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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为国家民族政策提出了一个学术的理路。Gaetner和Dovidio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费孝通“多元一体”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谋而合，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体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境、预接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化差异性，增加平等的接触机会，促进跨民族互动与合作。通过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突出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努力，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引导各民族人民把自己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知相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认知（积极的想法）、情绪（同情和关爱）和行为（合作和帮助）方面的积极改变。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内群体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1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批准号：16ZDA2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俊秀，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周迎楠，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北京102488 裴福华，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我国民族政策问题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目前国内外的形势以及国家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成为当下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从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视角下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一、民族、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3]。56个民族中的民族是族群（ethnic group）意义上的民族，而中华民族则是国族（nation）意义上的民族。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民族理论是“族群一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现代主义”（Modernism）民族理论。“现代主义’（Modernism）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只具有现代性，是拥有自己疆域的活跃在现代国际舞台的政治共同体，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有主权和相互粘合的共同体，它与现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一国家。而“族群一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民族理论认为，民族（nation）的基础是族群（ethnie或ethnic com- munity），族群通过起源的各种神话、地域的象征、记忆、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延续，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民族不是现代的产物，民族的存在将是持久的;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决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作用[4]。
“现代主义”（Modernism）民族理论虽然强调了民族是在国家意义上的共同体，但它只强调民族的现代性，而没有注意到民族起源的历史悠久性，这是其基于西方社会历史，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民族起源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事实。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5-7]，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兼顾了两种民族理论视角，中华民族是现代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往学术界讨论“民族意识”着重探讨“意识”层面包含的意义，而对“民族”则不加限定，多数人的“民族”基本上是指族群层面的范畴[7，8]，近年来民族意识的研究减少，相应地，出现了更多的民族认同研究[9]，在这些研究中有的虽然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的关系，但大量的研究是从族群范畴讨论民族认同，而对国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认同讨论较少[10]。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族群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与国族意义上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强化各民族民众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认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认同
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是多元，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为一体。随后，国家推行民族区域制度、针对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障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进而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和“族群一象征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自觉的实体和整体），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11]。正如同费孝通描述的，“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5]“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由多元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成员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民族（nation）的认同而形成单个的内群体，也即单个的一体层次民族认同[12]。费孝通在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级序性时，提到作为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族群而言，是高一个层次的认同意识[13]。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认同又是形成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重要路径。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是一个社会心理建设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应该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14]而关注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就要依照心理学的规律，社会认同理论，特别是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对于探索如何铸牢中华民中共同体意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五十五章“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下第一节“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中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15]。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而且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宏观的层面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探索与个体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途径，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机制，建设健康社会、幸福社会[16]。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疆独、藏独势力抬头，对中华民族伟大事业和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一定威胁，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思路和理念更好地做好民族工作。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为今后的民族工作定下了新基调，为中华民族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表达了在政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寻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6]。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研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可以为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新的手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通过把个体和社会视角、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整合建构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环境[17]，这一探索可以应用于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以下以社会心理学的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例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四、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是由Gaetner和Dovidio提出的[18-20]，该理论的实践基础是对厌恶种族主义（aversive racism）的长期研究，理论基础则是欧洲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Gaetner和Dovidio在关于厌恶种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如白人对黑人群体）的潜意识的消极情绪和信念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持有厌恶种族主义的个体往往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内隐偏见的存在，相反他们在意识层面上还会主张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群体。在跨群体和跨种族的交往中，厌恶种族主义者会不自觉地心怀不安，害怕在交往中做错事情，因而会尽量避免跨种族交往。与传统的种族主义相比，厌恶种族主义的表现更为微妙，歧视和伤害行为往往发生在社会规范不明确、能够用种族以外的其他理由对行为进行合理化的情境中，此时厌恶种族主义者既在实质上表达了歧视和偏见，又维持了自己没有偏见的自我形象。随着对厌恶种族主义研究的深入，Gaetner和Dovidio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广泛存在的内隐偏见，此时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给了他们很大启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分类，自发地区分自己所属的群体和与自己无关的群体，即内群体与外群体。在社会分类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感知到的群体内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差异性被扭曲和放大了，并产生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从社会认同和社会分类的角度去理解，厌恶种族主义是社会分类的结果，它并非是白人对黑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敌意，而是白人对自己内群体成员的一种偏爱。要消除厌恶种族主义，可以从改变社会分类开始——使白人群体把黑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纳入到包摄范围更广的共同群体之中，并催生对这种共同内群体的认同和偏爱，由此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偏见是社会分类的结果，通过重新社会分类，使两个原本分离的群体形成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群体成员的身份从“我们”（US，内群体）和“他们”（them，外群体）转变为共同的“我们”（we，共同内群体），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也可以延伸到新形成的共同内群体，进而减少以往的负面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改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冲突和竞争，促进群际帮助和合作[18-22]。
Gaetner和Dovidio用一个模型描述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20]（图1）。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群际依存性（合作、互动、共同命运）、群际差异性（感知实体性、相似性、语言表征）、环境情境（平等规范、社会影响、社会地位）和预接触经验（认知启动、情感启动），这些因素既可以独立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突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减少差异性，增加预接触经验能够促进共同内群体的形成。
在前因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对群体的表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单一群体、两个子群体构成的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及单独的个体。前两种表征是经过重新社会分类（recategorization）建构起共同内群体的结果。重新社会分类后，当原来分离的两个群体被一个共同内群体所取代时，就会形成单一的共同内群体;当原来分离的两个群体得以保留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时，就会形成由两个子群体构成的共同内群体，此时群体成员具有双重身份（dual identity）。
共同内群体形成以后，人们会将原来的外群体成员视为共同内群体的一部分，并对他们产生内群体偏好，这些心理转变包括同情、信任、谅解和感知相似性增强，威胁感降低，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选择对原外群体成员有利的解释，更多地把原外群体成员纳入到自我概念之中，产生对合作的期待。这些心理上的转变最终会带来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积极结果。在認知方面，人们会以更一般化的方式看待原来的外群体及其成员，并对他们持有积极的看法;在情绪方面，能够对原来的外群体成员产生共情，对他们有更多的积极情感和面部表情;在行为方面，会增加对原外群体成员的自我表露，并会进行合作和帮助。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旨在借助包容性力量改善群际关系，通过融合共同分类纳入到更高级别的分类水平中，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21]。这种建构上位认同的理念和费孝通“多元一体”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谋而合，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境、预接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民众在意识上更多认识到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淡化差异性，进而促进各民族民众，特别是多民族聚居区民众主动、积极、平等的接触、交往、共处的行为，这样跨民族的互动与合作就是社会普通的互动和合作行为，各民族民众之间自然就形成了自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紧密的合作自然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通过引导各民族人民把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知相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认知（积极的想法）、情绪（同情和关爱）和行为（合作和帮助）方面的积极改变。
（一）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关系，民族之间现存的一些偏见和隔阂并不一定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歧视，而可能是各族人民对本民族成员的偏爱。另外，很多时候，人们会在跨民族交往中表现出刻意回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害怕在跨民族交往中做错事，使其他民族成员感受到歧视。无论是对本民族的偏爱还是对跨民族交往的回避，归根到底，都是受到了社会分类的影响。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界线，此时“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要降低这种社会分类的影响，一个有效的路径就是在“我们”和“他们”的基础之上建构一个共同的“我们”，也就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口号，而要使之真正深入人心，需要使全国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真正从心理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要消除各族人民的民族身份，而是在原民族的基础上建构优先的上位群体。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习惯于以族群范畴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
共同内群体意识的培养可以使各族人民产生优先的中华民族身份，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同。另外，还需要转变各族人民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跨民族交往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各自分属于不同民族，而是属于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把内群体认同延伸到其他民族成员之中，对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内群体偏好。
（二）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化差异性
相似性可以促进人际吸引，相似程度较高的个体之间有更强的吸引力，这被称为相似性效应（similarity effect）。研究者区分了实际相似性（actual similarity）和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前者是指个体在实际上与他人的相似程度，后者是指个体主观认为的自己与他人的相似程度，这两种相似性都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之间的吸引力[23]。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差异性越低，越容易形成共同内群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突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淡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缩小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突出相似性不仅要突出感知的相似性，更要突出实际相似性和共同性，各民族的“多元”构成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整体，突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主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价值体系等。
（三）提供制度支持，增强跨民族接触和互动
共同内群體认同模型中包含了Allport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中的情境因素。该假说认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都能够减少偏见，只有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群体之间的平等交流才可能减少偏见，且这种正面影响能够通过制度支持（法律、习俗、当地气氛）得到维持，并能够促进群体成员发现共同利益与共通人性[24]3-5。这些情境因素同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借鉴意义。为了发挥跨民族接触对减少偏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影响，首先应该努力凝聚民众共识，使全国人民统一在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社会发展宗旨上，把每个人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用中华民族共享的价值观来整合人们的观念，在凝心聚力的社会实践中进行平等接触和交流，增加民族接触机会，减少群际偏见和歧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除了真实的接触外，想象性接触同样可以起到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的作用。想象性接触是指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这种心理上的模拟提供了成功互动的经验，能够有效改善群际态度、增加群际信任、减少群际偏见[25]。与真实接触相比，想象性接触更容易实现，比如可以在社区或学校中组织一些活动，让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其他民族成员的积极互动。
（四）深刻认识各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合作、互动、共同命运）是建构共同内群体的重要条件，具有共同命运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合作性互动能够有效促使群体成员把原分离的两个群体视为一个共同内群体，并把内群体偏好延伸到原外群体成员之中[26]。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各族人民深刻领会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要认识到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少数民族要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汉族也要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双向的铸牢”[27]是由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的。 五、结语
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质，需以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前提[28]。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进行阐释，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
族各民族是一荣倶荣、一损倶损的命运共同体，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建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培养社会心态的主张，而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则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机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个视角。尽管共同内群体理论并不能解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有理论问题，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理念应用于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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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4-30 责任编辑：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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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是多元，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为一体。随后，国家推行民族区域制度、针对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障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进而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和“族群一象征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自觉的实体和整体），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11]。正如同费孝通描述的，“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5]“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由多元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成员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民族（nation）的认同而形成单个的内群体，也即单个的一体层次民族认同[12]。费孝通在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级序性时，提到作为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族群而言，是高一个层次的认同意识[13]。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认同又是形成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重要路径。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是一个社会心理建设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应该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14]而关注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就要依照心理学的规律，社会认同理论，特别是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对于探索如何铸牢中华民中共同体意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五十五章“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下第一节“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中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15]。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而且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宏观的层面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探索与个体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途径，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机制，建设健康社会、幸福社会[16]。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疆独、藏独势力抬头，对中华民族伟大事业和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一定威胁，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思路和理念更好地做好民族工作。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为今后的民族工作定下了新基调，为中华民族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表达了在政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寻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6]。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研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可以为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新的手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通过把个体和社会视角、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整合建构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环境[17]，这一探索可以应用于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以下以社会心理学的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例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四、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是由Gaetner和Dovidio提出的[18-20]，该理论的实践基础是对厌恶种族主义（aversive racism）的长期研究，理论基础则是欧洲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Gaetner和Dovidio在关于厌恶种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如白人对黑人群体）的潜意识的消极情绪和信念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持有厌恶种族主义的个体往往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内隐偏见的存在，相反他们在意识层面上还会主张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群体。在跨群体和跨种族的交往中，厌恶种族主义者会不自觉地心怀不安，害怕在交往中做错事情，因而会尽量避免跨种族交往。与传统的种族主义相比，厌恶种族主义的表现更为微妙，歧视和伤害行为往往发生在社会规范不明确、能够用种族以外的其他理由对行为进行合理化的情境中，此时厌恶种族主义者既在实质上表达了歧视和偏见，又维持了自己没有偏见的自我形象。随着对厌恶种族主义研究的深入，Gaetner和Dovidio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广泛存在的内隐偏见，此时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给了他们很大启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分类，自发地区分自己所属的群体和与自己无关的群体，即内群体与外群体。在社会分类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感知到的群体内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差异性被扭曲和放大了，并产生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从社会认同和社会分类的角度去理解，厌恶种族主义是社会分类的结果，它并非是白人对黑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敌意，而是白人对自己内群体成员的一种偏爱。要消除厌恶种族主义，可以从改变社会分类开始——使白人群体把黑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纳入到包摄范围更广的共同群体之中，并催生对这种共同内群体的认同和偏爱，由此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偏见是社会分类的结果，通过重新社会分类，使两个原本分离的群体形成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群体成员的身份从“我们”（US，内群体）和“他们”（them，外群体）转变为共同的“我们”（we，共同内群体），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也可以延伸到新形成的共同内群体，进而减少以往的负面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改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冲突和竞争，促进群际帮助和合作[18-22]。
Gaetner和Dovidio用一个模型描述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20]（图1）。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群际依存性（合作、互动、共同命运）、群际差异性（感知实体性、相似性、语言表征）、环境情境（平等规范、社会影响、社会地位）和预接触经验（认知启动、情感启动），这些因素既可以独立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突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减少差异性，增加预接触经验能够促进共同内群体的形成。
在前因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对群体的表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单一群体、两个子群体构成的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及单独的个体。前两种表征是经过重新社会分类（recategorization）建构起共同内群体的结果。重新社会分类后，当原来分离的两个群体被一个共同内群体所取代时，就会形成单一的共同内群体;当原来分离的两个群体得以保留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时，就会形成由两个子群体构成的共同内群体，此时群体成员具有双重身份（dual identity）。
共同内群体形成以后，人们会将原来的外群体成员视为共同内群体的一部分，并对他们产生内群体偏好，这些心理转变包括同情、信任、谅解和感知相似性增强，威胁感降低，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选择对原外群体成员有利的解释，更多地把原外群体成员纳入到自我概念之中，产生对合作的期待。这些心理上的转变最终会带来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积极结果。在認知方面，人们会以更一般化的方式看待原来的外群体及其成员，并对他们持有积极的看法;在情绪方面，能够对原来的外群体成员产生共情，对他们有更多的积极情感和面部表情;在行为方面，会增加对原外群体成员的自我表露，并会进行合作和帮助。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旨在借助包容性力量改善群际关系，通过融合共同分类纳入到更高级别的分类水平中，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21]。这种建构上位认同的理念和费孝通“多元一体”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谋而合，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境、预接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民众在意识上更多认识到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淡化差异性，进而促进各民族民众，特别是多民族聚居区民众主动、积极、平等的接触、交往、共处的行为，这样跨民族的互动与合作就是社会普通的互动和合作行为，各民族民众之间自然就形成了自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紧密的合作自然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通过引导各民族人民把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知相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认知（积极的想法）、情绪（同情和关爱）和行为（合作和帮助）方面的积极改变。
（一）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关系，民族之间现存的一些偏见和隔阂并不一定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歧视，而可能是各族人民对本民族成员的偏爱。另外，很多时候，人们会在跨民族交往中表现出刻意回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害怕在跨民族交往中做错事，使其他民族成员感受到歧视。无论是对本民族的偏爱还是对跨民族交往的回避，归根到底，都是受到了社会分类的影响。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界线，此时“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要降低这种社会分类的影响，一个有效的路径就是在“我们”和“他们”的基础之上建构一个共同的“我们”，也就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口号，而要使之真正深入人心，需要使全国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真正从心理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要消除各族人民的民族身份，而是在原民族的基础上建构优先的上位群体。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习惯于以族群范畴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
共同内群体意识的培养可以使各族人民产生优先的中华民族身份，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同。另外，还需要转变各族人民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跨民族交往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各自分属于不同民族，而是属于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把内群体认同延伸到其他民族成员之中，对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内群体偏好。
（二）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化差异性
相似性可以促进人际吸引，相似程度较高的个体之间有更强的吸引力，这被称为相似性效应（similarity effect）。研究者区分了实际相似性（actual similarity）和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前者是指个体在实际上与他人的相似程度，后者是指个体主观认为的自己与他人的相似程度，这两种相似性都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之间的吸引力[23]。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差异性越低，越容易形成共同内群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突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淡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缩小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突出相似性不仅要突出感知的相似性，更要突出实际相似性和共同性，各民族的“多元”构成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整体，突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主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价值体系等。
（三）提供制度支持，增强跨民族接触和互动
共同内群體认同模型中包含了Allport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中的情境因素。该假说认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都能够减少偏见，只有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群体之间的平等交流才可能减少偏见，且这种正面影响能够通过制度支持（法律、习俗、当地气氛）得到维持，并能够促进群体成员发现共同利益与共通人性[24]3-5。这些情境因素同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借鉴意义。为了发挥跨民族接触对减少偏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影响，首先应该努力凝聚民众共识，使全国人民统一在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社会发展宗旨上，把每个人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用中华民族共享的价值观来整合人们的观念，在凝心聚力的社会实践中进行平等接触和交流，增加民族接触机会，减少群际偏见和歧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除了真实的接触外，想象性接触同样可以起到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的作用。想象性接触是指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这种心理上的模拟提供了成功互动的经验，能够有效改善群际态度、增加群际信任、减少群际偏见[25]。与真实接触相比，想象性接触更容易实现，比如可以在社区或学校中组织一些活动，让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其他民族成员的积极互动。
（四）深刻认识各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合作、互动、共同命运）是建构共同内群体的重要条件，具有共同命运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合作性互动能够有效促使群体成员把原分离的两个群体视为一个共同内群体，并把内群体偏好延伸到原外群体成员之中[26]。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各族人民深刻领会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要认识到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少数民族要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汉族也要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双向的铸牢”[27]是由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的。 五、结语
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质，需以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前提[28]。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进行阐释，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
族各民族是一荣倶荣、一损倶损的命运共同体，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建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培养社会心态的主张，而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则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机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个视角。尽管共同内群体理论并不能解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有理论问题，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理念应用于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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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4-30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