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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书法院自成立以来，至今已连续面向海内外招收培养六届学员共计600余名。2011年6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书法院“第六届研究生课程班、高研班暨访问学者结业作品展”在中国书法院展览馆举办。展览集中反映了一年来学员们在思想、观念、表现能力和手法上的诸多突破，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本刊选登部分展览作品，并配发本届学员姜勇的文章以飨读者。
1
燕郊只不过是燕郊，毗邻京城、隶属河北的一处经济技术开发区，无甚特殊可言。
燕郊又不只是燕郊。每年夏秋之交，都有百余钟情书法的人儿自天南海北怀着期待和梦想而来。接着，又陆续有或功成身退或名噪一时的大小先生们乘着飞机、坐着高铁赶趟似的登台，笔来纸往，谈经论道。弄得百十来号人似明白、又糊涂；方争辩、却无语。然后唇齿皆黑、领袖尽皂、彻宵达旦、忽啼反笑。待来年春夏之交，终于折腾得个熙熙攘攘、天光乍亮。再然后，轰地一声，如猢狲四散。
燕郊于是仍旧是燕郊。即便柏拉图学园、稷下学宫，又能怎样？不也落得个灰飞烟灭，杳然无闻。冶金路159号兴许还会恶狠狠地骂上一句：一班子鼓舌摇笔之徒！
可到来年，相同的一幕又重新上演。于是燕郊的老少爷们、大姑娘小媳妇、开饺子馆卖火烧的禁不住纳闷儿：这究竟是一伙子什么精神病？难道燕郊是他们的“海布里”？就像那个踢足球的黑小子说的：“当我站在海布里的时候，我就是王！”
2
然而冶金路159号里没有什么王。
尽管有人开篇就提起王镛，让他当那个倒霉的座主和挡箭牌。可王镛招谁惹了谁？人家只是写自己的字，画自己的画。但王先生也是多事，非要搞个什么“流行书风提名展”。他本是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偏偏又提倡哪门子的“艺术书法”。于是写字的、当官的一起砸他，弄得朋友们跟着挨骂受牵连。
王镛的想法却没有错。当对传统技法的重视已经深入人心，有一天他却突然发现那些本该可畏的后生小子们却大面积地“忘掉了自我，忘掉了创造”。王先生是毫不犹豫地主张入古的，且矢志前追，曾书联语：“不喜秦汉以下书”。可他也深知返本乃是为了开新，“流行书风”说白了不就是向前一步，引出自我创变的意识。徒有尊古崇古，天生我辈何益？
然而更多的写字的人受不了这个，指责谩骂此起彼伏。倒是刘正成先生看不下去，喊了声：“王镛既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也是属于历史的。曲高和寡，今天骂他的人越多，在历史的座标上他就摆得越高。”可谁知道呢，今天的“历史”毕竟尚未来得及书写。
布罗代尔曾指出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审视的时段措置问题。没错，今天的事由今人最难说得清楚。如果向前延伸一个时间段落，王镛的意义可能是他和清代、和民国的关系。不是师承，而是对历史的共识。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
所接着的，大了说，是书法艺术史的赓续；小了说，是尚未充分展开就被中断了的碑学的继起。王镛是不是这个时代贡献给历史的“大师”，且留给后人评说，但他确实是三十年来重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开风气不为师，已足可圈可点。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生活就是这样，有波折才有故事。
3
燕郊中国书法学院又确实不乏无冕之王—技术上的和情怀上的，各领风骚。
不过，那首先需要一种胸襟、对艺术的热诚和造诣，方可“遣作江山文字主”。八方云集而至的学生，也喜欢这样的“主儿”。
石开来了，还是一句书法也不讲。他要表明一种姿态，是正经的人生和艺术体会，不是作给人看。他不需要作给任何人看。
刘彦湖仍旧那般讷然，只顾自己在纸上划。他对空间的体悟精微至极，无需多说，颖悟者自能会心。
张羽翔纵横捭阖，无不如意。徐海单刀直入，既狂且狷。陈国斌童心未泯，得意忘形。唯张景岳先生不动声色，有蔼然长者之风。
别的先生是大家惮于求写；曾翔则兴之所至，不敢不让他写。“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他俨然就是自家书写世界中的王！
于明诠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里都蕴藏着天才，勉励后来者当珍重自我，“你看出来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的文章可算雄辩有力，仍自视所云乃在“是与不是之间”。
刘正成奈不过好事者的管窥蠡测，慨叹王镛不得其位。的确，书法院不是什么权力机构和社团组织，然而礼失则求诸野，有一代如许人物之过往，不也可说“能与昔日的西冷印社吴俊老一辈先贤分庭抗礼”了么？白谦慎网上答问时道：“野有遗贤，正可发挥遗贤的民间作用。我们民族官本位的意识太重，这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改。”
冶金路159号里确实没有什么王。在这里，王者王而不霸。到最后大家都可能沦落为曾翔所说的“坏人”—众生平等，相视而笑。事艺术者，自当相互尊重，保护个性。师者，仁也、量也、恨之入骨、爱之弥厚。学人终归要自我组织，自渡自救。
石开说：独立人格，离经叛道。
诗评家顾随有言：“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
4
曾翔似乎总是难以找到适当的语言形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时或郑重其事，时或潦倒癫狂；时或言不及义，时或语重心长。于是乎纵之以酒：“狂来轻世界，我要入洞房！”
他那“好人”的笑话，实际上并不轻松和好笑。世俗的平庸和历史的惯性，仿佛一个密闭的罩子，沉闷而扼杀生机，最当为艺术家警惕。曾翔以一个“绿帽子”的隐喻，表达难以容忍的愤慨之情。大概嫌黄庭坚的“俗不可医”之论表达得太过文雅，已不足以刺痛当代人的神经，他才出以如此恶毒的讥讽。
是的，比之温文尔雅，曾翔似乎更喜欢匕首和投枪。他也许比王先生更经常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正因为那些不解和忠告往往是善意的，才难以释怀。酒是苦闷的象征、英雄的良伴。
同样苦闷过的，还有于明诠。老辣到直逼清人，苍茫到不让彝铭，识者寥寥，高处不胜寒。对“丑书”之名，从抵触，到释然、欣然、怡然。自题“敢丑斋”：“毁誉盈耳，我自长笑；恬不知丑，其奈我何？”不过于先生倒也是幸运的，若晚生十年，恐至今无出头之地。他的脱颖而出，被视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应该怀念中青展，那是实力的象征。”
依赫伯特·里德之见，丑不属于快感论美学，它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在关于艺术的讨论中，之所以出现混乱，正因为未能把美学与艺术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都发现艺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常常是一件不美的东西。”
中国传统士大夫亦早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视觉艺术中，“好看”与否从来不被作为一个当行的鉴赏尺度。如果说“艺术作品的真理的根基就在于：让世界就象它在艺术中那样，真正的表现出来”（马尔库塞），那么丑才往往近真。因它已不关心现象，直指本体；已无虑宠辱，唯仰本心。丑，测试出自主、自为实现到何种程度，它的气质近乎抽象或表现主义。
唯豪杰之士敢丑。一二解人道：“于明诠，丑得更有质量些。”
但该美还是该丑，为生活还是为艺术？却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冶金路159号的后来者们也开始面临这样的抉择。
5
伟大的艺术家常常是生前不被理解的人。“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可这该怨谁呢？仰高抑或就低，皆无可能，艺术家和俗众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布迪厄说得很清楚：“趣味是分等级的，它会区分出不同级别的群体。被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主体，通过自身制造的区隔，会在美与丑、杰出与庸俗之间区分自己。在客观的分层中，他们的立场得到表达或揭露。”
冶金路159号的大小先生们正是通过相投的趣味构成的群体。尽管并非有组织、有策划和有宗旨，他们自造的区隔和坚持的立场仍然依稀可辨。至于这种区隔和立场在今天能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则殊可怀疑。书法在传统时代的身份过于复杂，扮演着任何其它艺术都难以比肩的暧昧的社会角色。王镛“艺术书法”的提出，正企图尝试将它从纷乱的关系脉络中剥离出来，以便说得清、看得明。但艺术，今已实属奢侈之物；艺术书法，岂不更为孤峭？
石开则从另一个侧面触及到问题的内核：贵族性。他谈字外功夫的第一点不过是“生存”二字，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此生存，乃为摆脱衣食之累，获得闲适。无安适闲暇则无自尊和独立可言，亦谈不上个性构造中孤高踞傲成分的养成，艺术就难逃被社会阉割的厄运。艺术家正如“学者”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即“忙碌的闲人”。
所以石开自道：“把艺术当作事业来做，是顶艰难的。按照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奋斗，常常感到人生并无乐趣可言。当然，我个人还没品尝到困苦。命运始终对我眷顾有加，我很早、很快就摘到艺术的果实，衣食无忧，逃避了困苦的阶段。”“一个艺术家可以亲自采摘自己的果实，是人生再惬意不过的事情。可惜这种惬意，很少有人能得到。”
所以，曾翔在临别之际提起徐海的印语：“衣饭之苦”！他鼓励大家要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本事。把流媚的风格作为一项训练，以事应酬。为生活，同时就是为艺术。
石开的身上，既有自信狂放、白眼向人的一面，也有包容一切、淳厚平和的一面。他似乎把这二者都视为贵族的品质，并更重视后者。没错，在西方贵族传统中，认为“人的高贵源自他对一的亲近”，这不仅可使他养成稳定、整体的看待生活的心智，也令其行为举止保持无处不然的优雅。当然，中国儒家经典对圣人的种种描绘也是如此，表现为一个身心内外皆为雍容中和所浸润、无偏无倚的形象。所不同的是，儒家承认人人皆可拥抱大一、化凡为圣；而西方则更能正视人作为一所分化的现象的残缺性，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一与多之间的平衡。
无论如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常常是既要面对绝对存在，又不忘审视自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已成为贵族传统中的一员。正因如此，“贵族”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话题，至少，在中国的现状下谈它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本来就稀薄的贵族传统，已被文革做了最后的铲平。就像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追问的：我们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6
明辉兄说得没错，沃兴华就是当代书坛的堂吉诃德。
当然，这是就他书法实践的热情和意志而言。他和于明诠一样地执拗和决绝，即使毁誉如雷，也纹丝不动。衣食之忧，被当作意志的砺石，他挥刀霍霍。
如果说“伟大创作家往往易成为曲高和寡，得不到一般人欣赏，虽成功等于失败。”（顾随）那么，真正的艺术探索迟早都要面对自身的悲剧。而沃先生虽然自认喜欢苦涩的东西，但写字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快乐。
对于传统资源，他大吞大吐，如痴如狂得一塌糊涂。从碑版的生拙古茂，到颜真卿的正大沉毅，到米芾的雄强生动，再到董其昌的流美精工，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他以“太忙”为由回绝了几十万元的作品订单，带着自己新近的思考跑到燕郊，讲给同学们听。冶金路159号重新变得肃穆、朗畅、沉着和坚定。
“我这几十年，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浪，不断地去开发，不断地去耕耘。‘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可是，得在于此，失在于此。所以有人感到遗憾，说沃兴华为什么不停住，安营扎寨，来形成他的风格和面貌，为后代提供一种标志性的东西？……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把整个书法当作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对自己的能力和极限的一种挑战。始终把创作视为一个有待完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的，就是临摹。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对传统的厮杀决战、出出入入，给人的只是慨叹和倾倒。他真该起古人于地下：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有道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但沃兴华并不狂，他如同以苛刻著称的斯卡利杰，后者曾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整个欧洲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就是—对自身的挑选和苛求。
如果说于明诠是一个思想者，沃兴华则是一个理论家。如堂吉诃德之“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他对民间书风概念的厘清和资源的发现，对从创作到临摹的时序性分析与梳理，对延续数百年、苟延残喘的传统技法论的拯救和运用，都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里程碑。他的著述，既是史学的理论形态，也是艺术经验论，直接透入书写的实践。而其关于现代书法与展示空间的理解和剖析，亦对传统构成严厉的挑战，阔步奔向未来。
他是当代最具真知灼见的书家和书法史论家，我想起缪钺对王国维先生的美誉之辞：“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
7
我们怀念燕郊—冶金路159号。
中国书法院自成立以来，至今已连续面向海内外招收培养六届学员共计600余名。2011年6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书法院“第六届研究生课程班、高研班暨访问学者结业作品展”在中国书法院展览馆举办。展览集中反映了一年来学员们在思想、观念、表现能力和手法上的诸多突破，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本刊选登部分展览作品，并配发本届学员姜勇的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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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郊只不过是燕郊，毗邻京城、隶属河北的一处经济技术开发区，无甚特殊可言。
燕郊又不只是燕郊。每年夏秋之交，都有百余钟情书法的人儿自天南海北怀着期待和梦想而来。接着，又陆续有或功成身退或名噪一时的大小先生们乘着飞机、坐着高铁赶趟似的登台，笔来纸往，谈经论道。弄得百十来号人似明白、又糊涂；方争辩、却无语。然后唇齿皆黑、领袖尽皂、彻宵达旦、忽啼反笑。待来年春夏之交，终于折腾得个熙熙攘攘、天光乍亮。再然后，轰地一声，如猢狲四散。
燕郊于是仍旧是燕郊。即便柏拉图学园、稷下学宫，又能怎样？不也落得个灰飞烟灭，杳然无闻。冶金路159号兴许还会恶狠狠地骂上一句：一班子鼓舌摇笔之徒！
可到来年，相同的一幕又重新上演。于是燕郊的老少爷们、大姑娘小媳妇、开饺子馆卖火烧的禁不住纳闷儿：这究竟是一伙子什么精神病？难道燕郊是他们的“海布里”？就像那个踢足球的黑小子说的：“当我站在海布里的时候，我就是王！”
2
然而冶金路159号里没有什么王。
尽管有人开篇就提起王镛，让他当那个倒霉的座主和挡箭牌。可王镛招谁惹了谁？人家只是写自己的字，画自己的画。但王先生也是多事，非要搞个什么“流行书风提名展”。他本是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偏偏又提倡哪门子的“艺术书法”。于是写字的、当官的一起砸他，弄得朋友们跟着挨骂受牵连。
王镛的想法却没有错。当对传统技法的重视已经深入人心，有一天他却突然发现那些本该可畏的后生小子们却大面积地“忘掉了自我，忘掉了创造”。王先生是毫不犹豫地主张入古的，且矢志前追，曾书联语：“不喜秦汉以下书”。可他也深知返本乃是为了开新，“流行书风”说白了不就是向前一步，引出自我创变的意识。徒有尊古崇古，天生我辈何益？
然而更多的写字的人受不了这个，指责谩骂此起彼伏。倒是刘正成先生看不下去，喊了声：“王镛既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也是属于历史的。曲高和寡，今天骂他的人越多，在历史的座标上他就摆得越高。”可谁知道呢，今天的“历史”毕竟尚未来得及书写。
布罗代尔曾指出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审视的时段措置问题。没错，今天的事由今人最难说得清楚。如果向前延伸一个时间段落，王镛的意义可能是他和清代、和民国的关系。不是师承，而是对历史的共识。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
所接着的，大了说，是书法艺术史的赓续；小了说，是尚未充分展开就被中断了的碑学的继起。王镛是不是这个时代贡献给历史的“大师”，且留给后人评说，但他确实是三十年来重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开风气不为师，已足可圈可点。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生活就是这样，有波折才有故事。
3
燕郊中国书法学院又确实不乏无冕之王—技术上的和情怀上的，各领风骚。
不过，那首先需要一种胸襟、对艺术的热诚和造诣，方可“遣作江山文字主”。八方云集而至的学生，也喜欢这样的“主儿”。
石开来了，还是一句书法也不讲。他要表明一种姿态，是正经的人生和艺术体会，不是作给人看。他不需要作给任何人看。
刘彦湖仍旧那般讷然，只顾自己在纸上划。他对空间的体悟精微至极，无需多说，颖悟者自能会心。
张羽翔纵横捭阖，无不如意。徐海单刀直入，既狂且狷。陈国斌童心未泯，得意忘形。唯张景岳先生不动声色，有蔼然长者之风。
别的先生是大家惮于求写；曾翔则兴之所至，不敢不让他写。“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他俨然就是自家书写世界中的王！
于明诠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里都蕴藏着天才，勉励后来者当珍重自我，“你看出来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的文章可算雄辩有力，仍自视所云乃在“是与不是之间”。
刘正成奈不过好事者的管窥蠡测，慨叹王镛不得其位。的确，书法院不是什么权力机构和社团组织，然而礼失则求诸野，有一代如许人物之过往，不也可说“能与昔日的西冷印社吴俊老一辈先贤分庭抗礼”了么？白谦慎网上答问时道：“野有遗贤，正可发挥遗贤的民间作用。我们民族官本位的意识太重，这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改。”
冶金路159号里确实没有什么王。在这里，王者王而不霸。到最后大家都可能沦落为曾翔所说的“坏人”—众生平等，相视而笑。事艺术者，自当相互尊重，保护个性。师者，仁也、量也、恨之入骨、爱之弥厚。学人终归要自我组织，自渡自救。
石开说：独立人格，离经叛道。
诗评家顾随有言：“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
4
曾翔似乎总是难以找到适当的语言形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时或郑重其事，时或潦倒癫狂；时或言不及义，时或语重心长。于是乎纵之以酒：“狂来轻世界，我要入洞房！”
他那“好人”的笑话，实际上并不轻松和好笑。世俗的平庸和历史的惯性，仿佛一个密闭的罩子，沉闷而扼杀生机，最当为艺术家警惕。曾翔以一个“绿帽子”的隐喻，表达难以容忍的愤慨之情。大概嫌黄庭坚的“俗不可医”之论表达得太过文雅，已不足以刺痛当代人的神经，他才出以如此恶毒的讥讽。
是的，比之温文尔雅，曾翔似乎更喜欢匕首和投枪。他也许比王先生更经常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正因为那些不解和忠告往往是善意的，才难以释怀。酒是苦闷的象征、英雄的良伴。
同样苦闷过的，还有于明诠。老辣到直逼清人，苍茫到不让彝铭，识者寥寥，高处不胜寒。对“丑书”之名，从抵触，到释然、欣然、怡然。自题“敢丑斋”：“毁誉盈耳，我自长笑；恬不知丑，其奈我何？”不过于先生倒也是幸运的，若晚生十年，恐至今无出头之地。他的脱颖而出，被视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应该怀念中青展，那是实力的象征。”
依赫伯特·里德之见，丑不属于快感论美学，它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在关于艺术的讨论中，之所以出现混乱，正因为未能把美学与艺术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都发现艺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常常是一件不美的东西。”
中国传统士大夫亦早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视觉艺术中，“好看”与否从来不被作为一个当行的鉴赏尺度。如果说“艺术作品的真理的根基就在于：让世界就象它在艺术中那样，真正的表现出来”（马尔库塞），那么丑才往往近真。因它已不关心现象，直指本体；已无虑宠辱，唯仰本心。丑，测试出自主、自为实现到何种程度，它的气质近乎抽象或表现主义。
唯豪杰之士敢丑。一二解人道：“于明诠，丑得更有质量些。”
但该美还是该丑，为生活还是为艺术？却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冶金路159号的后来者们也开始面临这样的抉择。
5
伟大的艺术家常常是生前不被理解的人。“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可这该怨谁呢？仰高抑或就低，皆无可能，艺术家和俗众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布迪厄说得很清楚：“趣味是分等级的，它会区分出不同级别的群体。被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主体，通过自身制造的区隔，会在美与丑、杰出与庸俗之间区分自己。在客观的分层中，他们的立场得到表达或揭露。”
冶金路159号的大小先生们正是通过相投的趣味构成的群体。尽管并非有组织、有策划和有宗旨，他们自造的区隔和坚持的立场仍然依稀可辨。至于这种区隔和立场在今天能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则殊可怀疑。书法在传统时代的身份过于复杂，扮演着任何其它艺术都难以比肩的暧昧的社会角色。王镛“艺术书法”的提出，正企图尝试将它从纷乱的关系脉络中剥离出来，以便说得清、看得明。但艺术，今已实属奢侈之物；艺术书法，岂不更为孤峭？
石开则从另一个侧面触及到问题的内核：贵族性。他谈字外功夫的第一点不过是“生存”二字，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此生存，乃为摆脱衣食之累，获得闲适。无安适闲暇则无自尊和独立可言，亦谈不上个性构造中孤高踞傲成分的养成，艺术就难逃被社会阉割的厄运。艺术家正如“学者”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即“忙碌的闲人”。
所以石开自道：“把艺术当作事业来做，是顶艰难的。按照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奋斗，常常感到人生并无乐趣可言。当然，我个人还没品尝到困苦。命运始终对我眷顾有加，我很早、很快就摘到艺术的果实，衣食无忧，逃避了困苦的阶段。”“一个艺术家可以亲自采摘自己的果实，是人生再惬意不过的事情。可惜这种惬意，很少有人能得到。”
所以，曾翔在临别之际提起徐海的印语：“衣饭之苦”！他鼓励大家要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本事。把流媚的风格作为一项训练，以事应酬。为生活，同时就是为艺术。
石开的身上，既有自信狂放、白眼向人的一面，也有包容一切、淳厚平和的一面。他似乎把这二者都视为贵族的品质，并更重视后者。没错，在西方贵族传统中，认为“人的高贵源自他对一的亲近”，这不仅可使他养成稳定、整体的看待生活的心智，也令其行为举止保持无处不然的优雅。当然，中国儒家经典对圣人的种种描绘也是如此，表现为一个身心内外皆为雍容中和所浸润、无偏无倚的形象。所不同的是，儒家承认人人皆可拥抱大一、化凡为圣；而西方则更能正视人作为一所分化的现象的残缺性，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一与多之间的平衡。
无论如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常常是既要面对绝对存在，又不忘审视自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已成为贵族传统中的一员。正因如此，“贵族”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话题，至少，在中国的现状下谈它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本来就稀薄的贵族传统，已被文革做了最后的铲平。就像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追问的：我们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6
明辉兄说得没错，沃兴华就是当代书坛的堂吉诃德。
当然，这是就他书法实践的热情和意志而言。他和于明诠一样地执拗和决绝，即使毁誉如雷，也纹丝不动。衣食之忧，被当作意志的砺石，他挥刀霍霍。
如果说“伟大创作家往往易成为曲高和寡，得不到一般人欣赏，虽成功等于失败。”（顾随）那么，真正的艺术探索迟早都要面对自身的悲剧。而沃先生虽然自认喜欢苦涩的东西，但写字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快乐。
对于传统资源，他大吞大吐，如痴如狂得一塌糊涂。从碑版的生拙古茂，到颜真卿的正大沉毅，到米芾的雄强生动，再到董其昌的流美精工，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他以“太忙”为由回绝了几十万元的作品订单，带着自己新近的思考跑到燕郊，讲给同学们听。冶金路159号重新变得肃穆、朗畅、沉着和坚定。
“我这几十年，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浪，不断地去开发，不断地去耕耘。‘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可是，得在于此，失在于此。所以有人感到遗憾，说沃兴华为什么不停住，安营扎寨，来形成他的风格和面貌，为后代提供一种标志性的东西？……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把整个书法当作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对自己的能力和极限的一种挑战。始终把创作视为一个有待完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的，就是临摹。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对传统的厮杀决战、出出入入，给人的只是慨叹和倾倒。他真该起古人于地下：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有道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但沃兴华并不狂，他如同以苛刻著称的斯卡利杰，后者曾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整个欧洲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就是—对自身的挑选和苛求。
如果说于明诠是一个思想者，沃兴华则是一个理论家。如堂吉诃德之“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他对民间书风概念的厘清和资源的发现，对从创作到临摹的时序性分析与梳理，对延续数百年、苟延残喘的传统技法论的拯救和运用，都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里程碑。他的著述，既是史学的理论形态，也是艺术经验论，直接透入书写的实践。而其关于现代书法与展示空间的理解和剖析，亦对传统构成严厉的挑战，阔步奔向未来。
他是当代最具真知灼见的书家和书法史论家，我想起缪钺对王国维先生的美誉之辞：“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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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念燕郊—冶金路1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