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轮经济周期的调整是个“U”型的走势。”在“U”型的底部停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经济改革步伐越快，改革越彻底，我们在“U”型底部的时间就越短。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近期呼吁：“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解除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落后的体制阻碍着中国经济转型。因此，要加快改革，放松管制，实现中国经济尽快转型。”
要过转型这一关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许小年对中国经济作出判断：“这轮经济周期的调整是个“U”型的走势。”所谓“U”型，就是我们在底部要徘徊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上来。在“U”型的底部停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解除管制，势必给中国经济的转型造成困难，势必要拉长调整周期。经济改革步伐越快，改革越彻底，我们在“U”型底部的时间就越短。
为什么说它是“U”型的，而不是“L”型的?许小年说，就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然充满着信心，所以是“U”型的，不会是“L”型。日本是“L”型，到现在还是“L”。欧美经济有可能是“V”型。
许小年认为，当前首先要把转型这一关过好。转型这一关过好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但它的增长率不会太高，因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用消费拉动，但它可以持续，并且实现充分就业，因此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增长模式
许小年主张的经济转型是：从出口和投资转换到消费，在经济结构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双重压力下的经济调整”，不光是西方金融海啸把西方各国的经济拖入萧条，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国内的投资周期也正好处于下行阶段。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回调。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稍一发生变化，这些产能一下就冒出来了。产能的过剩，出乎人们的意料，结果造成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许小年分析说，我们过去几年间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各业造成了过剩产能。这个过剩产能在投资高增长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投资的高速增长可以使过剩产能看上去是有销路的，像在泡沫中的自我实现一样。当投资稍稍下去一点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马上就冒出来了。这些过剩产能或早或迟都会转变为银行的坏账。
许小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提出的挑战实际主要不是在金融层面上，而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上。我们这种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恐怕不能持续下去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即外部需求、投资和消费中，外部需求这驾马车已经熄火，国内投资也正在减速，唯一剩下的就是国内消费。但国内消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到了最近几年，尤其是这次经济增长高峰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下滑。从2000年的46％降到2007年的35％，跌了近10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想刺激消费，要多大的力度才能够通过消费的增长把经济增长重新启动起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忽视消费，时间太长了。”许小年说，“到现在发现那两驾马车转不动的时候，再回头考虑消费，感觉为时已晚。远水解不了近渴。老百姓不花钱、不消费，你用什么样的政策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多管齐下刺激居民消费
转向消费，怎么转?许小年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是无能为力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是在经济遇到萧条时政府就增加开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增加开支就能解决的。我们是要刺激民间消费，让老百姓增加开支，那么，首先要让老百姓有更高的收入。因此，政府不是增加开支，而是政府减少税收，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给企业减税，给居民减税来刺激消费。
许小年认为，要改善收入的分配，增加民众的资产和收入。中国现在还有5亿农民，要增加农民收入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农民的财产。十七大提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没有财产，哪来财产性收入?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把土地承包期从30年延长到70年，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土地制度改革，但是这还不够。财产还没有到农民手里。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有了财产以后，才能有财产性收入。
为了刺激消费，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如果要花钱的话，是不是考虑不要再去架桥修路，而是花钱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放手消费。所以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所能解决的。
GDP增长会降低
靠居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马上面临下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像投资增长那么高。许小年认为，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受到收入制约的，它不可能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每年增长20％。这是无法持续的。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0％～12％之间。这和固定资产投资20％的增长，差了一半。如果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的GDP增长率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许小年表示，10％以及10％以上的GDP增长，恐怕很难再实现了。
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增长率的正常值可能不是10％，可能只有7％、8％，甚至可能只有5％。我们已经习惯了10％多的增长，还能想象中国经济增长5％、7％吗?到了5％、7％，会发生什么问题?
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几千万的农民进城，每年大量大学生毕业，新增大量劳动人口。GDP降到10％以下，如何能够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障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业要靠服务业
“如果10％解决不了就业，那世界其他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只有2％、3％，它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的?为什么2％、3％的GDP增长可以解决就业，而我们10％就感觉到就业很难解决呢?”许小年说。
原因在于我们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我们过去以投资为推动、以外部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使我们国家的产业过分集中在制造业上。而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是非常低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30年间没有太大的增加。制造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服务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许小年说，最近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多新的措施出台。货币政策在放松，财政政策实际也在放松。这些都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刺激性的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这一轮经济调整的问题。宏观政策解决不了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要靠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投资到消费，要靠体制改革。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更要靠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相对重要性近几年逐渐降低，服务业发达程度还不如印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表明，在工业化之后，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是二次工业化、重工业化，而是去工业化。代替制造业而兴起的下一个朝阳产业，是服务业，是无烟工业。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了这一点。
服务业落后在于过度管制
许小年认为，我们的服务业落后主要是作茧自缚、过度管制所致。我们重要的服务业，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媒体娱乐，无不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准入壁垒高耸，资源无法自由流动。金融服务业管制程度之严厉，应该是世界之最。发股票要审批，发债券要拿额度，发基金要拿通行证，金融机构开一个营业部、开一个储蓄所，也要审批，银行的风险管理、银行高管的任命等等，都要批。
许小年发问：“我不知道要发审委干什么，为市场把关吗?那股市出现了坏公司，发审委是否要赔偿?可从来没有赔偿过，那要它干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过度管制，阻碍了金融的发展。如果把金融管制放一下，能够创造出多少就业?我们中小企业有70％、80％到现在没有金融服务，我们5亿农民基本没有金融服务。5亿农民的金融市场，又能创造多少就业?”许小年说。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近期呼吁：“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解除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落后的体制阻碍着中国经济转型。因此，要加快改革，放松管制，实现中国经济尽快转型。”
要过转型这一关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许小年对中国经济作出判断：“这轮经济周期的调整是个“U”型的走势。”所谓“U”型，就是我们在底部要徘徊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上来。在“U”型的底部停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解除管制，势必给中国经济的转型造成困难，势必要拉长调整周期。经济改革步伐越快，改革越彻底，我们在“U”型底部的时间就越短。
为什么说它是“U”型的，而不是“L”型的?许小年说，就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然充满着信心，所以是“U”型的，不会是“L”型。日本是“L”型，到现在还是“L”。欧美经济有可能是“V”型。
许小年认为，当前首先要把转型这一关过好。转型这一关过好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但它的增长率不会太高，因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用消费拉动，但它可以持续，并且实现充分就业，因此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增长模式
许小年主张的经济转型是：从出口和投资转换到消费，在经济结构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双重压力下的经济调整”，不光是西方金融海啸把西方各国的经济拖入萧条，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国内的投资周期也正好处于下行阶段。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回调。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稍一发生变化，这些产能一下就冒出来了。产能的过剩，出乎人们的意料，结果造成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许小年分析说，我们过去几年间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各业造成了过剩产能。这个过剩产能在投资高增长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投资的高速增长可以使过剩产能看上去是有销路的，像在泡沫中的自我实现一样。当投资稍稍下去一点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马上就冒出来了。这些过剩产能或早或迟都会转变为银行的坏账。
许小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提出的挑战实际主要不是在金融层面上，而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上。我们这种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恐怕不能持续下去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即外部需求、投资和消费中，外部需求这驾马车已经熄火，国内投资也正在减速，唯一剩下的就是国内消费。但国内消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到了最近几年，尤其是这次经济增长高峰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下滑。从2000年的46％降到2007年的35％，跌了近10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想刺激消费，要多大的力度才能够通过消费的增长把经济增长重新启动起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忽视消费，时间太长了。”许小年说，“到现在发现那两驾马车转不动的时候，再回头考虑消费，感觉为时已晚。远水解不了近渴。老百姓不花钱、不消费，你用什么样的政策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多管齐下刺激居民消费
转向消费，怎么转?许小年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是无能为力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是在经济遇到萧条时政府就增加开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增加开支就能解决的。我们是要刺激民间消费，让老百姓增加开支，那么，首先要让老百姓有更高的收入。因此，政府不是增加开支，而是政府减少税收，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给企业减税，给居民减税来刺激消费。
许小年认为，要改善收入的分配，增加民众的资产和收入。中国现在还有5亿农民，要增加农民收入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农民的财产。十七大提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没有财产，哪来财产性收入?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把土地承包期从30年延长到70年，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土地制度改革，但是这还不够。财产还没有到农民手里。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有了财产以后，才能有财产性收入。
为了刺激消费，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如果要花钱的话，是不是考虑不要再去架桥修路，而是花钱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放手消费。所以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所能解决的。
GDP增长会降低
靠居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马上面临下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像投资增长那么高。许小年认为，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受到收入制约的，它不可能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每年增长20％。这是无法持续的。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0％～12％之间。这和固定资产投资20％的增长，差了一半。如果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的GDP增长率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许小年表示，10％以及10％以上的GDP增长，恐怕很难再实现了。
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增长率的正常值可能不是10％，可能只有7％、8％，甚至可能只有5％。我们已经习惯了10％多的增长，还能想象中国经济增长5％、7％吗?到了5％、7％，会发生什么问题?
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几千万的农民进城，每年大量大学生毕业，新增大量劳动人口。GDP降到10％以下，如何能够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障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业要靠服务业
“如果10％解决不了就业，那世界其他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只有2％、3％，它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的?为什么2％、3％的GDP增长可以解决就业，而我们10％就感觉到就业很难解决呢?”许小年说。
原因在于我们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我们过去以投资为推动、以外部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使我们国家的产业过分集中在制造业上。而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是非常低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30年间没有太大的增加。制造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服务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许小年说，最近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多新的措施出台。货币政策在放松，财政政策实际也在放松。这些都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刺激性的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这一轮经济调整的问题。宏观政策解决不了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要靠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投资到消费，要靠体制改革。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更要靠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相对重要性近几年逐渐降低，服务业发达程度还不如印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表明，在工业化之后，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是二次工业化、重工业化，而是去工业化。代替制造业而兴起的下一个朝阳产业，是服务业，是无烟工业。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了这一点。
服务业落后在于过度管制
许小年认为，我们的服务业落后主要是作茧自缚、过度管制所致。我们重要的服务业，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媒体娱乐，无不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准入壁垒高耸，资源无法自由流动。金融服务业管制程度之严厉，应该是世界之最。发股票要审批，发债券要拿额度，发基金要拿通行证，金融机构开一个营业部、开一个储蓄所，也要审批，银行的风险管理、银行高管的任命等等，都要批。
许小年发问：“我不知道要发审委干什么，为市场把关吗?那股市出现了坏公司，发审委是否要赔偿?可从来没有赔偿过，那要它干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过度管制，阻碍了金融的发展。如果把金融管制放一下，能够创造出多少就业?我们中小企业有70％、80％到现在没有金融服务，我们5亿农民基本没有金融服务。5亿农民的金融市场，又能创造多少就业?”许小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