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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江虹，1976年出生，贵州修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小说《百鸟朝凤》《蛊镇》等。
很小的时候，父亲是个乡村教师，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看的是《当代》，刊物上好多都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名字。捧着书就想，当个作家该是如何荣耀的事情啊！有次小学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六十岁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好像是1985年第一期吧，《当代》刊载了作家李斌奎的一个长篇，叫《啊！昆仑山》。好多字不认得，就去问爷爷，老头子读过几天私塾，在乡村也算高级知识分子了。看我捧着的书，他说你娃连一二三四都还没捋清楚，就看这个？我说我要当个作家，将来也把自己写好的字印在这本书上。爷爷呵呵大笑，说你娃要真成了，我拿手心煎鸡蛋给你吃。
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父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几个进行有效管理。夜晚归家，从大到小点一遍，只要还活着就阿弥陀佛了。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但是精神却很自由。就拿读书来说，我都读到五年级了，我父亲还不知道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捋不顺溜。
放养有放养的好处，父母的不作为让我拥有了极大的精神空间。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宰着我。放牛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会不会遭到这些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看见村子里面最邋遢的那个人，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
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
后来，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也跟着到了镇上。做了中学教师的父亲这个时候腾出手脚准备教育我，但是为时已晚。放养时间太长，圈养几乎不可能了。我的初中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女孩是我邻居，漂亮得惨绝人寰（后来进城开了眼界才知道，这属于误判）。不过很遗憾，由于我姿色平平，整个青春期一直被密集的青春痘笼罩，所以那个女孩对我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爱的人不爱我，弄得我极度自卑，就开始用大把的时间来阅读。
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里面有金庸全集，借回来就开始读。按理说，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而且盗得还很不要脸，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于是先怒火万丈地问候了盗版者的祖宗十八代，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尽量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等把金先生的十五部村级盗版书读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老师一次在给同学读我作文的时候很兴奋地表示：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
上高中后，学校有个小型图书馆。读得最多的古代典籍，最喜欢《三国演义》，这本书至今都是我的最爱，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反正很多精彩段落都能背诵，比如隆中对，比如舌战群儒，比如骂死王朗。我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不用说，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每次考完试，我的语文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笑得花儿都谢了。其他科目就惨了，到高三毕业，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化学老师有次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敢肯定，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
严重的偏科，上好大学是不可能了，最后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我特别沮丧，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逢人就说：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开始干得特别起劲，调动起自己多年的阅读储备，每堂课都上得风生水起，学生们更是兴致勃勃。可一考试就惨了，那些把课上得让人想投湖自尽的老师，考试成绩好得一塌糊涂。奖金自然是没有了，还会遭人白眼，暗地里还要贬你：学生喜欢又如何？还不是花架子。慢慢地，兴致没有了，自己也热爱上了全国通行的填鸭式。学生精气神没有了，但是分数却节节攀升。这样的结果，郁闷是难免的，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文字寄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巧的是，我们教育局局长有次正好读到我一篇文章，他对我的一些想法很赞成，当即拍板把我调到局里。
离开学校那天，我心里高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得意劲就甭提了。在县教育局，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上班。才三个月，我就开始怀念在学校当老师的日子了。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日子带来的不是惬意，而是恐慌，心想，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后背发凉之余，无可奈何又开始写。
2007年春节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一支唢呐队伍，唢呐队的领头人是我的发小，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镇上有名的唢呐匠。攀谈中我问他：镇上的年轻人几乎都出门打工了，你为什么还在吹唢呐呢？他无限伤感给我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答应过守住这门手艺的。
这事像颗种子，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然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百鸟朝凤》的初稿。
稿子写完，心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给就给大刊物，要给就给名编辑。又听说《当代》有个叫周昌义的，对无名之辈特别关照，找来邮箱地址，咬牙切齿把小说发了过去，还附了一句外厉内荏的话：听说你是现在中国最牛的编辑之一，给你投稿有些心虚，心虚的不是我东西不好，心虚的是怕你不看，能不能发表我不在乎，能得到你的指点我很在乎。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周昌义老师，我说起这件事，问他是不是这句话让他读了那篇小说，他笑笑说谁的稿子我都会认真看，你这一套早过时了。
周老师的严格，准确说应该是《当代》的严格实在是让人畏惧。《百鸟朝凤》前后改了三稿还是四稿记不住了，那时刚上道，对他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还吃不透，不得要领地改，改完了发过去，得到的是一两个短句：没改好，结尾还要再琢磨；还是结尾，多想想。 至今回想起那段经历，它对我今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开始把写作的速度降下来，从一年两三个中短篇降到一年两个中篇，再到现在的一年一个中篇。《当代》的严格，让我开始对这门手艺心怀畏惧，每一次下笔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百鸟朝凤》发表在《当代》2009年第二期。作品发出来后，《新华文摘》等有影响力的选刊都给选了，还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奖等诸多奖项，也引起了国内文坛很多评论家的注意；还是因为这篇小说，鲁迅文学院点名让我参加了第十五届高研班的学习；因为这篇小说在国内的影响，贵阳市委宣传部将我从修文县文联调到了贵阳市作家协会工作。
可以说，这部小说改变我命运的同时，也让我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
从2010年开始，就有导演联系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先后有六七个吧！但是因为这部作品只适合做成纯粹的文艺电影，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好多导演最后都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
2011年年初，刚过完正月十五，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吴天明，问我《百鸟朝凤》的电影版权还在自己手上没？我说在，他说那太好了，这东西他想拍，我说你不是好多年没拍电影了吗？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好东西。
十五刚过我就去了北京，和吴导谈改编的事情。
他开始的意思是让著名编剧芦苇给他写本子，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个我还真没什么想法，你不如问问这部小说的责编，也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周昌义。他说这个人我知道，《当代》我几乎每期都读，我的电影《老井》就是从一九八五年的《当代》杂志发现的，作者是山西作家郑义。
然后他说这样，你去趟《当代》杂志，把老周请过来，我想当面听听他的意见。我说这个怕有点困难，他每天的生活规律得像个钟表，据说中午的游泳是雷打不动的。吴导说你就说我的电影大多和这本刊物有关，想当面表示一下谢意。
当天我给周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去杂志社看看他。在杂志社我把吴天明的意思给周老师说了，周老师说我可以去，但完全就是为了这部小说。
到了吴天明工作室，几乎没有寒暄就切入了正题。周老师给吴导说：这个作品几乎就不需要什么改动，按着小说老老实实拍出来就是个好东西。
接下来不管吴导怎么说，周老师都坚持这个观点。其实周老师不知道，这部电影最终对原著没有颠覆性的改动，就是因为他的坚持。
当晚，吴导请周老师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周老师说了很多话，关于文学，关于时代，关于审美，还有关于电影。这是我听他说话最多的一次，很多深刻的洞见至今都还留在我的脑子里。
2011年夏天，吴导让我去趟北京，说电影的投资找到了，可以开始弄剧本了。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剧本还是你来弄吧！
我吓了一跳，之前都是写小说，没接触过剧本。我说我怕是不行，没弄过。
他挥挥手说：简单得很，比写小说简单多了，你先弄，弄完了我来改。
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月，我就住在吴导工作室对面的酒店里写剧本。那段回忆不是太美好，反正都快写吐了，剧本和小说差距太大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篇小说没写过。写剧本的时间太长，小说的语感找不回来了。
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吴导的争吵，每天都有一段时间用来聊剧本，聊到分歧处就各执一端，谁都不让步，接着就开始吵，吵的结果大多是年轻一方妥协。也有局部的胜利，比如他要在电影里加个女的，还要和男主角有情感纠葛。这个我坚决反对，瞪着眼一二三四说了一通，那头思索良久，觉得这样也不太适合，最终放弃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吴导其实还是想在影片质量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他也不想投资方血本无归。但最后艺术良知还是让他放弃了对市场的考虑。当然，这部电影最终的结局，他是看不到了。
2012年，电影《百鸟朝凤》在陕西合阳县拍摄完成，吴导很兴奋地给我发来了好多高清的剧照，说演员都很卖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做完后期，他给了我一个小样，说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有意见你也不见得会改，他说那倒是。
接着好消息不断，先是获得了金鸡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等。记得金鸡奖颁奖结束，他给我发来短信：没求人，没公关，能给这样一个奖，说明影片本身质量还是过硬的。
奖拿了不少，发行却成了大问题。看过片子的发行商都说这是部好电影，但铁定赔钱。吴导没有放弃，总算说服了几家院线同意排片，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噩耗传来了。
2014年3月4日中午，吴天明因心梗离世，享年75岁。
一代巨匠，就此陨落。
一直反对他拍摄《百鸟朝凤》，也是演员、制片人的女儿吴妍妍，在吴导去世后，悲伤之余开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四处奔走。奔忙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遇到方励。
方励在圈内鼎鼎有名，对文艺片情有独钟，制作拍摄了很多赔钱的艺术电影，有些甚至被禁掉。吴妍妍找到他，给他看了《百鸟朝凤》的样片，方励看完流泪了，对吴妍妍说：你缺什么？吴妍妍说缺钱，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件事。方励说你缺多少钱我给你补多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放出去，让观众都看到吴天明导演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位艺术家。
电影至此峰回路转。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之前大家都说好了，这部电影如果能挣钱，所有的赢利都将注入“吴天明青年电影基金会”，用来扶持青年导演。
上映时解决了，可排片却少得可怜，很多场次甚至被安排到了凌晨。上映7天票房仅360万。眼看着《百鸟朝凤》就要就此告别影院，方励急了，于是就有了那惊天一跪。
事后很多媒体问我如何看待方励的那一跪。我说方励不是为了钱，他从这部电影里拿不到一分钱。当然更不是炒作，以他在圈内的声名，哪里还需要去炒作。他那一跪，我理解是为了情怀而跪。
最后，《百鸟朝凤》的总票房接近九千万元，就文艺片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没有那些话题、争论和最终演变成的文化现象，这部电影结局又是什么呢？中国艺术电影面临的困局，当然不能总靠《百鸟朝凤》这样的个案来解决。
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草青草黄，雪停雪飞，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今年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拿了一本刊有《百鸟朝凤》小说的《当代》杂志，在爷爷的坟前烧掉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跪在坟前我说爷爷，当年说的事情如今变成真的了。当然，我没有提用手心煎鸡蛋给我吃这件事。
离开时，我回头看着袅袅的青烟，想起周昌义老师的那句话：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作家该干的，是把你的作品写好。
就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前两天，北京一个导演给我打来电话，说《犯罪嫌疑人》就要开机拍摄了。
顺便说一句，《犯罪嫌疑人》也刊在《当代》，2011年第5期，责任编辑还是周昌义。
责任编辑 陈 亮
很小的时候，父亲是个乡村教师，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看的是《当代》，刊物上好多都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名字。捧着书就想，当个作家该是如何荣耀的事情啊！有次小学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六十岁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好像是1985年第一期吧，《当代》刊载了作家李斌奎的一个长篇，叫《啊！昆仑山》。好多字不认得，就去问爷爷，老头子读过几天私塾，在乡村也算高级知识分子了。看我捧着的书，他说你娃连一二三四都还没捋清楚，就看这个？我说我要当个作家，将来也把自己写好的字印在这本书上。爷爷呵呵大笑，说你娃要真成了，我拿手心煎鸡蛋给你吃。
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父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几个进行有效管理。夜晚归家，从大到小点一遍，只要还活着就阿弥陀佛了。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但是精神却很自由。就拿读书来说，我都读到五年级了，我父亲还不知道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捋不顺溜。
放养有放养的好处，父母的不作为让我拥有了极大的精神空间。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宰着我。放牛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会不会遭到这些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看见村子里面最邋遢的那个人，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
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
后来，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也跟着到了镇上。做了中学教师的父亲这个时候腾出手脚准备教育我，但是为时已晚。放养时间太长，圈养几乎不可能了。我的初中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女孩是我邻居，漂亮得惨绝人寰（后来进城开了眼界才知道，这属于误判）。不过很遗憾，由于我姿色平平，整个青春期一直被密集的青春痘笼罩，所以那个女孩对我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爱的人不爱我，弄得我极度自卑，就开始用大把的时间来阅读。
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里面有金庸全集，借回来就开始读。按理说，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而且盗得还很不要脸，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于是先怒火万丈地问候了盗版者的祖宗十八代，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尽量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等把金先生的十五部村级盗版书读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老师一次在给同学读我作文的时候很兴奋地表示：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
上高中后，学校有个小型图书馆。读得最多的古代典籍，最喜欢《三国演义》，这本书至今都是我的最爱，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反正很多精彩段落都能背诵，比如隆中对，比如舌战群儒，比如骂死王朗。我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不用说，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每次考完试，我的语文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笑得花儿都谢了。其他科目就惨了，到高三毕业，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化学老师有次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敢肯定，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
严重的偏科，上好大学是不可能了，最后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我特别沮丧，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逢人就说：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开始干得特别起劲，调动起自己多年的阅读储备，每堂课都上得风生水起，学生们更是兴致勃勃。可一考试就惨了，那些把课上得让人想投湖自尽的老师，考试成绩好得一塌糊涂。奖金自然是没有了，还会遭人白眼，暗地里还要贬你：学生喜欢又如何？还不是花架子。慢慢地，兴致没有了，自己也热爱上了全国通行的填鸭式。学生精气神没有了，但是分数却节节攀升。这样的结果，郁闷是难免的，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文字寄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巧的是，我们教育局局长有次正好读到我一篇文章，他对我的一些想法很赞成，当即拍板把我调到局里。
离开学校那天，我心里高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得意劲就甭提了。在县教育局，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上班。才三个月，我就开始怀念在学校当老师的日子了。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日子带来的不是惬意，而是恐慌，心想，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后背发凉之余，无可奈何又开始写。
2007年春节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一支唢呐队伍，唢呐队的领头人是我的发小，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镇上有名的唢呐匠。攀谈中我问他：镇上的年轻人几乎都出门打工了，你为什么还在吹唢呐呢？他无限伤感给我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答应过守住这门手艺的。
这事像颗种子，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然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百鸟朝凤》的初稿。
稿子写完，心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给就给大刊物，要给就给名编辑。又听说《当代》有个叫周昌义的，对无名之辈特别关照，找来邮箱地址，咬牙切齿把小说发了过去，还附了一句外厉内荏的话：听说你是现在中国最牛的编辑之一，给你投稿有些心虚，心虚的不是我东西不好，心虚的是怕你不看，能不能发表我不在乎，能得到你的指点我很在乎。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周昌义老师，我说起这件事，问他是不是这句话让他读了那篇小说，他笑笑说谁的稿子我都会认真看，你这一套早过时了。
周老师的严格，准确说应该是《当代》的严格实在是让人畏惧。《百鸟朝凤》前后改了三稿还是四稿记不住了，那时刚上道，对他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还吃不透，不得要领地改，改完了发过去，得到的是一两个短句：没改好，结尾还要再琢磨；还是结尾，多想想。 至今回想起那段经历，它对我今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开始把写作的速度降下来，从一年两三个中短篇降到一年两个中篇，再到现在的一年一个中篇。《当代》的严格，让我开始对这门手艺心怀畏惧，每一次下笔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百鸟朝凤》发表在《当代》2009年第二期。作品发出来后，《新华文摘》等有影响力的选刊都给选了，还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奖等诸多奖项，也引起了国内文坛很多评论家的注意；还是因为这篇小说，鲁迅文学院点名让我参加了第十五届高研班的学习；因为这篇小说在国内的影响，贵阳市委宣传部将我从修文县文联调到了贵阳市作家协会工作。
可以说，这部小说改变我命运的同时，也让我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
从2010年开始，就有导演联系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先后有六七个吧！但是因为这部作品只适合做成纯粹的文艺电影，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好多导演最后都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
2011年年初，刚过完正月十五，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吴天明，问我《百鸟朝凤》的电影版权还在自己手上没？我说在，他说那太好了，这东西他想拍，我说你不是好多年没拍电影了吗？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好东西。
十五刚过我就去了北京，和吴导谈改编的事情。
他开始的意思是让著名编剧芦苇给他写本子，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个我还真没什么想法，你不如问问这部小说的责编，也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周昌义。他说这个人我知道，《当代》我几乎每期都读，我的电影《老井》就是从一九八五年的《当代》杂志发现的，作者是山西作家郑义。
然后他说这样，你去趟《当代》杂志，把老周请过来，我想当面听听他的意见。我说这个怕有点困难，他每天的生活规律得像个钟表，据说中午的游泳是雷打不动的。吴导说你就说我的电影大多和这本刊物有关，想当面表示一下谢意。
当天我给周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去杂志社看看他。在杂志社我把吴天明的意思给周老师说了，周老师说我可以去，但完全就是为了这部小说。
到了吴天明工作室，几乎没有寒暄就切入了正题。周老师给吴导说：这个作品几乎就不需要什么改动，按着小说老老实实拍出来就是个好东西。
接下来不管吴导怎么说，周老师都坚持这个观点。其实周老师不知道，这部电影最终对原著没有颠覆性的改动，就是因为他的坚持。
当晚，吴导请周老师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周老师说了很多话，关于文学，关于时代，关于审美，还有关于电影。这是我听他说话最多的一次，很多深刻的洞见至今都还留在我的脑子里。
2011年夏天，吴导让我去趟北京，说电影的投资找到了，可以开始弄剧本了。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剧本还是你来弄吧！
我吓了一跳，之前都是写小说，没接触过剧本。我说我怕是不行，没弄过。
他挥挥手说：简单得很，比写小说简单多了，你先弄，弄完了我来改。
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月，我就住在吴导工作室对面的酒店里写剧本。那段回忆不是太美好，反正都快写吐了，剧本和小说差距太大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篇小说没写过。写剧本的时间太长，小说的语感找不回来了。
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吴导的争吵，每天都有一段时间用来聊剧本，聊到分歧处就各执一端，谁都不让步，接着就开始吵，吵的结果大多是年轻一方妥协。也有局部的胜利，比如他要在电影里加个女的，还要和男主角有情感纠葛。这个我坚决反对，瞪着眼一二三四说了一通，那头思索良久，觉得这样也不太适合，最终放弃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吴导其实还是想在影片质量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他也不想投资方血本无归。但最后艺术良知还是让他放弃了对市场的考虑。当然，这部电影最终的结局，他是看不到了。
2012年，电影《百鸟朝凤》在陕西合阳县拍摄完成，吴导很兴奋地给我发来了好多高清的剧照，说演员都很卖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做完后期，他给了我一个小样，说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有意见你也不见得会改，他说那倒是。
接着好消息不断，先是获得了金鸡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等。记得金鸡奖颁奖结束，他给我发来短信：没求人，没公关，能给这样一个奖，说明影片本身质量还是过硬的。
奖拿了不少，发行却成了大问题。看过片子的发行商都说这是部好电影，但铁定赔钱。吴导没有放弃，总算说服了几家院线同意排片，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噩耗传来了。
2014年3月4日中午，吴天明因心梗离世，享年75岁。
一代巨匠，就此陨落。
一直反对他拍摄《百鸟朝凤》，也是演员、制片人的女儿吴妍妍，在吴导去世后，悲伤之余开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四处奔走。奔忙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遇到方励。
方励在圈内鼎鼎有名，对文艺片情有独钟，制作拍摄了很多赔钱的艺术电影，有些甚至被禁掉。吴妍妍找到他，给他看了《百鸟朝凤》的样片，方励看完流泪了，对吴妍妍说：你缺什么？吴妍妍说缺钱，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件事。方励说你缺多少钱我给你补多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放出去，让观众都看到吴天明导演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位艺术家。
电影至此峰回路转。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之前大家都说好了，这部电影如果能挣钱，所有的赢利都将注入“吴天明青年电影基金会”，用来扶持青年导演。
上映时解决了，可排片却少得可怜，很多场次甚至被安排到了凌晨。上映7天票房仅360万。眼看着《百鸟朝凤》就要就此告别影院，方励急了，于是就有了那惊天一跪。
事后很多媒体问我如何看待方励的那一跪。我说方励不是为了钱，他从这部电影里拿不到一分钱。当然更不是炒作，以他在圈内的声名，哪里还需要去炒作。他那一跪，我理解是为了情怀而跪。
最后，《百鸟朝凤》的总票房接近九千万元，就文艺片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没有那些话题、争论和最终演变成的文化现象，这部电影结局又是什么呢？中国艺术电影面临的困局，当然不能总靠《百鸟朝凤》这样的个案来解决。
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草青草黄，雪停雪飞，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今年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拿了一本刊有《百鸟朝凤》小说的《当代》杂志，在爷爷的坟前烧掉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跪在坟前我说爷爷，当年说的事情如今变成真的了。当然，我没有提用手心煎鸡蛋给我吃这件事。
离开时，我回头看着袅袅的青烟，想起周昌义老师的那句话：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作家该干的，是把你的作品写好。
就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前两天，北京一个导演给我打来电话，说《犯罪嫌疑人》就要开机拍摄了。
顺便说一句，《犯罪嫌疑人》也刊在《当代》，2011年第5期，责任编辑还是周昌义。
责任编辑 陈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