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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人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经常出现的一类形象。本文将略谈《呐喊》《彷徨》中的故人形象，选择书中较为典型的几位故人，管窥闰土至魏连殳的变迁，蠡测此类形象所折射出的鲁迅的某种经历与乡镇缩影。
关键词：《呐喊》;《彷徨》;故人形象
一、引言
鲁迅的“归乡”小说中，故人形象多次出现，并往往被分化为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民形象。而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旧友亦或是作古之人的故人，凝汇了主体与他者的张力结构，由此构建了随内外两面变迁的形象群体及与之相关的艺术世界。
二、故人形象
1.麻木的故人
《故乡》中，鲁迅用寥寥数笔即勾画出败落荒村里的故人故事。内聚焦视角下的闰土在二十余年内的变化足以展现时代对人物灵肉的扭曲与压迫。乘船回乡、再乘船离乡，故乡与异地的差别不仅仅在于现代性工具的缺失，更在于“我”已不属于前者的符号系统：童年旧友已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变为活脱脱的木偶人，而“我”则接受了“新”的洗礼。
于是，时间的进程似乎只在“我”身上得到体现，而闰土则凝滞在破败的S城中重复长工父亲的悲苦命运，水生与宏儿印证了这样梦魇般的循环在此处仍然不是终结。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鲁迅塑造这样一个可叹可悲的故人形象时，笔调充满了少见的哀伤和柔情。苟奴隶立其前，必衷哀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面对在铁屋里昏聩不堪、骨子里没有任何躁动的闰土，拯救与“争”都是笑话。当然，不谈被环境阉割了的进步可能性，闰土仍然是鲁迅笔下带有异质性的故人，隐现着淡淡的悲情。但这种悲情又绝无转化为同化与拔刀相助的可能。也因此，“我”的再次离去在埋葬了已无归根之处的故乡的同时，也切断了闰土这一故人形象的再述机遇。
2.焦虑的故人
同样经水路回到S城，“我”再次相逢的故人从一字不识的闰土升级为辛亥时期拔神像胡子的同窗吕纬甫及学动物学的“新党”魏连殳。如果“我”与闰土之间仍然存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的矛盾与困惑，吕纬甫、魏连殳则俨然是“我”的分化角色。
同样是关于“回乡---见到故人---与故人分别”模式的重述，吕纬甫从激进的青年变为敷衍着教女学生子曰诗云的先生;魏连殳则堕落为杜师长的僚机。这些分裂与流动的故人形象，出现在各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影响之下。也正是在吕纬甫如蜂蝇一般飞去又飞回的圆圈际遇、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记“我”与魏连殳的相识一场，这样的环形结构均给故人这一形象群体染上了神谕般的色彩，标志着某种选择的消解。
与其说《在酒楼上》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颓废，不如说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对所处的处境的自我否定。魏连殳在堕落之后，希望“我”将他忘记，并且他人连同本人都觉得自己已没有活下去的必要。这种自弃显然与吕纬甫的自厌同出自对新的社会、历史价值标准的深刻体悟。
在感情与理智，绝望与希望，颓废与进步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缺少“越界”精神的个人乃至民族必然衰落在历史里，如果用宏观的全人类眼光代替狭隘的民族眼光，那么，吕纬甫、魏连殳之流的失败“正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2]。尽管在20世纪初科举制已被废除，但是长久以来文人对金銮殿的幻想仍然存在。吕纬甫与魏连殳，并不是浙东沿海唯二受到将精英身份与文化知识的习得联系起来的风气影响的人物。当科举制破灭、五四新文化深入人心时，原本依靠文化知识自诩为精英的吕纬甫、魏连殳，在面对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的“帝”的赏识后，如何走出下一步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三、创作主体的经历与移情
1.追忆中的《呐喊》
收录鲁迅1918年至1922年产出的小说作品的《呐喊》，在其写下的序言中可得知其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与这些作品的倾向;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领的了[3]。《新生》计划流产后，在《新青年》同人钱玄同等人的劝说下，原本对文学革命并没有多大热情的鲁迅终于答应了约稿。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便在小说的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受到众多青年的拥趸，但鲁迅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单纯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他也在绝望与希望中踟蹰。1920年年底，《新青年》内部因对未来的走向有不同意见而发生分歧。雪上加霜的是，1921年年初，杂志还收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扰乱。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鲁迅创作了《故乡》。从《呐喊》的整体印象上来看，鲁迅好像总是从作品折回到自己的起源。虽然他用了写实或者象征的手法诅咒了旧有制度与权力，但是这之中也有青春失色的淡淡感伤。
2.自省中的《彷徨》
经过1923年的沉寂，鲁迅于1924年再次开始了小说创作。1924年至1925年，鲁迅收于《彷徨》集中的11篇小说中，譬如《在酒樓上》与《孤独者》被称为姊妹篇，而《长明灯》也在构思上与《狂人日记》有相似之处。对于这部小说集，鲁迅自己的评价为：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4]。
在没有战友只有攻讦、兄弟失和的冷气中，鲁迅从追忆转向了将自我灵魂形象化的道路。吕纬甫、魏连殳都不自觉沾染上作者本人的情思。鲁迅的疑惑从未被消除过，他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普罗大众所期待的全新时代。从对他者生存的关切的博爱转至尼采式的自辩，在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紧张的、悲剧性的心灵、人生探寻中，浸润着鲁迅沉重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在这样的不安里，鲁迅将第二部小说集命名为《彷徨》。
四、故人形象：1920年代中国乡镇的缩影
1919年，当远在北京的学生游行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时，中国大地上酿造了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政治运动。国民开始对新兴的政府失去希望。而早在1919年之前，先觉的思想政治家已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当然，鲁迅笔下故人的轨迹，大多囿于S城、鲁镇，也就是浙江绍兴内。可鲁迅并不想为读者提供特定的区域，而希望笔下的S城、鲁镇能为一个重要的缩影。绍兴的情况正好可被用来说明浙东沿海乡镇对于广阔时代的复杂反应。
而出于对于他者的不了解，鲁迅以严谨的写作态度往往只点到人物形象的“门槛”为止，而鲁迅也并没有窥探他者阴私的癖好。所以，在父权制瓦解的公共空间内，鲁迅一改狂飙突进的情感宣泄，将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矛盾、隔阂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业已成习惯的刻板印象不同，《呐喊》《彷徨》中欣然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依旧困顿;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尽管处于社会变迁所能影响到的乡镇范围内，依旧处于最底层，没有被疗救的希望与机遇。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卷，2005：82.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卷，2005：354.
[3]鲁迅.呐喊·彷徨[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7.
[4]鲁迅.鲁迅自选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
作者简介：李央央（1996–），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呐喊》;《彷徨》;故人形象
一、引言
鲁迅的“归乡”小说中，故人形象多次出现，并往往被分化为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民形象。而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旧友亦或是作古之人的故人，凝汇了主体与他者的张力结构，由此构建了随内外两面变迁的形象群体及与之相关的艺术世界。
二、故人形象
1.麻木的故人
《故乡》中，鲁迅用寥寥数笔即勾画出败落荒村里的故人故事。内聚焦视角下的闰土在二十余年内的变化足以展现时代对人物灵肉的扭曲与压迫。乘船回乡、再乘船离乡，故乡与异地的差别不仅仅在于现代性工具的缺失，更在于“我”已不属于前者的符号系统：童年旧友已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变为活脱脱的木偶人，而“我”则接受了“新”的洗礼。
于是，时间的进程似乎只在“我”身上得到体现，而闰土则凝滞在破败的S城中重复长工父亲的悲苦命运，水生与宏儿印证了这样梦魇般的循环在此处仍然不是终结。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鲁迅塑造这样一个可叹可悲的故人形象时，笔调充满了少见的哀伤和柔情。苟奴隶立其前，必衷哀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面对在铁屋里昏聩不堪、骨子里没有任何躁动的闰土，拯救与“争”都是笑话。当然，不谈被环境阉割了的进步可能性，闰土仍然是鲁迅笔下带有异质性的故人，隐现着淡淡的悲情。但这种悲情又绝无转化为同化与拔刀相助的可能。也因此，“我”的再次离去在埋葬了已无归根之处的故乡的同时，也切断了闰土这一故人形象的再述机遇。
2.焦虑的故人
同样经水路回到S城，“我”再次相逢的故人从一字不识的闰土升级为辛亥时期拔神像胡子的同窗吕纬甫及学动物学的“新党”魏连殳。如果“我”与闰土之间仍然存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的矛盾与困惑，吕纬甫、魏连殳则俨然是“我”的分化角色。
同样是关于“回乡---见到故人---与故人分别”模式的重述，吕纬甫从激进的青年变为敷衍着教女学生子曰诗云的先生;魏连殳则堕落为杜师长的僚机。这些分裂与流动的故人形象，出现在各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影响之下。也正是在吕纬甫如蜂蝇一般飞去又飞回的圆圈际遇、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记“我”与魏连殳的相识一场，这样的环形结构均给故人这一形象群体染上了神谕般的色彩，标志着某种选择的消解。
与其说《在酒楼上》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颓废，不如说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对所处的处境的自我否定。魏连殳在堕落之后，希望“我”将他忘记，并且他人连同本人都觉得自己已没有活下去的必要。这种自弃显然与吕纬甫的自厌同出自对新的社会、历史价值标准的深刻体悟。
在感情与理智，绝望与希望，颓废与进步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缺少“越界”精神的个人乃至民族必然衰落在历史里，如果用宏观的全人类眼光代替狭隘的民族眼光，那么，吕纬甫、魏连殳之流的失败“正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2]。尽管在20世纪初科举制已被废除，但是长久以来文人对金銮殿的幻想仍然存在。吕纬甫与魏连殳，并不是浙东沿海唯二受到将精英身份与文化知识的习得联系起来的风气影响的人物。当科举制破灭、五四新文化深入人心时，原本依靠文化知识自诩为精英的吕纬甫、魏连殳，在面对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的“帝”的赏识后，如何走出下一步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三、创作主体的经历与移情
1.追忆中的《呐喊》
收录鲁迅1918年至1922年产出的小说作品的《呐喊》，在其写下的序言中可得知其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与这些作品的倾向;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领的了[3]。《新生》计划流产后，在《新青年》同人钱玄同等人的劝说下，原本对文学革命并没有多大热情的鲁迅终于答应了约稿。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便在小说的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受到众多青年的拥趸，但鲁迅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单纯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他也在绝望与希望中踟蹰。1920年年底，《新青年》内部因对未来的走向有不同意见而发生分歧。雪上加霜的是，1921年年初，杂志还收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扰乱。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鲁迅创作了《故乡》。从《呐喊》的整体印象上来看，鲁迅好像总是从作品折回到自己的起源。虽然他用了写实或者象征的手法诅咒了旧有制度与权力，但是这之中也有青春失色的淡淡感伤。
2.自省中的《彷徨》
经过1923年的沉寂，鲁迅于1924年再次开始了小说创作。1924年至1925年，鲁迅收于《彷徨》集中的11篇小说中，譬如《在酒樓上》与《孤独者》被称为姊妹篇，而《长明灯》也在构思上与《狂人日记》有相似之处。对于这部小说集，鲁迅自己的评价为：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4]。
在没有战友只有攻讦、兄弟失和的冷气中，鲁迅从追忆转向了将自我灵魂形象化的道路。吕纬甫、魏连殳都不自觉沾染上作者本人的情思。鲁迅的疑惑从未被消除过，他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普罗大众所期待的全新时代。从对他者生存的关切的博爱转至尼采式的自辩，在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紧张的、悲剧性的心灵、人生探寻中，浸润着鲁迅沉重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在这样的不安里，鲁迅将第二部小说集命名为《彷徨》。
四、故人形象：1920年代中国乡镇的缩影
1919年，当远在北京的学生游行活动升级为暴力事件时，中国大地上酿造了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政治运动。国民开始对新兴的政府失去希望。而早在1919年之前，先觉的思想政治家已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当然，鲁迅笔下故人的轨迹，大多囿于S城、鲁镇，也就是浙江绍兴内。可鲁迅并不想为读者提供特定的区域，而希望笔下的S城、鲁镇能为一个重要的缩影。绍兴的情况正好可被用来说明浙东沿海乡镇对于广阔时代的复杂反应。
而出于对于他者的不了解，鲁迅以严谨的写作态度往往只点到人物形象的“门槛”为止，而鲁迅也并没有窥探他者阴私的癖好。所以，在父权制瓦解的公共空间内，鲁迅一改狂飙突进的情感宣泄，将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矛盾、隔阂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业已成习惯的刻板印象不同，《呐喊》《彷徨》中欣然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依旧困顿;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尽管处于社会变迁所能影响到的乡镇范围内，依旧处于最底层，没有被疗救的希望与机遇。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卷，2005：82.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卷，2005：354.
[3]鲁迅.呐喊·彷徨[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7.
[4]鲁迅.鲁迅自选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
作者简介：李央央（1996–），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