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岳英灵集》为什么不收杜甫诗，这确定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悬案。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声名卓著，与李白并称。但在杜甫生活的时代，他的诗名不彰，甚至被边缘化了。一个显著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河岳英灵集》几乎网罗开元、天宝之际重大诗人，独独遗漏了杜甫。
　　 首先想到的是，杜甫和编选者关系，这是从编者审美兴趣的角度切入的。《河岳英灵集》编选者是殷璠，他的工作自然可以归入私人行为。杜甫的诗歌不被选入，可能和编选者的编选目的、所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符。这一猜测在逻辑上最为合理，也最易为人们接受。但问题在于，已选的二十四位诗人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否排斥杜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这二十四位在成就上基本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其面貌和作品风格是多元的，显示出《河岳英灵集》编选者的高远见识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风格、创作倾向方面寻找原因，更不靠谱。这有同于校勘学中的理校，不得已方可用之，而且结论不是唯一的。还有，因为二十四位诗人不可能有共同的风格和创作倾向，而和杜甫诗风、取向毫不相干。
　　 主观的想象和推测无补于事情真相的揭示。有材料显示这与殷璠所处地域有关，换句话说，这与杜甫诗歌的传播相关。大历年间，樊晃（曾为润州刺史）曾经集杜甫二百九十首诗为《杜甫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简略地叙述了杜甫的基本生平，并且提到，杜甫有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一带流传，“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樊晃的话很清楚地说了当时杜甫诗在润州，也就是江南一带的流传情况。而《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殷璠正是丹阳（润州）人，他为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面占有杜甫诗歌材料，所见杜诗只是当年流传于江左的游戏之作，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因此杜诗失去了一次与《河岳英灵集》结缘的机会。这是今天在研究杜诗在当代传播、研究《河岳英灵集》作家群时，深深感到遗憾的事。
　　 杜甫在他生活的当时，其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在政治中心长安奔走十年也未寻找到好的政治出路，其日子颇为艰辛，一言难尽。据他自己说：“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也就是说，自己贫困潦倒，饥饿的时候就去睡觉，不去麻烦别人，衣服破了就破了，也不去缝补了。像自己这样一个腐儒穷愁饿死，早晚去为我通报死讯吧。可见，杜甫在当时诗名未显。可以说，困守长安十年，他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政治前途。
　　 值得注意的是，从《饮中八仙歌》也可以侧面了解到杜甫在长安时的心理状态。《饮中八仙歌》诗中描写了八个酒仙。第一个是贺知章。他在唐代名声很大，官做到秘书监，性情豪放，晚年行为放旷不拘检，自号“四明狂客”。据说李白在长安拜见他，他很高兴，“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中说他喝多了酒，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犹如乘船，醉眼昏花，跌入井中，甚至在井里睡着了。描写虽有夸张，估计离事实不远。第二个是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很受宠幸。所以他敢饮酒三斗去朝拜天子，也只有他贪酒才敢想改换封地到酒泉。第三个是李适之。他在天宝元年为左丞相，天宝五载被李林甫排挤罢去相位，在家与亲友会饮，并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甫“衔杯乐圣称避贤”就是化用其诗。接下来是崔宗之。他是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一位潇洒美少年，端起酒杯，白眼望天，有如玉树临风。第五个是苏晋，他一方面嗜酒，一方面斋戒坐禅，但在酒面前，他经不住诱惑：“醉中往往爱逃禅。”第六个是李白，这是诗中重点写到的人物，用了四句来刻画。一是因为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名声很大，后玄宗“赐金”让其“还山”，杜甫对李白印象最深，并将李白被逐美化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二是杜甫是诗人，对李白心存敬仰，故诗中盛赞：“李白斗酒诗百篇。”第七个是张旭。他以书法名世，故突出其醉书，他三杯入口后，便会脱帽露顶、乘兴挥毫。第八个是焦遂。他以雄辩称，乘着酒兴，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惊动四座。
　　 人们一般会认为杜甫在写八个朋友或熟人，其实不然，八仙和杜甫并不相干，八仙是杜甫仰慕的对象。以前人解此诗，皆因题有“饮中八仙”字，都以“酒”解之。程千帆先生《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一文，区分了作者和所描写对象在存在状态上的差异，这启发我们从另一角度去区分作者和饮中八仙的差异，即其所处地位不同，“饮中八仙”是高贵者，或出身名门，或地位尊贵，或擅长一技，或以貌压众。而作者地位低下，他以欣赏的态度描写高贵者的神采，以仰慕的态度赞美成功者的风姿。饮中八仙，各以其特有的风貌名震京师，可谓是“京城八杰”，各显神通。他们都是长安的名人，是名人的代表。杜甫只是借酒为线索，写出对名人的崇拜。全诗的视角是仰视，不是平视，也不是俯视。也可以说这首诗表达了杜甫自己的悲观情绪和失落感。
　　 真是不知身前身后事，想起杜甫心微凉。