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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小琼的诗歌突出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跨国资本和全球市场经济对农民工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郑小琼的诗歌勇于正视这些影响，同时为中国农民工积极发声，其作品在此过程中展现出诗歌的力量。鉴于其主题关注与诗歌形式的广泛性，郑小琼的作品不适合被归类为“打工文学”。实际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郑小琼的诗更适合理解为“我们时代的音符”（《女工记》）。但是，在郑小琼看来，这个时代的音符必须包含农民工的声音与经验。对郑而言，书写农民工经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与美学关切及诗歌形式密不可分。她的诗歌体现了具有时代感的创新，和对社会、生态环境深切的责任感。
关健词：全球化;跨国资本;市场经济;农民工;诗意;生态环境
2000年至2010年间，富士康工厂发生的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它们却往往轻忽了工业化和全球化在中国所引发的嬗变。郑小琼的诗歌突出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跨国资本和全球市场对农民工的影响。对郑小琼而言，书写农民工经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与美学关切及诗歌形式密不可分。她还探索了以多种诗歌技巧表现农民工经验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语言的处理及诗句的分行排列实验。
中国的评论家们对她的诗歌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张清华撰写的《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歌》发人深省。文章指出，郑诗中独特的措辞及意象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不仅揭示出社会底层的边缘化生活，而且通过“铁的新美学”捕捉到时代的特征：
“原始根性的词语——‘铁’是一个代表和核心，这个汉字频繁地出现在郑小琼这里决不是偶然，作为冷硬的工业化生存的象征，作为流水线一般的生产程序的隐喻，作为与细弱的人性与肉体相对照的异化力量的化身……铁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是有着不寻常的美学意义的话，那么她为这时代提供的最具有隐喻的扩张意义的，就是这以‘铁’为关键词和标志的荒寒而冷硬的工業时代的新美学。”
张清华侧重于郑诗的美学意义，而龚浩敏则在其论文《走向一种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左派生态批评——“打工诗歌”的生态解读》中点明郑诗所体现的生态关怀。龚文讨论了打工诗歌的种种特征，而且认为这些特征表明打工诗人的身份意识塑造了他们“构想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打工诗人见证了无节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他们在城市中找不到归宿感，且往往将人类对自然的干预、破坏与自身经历相类比。譬如，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就是打工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张清华、龚浩敏对郑诗的深刻见解为我们理解其人其诗的某些重要特征提供了启示。然而，两位批评家都忽视了郑小琼所面对的其他相关问题，例如农民工的职业病，瓦解的家庭，“空心”的家乡，以及农民工对剥削的反抗。城市化及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常被人忽视，但郑小琼的诗歌勇于正视这些影响，同时为中国农民工积极发声。而我对郑诗的解读，意在凸显其作品在此过程中所展现的诗歌力量。但鉴于其主题关注与诗歌形式的广泛性，郑小琼的作品拒绝被归类为“打工文学”。实际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诗更适合理解为“我们时代的音符”（《女工记》）。但是，在郑小琼看来，这个时代的音符必须包含农民工的声音与经验。在《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等诗中，断裂的诗行、混乱的句法折射出农民工的流离的困境，以及他们那充满不确定性、破碎的生活。正如说话者在诗歌结尾所言，在试图救赎和夺回农民工的生活时，她只是“不可能沉静地/恬静地/寂静地写着诗歌……”因为“打工”这样的词语，“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的大地”（《人行天桥》）。
郑小琼尝试着寻找合适的语言来描绘农民工的经验、困境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诗歌生成一种独特的诗学，凸显出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是如何对其生理及心理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的，而上述两种环境又是在本土和全球的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社会、文化、自然等诸多因素彼此纠缠交错，引发了农民工现象，并在改变农民工生理、心理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提出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为我们理解郑诗的多重交互关系及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 阿莱莫将“跨躯体性”定义为“人体具身性，就其全部物质肉体性而言，所处的与‘自然’或‘环境’密不可分的时空”。她认为，“跨躯体性”——“跨越人体具身性和非人类自然的运动”——必然导致“丰富而复杂的分析模式，穿越物质与话语、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文本两两纠结缠绕的领域”（《跨躯体女性主义》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异质网络中，农民工的身体及其周围环境间的运动构成了郑小琼笔下农民工生活与困境的主要特征。
郑小琼的诗歌，例如《铁钉》《荔枝林》《钉》《铁》《工业时代》《肺》等，均暗示着工业环境的物质性已然穿透工人的身与心，影响着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铁钉》中，郑小琼采用了类比手法，将女工比作铁钉。
在炉中，她把自己熔铸成一颗铁钉
在墙上安置好她有些孤独和冷清的
下半生，主人在她的身上悬挂着
塑料袋，袋中的青菜，香葱，鸡蛋
油腻的肉块，她在缄默中接近生活
……
现在她被固定墙上，这更是不幸
但她从不怨恨，她满怀宽恕地接受
命运，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静
（《散落在机台上的诗》）
尽管化身为铁钉的女工没有发出任何怨言，但因诗中意象所蕴藏的多重意义，这首诗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描述。女工化为铁钉被钉在墙上，作为主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附庸，她过着无聊、孤独、绝望的生活，这与主人富裕而平淡的日常构成鲜明的对比。说话人饱含讽刺的语调所营造的距离感也批判性地揭示一个事实，即生活提供的选项极其有限，这无疑限制了女工的人生视野，令她们生活坎坷。因此，铁钉这一突出形象指向的是隐喻了农民工生存的艰难以及自身对生活的追求。 工业化、城市扩张和跨国资本带来的繁杂变化密密交织成网，而郑诗常常描写农民工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如何深陷于这张罗网之中不可自拔。《荔枝林》透过农民工的眼睛看到不断变化中的景观，包括城市化和环境破坏，反映同时也批判了被视同为繁荣、进步、西化的工业化所造成的驳杂影响。这条“还保留着/旧有时代的缓慢和忧伤”的河流被比作“病患者”，其病因与工业污染息息相关——它“油腻，黝黑，淤塞工业废物的腥臭”（《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就像罹患工业病的农民工一样，这条河由于工业污染而“病了”。二者所处的困境同为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转型的产物。虽然诗中描写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场景是地域性的，但它们与经济全球化盘互交错、纠缠不清，这一点在郑小琼其他诗作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在《铁》和《钉》中，郑小琼突出工人们被非人化的处境——他们已沦为一台台生产机器和利润机器的零部件。然而，与机器不同的是，无数的工人还遭受着种种折磨与困扰——疲惫不堪的身心、工业病、被侵权、思乡病以及身为廉价劳动力而深陷困境的虚无感和绝望感。正如郑小琼在《钉》中所指出的，即使“钉”，和“铁”一样，是“沉默的”，但诗中的“订单”“利润”“加班”“欠薪”“莫名的忧伤”和“职业病”都同时暗示并抗议着超越生产场所、超越国界的系统性剥削及环境不公（《郑小琼诗选》）。
因此，郑诗中的“跨躯体性”意味着“人体具身性与人类以外的世界之间的物质互连”（Alaimo，“Trans-Corporeal Feminisms”）等等。虽然《铁钉》《钉》等诗歌展示了“环境健康、环境正义和毒素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跨躯体性概念所凸显的关系（“Trans-Corporeal Feminisms”），但另一方面，诗中的隐喻和话语从心理层面及情感层面揭示了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而这些因素同样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散落在机台上的诗》这一作品集所收录的《工业时代》等诗歌中，本土与全球、工作环境与农民工职业病之间的隐含关联变得更加明显。在《工业时代》这首诗中，汇聚中国各地农民工的工厂是一个全球性的场所，机器、材料、产品均与世界各国紧密相连，而不同背景的农民工的生活也体现在他们使用的各种方言之中：
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
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
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
比利时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
在检测，俄罗斯被搬运工放入仓库，黑非洲
站于露天场的原料，智利的订单如它的国土
那样狭长，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旧，湘西话
更难听懂，福建的闽南话跟台湾人交谈
粤语的香港只是停靠站，如果我愿意
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
澳大利亚附近，伊拉克和美国紧靠着
以色列搬运到加勒比海众国中央
英国与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
在这个工业时代，我每天忙碌不停
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
（《散落在机台上的诗》）
阿莱莫明确提出，环境问题一直都“同时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既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既有实践性又有哲学性。尽管跨躯体性作为躯体与环境之间的转变极具本土性，但追踪有毒物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往往揭示出社会不公、法规松弛、环境退化构成的全球性网络”（“Bodily Natures”）。郑小琼恰恰在其诗歌中表现了这种揭示社会不公、环境退化构成全球性网络的“跨躯体性”。例如，在《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中，郑小琼指出农民工从内陆乡村到沿海工厂的迁移，并将工人失去的青春、健康与摆上美国某个货架的工厂产品相联系，揭露了本土—全球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农民工的影响。此外，她还将工厂中猛烈咳嗽的疲倦的农民工形象与油腻哭泣的寒溪及开发区被砍伐的荔枝树相并置（《女工记》）。诗歌中这些交错相连的指涉与意象暗示着女工的疲倦、疾病与全球市场出售的產品之间以及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环境破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这些纠葛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北方世界（指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却幸免于此类社会不公、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影响。
再则，郑诗还揭示了本土与全球之间颇为隐秘的关联性及其对农民工家庭和故乡的影响。《肺》一类的诗歌凸显出有毒环境对农民工的影响逐渐从个人和生产场所扩大到乡村这一事实。诗中农民工的“肺”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工构建的本土—全球网络以及“自然/文化网络中”“无产阶级的肺”。“自然/文化网络既像自然具有真实性，又像话语具有叙事性，更像社会具有集体性”（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qtd Alaimo Bodily Natures）。郑小琼在此诗中有效利用病“肺”这一形象作为拓展隐喻，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网络扩展至更大范围，揭示了农民工所遭遇的环境不公对工厂造成的不可操控的影响：
他缓慢而迟钝的沉闷呼吸间，被塞住的肺
在躯体里移动的电焊尘、铝尘、水泥尘……坚强而顽固揪着
他们柔嫩而脆弱的肺叶，像一颗铁钉插进了贫穷而低微的肉体
他带病的肺在工业时代中猛烈喘息，沉痛的激荡的
声音沿着他们的肉体上升，绞碎的细若烟头般明灭的希望
他们来自乡村的肺，清贫的庄稼地里的肺，或者一双两双
眺望着命运的肺，犯病的肺，腐烂的肺
职业的疾病的沉重更加压矮了乡村低矮的烟囱
他们失学的子女，或者在微小的焰火中停顿的茫然
她塞进灶堂里的湿柴，像父亲塞满尘的肺一样
……
我目睹的生活的尘肺：这在黄昏中日渐黯淡下去的一家
他们近乎干涸的生活沿着铅重的咳嗽声中升起 斑驳的如同背后砍伐开采完的山，裸露着疼痛与丑陋 （《人行天桥》）
尽管“尘肺”可以理解为“产业工人的肺”，从环境和生理的角度揭露出阶级压迫，但郑诗中揭示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力量产生的景观渗入到人体”（“Bodily Natures”）这一事实。她将工业粉尘渗入农民工肺部与农民工家庭的瓦解以及农村自然资源被掠夺、被破坏的现实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她将农民工的职业病以及被忽视的儿童们放置于社会及环境遭到更大破坏的背景之下，而这种破坏源于经济全球化、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其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就像诗中这位远离家人、正被工业病折磨而濒临死亡的父亲。
在进一步调查农民工所处的困境时，郑小琼又一次将农民工的劳动环境与全球化联系在一切;她认为中国农民工问题体现了彼此相互构成的北营（发达国家）和南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穿过工业区》和《零点，雨水》等诗中，郑小琼呼吁人们高度关注南营和北营之间不平等却又相互关联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道德、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例如，《穿过工业区》这首诗迂回婉转地邀请读者对“厂房，这些时代的巨轮”所取代的事物进行思考：“厂房”在“时代的风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城市豹子的歌声”振响，它们吞噬着“钢铁”，将其变为各种产品。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定义了“时代的风景”，但潜藏在其背后的是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等危机。中国的农民工既是本地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推动二者发展的引擎。随着此诗展开描写各种物料及产品从广东东莞的黄麻岭村工业区出发，抵达世界各国各大城市，这些产品就此而与当地“亚热带的树林”及其他草木花朵产生关联，而“外乡女工青春的温度”、农民工的乡愁也因此而与五洲四海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时代之铁之铜之金之塑胶之布匹……
在这里铸、镶、熔、剪、裁……定格成
生活需要的肌肉，丰满而有力的肌肉
带着这个村庄的体温，以及它亚热带的智慧
在车床、刨床、模具、注塑机、缝纫机上洗礼
剪短，成型，它们的尺寸、光亮反复的检验
……
它们印上“MADE IN CHINA”，沿着丝绸之路
或者郑和之洋出发，带着瓷的精致，绸的柔软
一个沿海村庄的激情，从流水线、机台出发
带着外乡女工青春的温度，一个搬运男工汗水的
热量，带着黄麻岭的阳光和雨水，抵达巴黎、伦敦
圣彼得堡、佛罗伦萨或者纽约、芝加哥，抵达黄种人
白种人，黑种人的衣、食、住、行、用或者娱乐 （《黄麻岭》）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这一历程已将无数的村庄变成工业区或“空心村”，而城市的无序扩张使农村人口流离失所，产生了新的流动劳动力，随之而来的是新身份、新主体性，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国女工身上。
但是，郑小琼为农民工创造的诗歌不仅仅是为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公提供见证，也不仅仅是描述了社会底层被剥削、被边缘化的悲惨命运。她常将农民工比作“铁”，而铁是缄默不语的，会被切割、敲击、熔化、锤打、重塑和利用，但她观察到物质的变形后受此启发，联想到农民工为反抗压迫、克服困难而发生的身心巨变。因此，她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变革性的“跨躯体性”，例如在《跪着的讨薪者》中，沉默的女工们勇敢地用身体表达抗议及反抗。而她的诗歌之所以达成这一效果，部分原因在于她摆脱了传统的诗歌形式，打乱了句法结构，如下文所示：
她们如同幽灵闪过 在车站
在机台 在工业区 在肮脏的出租房
她们薄薄的身体 像刀片 像白纸
像发丝 像空气 她们用手指切过
铁 胶片 塑胶……她们疲倦而麻木
……
她们成为被拧紧的螺丝 被切割的铁片
被压缩的塑料 被弯曲的铝线 被剪裁的布匹
……
如今 她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 锃亮的车辆 绿色的年桔
金燦灿的厂名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光亮
她们跪在厂门口 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血汗钱”
她们四个毫无惧色地跪在工厂门口（《女工记》）
尽管这些女工被保安拖走，但她们当众“乞讨”的表演是强有力的反抗之举，是要求公平待遇的叛逆之举，是反对不公正的抗议之举。女工们不仅地位下降，被贬低成“手指”“大腿”等身体部位，她们还受到规训，成为“电子厂的蚁穴”“玩具厂的蜂窝”这样高度统一的集体中的一员（《女工记》），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四个勇敢女工躯体所传达的挑战性特别令人振奋。工人们的身体与玩具厂散落到全球的物体之间的跨躯体运动促使被主宰、被凌虐的身体发生转变。正逐渐变成铁、塑料、拧紧的螺丝钉、高度统一的集体的女工们出人意料地利用自己身体进行抵抗，从而打破了农民工貌似井然有序以及被规训后俯首帖耳的行为。因此，中国作为全球剥削空间的出口产品制造厂已成为新形式的抵抗及抗议之空间。
郑小琼的诗歌奏响“我们时代的音符”，体现了诗人及其诗歌在社会参与中所承担的道德使命和审美使命。这些诗歌促使读者将“群体”和“权利”概念扩展为超越国界的社会正义、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同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既让人受益匪浅又令人深感不安。
原文刊于2014年“鹿特丹国际诗歌”网站，本文系修订版。另有一版本篇幅更长，内容略有增删，收录于Vidya Sarveswaran、Swarnalatha R.与Scott Slovic合辑文集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中，更名为“Scen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China： Zheng Xiaoqiong’s Poetic Agency”，即将由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集团旗下LexingtonBooks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0.
[2]Alaimo Stacy. “Trans-Corporeal Feminisms and the Ethnical Space of Nature，”Alaimo and Hekman. P.237–64.
[3]AlaimoStacy and Susan Hekman.eds. Material Feminism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8.
[4]Bruno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3.
[5]Gong Haomin. “Toward a New Leftist Ecocritic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Reading the ‘Poetry of Migrant Workers’ as Ecopoetry.” 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s. Ed. Ban Wang & Jie Lu.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139–57.
[6]ZhangQinghua. “Who Touches the Iron of the Age： On Zheng Xiaoqiong's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2 （Summer 2010）： 31–35.
[7]鄭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8]郑小琼：《黄麻岭》，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
[9]郑小琼：《人行天桥》，唐山出版社2009年版。
[10]郑小琼：《散落在机床上的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11]郑小琼：《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美国太平洋大学英美文学系;劳伦斯·梅里迪斯人文学科
译者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健词：全球化;跨国资本;市场经济;农民工;诗意;生态环境
2000年至2010年间，富士康工厂发生的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它们却往往轻忽了工业化和全球化在中国所引发的嬗变。郑小琼的诗歌突出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跨国资本和全球市场对农民工的影响。对郑小琼而言，书写农民工经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与美学关切及诗歌形式密不可分。她还探索了以多种诗歌技巧表现农民工经验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语言的处理及诗句的分行排列实验。
中国的评论家们对她的诗歌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张清华撰写的《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歌》发人深省。文章指出，郑诗中独特的措辞及意象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不仅揭示出社会底层的边缘化生活，而且通过“铁的新美学”捕捉到时代的特征：
“原始根性的词语——‘铁’是一个代表和核心，这个汉字频繁地出现在郑小琼这里决不是偶然，作为冷硬的工业化生存的象征，作为流水线一般的生产程序的隐喻，作为与细弱的人性与肉体相对照的异化力量的化身……铁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是有着不寻常的美学意义的话，那么她为这时代提供的最具有隐喻的扩张意义的，就是这以‘铁’为关键词和标志的荒寒而冷硬的工業时代的新美学。”
张清华侧重于郑诗的美学意义，而龚浩敏则在其论文《走向一种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左派生态批评——“打工诗歌”的生态解读》中点明郑诗所体现的生态关怀。龚文讨论了打工诗歌的种种特征，而且认为这些特征表明打工诗人的身份意识塑造了他们“构想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打工诗人见证了无节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他们在城市中找不到归宿感，且往往将人类对自然的干预、破坏与自身经历相类比。譬如，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就是打工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张清华、龚浩敏对郑诗的深刻见解为我们理解其人其诗的某些重要特征提供了启示。然而，两位批评家都忽视了郑小琼所面对的其他相关问题，例如农民工的职业病，瓦解的家庭，“空心”的家乡，以及农民工对剥削的反抗。城市化及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常被人忽视，但郑小琼的诗歌勇于正视这些影响，同时为中国农民工积极发声。而我对郑诗的解读，意在凸显其作品在此过程中所展现的诗歌力量。但鉴于其主题关注与诗歌形式的广泛性，郑小琼的作品拒绝被归类为“打工文学”。实际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诗更适合理解为“我们时代的音符”（《女工记》）。但是，在郑小琼看来，这个时代的音符必须包含农民工的声音与经验。在《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等诗中，断裂的诗行、混乱的句法折射出农民工的流离的困境，以及他们那充满不确定性、破碎的生活。正如说话者在诗歌结尾所言，在试图救赎和夺回农民工的生活时，她只是“不可能沉静地/恬静地/寂静地写着诗歌……”因为“打工”这样的词语，“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的大地”（《人行天桥》）。
郑小琼尝试着寻找合适的语言来描绘农民工的经验、困境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诗歌生成一种独特的诗学，凸显出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是如何对其生理及心理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的，而上述两种环境又是在本土和全球的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社会、文化、自然等诸多因素彼此纠缠交错，引发了农民工现象，并在改变农民工生理、心理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提出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为我们理解郑诗的多重交互关系及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 阿莱莫将“跨躯体性”定义为“人体具身性，就其全部物质肉体性而言，所处的与‘自然’或‘环境’密不可分的时空”。她认为，“跨躯体性”——“跨越人体具身性和非人类自然的运动”——必然导致“丰富而复杂的分析模式，穿越物质与话语、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文本两两纠结缠绕的领域”（《跨躯体女性主义》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异质网络中，农民工的身体及其周围环境间的运动构成了郑小琼笔下农民工生活与困境的主要特征。
郑小琼的诗歌，例如《铁钉》《荔枝林》《钉》《铁》《工业时代》《肺》等，均暗示着工业环境的物质性已然穿透工人的身与心，影响着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铁钉》中，郑小琼采用了类比手法，将女工比作铁钉。
在炉中，她把自己熔铸成一颗铁钉
在墙上安置好她有些孤独和冷清的
下半生，主人在她的身上悬挂着
塑料袋，袋中的青菜，香葱，鸡蛋
油腻的肉块，她在缄默中接近生活
……
现在她被固定墙上，这更是不幸
但她从不怨恨，她满怀宽恕地接受
命运，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静
（《散落在机台上的诗》）
尽管化身为铁钉的女工没有发出任何怨言，但因诗中意象所蕴藏的多重意义，这首诗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描述。女工化为铁钉被钉在墙上，作为主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附庸，她过着无聊、孤独、绝望的生活，这与主人富裕而平淡的日常构成鲜明的对比。说话人饱含讽刺的语调所营造的距离感也批判性地揭示一个事实，即生活提供的选项极其有限，这无疑限制了女工的人生视野，令她们生活坎坷。因此，铁钉这一突出形象指向的是隐喻了农民工生存的艰难以及自身对生活的追求。 工业化、城市扩张和跨国资本带来的繁杂变化密密交织成网，而郑诗常常描写农民工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如何深陷于这张罗网之中不可自拔。《荔枝林》透过农民工的眼睛看到不断变化中的景观，包括城市化和环境破坏，反映同时也批判了被视同为繁荣、进步、西化的工业化所造成的驳杂影响。这条“还保留着/旧有时代的缓慢和忧伤”的河流被比作“病患者”，其病因与工业污染息息相关——它“油腻，黝黑，淤塞工业废物的腥臭”（《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就像罹患工业病的农民工一样，这条河由于工业污染而“病了”。二者所处的困境同为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转型的产物。虽然诗中描写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场景是地域性的，但它们与经济全球化盘互交错、纠缠不清，这一点在郑小琼其他诗作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在《铁》和《钉》中，郑小琼突出工人们被非人化的处境——他们已沦为一台台生产机器和利润机器的零部件。然而，与机器不同的是，无数的工人还遭受着种种折磨与困扰——疲惫不堪的身心、工业病、被侵权、思乡病以及身为廉价劳动力而深陷困境的虚无感和绝望感。正如郑小琼在《钉》中所指出的，即使“钉”，和“铁”一样，是“沉默的”，但诗中的“订单”“利润”“加班”“欠薪”“莫名的忧伤”和“职业病”都同时暗示并抗议着超越生产场所、超越国界的系统性剥削及环境不公（《郑小琼诗选》）。
因此，郑诗中的“跨躯体性”意味着“人体具身性与人类以外的世界之间的物质互连”（Alaimo，“Trans-Corporeal Feminisms”）等等。虽然《铁钉》《钉》等诗歌展示了“环境健康、环境正义和毒素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跨躯体性概念所凸显的关系（“Trans-Corporeal Feminisms”），但另一方面，诗中的隐喻和话语从心理层面及情感层面揭示了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而这些因素同样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散落在机台上的诗》这一作品集所收录的《工业时代》等诗歌中，本土与全球、工作环境与农民工职业病之间的隐含关联变得更加明显。在《工业时代》这首诗中，汇聚中国各地农民工的工厂是一个全球性的场所，机器、材料、产品均与世界各国紧密相连，而不同背景的农民工的生活也体现在他们使用的各种方言之中：
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
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
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
比利时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
在检测，俄罗斯被搬运工放入仓库，黑非洲
站于露天场的原料，智利的订单如它的国土
那样狭长，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旧，湘西话
更难听懂，福建的闽南话跟台湾人交谈
粤语的香港只是停靠站，如果我愿意
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
澳大利亚附近，伊拉克和美国紧靠着
以色列搬运到加勒比海众国中央
英国与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
在这个工业时代，我每天忙碌不停
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
（《散落在机台上的诗》）
阿莱莫明确提出，环境问题一直都“同时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既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既有实践性又有哲学性。尽管跨躯体性作为躯体与环境之间的转变极具本土性，但追踪有毒物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往往揭示出社会不公、法规松弛、环境退化构成的全球性网络”（“Bodily Natures”）。郑小琼恰恰在其诗歌中表现了这种揭示社会不公、环境退化构成全球性网络的“跨躯体性”。例如，在《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中，郑小琼指出农民工从内陆乡村到沿海工厂的迁移，并将工人失去的青春、健康与摆上美国某个货架的工厂产品相联系，揭露了本土—全球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农民工的影响。此外，她还将工厂中猛烈咳嗽的疲倦的农民工形象与油腻哭泣的寒溪及开发区被砍伐的荔枝树相并置（《女工记》）。诗歌中这些交错相连的指涉与意象暗示着女工的疲倦、疾病与全球市场出售的產品之间以及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环境破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这些纠葛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北方世界（指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却幸免于此类社会不公、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影响。
再则，郑诗还揭示了本土与全球之间颇为隐秘的关联性及其对农民工家庭和故乡的影响。《肺》一类的诗歌凸显出有毒环境对农民工的影响逐渐从个人和生产场所扩大到乡村这一事实。诗中农民工的“肺”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工构建的本土—全球网络以及“自然/文化网络中”“无产阶级的肺”。“自然/文化网络既像自然具有真实性，又像话语具有叙事性，更像社会具有集体性”（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qtd Alaimo Bodily Natures）。郑小琼在此诗中有效利用病“肺”这一形象作为拓展隐喻，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网络扩展至更大范围，揭示了农民工所遭遇的环境不公对工厂造成的不可操控的影响：
他缓慢而迟钝的沉闷呼吸间，被塞住的肺
在躯体里移动的电焊尘、铝尘、水泥尘……坚强而顽固揪着
他们柔嫩而脆弱的肺叶，像一颗铁钉插进了贫穷而低微的肉体
他带病的肺在工业时代中猛烈喘息，沉痛的激荡的
声音沿着他们的肉体上升，绞碎的细若烟头般明灭的希望
他们来自乡村的肺，清贫的庄稼地里的肺，或者一双两双
眺望着命运的肺，犯病的肺，腐烂的肺
职业的疾病的沉重更加压矮了乡村低矮的烟囱
他们失学的子女，或者在微小的焰火中停顿的茫然
她塞进灶堂里的湿柴，像父亲塞满尘的肺一样
……
我目睹的生活的尘肺：这在黄昏中日渐黯淡下去的一家
他们近乎干涸的生活沿着铅重的咳嗽声中升起 斑驳的如同背后砍伐开采完的山，裸露着疼痛与丑陋 （《人行天桥》）
尽管“尘肺”可以理解为“产业工人的肺”，从环境和生理的角度揭露出阶级压迫，但郑诗中揭示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力量产生的景观渗入到人体”（“Bodily Natures”）这一事实。她将工业粉尘渗入农民工肺部与农民工家庭的瓦解以及农村自然资源被掠夺、被破坏的现实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她将农民工的职业病以及被忽视的儿童们放置于社会及环境遭到更大破坏的背景之下，而这种破坏源于经济全球化、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其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就像诗中这位远离家人、正被工业病折磨而濒临死亡的父亲。
在进一步调查农民工所处的困境时，郑小琼又一次将农民工的劳动环境与全球化联系在一切;她认为中国农民工问题体现了彼此相互构成的北营（发达国家）和南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穿过工业区》和《零点，雨水》等诗中，郑小琼呼吁人们高度关注南营和北营之间不平等却又相互关联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道德、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例如，《穿过工业区》这首诗迂回婉转地邀请读者对“厂房，这些时代的巨轮”所取代的事物进行思考：“厂房”在“时代的风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城市豹子的歌声”振响，它们吞噬着“钢铁”，将其变为各种产品。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定义了“时代的风景”，但潜藏在其背后的是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等危机。中国的农民工既是本地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推动二者发展的引擎。随着此诗展开描写各种物料及产品从广东东莞的黄麻岭村工业区出发，抵达世界各国各大城市，这些产品就此而与当地“亚热带的树林”及其他草木花朵产生关联，而“外乡女工青春的温度”、农民工的乡愁也因此而与五洲四海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时代之铁之铜之金之塑胶之布匹……
在这里铸、镶、熔、剪、裁……定格成
生活需要的肌肉，丰满而有力的肌肉
带着这个村庄的体温，以及它亚热带的智慧
在车床、刨床、模具、注塑机、缝纫机上洗礼
剪短，成型，它们的尺寸、光亮反复的检验
……
它们印上“MADE IN CHINA”，沿着丝绸之路
或者郑和之洋出发，带着瓷的精致，绸的柔软
一个沿海村庄的激情，从流水线、机台出发
带着外乡女工青春的温度，一个搬运男工汗水的
热量，带着黄麻岭的阳光和雨水，抵达巴黎、伦敦
圣彼得堡、佛罗伦萨或者纽约、芝加哥，抵达黄种人
白种人，黑种人的衣、食、住、行、用或者娱乐 （《黄麻岭》）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这一历程已将无数的村庄变成工业区或“空心村”，而城市的无序扩张使农村人口流离失所，产生了新的流动劳动力，随之而来的是新身份、新主体性，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国女工身上。
但是，郑小琼为农民工创造的诗歌不仅仅是为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公提供见证，也不仅仅是描述了社会底层被剥削、被边缘化的悲惨命运。她常将农民工比作“铁”，而铁是缄默不语的，会被切割、敲击、熔化、锤打、重塑和利用，但她观察到物质的变形后受此启发，联想到农民工为反抗压迫、克服困难而发生的身心巨变。因此，她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变革性的“跨躯体性”，例如在《跪着的讨薪者》中，沉默的女工们勇敢地用身体表达抗议及反抗。而她的诗歌之所以达成这一效果，部分原因在于她摆脱了传统的诗歌形式，打乱了句法结构，如下文所示：
她们如同幽灵闪过 在车站
在机台 在工业区 在肮脏的出租房
她们薄薄的身体 像刀片 像白纸
像发丝 像空气 她们用手指切过
铁 胶片 塑胶……她们疲倦而麻木
……
她们成为被拧紧的螺丝 被切割的铁片
被压缩的塑料 被弯曲的铝线 被剪裁的布匹
……
如今 她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 锃亮的车辆 绿色的年桔
金燦灿的厂名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光亮
她们跪在厂门口 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血汗钱”
她们四个毫无惧色地跪在工厂门口（《女工记》）
尽管这些女工被保安拖走，但她们当众“乞讨”的表演是强有力的反抗之举，是要求公平待遇的叛逆之举，是反对不公正的抗议之举。女工们不仅地位下降，被贬低成“手指”“大腿”等身体部位，她们还受到规训，成为“电子厂的蚁穴”“玩具厂的蜂窝”这样高度统一的集体中的一员（《女工记》），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四个勇敢女工躯体所传达的挑战性特别令人振奋。工人们的身体与玩具厂散落到全球的物体之间的跨躯体运动促使被主宰、被凌虐的身体发生转变。正逐渐变成铁、塑料、拧紧的螺丝钉、高度统一的集体的女工们出人意料地利用自己身体进行抵抗，从而打破了农民工貌似井然有序以及被规训后俯首帖耳的行为。因此，中国作为全球剥削空间的出口产品制造厂已成为新形式的抵抗及抗议之空间。
郑小琼的诗歌奏响“我们时代的音符”，体现了诗人及其诗歌在社会参与中所承担的道德使命和审美使命。这些诗歌促使读者将“群体”和“权利”概念扩展为超越国界的社会正义、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同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既让人受益匪浅又令人深感不安。
原文刊于2014年“鹿特丹国际诗歌”网站，本文系修订版。另有一版本篇幅更长，内容略有增删，收录于Vidya Sarveswaran、Swarnalatha R.与Scott Slovic合辑文集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中，更名为“Scen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China： Zheng Xiaoqiong’s Poetic Agency”，即将由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集团旗下LexingtonBooks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0.
[2]Alaimo Stacy. “Trans-Corporeal Feminisms and the Ethnical Space of Nature，”Alaimo and Hekman. P.237–64.
[3]AlaimoStacy and Susan Hekman.eds. Material Feminism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8.
[4]Bruno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3.
[5]Gong Haomin. “Toward a New Leftist Ecocritic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Reading the ‘Poetry of Migrant Workers’ as Ecopoetry.” 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s. Ed. Ban Wang & Jie Lu.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139–57.
[6]ZhangQinghua. “Who Touches the Iron of the Age： On Zheng Xiaoqiong's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1.2 （Summer 2010）： 31–35.
[7]鄭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8]郑小琼：《黄麻岭》，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
[9]郑小琼：《人行天桥》，唐山出版社2009年版。
[10]郑小琼：《散落在机床上的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11]郑小琼：《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美国太平洋大学英美文学系;劳伦斯·梅里迪斯人文学科
译者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