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本文开头，先讲一则闲篇。1941年8月上旬，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病重卧床，向来对抗战持有乐观态度的他，在时局与身体都很艰难时，仍然对抗日的胜利抱着坚定信念。
其时，代理大公报主持笔政的是张季鸾一手提拔的王芸生。王在探视张总编时，两人交换了对抗日形势的看法。王芸生提及目前较为消沉的人心，请教如何从社论上给予鼓励。张季鸾略微沉吟，回复说：不如就说“我们在割麦子”。荡开笔法，不写日军飞机如何侵扰，只说百姓在割麦子。写社论，关键不过立意。王芸生意下领会，回到报馆书写成章。当月19日，大公报刊出了王芸生职业生涯的名篇《我们在割麦子》。
“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这广大区域的早稻收获，敌机能奈之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这就是张季鸾的高明之处，人人都在忧愁天上的日军飞机，人人都在担忧抗日的走向。可是他看到的是另外的景象，地面上的生活照旧。一边是大势下的必然纷扰，一边是无法截断的生活常态。
别人都在谈抗日的时候，季鸾先生谈的却是“割麦子”。61年后，广州成为系列游行的一站。涉日游行弄出了不小的动静，甚至出现小规模的失控，一帮广州志愿者在游行队伍散去后，走上街头，趁夜晚去收拾游行人群制造的垃圾。
他们游行，我们在捡垃圾。
如果说张季鸾以生活对抗大势，摆出农忙的景象，衬托出沉着抗日的内涵，而广州志愿者的行动，也在粗野的人群动向、激越的爱国潮流下，置入稳重的公益情怀。同样是涉日题材，同样是一动一静，两下的意蕴惊人的吻合。
在这次行动中，广州青年世代再次展现出令人欣喜的立场。去到花园酒店整理被踩踏的绿化带，收拾被砸烂的盆花，清扫矿泉水瓶等垃圾，有的是一直践行公民行动的举牌哥举牌妹，也有刚成立不久的民间NGO，还有在附近上班的市民，没人动员，他们出现了。对于他们的行动，中大郭巍青教授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对中学生的广泛赞扬，是对于事件的“反思性判断”，属于“审美判断”范畴。“它不依赖广泛归纳和统计，恰恰依赖特殊性。表达喜爱、趣味与向往。
这番评价的潜台词是，在时下的喧嚣中，广州人、尤其是少年人做到了不入流俗。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他们坚持公民行动不动摇，哪怕是在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
说到底，跟在游行队伍后面捡垃圾的广州人，不一定就是赞成那些口号，但他们出现在特定的集会场域，一下子就在衬托对比中具有了尖刻的符号意义。如果要细究这意义何为，无非是两个字：生活。无论游行对群众的卷入有多么狂热，此地人的生活要继续。大型集会，或暴风骤雨般的游行，不论其诉求是什么，但衡量集会质量、参与者素养的，是看他们如何处置所产生的垃圾。换言之，群众集会中是否顾及公益方面，决定了许多东西。
在去年名噪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谓“占领者”看似叛逆和激进，可在对待环保上相当“保守”。他们有专门的志愿者做清洁工作。人民网记者在现场记录了以下场景：
“占领华尔街”示威者更加注意维持营地的清洁卫生。一位叫弗雷德(Fred)的志愿者告诉记者，从周三开始，他每天都来这里为扎营的示威者们打扫卫生。他带来扫帚，从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这里扫除垃圾，每天工作4个小时。而“占领华尔街”的组织者也用筹集到的捐款购买了足够多的扫帚和垃圾桶摆放在营地一角，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安排示威者们轮流打扫营地清洁。而现场摆放的几个巨大垃圾桶，也都有专人在每个整点时分负责清理。此外，组织者每天也都会将需要清洁的睡袋帐篷等器具集中到一起进行处理。
这一细节描写，足以安慰那些因不了解“占领运动”而对其感到恐惧、或认为其敏感的读者——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申诉民意，他们也在收拾垃圾。
在香港的“占领华尔街”活动中，也有一帮香港年轻人聚集在中环汇丰银行楼下过道。他们也相当重视营地的卫生，营地里设有公共厨房，每一种垃圾都受到严格处理，哪怕是最容易脏污的灶火部分，也都像住家那样干净。
尊重环境，实际上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的诉求。他们当然没有麦子收割，他们在商业社会里固守着那么一点点“地盘”，观者能接收到明亮的情绪。
对于成熟的游行集会来说，包括那些不正式的群体聚集，如果只是一味表达诉求，忽略环保，呈现出对所在地的侵入，那么我们可以怀疑它的诚意。如何对待垃圾，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己。
台湾曾发生过号称百万红衫军的超大型集会，可是没有发生违法的冲撞或突进。原因不只在于他们能做到人群散尽、片纸不留，更因为他们的秩序感与法治意识借此表现无遗。在香港最近一次的超十万人集会中，有分发垃圾袋来支持环保游行的习惯。这就不难理解，有一个人晕倒，十万人可以即刻闪出一条救护通道，这是属于应急状态下的秩序问题。
还记得2008年春运叠加雪灾，曾经严重考验广州的应急能力。流花火车站附近道路全封闭，十多万人拥挤在几条街道上。那时的垃圾只能靠环卫工人，没有人群的自觉支援。
有人昏倒，是从人群的头顶传递出去抢救的。报社拍到了这一幕，尽管在技术上属于上乘之作，可往深里想想：这何尝不是败笔？因为秩序感消失了，谁能说这与垃圾遍地没有因果关系？
去年日本大地震，一边是日本人一如既往地遵守社会秩序，默默排队领取相关的救灾物资，另一边是在日本机场，恐慌的中国人在候机厅乱成一锅粥。哪个更能显示力量呢？
小到一个人的力量，大到一座城市的力量，不是单靠狂呼吼叫的音量来决定的。若不能捡垃圾，就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或者说，注定行将不远。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生活自有力量，它不说话，但是它会以特定的方式“发言”或取态。
有论者说，赶紧收拾人心。现实点看，不如去捡垃圾。我们在捡垃圾。这已经点明了存在感，也蕴含了方向。
其时，代理大公报主持笔政的是张季鸾一手提拔的王芸生。王在探视张总编时，两人交换了对抗日形势的看法。王芸生提及目前较为消沉的人心，请教如何从社论上给予鼓励。张季鸾略微沉吟，回复说：不如就说“我们在割麦子”。荡开笔法，不写日军飞机如何侵扰，只说百姓在割麦子。写社论，关键不过立意。王芸生意下领会，回到报馆书写成章。当月19日，大公报刊出了王芸生职业生涯的名篇《我们在割麦子》。
“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这广大区域的早稻收获，敌机能奈之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这就是张季鸾的高明之处，人人都在忧愁天上的日军飞机，人人都在担忧抗日的走向。可是他看到的是另外的景象，地面上的生活照旧。一边是大势下的必然纷扰，一边是无法截断的生活常态。
别人都在谈抗日的时候，季鸾先生谈的却是“割麦子”。61年后，广州成为系列游行的一站。涉日游行弄出了不小的动静，甚至出现小规模的失控，一帮广州志愿者在游行队伍散去后，走上街头，趁夜晚去收拾游行人群制造的垃圾。
他们游行，我们在捡垃圾。
如果说张季鸾以生活对抗大势，摆出农忙的景象，衬托出沉着抗日的内涵，而广州志愿者的行动，也在粗野的人群动向、激越的爱国潮流下，置入稳重的公益情怀。同样是涉日题材，同样是一动一静，两下的意蕴惊人的吻合。
在这次行动中，广州青年世代再次展现出令人欣喜的立场。去到花园酒店整理被踩踏的绿化带，收拾被砸烂的盆花，清扫矿泉水瓶等垃圾，有的是一直践行公民行动的举牌哥举牌妹，也有刚成立不久的民间NGO，还有在附近上班的市民，没人动员，他们出现了。对于他们的行动，中大郭巍青教授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对中学生的广泛赞扬，是对于事件的“反思性判断”，属于“审美判断”范畴。“它不依赖广泛归纳和统计，恰恰依赖特殊性。表达喜爱、趣味与向往。
这番评价的潜台词是，在时下的喧嚣中，广州人、尤其是少年人做到了不入流俗。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他们坚持公民行动不动摇，哪怕是在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
说到底，跟在游行队伍后面捡垃圾的广州人，不一定就是赞成那些口号，但他们出现在特定的集会场域，一下子就在衬托对比中具有了尖刻的符号意义。如果要细究这意义何为，无非是两个字：生活。无论游行对群众的卷入有多么狂热，此地人的生活要继续。大型集会，或暴风骤雨般的游行，不论其诉求是什么，但衡量集会质量、参与者素养的，是看他们如何处置所产生的垃圾。换言之，群众集会中是否顾及公益方面，决定了许多东西。
在去年名噪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谓“占领者”看似叛逆和激进，可在对待环保上相当“保守”。他们有专门的志愿者做清洁工作。人民网记者在现场记录了以下场景：
“占领华尔街”示威者更加注意维持营地的清洁卫生。一位叫弗雷德(Fred)的志愿者告诉记者，从周三开始，他每天都来这里为扎营的示威者们打扫卫生。他带来扫帚，从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这里扫除垃圾，每天工作4个小时。而“占领华尔街”的组织者也用筹集到的捐款购买了足够多的扫帚和垃圾桶摆放在营地一角，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安排示威者们轮流打扫营地清洁。而现场摆放的几个巨大垃圾桶，也都有专人在每个整点时分负责清理。此外，组织者每天也都会将需要清洁的睡袋帐篷等器具集中到一起进行处理。
这一细节描写，足以安慰那些因不了解“占领运动”而对其感到恐惧、或认为其敏感的读者——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申诉民意，他们也在收拾垃圾。
在香港的“占领华尔街”活动中，也有一帮香港年轻人聚集在中环汇丰银行楼下过道。他们也相当重视营地的卫生，营地里设有公共厨房，每一种垃圾都受到严格处理，哪怕是最容易脏污的灶火部分，也都像住家那样干净。
尊重环境，实际上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的诉求。他们当然没有麦子收割，他们在商业社会里固守着那么一点点“地盘”，观者能接收到明亮的情绪。
对于成熟的游行集会来说，包括那些不正式的群体聚集，如果只是一味表达诉求，忽略环保，呈现出对所在地的侵入，那么我们可以怀疑它的诚意。如何对待垃圾，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己。
台湾曾发生过号称百万红衫军的超大型集会，可是没有发生违法的冲撞或突进。原因不只在于他们能做到人群散尽、片纸不留，更因为他们的秩序感与法治意识借此表现无遗。在香港最近一次的超十万人集会中，有分发垃圾袋来支持环保游行的习惯。这就不难理解，有一个人晕倒，十万人可以即刻闪出一条救护通道，这是属于应急状态下的秩序问题。
还记得2008年春运叠加雪灾，曾经严重考验广州的应急能力。流花火车站附近道路全封闭，十多万人拥挤在几条街道上。那时的垃圾只能靠环卫工人，没有人群的自觉支援。
有人昏倒，是从人群的头顶传递出去抢救的。报社拍到了这一幕，尽管在技术上属于上乘之作，可往深里想想：这何尝不是败笔？因为秩序感消失了，谁能说这与垃圾遍地没有因果关系？
去年日本大地震，一边是日本人一如既往地遵守社会秩序，默默排队领取相关的救灾物资，另一边是在日本机场，恐慌的中国人在候机厅乱成一锅粥。哪个更能显示力量呢？
小到一个人的力量，大到一座城市的力量，不是单靠狂呼吼叫的音量来决定的。若不能捡垃圾，就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或者说，注定行将不远。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生活自有力量，它不说话，但是它会以特定的方式“发言”或取态。
有论者说，赶紧收拾人心。现实点看，不如去捡垃圾。我们在捡垃圾。这已经点明了存在感，也蕴含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