理之中，完善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理念早已可行，但政策没有很好的发展和运行。究其原因就出现在反馈环节这一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深切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国家上下从政党、政府、企业、个人都投入到经济改革中。目前，结合政治系统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需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需要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其次，决策目标不够民主化。我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鲁门认为关于政治生活的研究，仅从制度规范的层面进行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政治权力通常受到利益集团等组织的巨大影响，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因而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社会结构发展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民主决策并没有落实到不同社会阶级之中。但从政治系统方法论的角度可以解释，政治输入是疏松的。“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他们都参与公共结构和一系列的过程，但连接的纽带（政治共同体感）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疏松的”。
最后，决策过程不够民主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有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我们并没有适时的建立起与这种利益格局多元化相适应的，能够有向调节利益失衡、化解社会矛盾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特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它的输入环节有问题，输入时就没有把握好各群体的利益，在输出时没办法合理化、合法化、有效地表达出民主的决策。
三、实现决策民主化的具体路径
（一）落实大数据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从政治系统的输入来看，落实大数据的决策民主化路径。微博、微信和与它们类似的社交软件不断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进行投票表决、选举任命的时候，利用大数据其实有利于民主决策。大数据会是的地域和时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可以简化各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执政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依赖的可以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是科学化的有效决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国家普遍实现网络化管理。国家可以把海量的数字输入到数据库中，这样的例子在平时事务管理中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决策中都可以加利用。比如说一件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其实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是经常存在的，这些事件也是由于基层社会群体和顶层社会群体之间拥有的相似的矛盾。其实如果在每一次事件发生时都进行记录，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利用数据可进行衡量对比，做出最科学的决策。执政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依赖的可以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是科学化的有效决策。 （二）落实法治化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马克思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
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权利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法律是保障一切社会主义活动进行的基础。实现决策民主化作为一个政策需要法律的保障。在决策目标民主确保后就要民主决策化过程民主，当然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保障，更多的是社会的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公民对决策的责任心。需要强调的是可以通過加强公民教育来提高公民参与度。
（三）落实社会组织参与为保障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阿瑟·本特利认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比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在本特利看来，利益集团的核心意义是活动和利益，更加强调动态的行为和精神的力量，没有对那些稳定性的力量给予必要的强调。这一点在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补正。从政治系统论的反馈过程来看，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对决策民主化有着重要作用。
落实社会组织的参与就是在公民社会中的重要环境，更好的利用和聚合利益团体力量，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影响力。
（四）落实协商机制适应性为内容的民主化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中国国家经济有了新形势，在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针织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了要求。引导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企业、个人等参与主体积极投入到政治生活中。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一是明确主体地位；二是健全制度安排。在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不是零和博弈，在此基础上落实协商机制的适应性同时也要不断地完善协商机制，在反馈环节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J].理论探讨，2014（8）：5-10.
[2]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作者简介：鲁薇（1992年12月），女，汉族，新疆。研究生，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
【关键词】 决策民主化 必要性 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社会治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要求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相结合，要求公民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在公民文化中，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不至于高到损害政府的权威；存在着卷入和信仰，但它们是有节制的；存在着政治分歧，但它是受到制约的。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政治参与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了要求。而决策的民主化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一、实现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方法论》中指出：一个系统能在压力条件下得以维持，通过反馈而实现的信息功能不可或缺。 正是系统的反馈给决策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政治系统才能做出自动或被动的调适自身来延续其发展。从政治系统论方法来看，决策民主化是强调政治系统中的输入支持。它是在中国现在一个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出了要求。所以决策民主化作为一个环境输入，不仅仅是对政策的支持还是对这个政治系统的平衡有着关键的作用。
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分为五点。第一，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他的政策与行动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不是只要在具体环境下输入支持就足够了，实际上它再输入过多时，不符合实际情况时，这个政治系统会崩溃的，例如前苏联的解体就是由于叶利钦等领导人的输入超载，没有进行民主化的决策，后面导致国家崩溃。第二，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指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公民们能体会到对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的合理性，因此在整个输入，输出政策反馈环节都不会出现问题。决策民主化证明了是在综合考量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下做出的决定。第三，决策民主化有助于降低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人们的利益有了整个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變化，不再是由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主导，更多的个体从业者、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口出现使得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决策民主化则有助于协调大家的利益，缓和冲突。决策民主化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决策民主就能保证从输入到输出乃至反馈环节的公平性，同时由于系统不会崩溃，自然也就有了有效性。第五是，决策民主化有助于提高监督效益，遏制腐败滋生。监督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反馈环节，同时由于遏制腐败就必须要健全机制，而目前我们最需要完善的就是协同机制，协同机制就是要求多元主体进行共同治理，而民主决策就是能保证个人或社会组织能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关键。
二、决策民主化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在决策民主化路径中出现的问题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改革的优先战略。二是，决策目标不够民主化，决策前没有充分的听取决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三是，决策过程不够民主化，决策中的协商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不够透明和公开。
首先，我国之前一直采取经济优先战略。自共产党十七大以来，一直强调转型政府将告别过的全能形象进行适当放权，而社会组织被引入到社会治理之中，完善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理念早已可行，但政策没有很好的发展和运行。究其原因就出现在反馈环节这一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深切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国家上下从政党、政府、企业、个人都投入到经济改革中。目前，结合政治系统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需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需要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其次，决策目标不够民主化。我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鲁门认为关于政治生活的研究，仅从制度规范的层面进行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政治权力通常受到利益集团等组织的巨大影响，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因而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社会结构发展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民主决策并没有落实到不同社会阶级之中。但从政治系统方法论的角度可以解释，政治输入是疏松的。“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他们都参与公共结构和一系列的过程，但连接的纽带（政治共同体感）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疏松的”。
最后，决策过程不够民主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有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我们并没有适时的建立起与这种利益格局多元化相适应的，能够有向调节利益失衡、化解社会矛盾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特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它的输入环节有问题，输入时就没有把握好各群体的利益，在输出时没办法合理化、合法化、有效地表达出民主的决策。
三、实现决策民主化的具体路径
（一）落实大数据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从政治系统的输入来看，落实大数据的决策民主化路径。微博、微信和与它们类似的社交软件不断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进行投票表决、选举任命的时候，利用大数据其实有利于民主决策。大数据会是的地域和时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可以简化各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执政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依赖的可以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是科学化的有效决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国家普遍实现网络化管理。国家可以把海量的数字输入到数据库中，这样的例子在平时事务管理中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决策中都可以加利用。比如说一件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其实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是经常存在的，这些事件也是由于基层社会群体和顶层社会群体之间拥有的相似的矛盾。其实如果在每一次事件发生时都进行记录，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利用数据可进行衡量对比，做出最科学的决策。执政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依赖的可以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是科学化的有效决策。 （二）落实法治化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马克思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
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权利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法律是保障一切社会主义活动进行的基础。实现决策民主化作为一个政策需要法律的保障。在决策目标民主确保后就要民主决策化过程民主，当然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保障，更多的是社会的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公民对决策的责任心。需要强调的是可以通過加强公民教育来提高公民参与度。
（三）落实社会组织参与为保障的实现决策民主化的路径
阿瑟·本特利认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比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在本特利看来，利益集团的核心意义是活动和利益，更加强调动态的行为和精神的力量，没有对那些稳定性的力量给予必要的强调。这一点在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补正。从政治系统论的反馈过程来看，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对决策民主化有着重要作用。
落实社会组织的参与就是在公民社会中的重要环境，更好的利用和聚合利益团体力量，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影响力。
（四）落实协商机制适应性为内容的民主化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中国国家经济有了新形势，在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扩大针织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同时对拥有一个法治社会也提了要求。引导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企业、个人等参与主体积极投入到政治生活中。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一是明确主体地位；二是健全制度安排。在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不是零和博弈，在此基础上落实协商机制的适应性同时也要不断地完善协商机制，在反馈环节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J].理论探讨，2014（8）：5-10.
[2]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作者简介：鲁薇（1992年12月），女，汉族，新疆。研究生，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