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曾有大济苍生的宏愿。29岁时初涉仕途，出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40岁那年，因“耕植不足以自给”，“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生计所迫，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又求为彭泽令，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仕。当然，他的几度出仕并不真是为了求得一点酒钱（那不过是陶公调侃和自嘲罢了），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匡时济世的抱负。可是，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名士少有全者。于是，建安时代那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士人激情，已经被无情的社会现实粉碎。《尚书》曰：“上九，潜龙勿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陶渊明是明智的，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污浊伪诈，社会腐败黑暗，于是选择了洁身守志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坚持高洁的志趣，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表现出高风亮节。
　　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有论者据此以为陶渊明之回归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此大谬也。愚以为，陶渊明的回归，是经过理智的抉择与判断，是大济苍生的志向与残酷现实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时所采取的一种嫉世愤俗又无可奈何的行动，是经历了宦海沉浮、长期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后的抉择。陶渊明的选择也不为当时的人理解，他出身寒微，门阀世族自然不会对陶渊明产生太多兴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终老乡野，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江州刺史檀道济顺道来看望，陶渊明偃卧瘠馁已有多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就在这一年，陶渊明终因贫病交迫去世，卒年六十三岁。在当时，陶渊明是孤獨的。
　　唐宋以后，陶渊明的隐逸态度渐渐为人称赞，他那蔑视富贵、洁身自好、不与腐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给后世有进步理想的士人树立了榜样。无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苏轼、辛弃疾、陆游、朱熹，都颂扬陶渊明高洁傲岸的情操。李白说：“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又说：“梦见五柳技，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 杜甫说：“焉得思如陶令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诗及为人更是敬佩不已，说陶公“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心中“常爱陶彭泽，文恩何高玄”，甚至作诗叹曰：“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有趣的是这三人正是唐代三大诗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
　　苏轼崇拜陶渊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自古诗人，虽曹、刘、鲍、谢、李、杜等，都不及陶渊明，还驭高才，一口气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大奇观。具有强烈建功立业之心的辛弃疾，竟然也把隐士陶渊明看成是孔明一流的历史人物，其词《贺新郎》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陆游与辛弃疾是一类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有在淳美清新的陶诗里陶醉，曰：“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朱熹是理学家，也是道学家，自视甚高，历朝忠臣良将很少能入这位大宗师的眼，独对陶渊明赞叹不已，甚至视陶公为高士忠臣，作诗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有宋一代，文采风流之士不可胜数，遍览宋人对陶渊明的评论，无论对其人格和文品都充满溢美之词。
　　可是，也有极个别非议陶渊明辞官归隐的人，唐代大诗人王维就是一个。王维号为“文宗”，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造诣极深，是个不出世的大才子。王维又有“诗佛”之称，诗的境界很高，与陶公比起来丝毫也不逊色，个人的思想境界当然也是很高的。他心仪陶渊明的自在闲散，赞赏陶渊明不同流俗的高士风采，厌恶官场浊流，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说“却嫌陶令去官迟”，似乎归隐的决心比陶渊明还大，但又不真隐，晚年居辋川，亦官亦隐，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日子过得很是滋润。陶渊明一半是隐士，一半是烈士，王维就没有这种果决了，他的心灵深处虽然残存有烈士的影子，终究被内心的怯懦和圆滑击溃，只剩得一半是隐士，一半是俗客。他在《与魏居士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弃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这就把王维内心深处的“小”都暴露了。在王维看来，陶渊明归隐后陷于物质生活困苦不堪的窘境，完全是他不识时务，“忘大守小”造成的，是小不忍而乱大谋。按他的设想，当然是应先委屈自己向乡里小儿折腰，“安食公田数顷”，钱捞足了，再隐居南山，何乐而不为？
　　王维对陶渊明的评论与讥讽，其实对陶公的气节并无损害，倒是反映出王维自己在为人为官上的某些庸俗气。士志于道，士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根本任务是把“道”坚守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安史之乱中，王维接受伪职，已经大节有亏，后来还要讥讽陶公，这才是真的不识时务。
　　然而，天下往往处在失道甚至无道的境况，在这种情形下，陶渊明的选择是否唯一准确和明智呢？古人云：“士不可以不弘毅。”因为士“任重而道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仍然没有选择退出浊流保全自身，最终沉江殉国，真忠臣义士也。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义无反顾，终于发配边疆。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杜甫说：“穷年（一年到头）忧黎元（百姓），叹息肠内热。”范仲淹的“进亦忧，退亦忧”，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忧国、忧民、忧道、忧天下，无论是仕还是隐，位尊还是位卑。宋神宗时，王安石为相，富弼因与他政见不合，称病求退。虽然家居，但朝中每有大事必直言，不避个人得失祸福。尽管如此，范纯仁仍然批评他“当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二者胥失”，不足为训。在这里并非要否定陶公的选择，而是提出商榷。陶公所为固然可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则更为可敬。在当代，国强家富，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宜各尽所能，为国效力，陶渊明的选择不宜提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