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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刘少奇同志建国后一篇重要讲话。它产生于国际国内人民内部矛盾尖锐的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今读来仍然不乏现实意义。它昭示当今共产党人，面对而今眼目下人民内部矛盾再次凸显而尖锐的现实，要运用思想教育、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民主选举多举并行来坚决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相信人民和依靠人民，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关键词 刘少奇 人民内部矛盾 官僚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叶，摆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而尖锐。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214。面对着新的矛盾和考验，刘少奇当仁不让，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干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进行了深入实际、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独创性地理论总结，从而发表了著名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讲话。当今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认真研究这篇讲话的形成背景和现实意义，对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仍然十分必要。
一
认识和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或一份历史文献，都离不开对其背景的准确、全面考察。研究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例外。我们发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许多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或长或短的建设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出现且尖锐。到1956年，在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暴露出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20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苏共20 大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苏共20大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一是“三和路线”的提出，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二是赫鲁晓夫于2月24日深夜突然召集大会代表，作的长达4个多小时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从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革命法制、破坏民族关系、导致苏德战争初期失利、制造个人崇拜等诸方面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秘密报告”并未严加保密，不久即向党内外传达了，报告文本也被西方情报机构获得并被披露[2]206-207。6月14日，美国《纽约日报》全文发表“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3]494。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4]500可是“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个迷信被打破了。国际共运由此陷入极为严重的困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丧失信心，纷纷退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思想混乱、政局动荡、甚至发生了暴乱，典型的是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1956年6月，波兹南城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发起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赋税的请愿活动，因政府没有及时满足工人要求，矛盾激化，请愿活动发展为反政府的示威和骚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导致5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218-219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并调整了政策，推出了改革方针，同时波党决定10月召开八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苏联的不安，苏方担心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决定干预波党事务。于是，在未经波党同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居然在10月19日波党召开八中全会的当日，亲率代表团飞抵华沙，执意参加全会，遭到波党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在同波党领导人讨论波党事务时态度蛮横，扬言进行军事干预，波党领导人态度坚决。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得让步，同意以波兰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为条件，将苏军撤回基地，并不再干预波党事务。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波党按原计划改选了政治局，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第一书记。随后，波苏两党两国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比较稳妥地解决。[4]258
匈牙利事件：20世纪50 年代初，匈牙利国内不稳定因素频现，群众要求改变现状。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迅速演化成反政府暴乱。当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层，主张改革的纳吉进入政治局，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决定全国戒严并请求苏联出兵维持秩序。随即，驻匈苏军进入布达佩斯。25 日，亲苏的卡达尔出任匈党中央第一书记。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好转，反而继续恶化，部分军人和警察加入示威者行列，形成武装群众和苏军与保安部队的对峙，出现了较严重的流血局面。一些武装暴动者要求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脱离苏联阵营，并攻击党的机关，杀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0月30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制，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并准备退出华约。纳吉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匈局势的发展使苏联等国严重不安。于是从11月1日起，大批苏军开进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和各重要据点，对武装暴动者和抵抗者进行强力镇压。当晚，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约。同日，卡达尔宣布解散已瓦解的劳动人民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与纳吉决裂，离开首都，秘密前往苏联，11月4日，卡达尔在匈牙利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到11月中旬，匈局势被平定。[4]259-262
苏共20 大，特别是“秘密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和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深思。
毛泽东说，“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3]496毛泽东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5]42的作法很不赞成。中央经过慎重分析和研究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客观、公正，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虽然错误很严重。中央认为，在斯大林问题上，我党应吸取的重要教训，一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二是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决不能照搬苏联那一套。[3]503-504 波匈事件也给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以强烈震动。少奇同志说，波匈事件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其特点是一个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波匈等国领导人照搬苏联经验，享受特权，脱离群众，加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又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激起群众不满。在谈到对苏、波、匈的方针时，少奇说，我们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认真把中国的工作做好”，“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6]740-741。显然， 在这里，少奇已清楚地认识到，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能否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危及国与国关系，更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他才特别指出党和国家机关及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工农劳动群众。
与此同时， 1956年秋冬和1957年初，我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1956年上半年，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运动中、改造中、建设中或左或右、或保守、或冒进、或强迫、或命令等错误时有发生，导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产生和显现出来。1956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从1956年秋到1957年春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罢课、请愿事件。在乡村，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方发生了闹缺粮、退社的风潮。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000多起，广东省农村到1956年底先后退社的7万多户。对国内外形势最为敏感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也有一些错误的议论[7]426。
如何处理上述新矛盾、新情况，特别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某些紧张状态，少奇一直注视并思考着，决意来个实际调查研究。从1957年2月至4月，少奇历时近两月，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先后在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广州等地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了艰苦细致、实事求是的调查。在调查中，少奇紧紧抓住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一方面听取沿途各省市领导人的汇报，另一方面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通过实地考察，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开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认真研究和思考群众反映的问题，形成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57年4月27日，少奇同志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由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
二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少奇的这篇讲话正是站在当时中国实际和历史的高度，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调研基础上，针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问题进行的重要的理论总结，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8]296；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8]296-300；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8]302；明确指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站在人民之上、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而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不以理服人而以力服人和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是错误的[8]307-308；完整客观地阐述群众闹事问题，认为“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8]306。这一理论总结，至今研究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自1978年转变工作重心以来，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积聚的各种矛盾亦日益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时处可见。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这极大地有碍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祗，党中央及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实为高瞻远瞩之举。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启迪和昭示我们：
其一，一定要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我国当今的各种矛盾主体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的办法依然应该是同志的、民主的办法，绝不能用压服的、压制的办法。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地方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出现后，动辄以权压人，以鲁莽的手段处理，以威胁的口吻吓人，以破坏稳定的大帽子扣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要么激化了矛盾，要么口服心不服，导致了新矛盾，埋下了新隐患，教训十分深刻。
其二，要思想教育、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民主选举多举并行，坚决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少奇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8]303在谈到群众闹事原因时特别强调官僚主义是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涉及百姓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原因依然多为官僚主义所致。官僚主义者常常主观、片面、独断，视自己为智多星，视百姓为愚夫，官僚主义者常常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已“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8]307他们嘴上的“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只是骗人的空话。”[5]292-293“你不要相信他”。[8]299官僚主义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造成巨大的危险，有的地方已造成了官民的公然对立，导致社会不稳定，隐患多多。为了正确缓解和处理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对犯有官僚主义的一些领导者采取措施，坚决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一是必须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改造人的灵魂的精神手段，通过思想教育，要让一些官僚主义者清醒认识到：官僚主义是个“极坏的家伙”[9]124，“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3]818；要让一些官僚主义者深刻明白：“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10]326.二是加大制度约束力度。制度是行为的规范，违反制度、超越制度、不按制度行事之官者均应受到切实惩处。我们党从建立以来，新中国建立以来，从制度层面规范为官之道、规定为官之责的规章制度可谓多也，最大的问题依然如邓小平所说，许多时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其实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强化制度约束意识，加强制度约束力度，加大制度执行力度。为了人民利益，决不手软。三是必须强化舆论监督，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舆论影响日益增大，充分利用舆论对官僚主义者实施监督，是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各级领导机关、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客观评价、积极引导舆论监督，有效保护舆论监督者的正当合法权益，让正常、正当、合法的舆论监督成为各级领导机关极为重要的管理助手，让舆论监督为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让舆论监督为缓解社会矛盾发挥巨大的减压作用。四是正确运用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不是无政府主义。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集中指导下的真正民主选举，是最能体现民意、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对领导者信任的上佳途径。现在许多官员并非通过真正意义的民选产生，而是强奸民意，由上级主管部门、由少数人、甚至个人决断，形式上搞一下民意测验就了事。这样公然的欺骗，加剧了干群猜疑，埋下深远隐患。同时，这样产生的官员只对上“负责”，对下基本无所谓，因为下管不了他帽子。这样的官员常常官僚主义盛行。如果真正实行共产党集中指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许多官僚主义者根本不可能主观、片面行事，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其三，当今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者要更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全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1]10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者都应谨记少奇的话：“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权利当老爷。”“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8]307又正如胡锦涛所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11]15只有如此，人民内部矛盾才会得到妥善解决，和谐社会建设才会卓有成效，社会管理创新才会真上台阶，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变成现实，伟大的祖国才会真正巍然屹立于东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余伟民等：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20世纪的世界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逄先知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金冲及等：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8]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梁建东（1966-），男，汉族，四川营山人，宣传统战部部长，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汶川水磨镇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统战部）
关键词 刘少奇 人民内部矛盾 官僚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叶，摆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而尖锐。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214。面对着新的矛盾和考验，刘少奇当仁不让，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干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进行了深入实际、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独创性地理论总结，从而发表了著名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讲话。当今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认真研究这篇讲话的形成背景和现实意义，对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仍然十分必要。
一
认识和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或一份历史文献，都离不开对其背景的准确、全面考察。研究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例外。我们发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许多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或长或短的建设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出现且尖锐。到1956年，在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暴露出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20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苏共20 大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苏共20大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一是“三和路线”的提出，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二是赫鲁晓夫于2月24日深夜突然召集大会代表，作的长达4个多小时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从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革命法制、破坏民族关系、导致苏德战争初期失利、制造个人崇拜等诸方面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秘密报告”并未严加保密，不久即向党内外传达了，报告文本也被西方情报机构获得并被披露[2]206-207。6月14日，美国《纽约日报》全文发表“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3]494。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4]500可是“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个迷信被打破了。国际共运由此陷入极为严重的困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丧失信心，纷纷退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思想混乱、政局动荡、甚至发生了暴乱，典型的是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1956年6月，波兹南城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发起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赋税的请愿活动，因政府没有及时满足工人要求，矛盾激化，请愿活动发展为反政府的示威和骚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导致5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218-219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并调整了政策，推出了改革方针，同时波党决定10月召开八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苏联的不安，苏方担心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决定干预波党事务。于是，在未经波党同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居然在10月19日波党召开八中全会的当日，亲率代表团飞抵华沙，执意参加全会，遭到波党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在同波党领导人讨论波党事务时态度蛮横，扬言进行军事干预，波党领导人态度坚决。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得让步，同意以波兰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为条件，将苏军撤回基地，并不再干预波党事务。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波党按原计划改选了政治局，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第一书记。随后，波苏两党两国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比较稳妥地解决。[4]258
匈牙利事件：20世纪50 年代初，匈牙利国内不稳定因素频现，群众要求改变现状。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迅速演化成反政府暴乱。当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层，主张改革的纳吉进入政治局，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决定全国戒严并请求苏联出兵维持秩序。随即，驻匈苏军进入布达佩斯。25 日，亲苏的卡达尔出任匈党中央第一书记。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好转，反而继续恶化，部分军人和警察加入示威者行列，形成武装群众和苏军与保安部队的对峙，出现了较严重的流血局面。一些武装暴动者要求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脱离苏联阵营，并攻击党的机关，杀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0月30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制，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并准备退出华约。纳吉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匈局势的发展使苏联等国严重不安。于是从11月1日起，大批苏军开进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和各重要据点，对武装暴动者和抵抗者进行强力镇压。当晚，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约。同日，卡达尔宣布解散已瓦解的劳动人民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与纳吉决裂，离开首都，秘密前往苏联，11月4日，卡达尔在匈牙利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到11月中旬，匈局势被平定。[4]259-262
苏共20 大，特别是“秘密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和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深思。
毛泽东说，“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3]496毛泽东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5]42的作法很不赞成。中央经过慎重分析和研究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客观、公正，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虽然错误很严重。中央认为，在斯大林问题上，我党应吸取的重要教训，一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二是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决不能照搬苏联那一套。[3]503-504 波匈事件也给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以强烈震动。少奇同志说，波匈事件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其特点是一个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波匈等国领导人照搬苏联经验，享受特权，脱离群众，加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又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激起群众不满。在谈到对苏、波、匈的方针时，少奇说，我们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认真把中国的工作做好”，“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6]740-741。显然， 在这里，少奇已清楚地认识到，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能否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危及国与国关系，更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他才特别指出党和国家机关及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工农劳动群众。
与此同时， 1956年秋冬和1957年初，我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1956年上半年，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运动中、改造中、建设中或左或右、或保守、或冒进、或强迫、或命令等错误时有发生，导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产生和显现出来。1956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从1956年秋到1957年春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罢课、请愿事件。在乡村，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方发生了闹缺粮、退社的风潮。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000多起，广东省农村到1956年底先后退社的7万多户。对国内外形势最为敏感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也有一些错误的议论[7]426。
如何处理上述新矛盾、新情况，特别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某些紧张状态，少奇一直注视并思考着，决意来个实际调查研究。从1957年2月至4月，少奇历时近两月，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先后在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广州等地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了艰苦细致、实事求是的调查。在调查中，少奇紧紧抓住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一方面听取沿途各省市领导人的汇报，另一方面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通过实地考察，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开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认真研究和思考群众反映的问题，形成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57年4月27日，少奇同志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由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
二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少奇的这篇讲话正是站在当时中国实际和历史的高度，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调研基础上，针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问题进行的重要的理论总结，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8]296；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8]296-300；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8]302；明确指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站在人民之上、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而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不以理服人而以力服人和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是错误的[8]307-308；完整客观地阐述群众闹事问题，认为“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8]306。这一理论总结，至今研究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自1978年转变工作重心以来，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积聚的各种矛盾亦日益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时处可见。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这极大地有碍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祗，党中央及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实为高瞻远瞩之举。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启迪和昭示我们：
其一，一定要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我国当今的各种矛盾主体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的办法依然应该是同志的、民主的办法，绝不能用压服的、压制的办法。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地方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出现后，动辄以权压人，以鲁莽的手段处理，以威胁的口吻吓人，以破坏稳定的大帽子扣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要么激化了矛盾，要么口服心不服，导致了新矛盾，埋下了新隐患，教训十分深刻。
其二，要思想教育、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民主选举多举并行，坚决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少奇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8]303在谈到群众闹事原因时特别强调官僚主义是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涉及百姓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原因依然多为官僚主义所致。官僚主义者常常主观、片面、独断，视自己为智多星，视百姓为愚夫，官僚主义者常常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已“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8]307他们嘴上的“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只是骗人的空话。”[5]292-293“你不要相信他”。[8]299官僚主义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造成巨大的危险，有的地方已造成了官民的公然对立，导致社会不稳定，隐患多多。为了正确缓解和处理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对犯有官僚主义的一些领导者采取措施，坚决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一是必须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改造人的灵魂的精神手段，通过思想教育，要让一些官僚主义者清醒认识到：官僚主义是个“极坏的家伙”[9]124，“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3]818；要让一些官僚主义者深刻明白：“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10]326.二是加大制度约束力度。制度是行为的规范，违反制度、超越制度、不按制度行事之官者均应受到切实惩处。我们党从建立以来，新中国建立以来，从制度层面规范为官之道、规定为官之责的规章制度可谓多也，最大的问题依然如邓小平所说，许多时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其实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强化制度约束意识，加强制度约束力度，加大制度执行力度。为了人民利益，决不手软。三是必须强化舆论监督，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舆论影响日益增大，充分利用舆论对官僚主义者实施监督，是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各级领导机关、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客观评价、积极引导舆论监督，有效保护舆论监督者的正当合法权益，让正常、正当、合法的舆论监督成为各级领导机关极为重要的管理助手，让舆论监督为打击和克服官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让舆论监督为缓解社会矛盾发挥巨大的减压作用。四是正确运用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不是无政府主义。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集中指导下的真正民主选举，是最能体现民意、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对领导者信任的上佳途径。现在许多官员并非通过真正意义的民选产生，而是强奸民意，由上级主管部门、由少数人、甚至个人决断，形式上搞一下民意测验就了事。这样公然的欺骗，加剧了干群猜疑，埋下深远隐患。同时，这样产生的官员只对上“负责”，对下基本无所谓，因为下管不了他帽子。这样的官员常常官僚主义盛行。如果真正实行共产党集中指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许多官僚主义者根本不可能主观、片面行事，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其三，当今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者要更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全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1]10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者都应谨记少奇的话：“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权利当老爷。”“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8]307又正如胡锦涛所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11]15只有如此，人民内部矛盾才会得到妥善解决，和谐社会建设才会卓有成效，社会管理创新才会真上台阶，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变成现实，伟大的祖国才会真正巍然屹立于东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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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梁建东（1966-），男，汉族，四川营山人，宣传统战部部长，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汶川水磨镇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